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

○監本二十一史宋時止有十六史，今則並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鑒》，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於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跡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群拜紀。」此《三國誌?陳群傳》中事，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群耳。」不知紀群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又如《晉書?華譚傳》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齊王同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同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大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柵笑乎？《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屍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饋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金台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人謂之學祖，以供師生廩餼，余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六史》諸書地裡、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佈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群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舊日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泛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慢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梭序》：「紹興二年玄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好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讀宗廟，脾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匯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招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篡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幀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對，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力貼黃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粘附犢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札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裡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大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舊唐書?姚躊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自朱於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名日《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仿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入像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篡疏》，吳氏《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入而定字之門人倪氏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篡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外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謹《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問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大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西伯勘黎》謂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論。每傳之下系以經文及傳，《音釋》干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並《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夕外，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從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於不生不死人於涅，則楊氏之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於普度眾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傳浸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於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撣學之說耳。像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裡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人去。今傳於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葵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並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藉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捨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為有牿亡之者矣。唐仁卿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已『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革為善者心，孳孳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學，是以心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為心障與！」《論語》：「仁者安仁。」集註：「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捨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林文烙《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言林尚默，方游鄉序，為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雲。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工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低傳汪，殆不啻棄髦矣。由是學者悵悵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平？嗚呼！士之懷瑾握瑜，范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徽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人制舉業也。其徒龍溪、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人制舉業也。龍溪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人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援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以其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系傳曰：「真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為亡，從目從匕，入其所乘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真武」，玄冥改為「真冥」，玄挎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偵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