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中医的发展史是一个总结经验和利用现实科学成就去认识解释这些经验的历史，是巩固成就，纠正错误的实践——理论——实践上升史。 历史上研究中医的方法，有直观的和辩证的两种，两种方法都各自发现了一定的科学规律。 研究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对于研究学习整个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研究学习后人发展起来的理论和经验。 研究中医应该采用中医的、中西医结合的、西医的、现代科学的其他领域的不同方法进行研究，不应该肯定或否定一种方法。在采用不同方法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病理、生理、诊断、治疗的客观科学规律性。 中西医结合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我们的理想，这种结合应该逐步地结合，能结合多少就结合多少，不能结合的就不要强求凑合，什么时候形成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要在中西医和现代科学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不应采用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 正文 相似·联想·纠偏·辨证论治 某医云：朱老。你是著名的疑难病学家，请你谈一谈治疗疑难病上的经验。余云：疑难者何?时弊之未明者也。科学上有科学上的疑难，政治上有政治上的疑难，经济上有经济上的疑难，医学上有医学上的疑难，西医上有西医上的疑难，中医上有中医上的疑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细读科学上的科学发展史，经济上的经济发展史，革命上的革命发展史，医学上的医学发展史，西医上的西医发展史，中医上的中医发展史，不难看出任何科学发展中的疑难问题都有一个相似的规律，即时弊的潮流性。当这种时弊统治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就禁锢，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就疑难，就不能解决。而一旦这种时弊被认清，。被打破的时候，则与此有关的所有疑难均会变成小问题。例如：在科学的发展史上，当唯心主义的上帝统治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成了疑难，而当哥白尼等打破了这一禁区时，科学立刻取得了发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史上，当教条主义思想统治革命者时，革命即屡遭失败，而当**打破这一思想禁锢后，革命即取得了胜利；而当新的形势下的教条主义又统治人们时，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了失败，而当邓小平打破了这一思想禁锢时，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发展。在中国医学的发展史上，由于以《内经》为代表的理论指导的正确，加之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入国问俗，人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的盛行，所以使秦汉以前的医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是由于东汉以后，长期的思想禁锢，加之多数医家不去认真调查研究，盲目地使用汗、吐、下三法治疗疾病，结果严重地影响了中医的发展，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除大倡研究调查之风外，又以精辟的语言指出了盲目使用汗、吐、下的弊端，从而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宋以来长期思想的禁锢，又使中医落到新形势下经验主义的泥坑，从而又大大影响了中医的发展，为此刘完素提出了注意火，李东垣提出了注意脾胃，朱震亨提出了注意相火，并特别针对时弊，著成了《局方发挥》一书，除痛斥了时弊外，并提出了正确的应用《局方》的方法，从而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其后温病学派的出现，大肆针砭了温热病应用辛温药治疗的时弊，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那么当前中医界的时弊是什么呢?通过数十年来临床正反两方面的不断总结，认为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认为辨证论治是辨症状的论治方法和按病论治方法，而忽略脉象等的价值。2．认为发热(即体温高)的病都是热证，都必须用清热解毒，养阴清热，清热泻火的药进行治疗。3．认为西医所说的疑难病就是中医的疑难病，按照西医的思路方法套用在中医的治疗上。4．认为抓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可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注意夹杂着的复杂问题，更不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5．在治学上不严谨，不认真，常以想象和道听途说为根据去处理问题。6．教条主义泛滥，否认实事求是，不作调查研究，反而自以为是。 辨证论治是一个中医临证过程中的思想体系，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绝不是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和粗糙。当前中医界之所谓疑难病者，大多是时弊所成者，因此治疗疑难病时必须注意时弊。 尝治患者魏××，男，34岁。肺炎12天，持续高热不退，常在40℃～40．2℃之间浮动。遍用抗生素及中药无效。邀余诊治。审之发热呈寒热往来状，并见气短胸满，口苦咽干，烦乱不安，时或胸胁疼痛，舌苔白，脉弦滑数。余云：此少阳柴胡证也。治宜小柴胡汤加减为方。某医云：朱老。此病乃肺炎也，肺炎之疾诸医均云宜用麻杏石甘汤，并云此兼热毒也，宜加清热解毒之药治之，何独先生用小柴胡汤也?答曰：麻杏石甘汤者，仲景为汗出而喘无大热者设也，鞠通先生《温病条辨》虽对本方的应用有所发展，但仍没有脱离仲景之规范。今人见其麻黄定喘，石膏清热，列为肺炎之专方，虽在临床上常有取效者，然其不效者甚多，医者见其不效，囿于炎者热毒之禁锢，复加清热解毒之味以治之，岂不知诸种西药清热解毒不效，怎能用杯水之中药清热解毒者可效?此病之不效者正在于此种时弊之论所致也。余之所以用小柴胡者，因其证为少阳柴胡证，然其脉弦中兼有滑数，滑数之脉者痰热脉也，故处以柴胡28克，半夏10克，黄芩10克，瓜蒌30克，甘草10克，生姜3片，大枣7个。次日往诊。云：体温已降至36．8℃，且气短胸满，心烦口苦等症若失，并开始稍进饮食。三日后，诸证消失，出院。某医云：小柴胡汤者，治感冒之方也，先生何用其治肺炎乎?答曰：小柴胡汤者，仲景所创治疗热病之方也，并云：“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其并未说肺炎不可用也。今之炎证即热毒之说实乃想象与推理之见，不可胶粘于此也。 又如：患者郭××，男，32岁。肥厚性心肌病，完全性束支传导阻滞，右心衰竭。前后在青岛、济南、北京、上海等数家医院治疗8个多月不效。来电求余处方救救其生命，余根据所述证候处方治之，半月后，在数人护理下来并求诊。云：服用15剂，不但寸效不见，反见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加重。余细审脉证，思之：脉见濡弱，气短纳呆，咽干而有异物阻塞感，头晕而难于站立，且失眠心悸，与所用方剂应称合拍，其何故不效也?再询其服用其他中、西药否?答曰：此病如此之严重，中、西药均进耳。余云：中药处方前人特别强调配伍，其应君者为臣，臣者为佐尚且不效，今加大中、西药饵，何者为君?何者为臣?不知也。且夫俗语云：三个和尚无水吃，其怎能取效呢!余意应仅服此种中药，诸药均予停用耳。陪侍诸医云：不可也。我们西医治之尚且无效，岂可用中药单独治之!某医更声色俱厉地说：此乃重病，中、西医结合尚且无效，你们中医怎敢独治。然因患者及其家属屡屡体会应用前医诸法不效，见余所言甚为中肯，便云：停用其他药，试试可也。连续服药50剂，诸证消失，恢复工作。某医云：朱老，你为什么要求停用其他药物?答曰：当前一个很大的时弊是在中西医会诊过程中认为西药是治病的，中药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中药治的实际是西药的副作用，而很多中医不注意这一点。有些中医一听西医说是什么病，也想从中找一个恰当的治疗方药，岂不知不但没有治了病，反而增加了西药的毒副作用，这样下去怎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呢?余之所以要求停用其他任何中西药物，其目的是通过充分衡量疾病、药物之间的各方面关系，采用恰当的药物配伍方法，以取得应有的效果。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又如：曾治患者崔××，男，6岁。慢性扁桃体炎急性发作10天。医予抗生素大剂输液治疗7天，发热不减，又邀某医以中药大剂清热解毒养阴药配合治疗3天仍无功。审其体温38．9℃，咽喉疼痛，扁桃体肿大，上罩白色脓栓。舌苔白，脉虚大弦紧而数。余云：仲景谈辨证论治时云应脉证并治耳。此病脉象明明已露气阴两虚，岂可但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可取效，治宜补气养阴，予清暑益气汤两剂愈。某医云：朱老，你怎么想到用清暑益气汤治疗扁桃体炎?答曰：辨证论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知时弊，今之时弊者何?但见炎症即予清热解毒而忘记脉证并治耳。 又如患者李××，男，62岁。冠心病、心肌梗死，心房纤颤15天。医以西药治疗后气短稍减，但心房纤颤未见改善。邀余诊治。审其症见头晕目眩，心悸气短，胸满胸痛，心烦喜呕，脉弦数而时兼涩。余云：此证乃少阳柴胡证也，可予小柴胡汤治之。某医云：余在某次学术讲座时，曾听先生介绍过此方，然余用之不效也。患者听后云：不但无效，而且有很多副作用。余问：您用的什么药?答曰：有柴胡、银花、连翘、川芎、丹参、当归、葛根、生石膏、绛香、桃仁、红花、赤芍、郁金等。余听后云：余所用之柴胡汤乃仲景之小柴胡汤也。乃处：柴胡10克，半夏10克，黄芩10克，人参10克，生姜4片，大枣7枚，甘草10克，瓜蒌15克。服药2剂，诸证大减，其后心房纤颤果然消失。某医问：何前用柴胡汤不效，后用柴胡汤取效也?答曰：前医之方非小柴胡汤，后用之方乃柴胡汤也。此时弊之病也。有云某汤者问其何药组成，不知也，或只知其中的一二味药，此前医之所云柴胡汤者即想当然也。因此辨证论治时必须知时弊也。 正文 怎样学习和应用方剂 方剂是辨证论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方剂组成的好坏直接影响辨证论治过程中的治疗效果，所以历代医家都很重视方剂学的研究。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所载方剂很多，再加上近代医家和每个医生所组成的验方就多而更多了。所以记忆难，应用就更难了。怎么办?我开始时一背就背了5000多个，但是仍然感到很多没有背过，一用就更难了，不知用哪个好，久久难于开方。后来，经过分析、归纳、对比，一下子开朗了很多，5000多个方不过400多个方类，结果确实作到了方中有方、方中有药、药中有方。不但在临床上的用方严格了，而且疗效也提高了。那么我是怎么学习和应用方剂的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学习的方法 1．背过多数人认为有效的方剂。这些方剂不但要背过它的组成、功用、主治，而且要背过它们药物组成上的配伍方法、加减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作到举一反三地应用方剂。这些方剂从哪找?我的回答很简单：讲义、汤头歌诀中记载的即是多数人认为有效的方剂。 2．善于观察众多方剂间的总趋势。例如银翘散、越婢汤、升降散，尽管药物组成根本不同，但它们间的总趋势都是辛凉解表。麻黄汤、荆防败毒散、九味羌活汤尽管药物组成根本不同，但它们间的总趋势都是辛温解表。因此前者都是治疗风热外感的，后者都是治疗风寒外感的。 3．善于发现总趋势相同方剂中的特殊引经药。例如：独活寄生汤和三痹汤，从其总趋势来看，都是益气养血，祛风除湿，治疗风湿痹证的方剂。但是由于三痹汤多了黄芪的补气升阳，少了桑寄生的补腰肾，使其主要功用变成主治上半身，特别是肩臂风湿的方剂，而独活寄生汤则成了主治腰腿疼痛的方剂了。 4．善于发现相似方剂间的不同用药和药物间的用量比例。例如：黄连汤和半夏泻心汤，两个方剂除一味药不同外，其余药味全部相同，但就是这一味药的不同，使这两个总趋势相同，即都用于寒热夹杂证痞满、泄泻的方剂，变成了一个用于寒多热少证，一个用于热多寒少证。又如：桂枝汤和桂枝去芍药汤，两方仅差一味芍药，但却变成了桂枝汤调和营卫，桂枝去芍药汤温通心阳。 5．善于发现组成药物相似中的不同点。例如：不同方剂中采用了不同的化痰止咳药，如一者采用了百部、紫菀、杏仁，二者采用了贝母、前胡，我们分析时，就要善于区别它们间的相异点，并找出这些药物的特点。如紫菀不但降气化痰，并且止咳通络；百部止咳甚佳，而有润肺之功，但无化痰之力；杏仁重在降气止咳，而稍能定喘；贝母除热痰，稍有软坚之力；前胡既解表，又降气化痰。应区别使用。 6．注意发现方剂组成药物间的协同和制约。例如：用于止咳化痰的紫菀、冬花，两药相配，可使它们的定喘止咳作用增强；黄柏、知母相配，可使它们滋阴降火的作用增强；黄柏、砂仁相配，可明显提高砂仁的涩精作用。 二、应用方法 1．选择方剂要严格要求，绝不马虎从事。例如：证见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口苦咽干，脉弦的少阳证，就予小柴胡汤；厥阴头痛，干呕吐涎沫或呕吐者，就予吴茱萸汤，而不加减任何药物。 2．加减药味一定要严格。在这方面张仲景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例如：他在《伤寒论》中阐述小柴胡汤的适应证时，又明确指出：“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假若随心所欲地加减药物，常常失掉原方含义。例如：麻杏石甘汤是由麻黄、杏仁、石膏、甘草组成的方剂，其麻黄、石膏的用药比例为l：2，主用于热壅在肺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假若因为考虑是肺部炎症，而加大石膏用量，并增黄芩、黄连、黄柏、栀子、银花、连翘等清热解毒药，就不治肺，而成了清热解毒剂了。 3．选择用方时，一定要注意适其至所，不可太过不及。这里尤其注意的是药物的用量和归经问题，千万不可认为药量大就是好，因为有的药量过大反而过其病所而伤正，正如《素问》所说：“勿使过之伤其正也。”所以喻嘉言说：“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 4．加减药物时，一定要注意方中有方，药中有方。例如：真武汤由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等组成，主用于肾阳衰微，水气内停，症见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恶寒腹痛，下利，或肢体浮肿，与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目闰）动，振振欲擗地者。若去生姜，加人参，则名附子汤，用于寒湿内侵，身体骨节疼痛，恶寒肢冷，脉沉细无力者。若不去生姜，但加人参，则非但具有真武汤之功，并且兼有附子汤之效，就是说虽然仅仅加入了一个人参，但却具有了加人附子汤之意，所以也就具有了加入附子汤的功用主治。若在真武汤中加入一味肉桂，则具有了茯苓甘草汤的功用主治，即非但具有真武汤的功用，并且具有茯苓甘草汤治奔豚之功。 正文 问诊中存在的问题 在临床中，我们应该提倡严格准确的问诊内容，因为它是达到正确地进行辨证论治的基础。但是，由于以下的很多主、客观原因严重的影响着辨证论治的准确性。例如： 1．由于患者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柱，他的病情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所以每个家庭成员都很关心他的病情，因此家属常常以夸大病情的方法陈述病情。 2．由于患者在家庭中被认为是无足轻重或带来累赘的人，所以家属常常以掩盖病情或大事化小的说法陈述病情。 3．由于患者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势，某些人鉴于他的权势和地位可能对其前途的影响，唯恐将其病情说得太轻影响病情的发展，所以常常以夸大病情的方法陈述病情。 4．由于患者的权势已经衰落，某些人或者怕其连累自己而倒霉，或者认为正可落井下石，所以常常以掩盖病情或大事化小的方法陈述病情。 5．由于某些患者过度信任前医的诊断，所以他在主诉上尽量围绕着该种诊断进行陈述，有些患者甚至只说病名而不说症状，致使重要的病情被掩盖。 6．由于某些患者过度信任某些非医务工作者的言语，所以在他的主诉中尽量围绕着这些怀疑进行陈述，而对其他重要的情况不予陈述。7．由于患者不懂或缺乏医学上术语概念的准确含义，而却常常以医学上的概念进行阐述，致使病情的真实情况被掩盖。 8．患者治疗过程中应用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本应完整地进行说明，而某些医者或患者却因种种原因只对其中的几种进行宣扬，而对其他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却加以掩盖或不予陈述。 9．由于患者对我们的崇拜和敬仰，很希望能够得到信任医生的诊治，所以唯恐说出一些医生不愿听的话，所以常常掩盖一些病情加重或无效的陈述。 10．由于某些人士或某些医生对患者的影响，使患者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或贬低药物的真实疗效的陈述。 11．由于我们医者过度地以先人为主的主观性代替了客观性，所以对与我们不相一致的任何陈述往往加以忽视。 所有这些都是影响问诊中准确性的大敌，因此必须加以克服。 为要克服影响问诊准确性的诸多因素，我认为可采用以下方法： 1．尽量以主诉代替代诉，对主诉与代诉不相一致的病情陈述要以主诉为主。 2．对于以病名代替症状表现的陈述，不管是主诉或代诉，都应以症状表现的陈述为主，以企通过询问发现问题。 3．对于涉及到的治疗过程与用药的陈述，一定要认真具体，对于所述药物与实际情况无关，而某些医生或患者认为有关的情况，一定要进一步追询其用药的全部情况。 4．对于涉及治疗中的某些方剂的问题，一定要亲自看看其是否用的该方药，以免以错误的事实作根据进行辨证论治。 正文 中西药并用与药物七情 在与一些医者、患者，甚至政策的决定者的交谈中，经常遇见一些这样的意见。说：“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岂不更好!”“中药好，西药好，中西药并用岂不更好!”又说：“为什么一些西医，一些中医，就是那么顽固?为什么一些老中医就是那么保守，坚持什么纯中医中药治病?”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他们立刻就说：“我们知道你是坚持中医治病的。”有的甚至说：“你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的，你是学了很多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你可千万不要象过去的老中医那样不开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中医那一套。”我说：“科学不科学不是靠嘴说其是不是科学，而是靠其符不符合事实，靠其符不符合实践。我认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而无其他。”至于中药好，西药好，中药西药并用是否更好；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一块儿治某个病是否更好的问题，我看还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为好。 例如：患者胡××，男，36岁。突然胸脘满痛，呼吸困难，心悸汗出，头晕。医诊冠心病。急以西医西药抢救，两日后，不见明显改善。邀余会诊。察脉弦紧数促并见，舌苔白。综合脉证，诊为寒饮中阻，心阳不振，肝木失达。为拟疏肝理气，温阳化饮。处以：柴胡10克，半夏10克，黄芩10克，人参10克，甘草6克，干姜4克，大枣5枚，苍术10克，厚朴10克，肉桂10克，陈皮10克，茯苓10克。昼夜兼进2剂，效果不著。患者家属问：“每次患者服用西药之后均感症状加剧，是否可暂停西药?”答曰：“过去曾遇一例患者停用西药后症状很快消失，你们不妨试一试。”患者果遵余意服药3剂，症状也果然大部消失。此时主管医生得知患者停用西药立刻勃然大怒。曰：“你们为什么竟然停用治病的药，中药又不治病，出现危险谁负责。”患者及其家属虽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又觉得医生是好意，于是采用了既服西药，又服中药的方法治疗。两日后，诸证非但不减，反见加剧。于是患者又偷偷地停用了各种西药，15日后，诸证果然全部消失。若从这一例看，就不能说中药，西药并用就更好。 又如：一郭姓患者，男，56岁。双眼色素膜炎5年。左眼已基本失明，右眼在1米内可看见手动。邀余会诊。察其脉弦大紧数，舌苔薄白。综合脉证，诊为气阴俱虚，治以补气养阴。东垣清暑益气汤加减为方。服药7剂，不见改善。余云“中药应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配伍中的七情理论，这一理论要求除单味者外，还应注意配伍中的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反、相畏。既然我在开此方时考虑到了种种配伍中的关系，那么再加西药、中成药于其中将会形成什么结果呢?不知道。因此我的意见是暂时停用任何中、西药物。”服药10剂后，失明之左眼在1米内竟然可以睹见手指晃动，右眼较前视物明显清楚。然因患者及他医多次规劝，又加用中、西药饵一周，诸证又剧，不得不再次停用其他中、西诸药。果愈。其后郭姓患者屡屡介绍患者来诊，且每每嘱咐云：“千万不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以免使疗效降低。” 又如患者郑××系一偏僻山区农妇。一月前发现腹满胀痛，上腹有一肿物如手掌大，纳呆食减，身体日瘦。凑集钱物来并治疗。经某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要求其住院治疗，然因其无力支付任何费用，不得不转请余开具中药处方试治。二年七个月后，其夫又携其来门诊治疗。云：“服药两年，药进300余剂，症状全失，乃停药观察近7个月，近又感腹满纳呆，恐为反复，请再开方。”余问：“两年之内可曾服用其他任何药物?”答曰：“因家贫无力诊病，非但未用任何西药，即如中药亦未连续应用耳。”再询其与其同来的几个肝癌患者尚在否?答曰：“他们几个的家庭条件均较好，在你开具中药后均住人某院，且都于三个月左右故去了。”余思之：“条件好的死了，条件差的活着，为什么呢?”再察门诊久治的几个膀胱癌、肺癌、前列腺癌、皮肤癌患者，大都经济条件较差，且紧紧抱着中药不放，而其他条件优越者，均已早离人世。其故何也?中、西药合用不对乎?条件优越即早逝乎?恐非也。于是我在临床中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观察。 在与一些医者、药者，甚至是政策的决定者的交谈中，经常遇见一些人谈起如何才能科技兴国和如何才能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发展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医中药是我们的国宝，应该利用，应该发展。也有人认为中医中药虽是我国医药卫生界存在的客观现象，但它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譬如中医、中药的科研成果和新药发展虽然很多，但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很少有推广开的。还有人说我省自成立药品评审委员会以来，通过的准字号、健字号新药不下数十种，可是真正站住了脚，并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却仅有几个品种，而你发明的几个品种都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且日益扩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即当前我们中医的几乎所有科研成果，新药研制的临床基础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在既用大量西药，又用大量中药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且西药、中药的种类常常不够固定。及至研究成功以后，又不说明附加条件，所以推广应用寸，一旦患者、医者单独应用此法、此药，或配合其他药物治疗疾病时常常无效或获得不到研究者所取得的效果。至于我所发明的新药宝宝一贴灵、肾康灵胶囊为什么能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绝对地遵守了科学研究的规则，绝对地遵守了中医理论的严肃性。我记得在50年前家父与家兄的一次谈话中，家父谈到他通过20多年研究发现应用贴脐法治疗小儿秋委腹泻的问题，家父认为这种方法对秋季腹泻有卓越的疗效，家兄认为效果不好，当时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其后数天家兄突然告诉家父说你说得完全对。事后我问家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我说不效的病例都用着别的药，今天我说有效的病例是仅用着这一种贴脐膏。”这事虽小，但却对我的临床、科研的作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在临床处方上绝对不随便加减一味药，绝对不随便增减每味药的一点用量，绝对不随便改变服药的时间与节律，绝对不随便嘱咐病人改变一点生活习惯，绝对不随便让患者应用任何治疗性或非治疗性的西药与中药成药，即使人们认为的具有较好疗效的药物。如果加用必须进行严格的、认真的观察，找出它们之间终究是有协同，还是拮抗作用。至于肾康灵胶囊为什么会研制成功，其重要问题是我注意了这一点。 《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药有阴阳配合，子女兄弟。”又说：“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中药与中药之间配伍应用尚有七情合和之利与害，中、西药之间合和岂能无有，今之临床研究成果与新药发明之所以不能推广者，恐亦在斯耳。 正文 中医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 最近一些年来，一些中医界的同道问我：“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写出著作，并连续创造出能够经受住临床检验的新药的?”经过考虑，其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恰妥与否，请大家研究。 我们是中医药研究院，也就是名符其实的中医研究机构。中医研究机构，顾名思义，一是搞中医的，二是搞研究的。所谓研究，《联绵字典》称为“研臃穷究也。”《辞源》称之为穷究事理。”《辞海》称之为“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冀获得一正确结果者，谓之研究。”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探求，追求。其二是发现新的正确的事理和结果。我们搞研究的，就得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是穷究事理者，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并获得正确结果者，而绝不是应声虫，人云亦云者。我们是搞中医研究的，我们就应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中医研究，是穷究中医事理的，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并获得中医的正确结果的，而绝不是已知理沦的简单的应声虫，人云亦云者。 宇宙是无限的、连续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破碎的，因此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是搞研究工作的，是搞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是守旧的。 有人说过去的就是落后的，就是不科学的，现在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①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②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螺旋式上升的事实。③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世界地区科学发展不平衡和多源性的事实。 中国医药学是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一门科学。中国医药学是在吸收古代哲学、古代天文学、古代数学、古代植物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地吸收东方文化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处处时时包括着东方文化的成就。近百年来，随着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传人，西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经常不断地与东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发生着碰撞，并同时与由东方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医药学发生着矛盾，甚至提出如何对待中医，研究中医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民国年间的余云岫氏，他主张完全按照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认为凡是不符合当时西医水平的中医理论，中医方法，都是谬误的，应当废除。可是他们忘记了西医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发展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一客观事实，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鉴于应用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的不断碰壁，纷纷提出了应用多学科研究中医的问题，认为中医的那些理论与现代科学中的控制论、系统论相同，甚至有的提出中医早就有了控制论、系统沦。这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解释中医理论中的与现代科学相同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科学中某些理论的局限性，又常常使我们否定实质是科学的中医内容，甚至将中医引入歧途。部分医家鉴于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缺点，纷纷提出按照传统的方法研究中医的意见，认为按照中医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很多优点，但在中医如何走向世界上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还是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好。那么到底以什么方法为好呢?我认为： 必须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采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方法，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数千年的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提出都是从无到有的。无就是原来没有，没有怎么相同于有呢?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最好不要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和什么什么相同上下功夫，当然我们在具体研究上并不排斥借鉴；科学的任何方法和思路，正如我们中医学的发展中不断地借助于任何科学的成就，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一样，但是我们绝不可囿于任何理论而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哪些具体方法去研究呢?我认为： 1．首先的方法是我们对我们的每一个具体实践都归于有目的实践。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绝不可随心所欲地开一个方，一个药，一个用量，一个比例关系，一个用药剂型，一个用药方法，遇有复诊时，我们绝不可改变一个法，一个方，或加一个药，或减一个药，或加一个药的用量，或减一个药的用量。有人说，遇有危重病不用西药能行?不用西药保驾能行?我认为这句话不值一驳。因为西药、西医的办法既已达到了顶峰，那再研究有什么用呢?如果承认西医方法没有达到顶峰，不是绝对地有把握，那怎么谈得上保驾呢?我们是搞研究的，是创造较好的新方法、新理论的，同时我们是搞中医的，是创造中医新方法，新理论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想尽了方法没有，然后再考虑我们研究了没有。 2．必须随时随地地注意发现一切可注意的苗头。在这里尤其要善于抓住与常法不同的理论、方法，而又在事实上证明有效的理论与方法不放。在注意抓苗头的时候，切忌要避免成见，避免凡是不符合某些名家观点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任何想法，切忌随便扣迷信的、非科学的帽子，一切都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衡量。 3．要随时随地注意对苗头的追根究底。苗头是不是苗头，苗头能不能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是只看到苗头所不够的，历史上的很多科学家、发明家的例子说明，很多发现苗头的人并没有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而承认这是苗头，并追根究底的人才成为了科学家，发明家。所以我们研究中医的就是善于追根究底，找出苗头问题的机制，并使其形成成果。 4．要随时随地慎重对待追根究底过程中的每一个失败。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成功者而言的，不是对失败者而言的。因为成功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一定阶段，一定时间内，虽然失败了，但他会通过对失败的不断地总结、归纳，找出每个环节、每个阶段所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把他作为前进的动力，并成为成功的催化剂。而失败者则不然，他们往往把苗头看得很大，甚至把苗头看成胜利的成果，当遇到实际困难时，或者立刻产生急躁情绪，或者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这种情绪是我们研究者的大敌，尤其应该克月艮。 5.善于吸收各种学科合理的内核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有效方法。我们的先人吸收了古代科学合理的内核创造并发展了中国医学系统的，完整的中医药理论和方法，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核，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合理的内核，创造了列宁主义学说，**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理内核创造了**思想，邓小平吸收了**思想的合理内核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在创造新的理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成就的合理内核，善于吸收群众一切合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成绩，并要随时随地注意将各科理论，各种实践引发出的灵感给予记载、归纳，并上升为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发明出新的方法来。 正文 药物应用中的时间与节律 小女朱彦欣医生跟我说：“我跟您学习了多年，一直糊里糊涂，有的方剂我亲眼看到您用的疗效很好，可是我一用到临床却不好，有的甚至无效。这是为什么呢?是我用的脉证不对吗?不是。在这方面我反复问过您，也在临床上反复追问过他们出现的每一个症状，并仔细检查过他们的脉象和舌象。是我用药有加减，用量有改变吗?也不是。因为我用的方完全是学习您的，用的药味和用量及其用量比例完全与您一样，可就是效果不一样，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清楚，及至我注意了您告诉患者的服药时间与节律时，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一陈姓患者。急性扁桃体炎，咽喉肿痛，且已化脓，高热一直不退。开始用青霉素治疗效果不好，改用升降散加减方后，虽然较青霉素为好，但7天以后才获得了痊愈。前几天，陈姓患者又患急性扁桃体炎，其症状比上次还严重，但这次采用了您向患者嘱咐的6小时1次，昼夜连进两剂的方法，结果次日即症状全部消失。又如用肾康灵胶囊治肾病，我见您用的效果很好，但我用起来则不如您的效果好，及至也采用了您所嘱咐的空腹服后，果然效果明显增加。”我说：“《素问·至真要大论》在阐述治疗问题时，除强调了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之外，还强调了①五味阴阳之用要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昧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耍或坚，以所利而行之。，②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③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神农本草经》在指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时，还强调指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伤寒论》在桂枝汤的服用方法上指出：眼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染染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在桂枝二麻黄一汤的服用方法上指出：温服一升，日再服。，在五苓散的服法上指出：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在桃仁承气汤的服法上指出：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在抵当汤的服法上指出：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更服。’在抵当丸的服法上指出：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啐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在桂枝甘草汤的服法上指出：顿服。’在黄连汤的服法上指出：昼三，夜二。，在十枣汤的服法上指出：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在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服法上指出：分温三服，半日服尽。’在黄芩汤的服法上指出：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金匮要略》在蜀漆散服法上指出：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在皂角丸方的服法上指出：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如此等等。总之，从原则上看，如果仅仅注意了治则，而不注意方法中细节问题，也往往不能取得优良的疗效，因此我们临床工作者不但要注意大，而且要注意小。” 正文 中药的疗效是快，还是慢? 中药的疗效是快?还是慢?对于这个问题我曾与很多同道进行过交谈。在一次畅谈中，某个医生说：“有人说中药的疗效慢，副作用小，西药的疗效快，副作用大，所以治疗急性病、危重病时应尽量用西药，慢性病再用中药。”又说：“在我开始看到你们宝宝一贴灵的研究报告中有4小时即可见效的说明时，我非常怀疑。因为我认为中药不可能那么见效快，更何况它是一个外用药呢?及至临床一应用，却屡屡发现患者反映：有的贴后3—4分钟即腹痛泄泻消失，有的一贴上即腹痛缓解，有的一贴上即上车旅行而不晕车。才使我发现我的认识有偏见，有成见，有错误。通过这一事实的教育，使我不得不修正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得不重新研究中药疗效发挥的时间问题。通过多年的研究逐步发现中药对某些证候不但作用快，而且副作用少。这个快，有的竟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我看古人说的覆杯而愈一点也不夸张，这完全是客观的，现实的描述。”我说：“你的观察是科学的，是实事求是的。对于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在中医界是件大事，而且在中、西医合作上也是件大事。因为：①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中医、中药能不能参加急性病、危重病的抢救，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抢救危急重病时能不能当主角。②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直接关系到应用中药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价，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治疗疾病时中药作用有无的认识。③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对所用中药副作用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在中、西医合作治疗中，中药副作用的评价。④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中药配伍中的相反、相须、相畏、相使，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治疗疾病时的药物协同、拮抗作用的评价。⑤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对辨证论治中正确与错误的评价，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治疗中中药应用得正确与错误的认识。⑥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所用中药剂型正确与错误的评价，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治疗疾病时，应用中药剂型恰当与否的认识。⑦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对中药给药方法、给药时间正确与错误的认识，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治疗疾病时给药方法、给药时间正确与错误的评价。⑧对中药疗效快、慢的认识，不但关系到对所用中药给药途径正确与错误的认识，而且关系到中、西医合作治疗疾病时，对中药给药途径正确与错误的评价等等。 对于中医、中药能不能直接参加治疗急性病和抢救危重病的问题，早已通过中医药的数千年发展史得到了证明。对于中、西医合作治疗过程中中医药能不能当主角的问题，这在近目年来的医疗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不但是可以的，而且很多是恰当的。 对于中医、中药疗效评价的问题，虽然已经通过历史画正了句号，但是由于中、西医的学术观点不同，某些西医对中药疗效的认识仍然存在着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的观点。这种观点固然与他们的学术观点和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非科学态度有关，也与我们中医不够了解什么中药可以多长时间出现疗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改善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想正确评价中药的疗效，必须深刻了解什么中药多长时间出现疗效，出现什么样的疗效。通过临床观察发现中药出现疗效大致有以下几种规律：①局部用药出现的作用快，内服药出现的作用慢。其中局部用药疗效快者可见用药后的一刹那间即症状缓解，而内服药则需15分钟至4个小时才能出现疗效。②辛散药用药后出现的作用快，苦降药次之，甘缓药作用最慢。其中卒散药内服大致在30分钟至1个小时即可症状缓解；苦降药则需30分钟至2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才出现效果；甘缓药常常1小时以上，甚至24小时后才出现效果。③表证用药后疗效出现的作用快，里证用药后疗效出现的作用缓。其中快者常常在2—8个小时，慢者则需8—48个小时。④虚证用药后疗效出现的作用慢，实证用药后疗效出现的作用快。其中实证快者15分钟至2个小时，虚证慢者约在4—48个小时，甚至以上。⑤寒证用药后药效出现的作用快，热证用药后疗效出现的作用慢。其中快者仅需几分钟，甚者1小时；慢者则需40分钟至48小时方才有效。⑥气分证用药后疗效出现得快，血分证用药后疗效出现得慢，其中快者十几分钟即可见效，而血分证则必须40分钟以上方可有效。⑦亡阳证用药后疗效出现得快，亡阴证用药后疗效出现得慢，其中快者约需十几分钟，甚者1个小时；慢者则需40分钟，甚者2个小时至4个小时。 对于中药有无毒副作用的问题，在当前来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即使有也只能说很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药不但有的有毒性，而且有的有严重副作用。我本人同意后一种观点。但如何评价每味中药的毒副作用，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临床观察，大多：①胃肠道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的一瞬间至l—2小时左右。②心悸心慌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30分钟至l小时左右。③头晕，四肢麻木的毒副反应出现于1个小时左右。④大汗不止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1小时左右。⑤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l—2小时，甚至3—4小时以后。⑥烦躁狂乱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1小时以后，甚至更长。⑦荨麻疹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4—12小时，甚至48小时以后。⑧鼻衄、斑疹的毒副反应出现于用药后1—2小时，甚至48小时以后。反之，若不是在此时间内出现的毒副反应，则应考虑是不是中药引起的。 对于中、西药联合应用中的协同和拮抗的认识，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要想了解它们的联合作用，必须首先清楚的认识中药、西药单独应用时的疗效发挥时间，而单独应用时的疗效发挥时间我们常常是不清楚的，所以对联合应用后的药效发挥时间就很难分析清楚其是发生了拮抗或协同，但是只要我们善于观察，认真观察，还是可以知道的。 对于辨证论治的认识，绝大多数医家认为它是中医的精髓。但是怎么衡量辨证论治中的正确与错误，则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反正是中药都疗效慢，因此不能在短期内说明其是有效，还是无效，只要继续服药就是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病，不同的证，不同的药，在用药出现的药效作用时间是不同的，如果在应该出现药效作用的时间内没有出现应有的疗效，那么就应该说明该种辨证的认识是错误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继续根据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处理。 对于中药剂型与疗效快慢的认识，前人早有汤者，荡也；丸者，缓也的论述。对于用药途径的搐鼻催嚏的不同用药途径疗效的评价，前人也有一定的论述，这些问题均需在临床上认真地总结经验。 以上这些意见仅是我数十年经验的初步总结，正确与否，还需同道们在实践中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