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易得

前几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才。 现在时世大不同了，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说“美人”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小百姓，不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老鸨婆哭火坑，就没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去的。虽然，这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1933，4，24。 “儿时” 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 1933，9，28。 中国文与中国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10月25日 荒漠里 1923年之中国文学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俞平伯先生说，到过洋鬼子那里去的人回到礼教之邦来，便觉得葬身荒漠里似的；那里有精神生活！“物质臭”熏天的西方反而是艺术世界，你道奇不奇？那里……那里亿万重压迫之下的工会里，尚且有自己的俱乐部，有文学晚会；工人出厂洗洗油手，带上领带便上剧院去。何况……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一片黄沉沉暗淡的颜色，——不要鲜丽，不要响亮，不要呼吸，不要生活。霞影里的蜃楼，是我孤独凄凉的旅客之唯一的安慰。然而他解不得渴，在沙漠里水草是奇珍，我那里去取水呢？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鲁迅先生虽然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虽然，虽然，我走着不敢说疲乏，我忍着不敢说饥渴；且沉心静气的听，听荒漠里的天籁；且凝神壹志的看，看荒漠里的云影。前进，前进！云影里的太阳，可以定我的方向；天籁里的声音，可以测我的行程。（小叙） 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反而是圣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着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黄赤白黑的旗帜，招展在市僧的门庭。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民族国家运动”在西欧和俄国都曾有民族文学的先声，他是民族统一的精神所寄。“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请看： “他们将如何？……他们欺侮我如狼欺侮一只小羊一样。”或者——“本来，为这件，我和他们大伤情感。”她……说。 “为这件”三个字，中国的人，尤其是说白话的人，向来不这样说。那“狼和羊”的一句，我念着都不能顺口；我若要背诵他，一定比《大学》《中庸》难万倍，不用说顺口说出来了。我似乎是个中国人，并且念了书的，尚且如此。我当初想这样的句子大概不是中国活人说的，然而那两句却偏偏括在引号“”里。呵！我明白了：这是翻译过来的。那里有丝毫现实性和民族性？ 小说里的“引语”至少要贴切说话的人，何况简直不成“话”。——难怪“四五”年来的努力枉然抛弃：说鼓书，唱滩簧，廉价的旧小说，冒牌的新小说——他们的思想虽旧，他们的话却是中国话，听来流利——仍旧占断着群众的“读者社会”。文学的革命政府呵，可怜你号令不出都门。这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期：不是伪古典主义，而是外古典主义。你什么时候走？我必定备盛筵替你送行。（外古典主义） 我们应当说爱是人的； 我们可以说爱是兽的； 我们不能说爱是神的。 俞平伯 现在虽则有许许多多无聊的爱诗：“东君”变成了“安琪儿”，“弓鞋影”变成了“接吻痕”，花花絮絮蜂蜂蝶蝶依旧是飞着，不过稍稍练习了些La valse（转旋舞）；飞舞时带些洋气罢了；——可是我们应当承认近年来散文和小诗都与小说不同，已经开始锻炼中国之现代的文言。譬如朱自清先生的《毁灭》…… 我们且专谈诗的内容——那诗的技术，本来不是我们不做诗的文学评论者所谈得的；像徐志摩先生，他能用中国话译曼殊斐儿，他自然就能长吟“幻想”；——我们且不要献丑，只略谈谈诗的内容——爱。爱真正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爱若是神的，便是说谎。禽兽之邦里的女鬼子往往说：“人难道是感情的主人！”就这一句话断送了一切法律道德宗教。她为的是不肯说谎。诗（Poésie）里强烈的个性，虽不能次次战胜，然而就使失败也有光荣。有这种个性，悱恻忠恕之苦心才能自见；若是心存着名教，自己对于爱感说谎，便应当说爱是神圣的，——其实是计较心，那里还有爱！“老实些罢！” 可是，老实要自己老实，不要替人家老实。 《创造周报》的滕固先生有一篇小说《乡愁》，真正说老实话：“L夫人因为恋爱者的死而另嫁了；可是她的恋爱者竟没有死，是故意拍的假电，为了成全她和L先生的好事；她发觉了……怎么办呢？”滕固先生的艺术很好，也没有“外古典主义”，就这“L”一个字母（我想外国文的N城，尚且应当译成某城，何况中国人的姓，然而一个字是小事）。虽然……外表虽然没有“外古典主义”，内容却有些嫌疑。 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这样空阔冷寂的荒漠里，这许多奋发热烈的群众，正等着普通的文字工具和情感的导师，然而文学家却只……（爱的诗意） 劳作之声还远着呢。 现在正是“黄金”时代，有黄金便有甜吻；那手足胼胝的蠢人，那里在诗人眼里！黄金时代开始，人格赖黄金而解放，恋爱赖黄金而自由，礼教赖黄金而摧残——黄金自己要制礼作乐。汗血虽然“漂杵”，诗人却立在杵上，正在乘长风破万里浪。可是世界的……可是挣扎在汗血里的人，也许有呼号之声。譬如《涴漫的狱中日记》（《文学周报》）： “我们之后还有不少人呢；不说现时的工人多不过，国内此后将要做工人的人更不知道几万万…杀得净么？”……我们的同事，我似乎看见他们眼睛里……面色白得……白得可以显出我们这几万人的心，几万人的力量。 可是他说：“这张纸还是1923年（2月7日）的，距今已有三千零六年，是一篇狱中日记的一页；单是这一个‘狱’字就很费考据……”是不是？还是离得现实很远，很古了。他的文笔也有些“外古典主义”，浅薄，浅薄！ 劳工的诗人，你们问瞿秋白讨债去：为什么他做的题目如此，却写得那样难懂？“胫可断，肢可裂，”——又何尝不是诗呢？只是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受尽了各方面的压迫，真正是“穷党”那里谈得起文化的……（黄金时代） 徐玉诺先生《问鞋匠》道：“鞋匠鞋匠，你忙甚？——现代地上满满都是刺，我将造下铁底鞋。鞋匠鞋匠，你愁甚？——现代地上满是泥，我将造出水上鞋。鞋匠鞋匠，你哭甚？——世界满满尽是疽，怎能造出云上鞋？——鞋匠鞋匠，你喜甚？——我已造下梦中鞋。张哥来！李哥来！一齐穿上梦中鞋！”梦中鞋是穿了，可惜走不出东方。我实在熬不住，不免续貂： 梦中鞋是穿上了， 只是恐怕醒来呵。 张哥醒！李哥醒！ 大家何不齐动手？ 扫尽地上的刺泥疽， 那时没鞋亦可走。 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人始终是要醒的。 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何必要登泰山？然而泰山上： 巨人的手指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 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徐志摩：《泰山日出》 东方有的是日，可是日在东方只照着泰山的顶，……那“普照的光明”，只有在日中的时候。 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大家醒罢。东方的日始终是要正中的，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罢。（东方的鞋） 19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