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狗罢

张天翼的《鬼土日记》，替我们画了一顿鬼神世界。天翼的小说，例如《二十一个》之类，的确有他自己的作风，他能够在短篇的创作里面，很紧张的表现人生，能够抓住斗争的焦点。他的言语，也的确是“人话”，很少文言的搀杂。不过魄力是比较的不大。如果他尽力于活的现实的反映，那么，一定能够胜任愉快的发展他的才力。可是，最近出版的《鬼土日记》却有点使我们失望。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没有“苛求责备”的心。 第一讲到题材方面，这是鬼神世界。问题不仅仅在于“鬼神”，而主要的还在于“世界”。你想：你的题材是六分之五的地球，这未免太大了罢？六分之五的世界，是小说所不能够写的。结果，只能够把世界缩小，放在科学试验室里去。而科学试验室里，陈列着小飞机，小潜艇，小电车……外加活鬼若干，是终究不真切的，免不了所谓“图式化”（Schema）的。这种题材，它本身是很不适宜于文艺的表现。六分之五的世界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公律和历史过程，可是，这里的现实生活是复杂到万分，发展上是有许多方面的不平衡的。这些共同规律的意义，正在于适应着最繁杂最变动的现象，而能够给我们一个了解社会现象的线索。如果把这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那么，自然要走到庸俗的简单化方面去。作者的《鬼土日记》恰好走上了这条路。自然，当做社会科学的参考材料看，这未始不是一本“发松的”好书。而当做文艺创作来看，那就不能够不说是失败的了。 第二，这篇小说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是“鬼话连篇”的。这并没有什么。这是无可奈何的鬼话！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做人。但是，这里可暴露了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作者自己给自己的自由太大了。“鬼土”里面没有一个真鬼。幻想的可能没有任何范围。这固然是偷巧的办法，然而也是常常容易吃力不讨好的。古话说得好：“画鬼容易画狗难”。如果是画狗，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像不像。现在画的是鬼，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其实，鬼并不是不可以画的，大家不要以为鬼没有作用。法国人有句俗话，叫做：“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抓住了活人”。中国的情形，现在特别来得凑巧——简直是完全应了这句话。袁世凯的鬼，梁启超的鬼，……的鬼，一切种种的鬼，都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孔夫子的鬼，他还梦想统治全世界。礼拜六的鬼统治着真正国货的文艺界。这样说下去，简直说不尽。我们要画鬼，为什么不画这些鬼呢？ 说到画狗，那是更好了。说广泛些：与其画鬼神世界，不如画禽兽世界。本来，中国自然也在六分之五的地球之内。而中国有的只是走狗和牛马。可是《鬼土日记》里面只见人的鬼，而没有见狗的鬼，没有见牛马的鬼；即使有牛马的鬼，也只是影子。 所以我说：还是画狗罢！ 哑巴文学 中国文学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小，其实是很严重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固然都有相当的区别，但是书本上写着的文字，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只有在中国，“国语的文学”口号叫了十二年，而这些“国语文学”的作品，却极大多数是可以看而不可以读的。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但是，这过渡过到什么时候才了？ 中国的象形文字，使古文的腔调完全和言语脱离。象形字是野蛮人的把戏。他们总算从结绳而治的程度进了一步，会画画了。结绳时期的每个结，固然不发生读音的问题，野蛮人看着每一个结，只有他们自己“肚里有数”：懂得这是记的什么事。而象形文字的初期，其实也是这种情形。每一个字的形体有作用，而读音却仍旧只有附带的作用。看着字形可以懂得，至于读着懂不懂，那就不管的了。中国古文的读法，因此只是读的人自己懂得的念咒，而中国文字的形体（象形，半象形，猜谜子的会意，夹二缠的假借）也简直等于画符。两千多年中国绅士的画符念咒，保持象形文字，垄断着智识，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绝妙工具。 古文的这种“流风余韵”，现在还保存在新文学里面。这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看不可读的。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历史上假使还有一些文学，那么，恰好都是给民众听的作品里流传发展出来的。敦煌发见的唐五代俗文学是讲佛经讲故事的纪录，宋人平话和明朝的说书等等，都是章回小说的祖宗。而现在的新式小说，据说是白话，其实大半是听不懂的鬼话。这些作品的祖宗显然是古文而不是“平话”。这样是不能够创造出文学的言语的。自然，用这种文字，也可以做出内容很好的作品来。可是诗古文词里面，未始没有这样好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只能够给看得懂的人消遣消遣。只看不听，只看不读——所能够造出来的：不是文学的言语，而是哑巴的言语；这种文学也只是哑巴的文学。 其实，新式白话能不能够成功一种听得懂的言语呢？这绝对是可能的。科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演讲里面，一样用着“新名词”，一样用着新的句法。因此，新文学界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朗诵之中能够听得懂的，方才是通顺的中国现代文写的作品！此外……中国虽然没有所谓“文学的咖啡馆”，可是，有的是茶馆，固然那是很肮脏的。然而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这种“茶馆文学”总比哑巴文学好些一因为哑巴文学尽让《三笑姻缘》之类占着茶馆。 8，15 “美” 普洛廷，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说： “美”的观念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它不能够在真实世界里找着自己的表现和满足，就使人造出艺术来，在艺术里它——“美的观念”——就找到了自己的完全的实现。 对于那些轻视艺术而认为艺术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过在模仿自然界的人，首先可以这样反驳他们：自然界产物的本身也是模仿，而且，艺术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简单模仿，而在使得现象高升到那些产生自然界的理想，最后，艺术使得许多东西联结着自己，因为它本身占有着“美”，所以它在补充着自然界的缺陷。 康德说：“艺术家从自然界里取得了材料，他的想像在改造着它，这是为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的，这东西已经站在自然界之上（比自然界更高尚了）。”黑格尔说：美“属于精神界，但是它并不同经验以及最终精神的行为有什么关涉，‘美术’的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世界”。 这是“美”的“最后的”（？）宗教式的唯心论的解释。 然而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同的，非常之不同的。 对于施蛰存，“美”——是丰富的字汇，《文选》式的修养，以及《颜氏家训》式的道德，这最后一位是用佛家报应之说补充孔孟之不足的。 对于文素臣（《野叟曝言》），“美的理想”是：上马杀贼，下马万言，房中耍奇“术”，房外讲理学……以至于麟凤龟龙咸来呈瑞，万邦夷狄莫不归朝。 对于西门庆，“美的理想”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对于“三笑”，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禄寿。 对于…… 究竟“美”是什么，啊？ 照上面的说来，仿佛这是“一相情愿”，补充一下自然界的缺陷。乡下姑娘为的要吃饱几顿麻花油条，她就设想自己做了皇后，在“正宫”里，摆着“那么那么大的柜子，满柜子都是麻花油条呵！”这其实也是艺术。 然而“现实生活，劳工对于drama（戏剧）是太dramatic（戏剧化）了，对于Poetry（诗）是太poetic（诗化）了。“艺术是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的再现。”艺术的范围不止是“美”，“高尚”和“comic”（喜剧），这是人生和自然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一切。不要神学，上帝，“绝对精神”的“补充”，而要改造现实的现实。 欧洲人的“绝对精神”，理想之中的“美”——以及中国的caricature（讽刺画）：“潘驴邓小闲”之类，或是隐逸山林之类，都是艺术的桎梏。可叹的是欧洲还有“宗教的，神秘的”理想和它的艺术，而中国的韩退之和文素臣，袁子才和“礼拜六”似乎已经尽了文人之能事了。 “如果很多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意义——再现人生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现象，那么，很多其他的作品，除此之外，除开这基本意义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就是解释那再现的现象。最后，如果艺术家是个有思想的人，那么，他不会没有对于那再现的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不由自主的，明显的或是暗藏的，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要反映在作品里，这就使得作品得到第三种的意义：对于所再现的现象的思想上的判决……” 这“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钞袭。 “在这方面，艺术对于科学有非常之大的帮助——非常能够传播科学所求得的概念到极大的群众之中去，因为读艺术作品比科学的公式和分析要容易得多，有趣得多。”（Tcherny-shevsky：Polnoe Cobranie Sotcheneniy X，2，157—158.） 《子夜》和国货年 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固然，国货可以“救国”，公债听说也可以“救国”，——然而这“救国”是怎么样的救法呢？譬如说，《子夜》里的公债大王——银钱业大王老赵就比他厉害。问题原很简单：救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这种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孔夫子就已经说过的了。对于这些种种“大王”，首先要有利润，直接的间接的剥削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修身”之用。谁善于“修身”，谁就可以有“救国”的资格。公债等等有这样的功效，自然要钻在公债里去，这显然不在于志愿伟大与否。于是国货就倒霉了。“凡是名目上华洋合办的事业，中国股东骨子里老老实实都是掮客！老赵就厉害煞，终究只是掮客。”其实何止华洋合办的企业呢，就是名目上完全华商的工厂，背地里的主人也会是洋资本家的，例如《子夜》里的周仲伟——火柴厂“老板”。（今年是更新鲜了，有些华商工厂，事实上变成了日货的改装打包工厂了。）国货既然倒霉，国货大王吴荪甫就只有投降，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觉得这“投降的出路，总比没有出路好得多罢！” 好，投降是决定的了。可是，就投降老赵——那个“同美国人打公司的”老赵吗？老赵“勾结了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那他不过是一名掮客罢了；我们有厂出顶，难道不会自己去找原户头，何必借重他这位掮客！”这所谓原户头“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日商某会社。”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投降问题。受降的主顾那么多，又都是世界上的头等恶霸，岂有不互相打得头破血淋的道理。不过这些恶霸也不这么蠢，他们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他们自己直接开火的时机暂时还没有到，却先让中国来做“狗”的战场。形势自然十分的复杂，中国的“人”当然吃尽了苦头。 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他们的弱点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例如，明明还只是子夜，而居然以为天已经大亮了，甚至于太阳又要落山了，于是拼命的赶路，唯恐怕夜再来之后，就永久不见天日了。这当然不是个个人都这么想。这只是冲在大众前面的一些人。大众在实践里学习着。大众的斗争虽然还没有打倒那些洋货的国货的种种大王，然而已经像潮水似的涌上来。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这种浪潮时时刻刻激动着，从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冲破一切的前途是明显的。那些狗用尽一切手段来镇压这个浪潮，假装着吉诃德老爷式的“国货奋斗”，不过是这些手段之中的一个。无论是吴荪甫，无论是老赵，是周仲伟——这些种种色色的大王，城里的，乡下的，都是很担心的。像冯云卿那样的地主，他不能够不躲到上海来做公债，以至出卖自己的女儿，睁着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闹。而上海虽然比较稳当，也在成天闹着工潮，国货大王在睡梦里也不能够安宁，时常梦见工人的“烧厂”，推翻他的宝座。 这对于他们——互相排挤着的他们——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他们，连并不留恋顽固的乡村生活的“工业家”也在其内，都要和“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他们又要钩心斗角的对付工人，想要“一网打尽那些坏家伙”。他们“身边到处全是地雷！一脚踏下，就轰炸了一个！”……他们的“威权已处处露着败象，成了总崩溃！……身下的钢丝软垫忽然变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们的处境的确是这样，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山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咽喉。 在他们的周围盘旋着的，固然也有个把屠维岳，——有点儿小军师的手段，会用一些欺骗的挑拨的把戏，不过连他也始终只能够“加派一班警察来保护工厂”。而屠维岳之外，还有些什么人材？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诗人，这只是一些社会的渣滓。连自以为钢铁似的吴荪甫本人，也逐渐的变成了“色厉内荏”，说不出的颓丧，懦怯，悲观，没落的心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五年前参加五卅运动的知识青年，现在很有些只会“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楼，希图追踪尼禄（Nero）皇帝登高观赏火烧罗马城那种雅兴了”。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1930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I’argent”——《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 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说到《子夜》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外一个机会了。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