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着时代精神

接到中华公论社催写《当前文艺之路》的来函，提笔书此，真觉到“感不绝于予心！”。 文艺不过是社会活动的一方面。与政治、教育……虽实质不同，但被社会生活客观的决定，脱离不开时间空间的关系，正是一个样。以为文艺独能超越时代，像夏夜暗空中的流星般自由飞行，忽隐忽现，那只是浮浅的幻想。其实，某种社会形态和当时的经济组织，自然符合，文艺与广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层结构的典范形式，也自然地适应着那样的社会形态这绝非架空的议论，如果综合地研究艺术史、文化史、心理学与比较文学史等，成例具在，如同别种社会活动在某个时代有某种类型，它适应时代的需求，并且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无间东西，绝不会越过这样的范围。 艺术的起源绝非只用美的冲动、游戏的冲动笼统的说法可以包括的，除此外，生产的活动力的剩余，韵律感与形式感的游戏的劳动，慰安感情的技术的装饰，都是艺术发生的因素。文字的发现略迟，但由简单画形的示意，有节奏的声音的发越，为的慰安，为的挥发，为的把情感的强烈欲求表露出来，诗歌音乐的原始事同一例。但历史的昭示，从文艺的起源到现在的文艺的趋向，十分明确的证明它在社会活动的一方面中，一例追随着，更高明点，可以说是引导着时代向前迈进。其间纵有极端个人主义的产品，从表面上看似是逸出所举的定例，不过文化进步，关系错杂，地方、气候、遗传、阶层的陶冶、教育的歧异等等，都分摊一部分的责任。所以他的作品在狭义上说，容或与时代精神背驰，但在广义上看去，所以异者都有同者在。（在此不及详述。） “当前！”我们的“当前！”不必追叙十几个年头以前的社会动态，也不必缕举许多事实。“当前！”请看今日之中国！……容得我们强作乐观？容得我们自夸伟大？容得我们粉饰升平？ 当前！既然政治、教育……都不能不认清“非常时代”的血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文艺不像仙人口中的一道白气，不像掩耳可以盗来的铃铛，说句不客气的话，在时代中它哪能“独外生成”！又哪能只藉个人主义的幻身术以求“羽化”！ 康健、硬朗、悲壮、沉着，是我们在这个“非常时代”中应分锻炼好的我们的精神。政治、教育，皆应如此，文艺——要怎样讨论表现的技巧，怎样传达作者的心意，那些枝节问题，在这样限以字数的短文中无从谈起。但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既“逢此百罹”，便应分具有打过它们的预备，便应分拿好手中的武器。文艺不是游手好闲者手中的油核桃，自然，须分负社会活动的“当前”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只会讲笑话，谈无聊的恋爱？为什么我们只会把回忆涂成惆怅的彩色，把怪想当做一件欺人的魔衣？为什么我们憎恶时代感的作品？为什么我们要在诗歌、音乐、绘画、戏剧中“清格独标”，不想食人间烟火？ 悲叹、凄凉、神秘、隐逸，我们的文艺遗产中多得是，他们有时间，有精细的练习，比后人做得也许更为美妙！当前！——至少在“当前”，我们来不及去“重拾牙慧”，多仿古人。 “当前”炮火的巨响明光，生活的艰困流离，到处是经济力的剥削，到处是血迹的斑斓，急转直下，都奔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脚下！文艺作家，如果说他们是人类中的敏感者，为什么不把康健、硬朗、悲壮、沉着的精神打叠起来，为什么不好好的用这份利器为社会活动尽一番力量！ 一个生于现代中国的文艺家，他应分有这样的感受，不用他人指明路标方才能辨出方向吧？ 文艺不过是整个的社会活动中一个与他种活动联结的链环，如果不把它认为是游戏的消遣品，它应反映着时代的精神（形式的与内容的），是绝无庸疑惑而且十分明确的。 精神的提示，力的表现，当着这样艰苦悲壮的大时代中，要证明我们的民族是否衰老，是否能战胜一切，从文艺中的表现已经把消息透露出来了！ 文艺是教育的一部分。 文艺对于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以至社会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若不能把这两条原则攻倒，那末，我们具有良心的文艺家，生当现代的中国，（再来一句）他便应分从理想上，从情感上，想想他的任务——看明他的道路。 “民佣”与“公仆” “民佣”，你初见这两个字一定感到新奇可喜，以为是哪位精思文人新造出的适应时代的名词，否则认为流行词“公仆”的雅识。 然而两者皆非，却系出自将近一世纪前一位进士公而作过江西县令的自记文中： 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故自号曰“民佣”。 自然，向来的文字记述其真确性不免令人生疑，尤其是涉及自我的夸张，矜饰。但这位石瑶臣（名家绍今河北冀县人）却无专集行世，也无生前的自传以供挥发。就是这几句以“民佣”自命的话他并不为流传广布，冀博美称，这是他的自记，至今并无刊本。也许他实无其他文词著作以传不朽？侥幸还是他死后被他的友人发现，于是在一篇写于他的传后不重要的文字中特为记出。作者在那时当然具着“为民父母”的观念，特为证明石先生能做到“特尽子民者所当为”，而引用这位良吏的自记。作石瑶臣传书后的梅曾亮尚有很精粹的两句结尾语：“嗟矣！父母之保抱其子者盖日为佣而不知也！” 以父母喻地方官的古老成语，于今当然失其意义，而石瑶臣的“民佣”二字则的确富有新解。这比一般话里的“公仆”还像确切，在百年前的中国官吏中有人能见及此，殊非易易。以“佣”视己，以民为“主”，若非至诚怛恻，存心平恕的，岂肯以此自谓。何况他非为著述，非为文采，只是随意私记，尤见诚心。 考石瑶臣的生平，除他的友人梅曾亮氏的一篇石瑶臣传书后外，其本传却无从见到。梅氏极力称许他做州县官，惟心乎民，并不为的邀功求名。“自大吏，僚友，缙绅，先生，士，民，卒，隶，无不以君为循吏也。”又独引江西一年大饥，“饥民集西山者已数万，齐声呼赈，……大吏不知所为。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万众皆迎伏跪拜曰，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有这段证据供后世读此文者，可以相信不是怎么夸大的话。 当战国时，孟轲氏已有君臣乃互相对峙的议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由此推及君与民，至少，在人情上也应立于对等，彼此须以诚怛密切而建立其关系。只凭以势，以威，以诡诈，以玩弄的方法与手段，如何达到利害一体的地步？ 未必因时世新了，一切的人间关系能以完全更新，能够更合理化？未必以往的人物，事行，法则，教化，就会毫无可取，不值称慕？未必今人的欺骗手法不比以往的高明，今人的面具不比以往的更为坚牢？（也许用不到遮蔽的面具了。） 但望少数官吏的优良爱民，为民作佣，以期更变恶劣的风气与改革整个的“民主”，自不那末简易。但比起到处虎狼择肥而噬的情形总该好些！ 听他们的“演说”，看他们的“方针”，问他们的“誓言”，哪一个不是十足道地的“公仆”——也就是一世纪前石先生笔下的“民佣”。无奈，反能欺“主”，急私忘“公”，他们有多少不把那一套一套的演说，方针，誓言，当做屠夫口中的大慈大悲咒念？与其行为何必有关，若使他们偶而闻知“民佣”一词，定会在口头上溢美赞许，当以古老的“同志”赠予这位石老先生！ 因为，今之官吏，他的本位是“公仆”，他们早已瞧透作仆的技巧，与仆的偿来利益了。 “不从主家那儿捞一笔，摸一手难道真要当一辈子的奴婢，替主人看家尽力？” “古旧的陈腐的观念，于今正该反覆过来：仆应分是主人的全权管家了。” “公仆”，甚至“民佣”，在一般从“新”教育“新”训练中磨习出来的“新”官员，到底有几个在其“衷心”之中不作是想？ 何况这是千载难再的胜利的“划”时代！ 一代不如一代 时间是永恒的绵延，人间生活是递嬗递演的继往开来。 不错，今春的一簇迎春花，它们那些柔枝圆叶，轻黄朵朵的小花，与去年初春的样儿自然无多变化。但因天气不同，土壤不同，培植力的不同，——环境不同之故，它们自然从严冬风雪里一点点勾萌舒发，一样“年年花发”便有荣悴之别。或则常浴温阳，或则时逢积雨，或被东风抚摩，或受虫蚁蚀侵。 种性虽一，名色无亏，但以受外界的种种变动，使迎春而开的花不但本质有异，即其形象香色上也显有分别。 植物的变异性较少，已经不免被所处的环境（时间空间）浸润迫使变异，何况是更善于适应的动物。 更何况是能思，能言，具有理性与深厚性感的“万物之灵”。 更何况是脱离了儿童期尚未达于“而立”的万物之灵中最富于创化性（谅我擅用这个哲理上的专辞）最富于活动力，最易受环境之型塑的青年。 在一切安定并无多大变动的人世间，因年龄，经历，生理上，心理上多少歧异，老人，壮年，青年，已多“判若鸿沟”，往往有难于解释（其实何尝难于解释）的存在。 若干年前社会的动荡不似后来的剧烈，而完成定型的社会关系还能在一个相当期间内使年纪差异的老少相谅，相容的对付过去。 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生活的比较稳定，“礼”与“法”都还易于发挥它的特殊效用，所以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不至因年龄，经历，生理与心理上的歧异而显出过大裂痕，或至于无以谅解，彼此憎嫌的情况。 经验与生活是决定人生一切的主因。以历史著闻的帝王呆语“何不食肉糜”，（为人民穷饿而说）与曹雪芹笔下的真正乡村的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的情形作例，岂知“逢一反三”，实可包括人间生活与情感的千变万化。凡无某种经验，无在那种经验中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戟刺与反应者，勉强冒充“解人”，当然会生幻觉，会下偏颇论断，会戴上著色眼镜透视一切，以为是天经地义，以为是“真是真非”，以为“应该如何”，以为“他们见不及此”；以为“顽固或幼稚”；以为“是乃世道人心之爱”等等，其实是由于距离太远，所以隔远之故由于经验与生活的各不相同。其不同程度所差不太甚，或尚有其他的社会牵合力与对社会的共同认识，可能互相融会，或不至有“霄壤”的悬殊。反之，不同的程度所差太甚，单凭教义式的，命令式的，甚至谆谆感化式的诱或导，效力都已有限。何况因彼此不了解而致隔阂，“我执”日深，则双方所想，所知，所望，一定“背道而驰”。不惟不相谋且时时有冲突的可能。 不须多作学理上的申说，令人闷闷。中国古诗中有下面四句：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 虽是说人民生活不调互相而语背憎，皆由人为，非自然所致之故，而断章取义，正可用来形容现时老年人壮年人对于青年人不解的真因。“职竞由人”！并非今之老人壮年人特殊顽固，特殊闭塞；也非今之青年人特殊骄纵，特殊不安“本分”，实以人造原因使得他们如此。不过这些原因有平常的有异常的，有恒态的有变态的而已。 取则不远。我们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启发，由壮年者首倡，而最能吸收新文化，最能身体力行的却是多数的学生与富有义气的青年。当然，视为“洪水猛兽”，甚至以新文化有亡国灭种之危的，则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例外自亦不少）。那个时代，青年人老年人在思想上的对立，其表面化的严重比现时似乎加重。所谓新旧之争，文言白话之争，西化国粹之争，礼教维持与冲破礼教之争，议论文字“甚嚣尘上”。实则除思想的冲突外，那时的世界形势，国内危机，人民的苦难，经济的窘困，社会的不安，流行“风气”之恶劣，以今比昔，相差直不可计。 （一）同当世界大战停止之后，那时只是参战国家的普遍贫困，民族自决的风起云涌。但，显然地，无不急需休养，一时并无两大势力的分野，“剑拔弩张”，使人有再一次大战的预兆之感。 （二）国内，大致在统一的情况中，虽有南北的对立，然所谓南方只限两广，且并无大战。北方军阀的数次动兵，其规模与破坏所及，比之胜利后大有“径庭”。 （三）全国虽已受外国经济力的冲入，然民富尚殷，国本未亏，与现时八年抗战后生产之普遍减弱，工商业之挣扎无力，货物高涨，人心惶急的情形，有小康与至危之异。 （四）那时，无论哪一省分，哪一地方虽也受过军阀官僚的剥削，虽不免有贪官污吏，究竟社会上还有相当制裁，人心还不至过分纵肆。在种种诈权贪利的行为上还多少有所顾忌，不像现时“无道揆无法守”，无所畏惮的惟利是图，欺骗是尚的风气。 除此四种迥异情况外，其使青年人经历最多，触感最深的，是他们自幼年迄今的激昂，劳困，贫苦，失望，一连串的生活之威胁。既瞻四方，复望前途，一道血迹，一片迷雾，……一种紧迫，一腔郁积！ 以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作比，他们尚能够安心读书，就业，家乡中尚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只是由于远瞩未来，热诚爱国，新潮激荡，播思力学。纵在风起电闪的情况之下，却都是满怀信念，前望光明，“掉臂而行”，共作开创。试与现时自十岁左右便已投身于火热洪炉，再锻再炼的深历人世生活苦痛的无数青年比，则“五四”时代的青年宁非“骄子”？夸张点说，所处尚在黄金时代？所以那时在思想上固有老年人青年人的冲突，至其实际感受，生活上的调适，则无论老少，都使现在的人以为“可望而不可即”？ 以思想冲突的表面化而言，现时的青年对于老年人或壮年人不如“五四”时代之锋芒锐利，短兵相接。然留心社会生活的有识者，却在心中雪亮；现时的青年对于老年人，甚则壮年人的失望与少所仰慕的暗淡心理，确是沉沉重结。“他们是过去人”的统括看法，“我们的身经心苦他们无从了解”的断定，怕比“五四”时代的两个世代的有形冲突实更清晰，也更严重？ 毋庸再向上追溯，从芦沟桥抗战的第一响起，这十年中，他们（今之青年）原在儿童嬉游的时代，却恰逢着中国廿八前的巨难。他们的耳目所及，他们的幼稚心理上所受的苦痛教训，他们的脚迹所经，他们的体力抵抗，与四面八方迫来的饥饿，寒热疾病，愤激，作肉搏的勇战！流离奔走成为日常课业，家亡人散尤是普遍的恒事。国仇，家难，亲离，身孤！他们的经历不管在自由区或更苦痛的“沦陷区”，除却极少数外，他们的生活岂惟非“五四”时代的天骄青年所曾梦见，即连那时代的老年人，壮年人也是一例茫然。然苦熬强挣，巴到有强敌投降的一日！如果从此“国安民泰”，一切都上了正轨，我想自幼小经过严厉锻炼的今之青年，他们较易满足，更能澄心向学，真实作业。可是事实呢？事实的映现与促使呢？ 他们的经历多了，他们的头脑绝不像未历此十年的旧日青年那末天真与简单了。生活是真热的坩锅，他们情愿简单（想的看的）而不可能。不信？提出下列几个问题试求答案： 1．你的“家”在何处？ 2．家庭经济状况如何？ 3．谁给钱供你生活？ 4．中学是怎样读的？ 5．什么是爱？（包括一切人间的）你有什么经验？ 6．何为和平与幸福？ 7．你有惨痛的经过吗？ 8．何谓人生？ 9．你的胆力如何？ 10．对幼小的回忆有无迷恋？ 如有教育统计家将此十问征求今之青年的确实答复，加以整理计算，便可见出现时三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姑以此年龄为限）的大多数青年的心情，与其已往经验的力量。 老年人，壮年人，无论如何，还有他们的半生或小半生的比较安定，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并非完全满足）。今之青年呢？ 老年人，壮年人无论如何，还有他们的，除却争战流离愤激……以外的生活享受罢？今之青年呢？ 老年人，壮年人，以年纪或生活的顾虑，对一切纷乱不满或可有支持的耐力。今之青年呢？ 老年人，壮年人，虽经大难，然或好或坏，总在人生道上曾经迈步走过，即使有荆棘也有康庄，可是脚跟确曾“踏实”落过。今之青年呢？生活的大道完全要在摸索中碰去。 青年，生当现时，其所经，所感，无论如何，非现时的老年人，壮年人所易完全了解。 固然，我不能说今之青年他们的看法、想法，以及对上一代的冷视全是对的，全是正确的。可是，我更不能武断地说，今之老年人，壮年人，（当然指的较明事理还以热诚关怀世事而具有较明晰的理智的一流）可以傲然自负，以为完全足作青年人导师，或“老马”的资格。青年——尤其是历经苦难的不见何处是苦难的岸畔的今之青年，讲从容的修养工夫，讲在温阳时雨中自然滋生的经过，讲到他们心灵上与身体上的相当安慰，比之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那时的青年，确差的多。不过，他们在苦难中所获得实际的生活锻炼则异常丰富。以言“偏激”，“浮动”，“急躁”，“举动幼稚”，自不可免。（其实，即比他们的处境好得多的上一代的青年，像这些特有现象又哪会全然避免。如果真的完全避免，则一个个也许早变做“老成青年”了。）而老年人，壮年人，当此抢攘纷扰，国乱民困的空前时代，可曾有什么导引？有什么指示？使得所谓“偏激”，“浮动”等等的今之青年能够逐步走上康庄？ 他们（大多数的今之青年）的彷徨、苦闷，不知所往，不能安定的心情，正如暴风雨下羽毛未十分丰满的雏燕，新生的内力不容易叫他们在破垒覆巢之中静候晴朗，也难能在清寒枵腹的情况中久久痴望着被风雨阻隔的老燕归来。这比喻我先承认有多么拙笨，多么荒伧，纵然不极贴切，或与事实不太相远？ 写到这里，仰首外望，片片流云掩蔽了五月晴晖，却非重阴凝闪弥望晦冥的隆冬景象。地上虽多砂石，并非柔土的黄壤，而茂发的青草，野花，仍然从荦确逢中争萌，力长，它们的生意依然“兴旺”。 回顾案头的这篇文稿，恰似只列病象并没开出药物的未完方。要如何续写下去，忽然记起一首宋人的咏药物（枸杞）诗，节书如下： 神药不自闷，罗生满山泽。 日有牛羊忧，岁有野火厄。 越俗不好事，过眼等茨棘。 青荑春自长，绛球烂莫摘。 短篱护新植，紫笋生卧节。 根茎与花实，收拾无弃物。 大将玄吾鬓，小则饷我蜜。 顾阅此者幸毋“以辞害意”！聊藉千年前的诗人幽想，结束我这一篇没有论断的“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