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上班即将油印原文发下，自然，我早已读过了。

并无宗派标榜，社团异同的复杂因素，亦非阿其所好。当那时新兴文学风靡海上，种种刊物上无不高标理论，衡量作品。我那篇怀旧忆母的短篇，借在清寂海滨重温《易经》叙起，故家衰门的情况，深挚温和的母爱，冬宵夜读的梦幻光景，若即若离的笑颦幽趣，与十数年后已经三十岁饱经世变的自己对证起来，“白云无依，苍波幻泪！”以前种种宛如隔世，曲折写来得失自知，自然，这里没有多少批判社会，推动前进的力量，说来自感惭愧！不意一多君却独重此篇，至少我认为非细心阅读，肯说真话，何能有上面的评论。不是因为那篇文字我才提起这事，即非我所作，我也一样这么说。真能鉴赏方有真实评论，绝非只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但，不是冷静，不是默契，不是撇开虚夸的浮感与流行的看法，又岂易有此认识。 可是，话说回来，那个短篇除闻君外，也实在少人注意。我未听见他人阅后触感。难道真够上曲高和寡？还是不能谐俗同好？ 从上述两点，希望知道闻君的由此略略可以明瞭他的个性，与对于文学作品上的特见。（即有人以为引证自己的旧文不无自弹自唱之嫌，请恕我！自信还不是因他人泛泛的赞扬、酷评便以可嗤的浅薄喜怒相应的那样人。） 若干年来不悉这两位的近况，艰难困苦中敢以诚心敬祝他们的康强，安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 纸尾还能填上几行，用旧律诗体诌诗二首，借以结束。 青灯冷壁指皴枯，坐忘兀兀一字无。 玄黄忍见龙战野，已残牙爪虎负嵎。 不期文字能传念，共感疮痍痛切肤。 风云关山再岁暮！鸿钧气转待昭苏！ 　 低头忍复诉艰虞，冰雪凝寒惨不舒。 四海惊波沉古国，万家溅血遍通衢。 声闻闭眼成千劫，葭露萦怀溯一艀。 渭北江东云树里，何时樽酒共欢呼！ 夜谈偶记 夏夜在松荫筛落的月影下，泡上一壶酽茗，与二三友人共坐廊前随意畅谈，消解一天闷热。当此遍地烽火四方流离中，这极其平常的“一饮一坐”已感过分欣慰！ 有位战前留学德国颇久的友人，由于谈到战后欧洲的纷扰，他便把眼见希特勒执政下的德国情形，就记忆所及简略说出。那正是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的“鼎盛”之秋，东方人在柏林或其他大城的虽尚少受干涉，与英法诸国的旅客比较是自由得多，但不可以与在欧洲他国相比，时时觉得像有只魔手触处摸索。在言谈上也极少听到人民的衷心叙说，不是除了日常应对或上课事务外一无所闻，就是家庭间的琐屑问答。如想从那些城市居民的口中聆取对于政治上的批评，简直不容易。报纸、杂志，甚至图画周刊之类都是清一色宣传纳粹主义的文字；对外国文书报也加以严格检查，有的不许出售不许代销，有的则明白宣布禁止阅读，否则限制传递。 这不是“妄言”！我于希特勒刚刚上台的那年曾往柏林游览。正当夏季，自然，那整齐洁美的德国首都——柏林，人口众多，交通便利，街市整饬，园林丰蔚，从表面上看，你将感到比起黑老的伦敦，纷华的巴黎另有一派清新气象。可是一到夜里，如果你的寓所附近有片树林，或者靠近公园——如不是大规模的公寓与比屋接邻的密居地带，中夜，便有种不甚扰人的响声从那些茂密的小林或隐蔽物后传来。口令，步声，钢铁的轻轻触响，像是居心低沉；居心不愿以此扰及居民的夜眠，然而每晚上在这种地方却成为常课。自然，外国旅客“入国观察”，又哪个不明瞭纳粹的什么团，什么队，正在日夜的训练申讨；又谁肯寻声往看自讨没趣？厉害点，把你当作间谍治罪。 此外，我从一个朋友那里见到一本禁册，厚厚的一本，德俄两种文并刊，都是书册，作者，出版年月的纪录。原来这就是新近（那时）德国政府禁止书局出售与人民阅读的德译俄文书籍。其中十之九是文学作品，而又几乎全是俄国大革命前重要作者的著作，所谓新俄作品并无多少。我当时觉得太怪，为什么连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得烈夫诸人的小说、戏剧的旧德译本一律禁止流通？难道这会宣传共产与马列思想吗？ 问问朋友他也无从解答，并且证明现时在柏林书店里已找不到列入此册的一本德译书籍，至于俄文原文的更不必提。在德留学，除却自己研习的学科外，很少有阅读“闲书”的，实亦少有新书可读。这种情形，他们本国的青年更比外国去的学生加甚，好在他们的例行事务太多，少有余暇浏览书报。多数青年与市民似亦不甚注意于此，他们日夜忙碌的是“生活上的奋斗”、“团体训练”、“身体与精神上的严制活动”，自然还有“跳舞”、“电影”、“旅行”等等的生活。 因此，德国的出版界即在那几年已经显然衰退，购买力大为减少，纳粹政府除却借文字小册宣传、控制外，似乎并不感到书籍的功用。虽则各种科学仍然得由书册上作基本传授，而希特勒与其左右要员则除却枪炮、钢铁、煤油、操练、宣传、杀逐犹太人以外，其他事物则不在考虑之中。 本无足异，如果你肯调查一下纳粹领袖们的出身、学历与他们的兴趣，可知“文化”二字在他们的脑中有何印象？——甚至并无印象！至于以书册文字传导思想的看法，大约他们也只认定惟有纳粹主义是值得传播的“思想”。 我们的话题从纳粹主义谈到德国战败的结局，不免为以前德国的文化、思想，与在世界上列入第一流的德文著作发生无限感慨！虽则学说长存，睿思仍在，他们伟大的哲学家、诗人、科学家，并不会因纳粹主义的颠覆失却光辉，减少人间的景仰。然而，真正有价值的德文书册，尤其在东方，以后将成为“罕物”。在四国分占划界而治的情形之下，生活已难，生产无力，近若干年还能谈到什么出版，什么文化？ 于是，那位留德较久的友人忽然立起来，高傲地说道：“前天在小摊上我化了四千元，——四千元法币，买来一本一九三四年的厚本德文字典！一千几百页，并不很旧。若是一本英文的呢？一样大小、厚薄。四千元，才四千元！” “谁要”！另一位说：“不是德国人初占胶州湾以后的那个十几年，到处立德文班，买德文课本，小孩子学德国话。现在，小摊子上最不高兴接售那种字体的德文书，简直没人过问。有些从前真学过德文的，或者学工，或者当医生，各有事业，谁还有工夫有兴趣温习德文书！再一层，他们也不高兴在书架上摆列，心理上像感觉耻辱。德国，凡属德国的东西便易引人反感。所以，就是老德国留学生，于今也不会买这种书本了。只好收书造纸，碰到一个要主，四千元，当然出手。你还以为便宜？难道你不懂得供给与需要的简单道理！” 自诩买得便宜的朋友不能抗议，只好赞同这位的答话：“是呀，不见多少洁白的日文书扯着包了油条，大概是没价值的居多。” “不见得。如果它遇到你，或者可从柏油路上转上你的书案。不信，你找两本康德的大著，海涅的诗歌，一样摆在小摊上等着，有无销路？也许有个没被遣送回去的老德国牧师，偶然走过，肯舍个一千八百元买去，但也很少。不是一样得包油条，擦炭灰。” 我不多说话，可是听他们两位因买书而起的谈论也似有动于衷，而种种联想，无端翻映：德文字典，康德，海涅，昔年爱读的《意志世界》，柏林，柏林大学左近的博物馆与高大精美的纪念像，柏林郊外的小林风景，菠茨坦内的花木，楼台，十几岁时学读德文字母的景况，故里，旧书房院中那棵几丈高的孤松，战火，49型飞机白天的连续投弹，一场攻防战，日本人的街头堡垒，烧书、书册的厄运，郊野的死尸，“精灵”夜叫，磷火，种种枪响，银光闪耀！…… 在半梦的沉迷中，也许饭前的两杯白酒作祟，靠在旧竹椅上管不住自己的片段记忆，与半似真实的幻想。由一本小摊上的旧书引动，我虽没加入讨论，而纷扰的寻思竟引出若干未曾期想的往迹，与仿佛看见的怪景。突然，一道银光从海面破空竖起，向云间映照，掩没了一片淡月的清辉。 “探照灯，是探照灯！”坐在石阶上的好辩者起立仰望。 我在半梦中的幻象竟与长空的银光结合为一，于是我也离开竹椅与他比肩同看。 独有那位多年前在德国读书的书呆子，他今晚上真正另有感思，连破空的探照灯的明光也不注视，只是踱着小步，用悄悄的低音嘟囔着： 烈风吹山岗，磷火来城市，…… 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棘。…… 叹息思故人，存亡自今始。…… 我们不好打扰他，一任他连续读着，“叹息思故人，存亡自今始。”谁晓得他从那本“便宜”大字典中有了什么启发？否则被那位好辩者的话引起什么感慨？ 夜谈再记 今夏的海滨亦复闷热异常，幸而清晨，薄暮，海风送爽。又以市内房屋建筑不是鸽笼式的安排，花木随处俱有，若住在小山的山坡，或靠海岸的地方，晚间，不要拿蒲扇自觉清凉。因此，消暑夜谈尤其是此处居民的常课。固然，一天出卖筋力的劳动者，饱饭之后纳头便睡，至多不过一二小时披襟当风。而一般人贪图晚凉，夜话偏多。在郁闷中暂得安闲互相告语，固觉欣慰，然有时听着不知何处的枪炮声响，便把欣慰变成凄叹！ 无拘束，无斟酌，不必纪律，不必心口先商，家人父子，熟悉朋友，朴诚的乡人，经历许多的人来过，与你随意扯谈，不但感不到有何倦意，而且兴趣丛生，不像答复一个世故生客对于时局的无聊质问。 “您的见识定然出众！依您的高见，这局面将来怎么样？有何解决呀？”否则： “哎！世道太坏，太坏！没有办法了，劫运吧，哎，您想好人死混吗？” 其实他是否也是一个太坏的原子，是否够得上好人的资格都大有可疑，可是他会这套应酬时行话，顺口问你，你要如何回答。 与这等对话者应酬上十分钟，我便觉得口干气弱，被一阵倦怠包围，简直不愿多说一个字。 在听人开口之前须提高精神准备评量，须比较是非断定可否。若在闲谈中也要如此，那倒不如一个人在清风明月之下静默自息，或者轻摇大扇静听蚊子的飞鸣反觉舒畅。 可是，时代的苦难谁能脱免？人的情感越在无庸装点的时间与空间里，越发易于透露真实；所爱所恶，所希求与不感兴味的一切，都可显明表现。记得小时候一样的夏夜，躺于老槐树下的竹榻上，听家中老人安闲自在的谈说故事，纵然有的可怕有的是遭难受苦，难于想象的生活，但他们总是追叙久远的过去，否则是重行传述他们的上几辈留传的故事。因此，在说者听者都是轻松淡然，如在梦境矇眬中，看见戏台上的兵卒绕场，呼啸一声，溜身而去。至于再往上讲，明末清初递传下来的兵贼争斗，更是简要叙事，要描摹出一张稍稍动人的画面也不可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事实记载既无印本，又鲜钞传，尤其是在北方，除却藏书家或有家藏秘本的人无从阅读。一般人，谁能想象兵荒马乱时代的杀掠竟有那么奇怪的行为！人性在社会生活的安定中，比较可以保持常态。偶而在年关近时听见某处出了一件路劫，或者某乡演戏，开宝摊的为争地盘酿出一条人命，便变成重大奇闻纷纷宣说，加倍形容。胆小的甚至一听就会发抖，而略读子曰诗云的老先生自然会拢须摇头，诚心叹息人心不古，竟有这样乱子！所以，在最适宜闲谈故事的夏夜，若追述二百年前的荒乱生活，除却有人能够混合着真事与传闻作半历史的简叙，至于细节详情他们无从揣测，也更无法想象。 青年人与渐渐懂事爱听勇敢壮烈事迹的小孩子，只听简单纪事体的传述不感满足，总愿意大人说一个热闹的更热闹的，甚至你会编造也好。他们不是求真，是要满足情绪上的激动与想象上的奇异。 那时，大人们的确少有更热闹的材料可以满足青年与孩子们的欲望。除却鬼怪故事，没法装点，就在鬼怪吓人吃人的一般定型上说，也无非一阵阴风，没头吐舌，……青面獠牙，手如蒲扇，血口如盆，囫囵吞下一类的形容。尽凭他们搜索传说的记忆，与扩大想象的边，过分残酷，过分远非人情，过分不像话的叙说无从提起。活埋，自掘土坑倒头纳入，以辣椒水直灌鼻腔，人喂狼狗，一颗子弹穿过三个头颅，剥皮，在丈夫或父亲身前迫奸妻女，把婴孩顶上刺刀的尖锋，集体屠杀，水牢，香簇，跪尖石，睡铁凳，机关枪密集扫射，火油整烧，全村捕杀……较后十年在中国的地狱地带几乎人人皆知，人人不能否认，甚至竟有若干男女亲身经历过，幸逃残生的。这类不像话的苦毒生活，当时，谁能想出，谁能造意？ 可是，话说回来，当此文明大启，科学伟力正在给予人类普遍幸福与无限便利的今日，在中国人群中，如果你于闲谈时详细叙说或加意形容这一类真正热闹！动人心魄的眼前实事，就是十多岁的孩子也闻之漠然；他准不能请求再来一个，更热闹的！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亲身经的亦非少数。惯了，有什么奇怪？杀鸡一般。从前，在手指上刺了一针，鼻孔中偶流鼻血，便会不知所措，现今呢？前夜“七吉”打了一仗，漫野里不下一千多个死首。上一个月，某一县十多个村子一回烧净。二号炮台枪毙了八个强盗。某某路边一辆卡车翻倒死伤了三四十个工人……这太平常，太不够刺激了。谁为这个动一下心？谁会因听说这个便不能睡觉？多少大人、孩子，在臭血恶样的死尸旁边啃着苞谷，或者在半死的伤兵身边等候他快快断气好检收一套服装，胆大的还可劫收枪械。 你说什么残酷，什么奇怪，什么人命，什么不敢睁眼？你不能强压住饥饿，你不能消减求生的本能，一切人间的，不像话的，以前所不能想象的事，你得正看，你无法逃避，甚至你就是在其中使人牺牲或牺牲他人的！这还有什么可说。 所以在难得的时间，为了彼此畅快，为了满足闲谈的兴味，如果有人不知趣的数说这种种在道理上可吓得人毛发直竖的新故事，准会惹起听者的烦厌！因为： 谁知道的不如你？犯不上在热天里扒粪！ 刺激的反应是兴奋，而过度的长久的刺激使反应变为麻木。 “英雄见惯浑闲事”其实是一贯的道理。习于所蔽，习若性成！以往的平和，忍让，诚笃即使是早已打定根基，并非矫揉造作，无奈人是环境的产物，在这个暴乱，惨毒，杀戮，欺凌的若干岁月中塑成的“人间”，你想如同奇迹出现，忽然会平和，忍让，诚笃起来，那终是不可思议，出乎常情！过量的沉醉不易即时清醒，经过甚深苦痛后的麻木，又如何能即行恢复他的灵敏感觉？ 在闲谈中，他们都不愿再听更热闹些的刺激话语，因为他们失去了兴奋的力量了！他们所需求的是安闲，休息，恢复疲劳与调和身心的生活，就是梦想也好。在体味那平静安逸的人生，方能慢慢扩张他们的精力，与恢复正常的态度。为什么他们还想听那些眼睛不愿再看，脑中不愿再记的热闹景象？张弓之后如不能渐渐放松，其归结便是弦断弓折！过度偾张“非竭则蹶”！就是口头耳边的传送，他们并不要也不愿更热闹些的。 “民亦劳止，汽可小休”。休非无为亦非静止，但相反的却不是要他在“劳止”后更作无效率的偾张——连那些昔年的人间闲谈中好听的“更热闹”的刺激话都不耐听闻下去，这是何等急需康休的心情？是何等至度兴奋后应抱正常生活予以从容恢复的时机？ 然而，“事实”与最大多数的心愿强逆而行，以饥饿，厄苦，生死挣扎，使之往康休的“背道”拼命驰逐。 “乡愿”的进化论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中坚有力分子大致不外属于这两等的人物。智慧德性充分高明的圣贤固不易得，反之，若一例都庸愚无用，凡莫是已有文化的社会自然不至如此低劣。古今所谓“不拘一格”的人才总可列入非狂则狷两大类型之中。最可怕的是声、色、货、财、投机、取巧，这类引诱在混水里把稍稍可能磨练造就的人才，积渐化成一湾泥泞，一堆沉淀脏物！当日的狂者阮从“其志嘐嘐然”变为“其容赧赧然”，同流合污，但图小己的目前享受。把钢锋磨成钝铁，不但钝且日渐柔滑，比起原是不狂之士还要庸俗，还要“近人”，还要没有自我。只会在前后左右的迷雾层中穿来穿去。昔日的进锐，如今的退折，正是极相称的对比。至于狷者，本属于“不屑不洁”的范畴；“不屑”是看不起，值不得干，有“为什么同他们混在一起”的心思。“不洁”是佯狂自放；以齐物旷观的胸怀俯视物事，这两种态度虽然有点过分，虽然非规矩准绳中的人物所应有，然而他至少尚有“我”在！比那些“和光同尘”，大家混淘一气的知识分子真有霄壤之别。 其次，又其次，都不易得，即在春秋末年，孔老夫子已经有人才的每况愈下之感。渐渐觉着眼中的狂士日少，有所不为的狷介一流也越被熏染越发流荡。那股“这不为那不为的傲劲挡不过妻妾之美，宫室之奉，三亲六故恭维攀附的贫乏者恨不得‘他’逐步登天，他们也猛附骥尾，往高处掉了”。于是狂者狷者，闻其声不见其人，反而“乡愿”之流充满现代的“人才”市场！“生斯世”就“为斯世”，却还是套“善斯可矣”的结论。这里的“善”，乡愿们对付斯世，“为”于斯世——攫金暮夜、教诫白天的骗子手的“为”法，单能会此，无所不可！孟子的好辩口头不像孔老夫子言语忠厚，偏以反面替他们下一句“善斯可矣”的结论。乡愿目中的“善斯”标准，还不与强盗说他们会“替天行道”，娼妇说为的“从一而终”的话一样大是幽默感？ 于今真是乡愿——最多的假乡愿，乡愿的附加分子的世界？狂吗？不怕你进取，高兴把你挤到污坑里去，或者把你打入饿鬼地狱。狷吗？不屑也好，不洁也好，横竖在种种组织严密自由有限的社会中，还怕你逃出掌心？否则你尽可化为木石，甘作鹿，倒也罢了。 因为乡愿要有生斯世，“为”斯世的口头刀架，不是似忠信，似廉洁吗？好一个“似”！天下可断送在这个“似”字里的何可胜数。可是，这也是程度上的差异，如何“似”，如何“相似”，如何“比似”，又如何“不似”；别瞧“差不多”，不多中的一毫厘也许是千里，也许有几千亿万里。 “似”不是“差不多”吗？你想，孟子的话多有文趣，多有真正幽默。“差不多的忠信”，“差不多的廉洁”，于是乡愿，假乡愿，乡愿的附加分子，风发泉涌、争先恐后的投……取……掠……据……反自以为是他们的良心上还是“差不多”以下的澹影存在——他们颇有魄力的认为是有为而为。 有人以为把现在这种人称以“乡愿”，像是抬得过高，因为至少，古时的“乡愿”还有那点“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的掩饰手段与装扮面目，如今的他们，要“非”，要“刺”，真是书不胜书，指不胜指！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简直等于直承不讳，投……取……掠……据……连“差不得”的形似也不顾及。若以这个特别称谓赠予他们，岂不使之受宠若惊？ 答复或人质问只有把“古乡愿”以后的假乡愿，乡愿的附加分子举出。证明我们这个古老腐臭的社会所产生的，不但狂者狷者渐被淘汰难以适于生存，就是古之乡愿于今也成罕物。只有冒充乡愿却不貌似的假乡愿，以及粘连着，偶尔突出在乡愿影子旁边的附加分子，他们简直将“差不得”的虚伪成分索性完全抹掉，赤裸的公开干些不忠不信，贪狠狼戾的勾当，直道而行更何必偷偷摸摸多加装点。 本属具文的“法守”拘板无聊的“道揆”难道还在他们的心目之中？ 倘使古之乡愿复生今日，当然会附会进化论的学说。 “适者生存，愈演愈扯去面具，后生可畏，可惜咱们早投生于几十年前，只好说声惭愧。” 追怀济之 济之平生所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借重王伯祥先生在沪时与我说的那句话：“济之真是北平话的老好人！” 无论与谁，相处久了，难免看清楚他的喜怒欢忧的真象，他有时要自加掩饰也不可能。但从我认识济之时起（记得那时他不过二十二岁）没曾见过他有过分的喜怒表现，所谓“狂欢”，“盛怒”自然显不出来，就连一般人稍稍抑制不住的情感上的波动却也少有。并非他的“城府深”，会做作，他这样沉稳坚定的天生性格在朋友群中如此，在他的家庭中并无“二致”。 他的确够得上是位“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我自己纵然想勉强学着在面容神色上不表现情感的激发，但总有使人易于触着的锋芒，有时沉默过度，甚至终日不愿与人交一语，高兴得有时便忘了他人在旁。而济之却不须装扮，不用抑制，任何时，任何地都是“天君泰然”。任何忧虑难得锁住眉峰，任何畅快不易使之放纵，既无疾言、厉色，也无些微致人难堪之处。这并无关于修养，是他的个性如此。别位朋友即愿加意摹仿也不能及。再则，他的“心”太坦然了，清清白白，称得起“光风霁月”。 虽然他具有“老好人”的完全资格，可是对于世务人情他也胸中雪亮，坚毅自持，万不会东决东流，西见西淌，不加辨别，随人步趋。有他的所见，有他的是非，他轻易不宣之于口，保持起来却又异常确定，不易为他人说动。是“古板”也是“自有主张”。 济之不是世俗的所谓卓越“天才”——我可以冒昧地这么说。我想，许多与他热切的老友不至有何异言。他一生“弄”笔墨时候并不算少，但未曾有过任何种“创作”，即连一首小诗，一则评论的笔记等也似未有遗留。说他绝不会创作是不对，他一生对于不怎么擅长的绝不炫露。因他对一切认真，即当少年时期，若在他人有他的那样好的俄文学类书籍的广搜博览，启发所及，除译述外总不免抒写写自己的印感，何况，他的文章，早有基础，书也读过一些，下笔并不困难，为什么当蓬蓬勃勃的少年期只作“哺饭”活计，不自发挥？这一点正可证明我所说的他那种本性。 记得几近三十年前，他在北京外交部所设俄文专修馆读书，恰值“五四”运动以后，北平的新文化刊物风发云涌，成为全国“新”运动之中心。当时，俄文书籍难得有人译述，尤其是俄国的文艺著作，只有几个习俄文而程度较高的学生能读能译，而济之便是那几位中的一位领袖——后来在商务出版的《共学社丛书》内济之已有译文。除却白话译文外，我曾在他的书房里见到他用简明爽隽的文言译的一种俄文小说（后来未有印本想又改译白话），即使当时的老人阅过，也许想不到是出自一个青年学生之手。这也是我所见过的他的唯一“文言”文章。 他的为人正与他的性格一样，和平中正，不肯屈己，不愿炫耀，更不能走一点的迂回道路，或以种种方法手段达其目的。他出身于俄文专校，又有外交部的“大道”。以当时俄文人才之缺乏，从二十几岁入外交部学习起直至抗战，虽然按资升调，却未得在中俄外交界上显露身手，只是作过冰天雪地的办理华商事务的领事。与数年的驻苏大使馆的秘书。以他的学历、经验及其中文读书的素养，二十多年“混”得不过如此。或者，有人以为他不是外交界的领袖人才，或则以为他没有应付外交要务的才能，其实，依我想，他还是不会作官，不能屈己谋职。若在西洋的社会政情中，谁说他不是外交界的重要人物？ 他的为人太中和，太方板，不激不随，更不会丝毫作中国官的技巧。即使任何官长对他并无恶感，也无不佳印象，从良心上也许说他忠实、沉重，但对于趋附、变化、利用取巧的言行，都无作法，至多人家给他个按资迁调已经十分不易，以言有所作为，哪能办到。 当年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实即俄文专科学校，以“馆”为称，还是沿着清末的“译学馆”而来。（这译学馆中曾设四科：即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出了两位特别人物，一即在抗战前数年死于福建某县的瞿秋白，一即上月在沈阳以脑充血突然故去的耿济之！ 他两位都是江苏人，都是所谓“旧家世族”的青年。“瞿氏乃常州巨族，耿家原住上海城里已经数代。”又都是从小时在北平长大的，同学一校同对所专习的俄文有优异的成绩，恰好同遇着中国的急剧革新的时代！然而他二位的分途，成就，结束，不但丝毫不同，而且显然歧异。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一生，环境当然有关，而性格尤属主要。如果只用“时势造成”的说法便难解释。 瞿秋白是“中共”前期的中心人物，在北伐前后似颇活跃，这是全国内稍稍留心时事的知识分子所共知的，他比济之大概大二三岁，以家庭的舒适论，他没有济之的童年幸福。早年失母，他父亲“为人作嫁”，流落他省而死，虽是旧族，家道中落。秋白与他的小兄弟随着他的一位姨父寄居北平。幸而未曾失学，可是这种家丧人亡的凄惨印感当然在他的幼稚心灵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伤痕。又因他的个性极强，天才高亢，用文言写来形容，可说是“倜傥，驰”，“有大志而不拘小节”。这与济之恰成反比。即就他们在北平毕业前后的言行相比，济之既不能饮酒也不会吸烟，在稍稍多的人群中连几句响亮话也不会说，更不要说什么“放言高论”了。秋白则善辩，健谈，尤长于分析，评论。烟酒都颇有“量”，令人一见便知不是一个规行矩步，或一生只能钻书本子的学究。更非平淡循资，对付时日之流。济之有和乐完美的家庭，生性平易沉静，从幼小时便没何等忧虑，难过的刺激。在他读书期间的生活，甚至毕业后在外交部服务的几年，可说静如止水。只在“五四”前后微微地波动一下罢了。 他们是同学同班，故乡又相距非遥，然而出校门后各人的趋向，活动，却有遥远的距离，凡与他二位在青年时识面的，不须到“盖棺论定”，早可断定他们万不会走同一的道路。主要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之路”，如果易地而处，也不会有同等的成就。 秋白自从毕业后担任《北京晨报》的驻俄通信员，与俞颂华君（俞君是当时上海《时事新报》的通信员）冒险犯难向革命后的所谓“劳农政府”的国度去后，我们便没有与他再遇的机会了。那二三年内他虽出版过两本叙写俄国情形与他个人的经历感想的小本子之后（当时由商务出版），即连读到他的文字的时候也少见了。倒是济之虽然在俄属亚洲的二三城作中国领事馆的职员与领事，以后调任莫斯科，但每隔几年回国一行，在北平，上海，却遇见过好几次。尤其是在抗战中约近七个年头我们同留沪上，见面的时间尤多。 济之一生的确够得上“温良恭俭让”与“彬彬君子”的风度。即在二三知友的谈话中，他评论事理与论及私人之处都极稳重，极有含蓄。想从他的口中听到什么斩绝严切的话殊非易事。这并不是他有意装点，矫饰，世故太深，怕惹是招非的柔滑态度。我以三十年的朋友资格敢为证明。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从并无世务牵累的学生时代到他的四十几岁，绝无改变。例如当时在北平的熟人多在立学会，办杂志，多谈辩，争主张，他对于相熟朋友所组织的学问文化团体一样加入，也写译文在若干新刊物上登出，但一向少表示信仰什么学说，主张什么主义，在他的笔下，自然难以见到情感的直接发挥，理论的绝对评判，每逢公共集会，作何讨论，他极少说出他的意见，只是十分庄重从事，认真，热切，但不虚伪，不狂张，不言过其实，也不随声附和或好奇立异。 他这等出乎自然的本色，在朋友中，细细比较竟无一人与他相似。他向无“火气”，庄重安闲，即专讲养气的“理学者”也不容易达到。 只就蛰居沪上的时期说，济之支持他一家人的生活，老少妇孺，十几口人完全靠他。纵然他在平日颇能俭约，他究竟是本地人比我们萍踪寄寓的或者较好——经济之稍有办法：但这也只是比较上说，其实他已十分艰窘了。太平洋大战起，日人的势力无所不至，物价日高，凡在沪上的清苦自守的知识分子，处境之困，生活之苦，非身经者不悉。济之与人合伙在上海西区共开一家小旧书店，用了两个伙计，转售残旧书册，代售文具，聊以度日。但经营这种并无大资金可资运转的小书店，即有“蝇头”余利，除却用人，开销之外，所余几何？其实他的主要收入还靠译书。后几年他每早上译书三四小时，午后到那爿一间门面的小书店里当一会并不怎么在行的“老板”，东补西凑，每每遇到，一样也是叹息，摇头——这在他已是不恒有的表现了。 抗战的第二年春夏间，他方由俄京经黑海，转道土耳其，乘船回国抵沪。那时的上海虽已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但由于两租界尚未为日人夺去，故中国抗战的文化阵营与各种组织尚能在困厄奋斗中勉强存在，与日军作言论、潜力的抵御，他与他的夫人小孩们到了上海仍住在他父亲的旧寓。是年秋本拟去渝在外交部供职，但以全家留沪不能同往，十几口人的生活当然不是他的薪金所能供给，加上他的二弟（式之）早已入川（服务工程界，对于西南各路的建设颇多效力），可是他二弟的眷属也在沪上，一样须他照料。因此种种原因，屡欲起程，未果。其后便决定与走不了的朋友们一同在沪共渡难关。至于那几年的窘苦，逼迫，隐避，……一言难尽。就是这样，他经常还可保持他的从容态度，大家偶得聚谈，顾及环境的恶劣，受经济的窘迫，往往短叹长吁，甚则瞪目切齿，虽寄希望于未来，难免沉郁于当时。他出于直感也附说几句，却不大看见他有几次深蹙眉头，面容苦悴。他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安心译述数千字，午后到小书店中或熟人处走走，（胜利前二年才有那爿小书店）每隔个把月或二十几天便挟着一大包文稿交于开明书店。有条不紊，生活顺序，实比我们有时心烦虑，精神上易受激动的高明多多。 他受开明书店的邀请，承译高尔基的《俄罗斯流浪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等都是数十万言的巨作，他以每天规定的时间，于两三年内俱已译成。他的俄文知识，自不须提，就看他的译稿，每行每字整齐，清晰，往往一页中难得有几处涂改。这是他一向写文字的良好习惯，不求太快，不愿写出后再多改动。文字看清，想法想妥，然后落笔，所以能够文从字顺不待涂易。从年轻时我见过他的文稿就是这样。再则他那种认真工作，不厌不倦的态度最为难能。每晨，伏案，差不多快到午饭时候方才放下笔墨，这种耐心有恒，可以连续数年如一日！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从为《共学社丛书》译俄文小说起到死前二年止，经他手译的俄国著名文人的作品不必言“质”，在“量”上已是惊人，可是他并没曾有几年的工夫屏除官务，专事译述。（在沪时除外）惟其善于安排时间，利用余暇，持之以恒，便有他人所难及的成绩。 中国开始译述西洋文学，论时期当上溯至清代光绪二十年前后，但能吸收西洋文学的精神，得到西洋伟大文学作者的启发，而且整部整篇的忠实翻译，无论如何，不能不归功于“五四”以后对于西洋文学的介绍。如法、英，以及斯干的纳维亚国的名著固然有影响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而启发与引动的力量，则俄国十九世纪诸作家的著作实为重大。虽当“五四”之前也有些俄文学的短篇或巨著的意译节译，（如林纾先生所译《罗刹雌风》《桃大王因果录》《哀吹录》等等，刘半农先生所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陈大镫、陈家麟合译的《婀娜小史》，周瘦鹃的《西洋短篇小说丛刊》中所包括的俄名家的几个短篇。再前期的是有正书局所刊行的《小说时报》上，间或一见的契诃夫短篇之译文。距“五四”最近的是《新青年》大型本上连登屠格涅夫的《春潮》译笔颇切实，但不甚为人注意。）然或撷大意以译，或杂以言情侦探等分类小说之浅见，或则赏其一事一节的奇突，与原作完整之意象，寓意所在，故难表达。（当然不无忠实传译的文字，尤其是短篇。这不过举其概略言之，前人劳力的开辟工作，我们应该予以相当的敬重，岂可一笔抹煞，妄逞苛论。）何况几乎全是由英文中转译来的，即郑重译述也多少不免有所出入。据我所知，从原本中介绍俄文学的当推耿瞿二位为最早。（当时尚有一二位，如翻译《甲必丹之女》的贺君，也是他们的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但后来未见续有译述。）而继续努力，孜孜不舍，数十年并无间断，诚不能不以此道的“巨擘”推重济之。瞿君的译文合计字数或亦不少，因为他回国以后从事秘密活动，执笔时间自然无多。北伐后习俄文的青年日多，遂有几位以译文见称于世，然开创与不断介绍的“功臣”，济之总是一个。 我们现在能不借英法文的转译，当能读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诸“大匠”的巨著，杰作，能不向当年在风沙漠漠的北京中开始以白话翻译的青年学生怀慕景仰？ 他对于俄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俄文学）的研究与了解，其深博的程度，在国内似无几人可与相比。可是他极难得将俄国文学批评或俄文学者之评论引作论文，有所挥发。除却在译文的序言，后记中略有所谈。（记得若干年前他在《小说月报》中曾有三篇译述的俄文学批评者的理论）至于苏俄文学的译文殊不少见，高尔基的《俄罗斯流浪记》作时较早，并非高尔基重回其祖国后的新作。 假定我国胜利之后，一切顺利，国内安定，文化宣扬——出版与读书的力量都能充分发达，写作译述者报酬比战前提高，物质供给不至艰难困迫，一天几千字的劳力可以维持一家人的中等生活。他已经快五十岁了（前年是四十八岁），外交界如不重用他，他专心译述当能比较舒适，过得去，我想他不会去担负普通官职。但事实俱在，以种种原因，文化低沉，谋生维艰，执笔的辛勤收入，苛刻点说连一二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也支撑不了！当此时世，尽管要“高尚其志”，却难随心，他只好在胜利后半年只身远赴辽沈，干着不甚重要的“幕僚”官，为靠那有限数的薪俸。除己用外还得顾瞻在江南的家人。其心中的悒郁殆可想象。就连战前多少年他在赤塔作领事，中国驻俄大使馆的秘长职位怕远不如。可是不干呢？能看着一家人过着更为难堪的生活。我去年未到上海，失掉与他最后一晤的机会！但听说他于去秋请假回沪到家时，血压已经增高（他平常血压便高，身体胖又易疲劳），友人们劝他留沪，不必再往，他仍然转回那风云扰动的地方，难道他舍不得？还不是生活的鞭子把他再驱回东北，重复过他那办公室的日子。终于一朝突逝，死于异地，也幸而是突然断绝了呼吸，若使缠绵旬日，在清冷旅况中回念已往，回首江南……他那精神上的苦闷怕比肉体上的苦楚加倍剧烈！ 济之长往了！我们不必侈谈他首先与一二友人译述俄国旧日伟大文学作品的功绩，也不必多叙他在敌伪势力笼罩下的上海，如何窘苦度日，埋头执笔，对国家民族矢厉忠贞。但就他那种“悃愊无华”，温良恭俭让的地道“好人”的性情上说，总觉得不但以后难有，简直可说是不易多得！ 不是由于生活逼紧，精神失调的原因，以他对于身体的相当注意，与其从容不迫躁释矜平的个性，如果国内的一切使人充分乐观，大家的生活不至这么苦恼，我可断言：“即纵有血压高的毛病却不会死得如此迅速。” “五四”之日 以改定五四为“文艺节”而言，报章杂志出应时的文字自然须谈文说艺以及与五四有何关连的，这统叫文题相符。 我想能够搜集文学革命前前后后的若干资料，加以评论叙说的必已甚多，不需我来把笔，今以数处邀约写写“五四”之日的经过，不获已乃抽暇写此。 距今天已经过了二十八个年头，二十八年！按人生七十说已有十分之四的时间：昔日少年今多白发，当年插柳，早已成荫，人生能得几个二十八年？一样的草长莺飞，一样的絮濛风软，一样天安门里的碧草官槐，东四牌楼的车声人语。可是静思深念，从那一年，忽有五四的那年起，挨到今年今日，这其间风风雨雨骇浪飞涛，杀人争地，国破家亡，百炼千锤，民穷才尽！我们，幸而不幸，几曾多少经历过这段长长岁月的少年（世间唯有时日公平不过。虚度过几十年，在社会上分利坐食负却当年“知识分子”的空名，抚怀感时能不低头凄叹！）无论现在是“高踞要津”也罢，“文章华国”也罢，成了书蠹，变为育人，或东西依附，或南北流浪，或则长埋黄土，或则永閟声闻，或……当时一世，今又一世！然而各位抚今忆往，虽然荣悴迥别，心情有异，但凡与那个开始的五四算有关系的能毋有动于衷？ 荀卿有言：“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由“五四运动”说起，当然是一件大事，也就是所谓“大事之至也希”。可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多少事情，微细的固不必尽谈，尽想。而积微成大，这二十八年间有关国家、社会甚至有关于世界的大事，在我们这片古国的土地上所发动的，武断地说，都与“五四运动”有关未免不合事理，然而社会的激动，文化的波荡，人民思潮的汹涌，直接间接，由果求因，我们却不能对“五四运动”轻心漠视。 若干讨论“五四运动”之意义或其影响的文章，据我所记，曾经读过的已有好多篇了。自定“五四”为文艺节后，研究“五四”与新文学运动的自然更多，我这篇仓卒所写的文字，只就在“五四”的那一天，亲身经历的为限。 “五四”是民国以来学生运动的第一声，也是震惊全国传遍世界划时代的青年群体的觉悟行动。在“五四”前几天，学生界因受腐败政府历年来丧权辱国的种种事体之激刺，以及媚日借款的恶果，又经新思潮的鼓荡，风声播振，早有“山雨欲来”的必然趋势。不过，那时北京的学生界虽然同心愤慨，并无什么坚定严明的组织，更不晓得应取何种步骤向全国表示出他们的爱国热情，与震醒麻木的社会的方法。恰好有一个正当题目，即所谓“曹章”向日秘密借款与在巴黎和会上受日本播弄要使中国代表进行签字的大事件。所以头一天忽由北大选派代表至各大学专门学校，各中学，言明第二天都于十二点到天安门内集合，开学生全体大会。至于为何目的开会，开会后有何举动，事先未曾详细宣布。自然，像这样“破天荒”的在逊清宫廷的禁城门内广场上开学生大会向赵家楼进发，可说是顶透新鲜的“新闻”。从清末维新创立学校以来，不但那些循规蹈矩的教授先生们脑子中无此印象，就连大中各校的学生们也是顺流而趋，出于自然。或者，主持开此大会的几位，原先打定开会有所举动——示威——的计划，不愿先广遍声明？也许并无聚众进入曹宅的拟稿？至今我尚不能断言。不过，据当时身经，却以后说为是。似乎并无人预先划定举动的路线，按步进行，而是由于青年热情在临时迸发出来的一场热烈举动。 不管历史作者叙及这段，称为“义举”，或是“暴动”，或是“闹剧”，或是“惊蛰昭苏”的第一声春雷，平心评判，像那等动机纯正，毫不被人利用，也非宣传所使的全体自动的“运动”，与后来无数次的青年运动相比，真不愧是开辟第一次。 五月，恰是旧历的清明节候，在北京天气已然甚暖，学生无单长衫者已多，袷衣者也还有。那时一般大学生穿西服的只是偶有一二，学生短装者亦极少见。（中学生穿学校制服者颇多。）所以在是日十二点以前，从“九城”中到天安门内的学生几乎千之八九是长衫人。 我随同校众散步般地达到集合地点，在各校白布旗帜下，三五成群，有的在晒太阳，有的互谈闲话。一眼看去，不像有何重大事件快要发生的景象，而且，平均各校人数到了一半的已不算少，而远在西郊的清华则及时而至。这个群众的总数，若以后来的青年运动动辄上万的相比自不算多（我记忆所及大约共有五六千人），但在当时，忽然有这么一群学生集合一处，居然各有领导，分执校旗，浩浩荡荡，颇有声势，难怪引动视听。于是一般市民也随着在天安门内外瞧热闹，看局势，奇怪学生们要弄出什么把戏？要在这紫禁城的头门口演什么说？摆什么样儿？起什么哄？ 刚刚太阳从正南稍微向西偏了一点，于是有人站在高处力喊“开会”，即时高低不一的行行学生纵队一变而成了团团圆阵，围绕住仿佛司令台的中心。我站在靠后点，那几位激昂愤发大声讲说的人并没看得清晰，一共不过三五个。演辞并不冗长，可是每句话似乎都带着爆发力，往往不等那段话说完，从最近的圆周起，齐拍的掌声层层向外扩展。其实，不需完全把那些南腔北调的“官话”听得十分明瞭，反正是以痛恨卖国官僚，兴兵造乱的军人，与无能而可耻的当时执政者为对象，而表明每个热心爱国的青年学生的“赤心”。几阵剧烈的掌声平静下来，忽而高处有人提议：我们要大游行，反对在巴黎和会签字，质问卖国贼的曹陆部长。这简单威重的提议恰像业已达沸点的水锅里浇上一滴热油。“游行，归队，质问，问问卖国贼！……”异口同音，把天安门内外跟来“看样儿”的北京人笑嘻嘻的面容顿然抹上一层严冷的霜痕。有些老实人便吐吐舌尖向前门溜去，生怕祸害的火星迸上脚跟。 预会的各校学生可说好多都没预先想到要集合队伍对当时的堂堂部长有所质询。当时“游行示威”尚是极新鲜极可诧异的奇突举动，我们不要以现在的惯事衡量当年。虽然年纪稍大的学生们当然明白这一天的大会总要有正当的决定，有重大的表示。 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巨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自经有人大声如此宣布之后，预会的青年不但没有一人否认，没一人走去，而且立刻各在校旗之下，四人一列，听从前面的指挥者，按序前进。于是这浩浩荡荡的学生大队第一次走出了黄瓦红墙的禁城大门，在那时中国首都的通衢与大众相见。 组织上自不推板，有各校早举出的代表（记不清大概是每校两位代表），有指挥员，不过这比起日后愈来愈有规律的学生游行当然显得稍稍凌乱。而每个在行列中的青年却是人人怀着一片热爱国家的心肠，想把兴亡的时代重责毫不谦逊毫不犹豫的搁在自己的肩头。没有交头接耳的琐谈，没有嘻皮笑脸的好玩态度，更没有遵行着“例行公事”的存心。至于“不过这么回事”的那等想法，我敢以己度人，那次的举动完全无此，人人知道这是有新学校以来的创举；人人不敢断定有何结果，郑重、严毅与无形的伟力把五六千人的行列贯穿起来。 微微有西南风，故都中黑土飞扬今尚如旧，不要提几近三十年前，许多街道并没有洒上沥青油或经过压路机的碾平。漠漠风沙中，只凭清道夫用近乎游戏的挑桶洒水，干地稍湿，一会儿积土重飞。你想，这五六千人的有力脚步一经踏过是何景象？ 由前门大街转向东去，经东交民巷西口（在巷口时大家立了一会，由代表向各使馆递请愿书）至东单牌楼，那时已是午后两点多了。闹市中行人既多，加上瞧瞧新鲜的心理号召，学生队逛大街，怎会不引起北京居民争先恐后的围观。记得这一路上街道两旁伫立列观的民众，学句旧小说的形容话：真是黑压压地赛过铜墙铁壁。 “学生们好玩。”“到那哈去呀？”“走的不推板起军队，——真正有板有眼。”“哈！这一阵子巡警大爷可要忙一会儿。”“巡警干吗多管闲事？人家好好游街。……”“可——不是，这世界上透新鲜的事儿多啦。游——街，示——众，哈，这也是示众呀！——”“得啦，您真是会嚼舌根子的大爷！游街——示众，难道这是要上菜市口？” 北京民众的话锋真是又轻松又俏皮，说得不轻不沉，连听见的被评论者也不会引动火气，反而微现笑容。 大多数的学生其实并不晓得那两位声势赫赫的总长公馆所在，因随着走去，这才互相传语是往东四牌楼的附近，并叫不出是往哪条胡同。在前领导的当然是有所向往。 “赵家楼，赵家楼，好生疏的名字。”不但在西城南城各学校的各省学生不怎么知道“赵家楼”是在哪儿，连比较靠近东城的，除却自小生长北京的青年，也不十分清楚。北京的大小胡同本来数说不清，一辈子的老北京有时被人问某条胡同，不见得便会随口答出。东四牌楼一带各大学学生已经生疏，何况是再向东去，转弯摸角那个冷静的小胡同。大家走到东城，已被飞扬尘土将眉毛鼻孔抹上了黄灰颜色。空中时有浮云，太阳也不怎么明朗，可是燥热得很，呼吸觉得费事。“上赵家楼，上赵家楼！”不知怎的，快到目的地了，这名称才传遍行列之中。 起初，一道行来，并无制服巡警前后追随，或有便衣侦缉人又看不出。但一到东城情形显见紧张，稀稀落落在站岗的巡警并未加多，时而有一两辆自行车由大队旁边驶过。上面明明是黑制服白帽箍的干警，这在当时的北京巡警厅中并不很多。他们虽然像阵风般的掠过，即在没有经验的学生看来也猜到定有作用。 由大街向东，似是转过好几条小街，巷子变得很像羊角——一条狭长的冷巷。原是四人一列的队伍，因为巷窄不得不密集起来，肩背相摩。（现时的人看到这段定然在心中加以反驳：“既是身任总长，难道没有一辆大型汽车？四人一列还要密集的窄巷子，那汽车如何出入？这不是有点不近理？”但请记明，那时北京的汽车可真算罕见之物，连上海也无多。所谓要人之流，有一辆自备的华美马车，已经动人耳目了。）在巷内所过却少高楼大厦。可也奇怪，由前门至此，大街小街的店铺，住户，无不在门口堆上一些老幼男女，立观学生队的通过。一进“赵家楼”，如果我的记忆还靠得住，我敢说经过的门首却是双门紧闭，巷中也无一男一女伫立旁观，一片异感在各人心头荡动，不免窃窃私语：“也许曹公馆有大兵把守？也许一会就有巡警马队来捕人？也许早早备好了打手？……” 不安的心情有时反而更增加前进的勇气。如高低起伏的波涛，前面有人在开始喊口号了：“打卖国贼。”“要曹某出来把秘密借款讲出。”“冲进他的公馆。” 也似有人在喊末一个口号，但应者较少，我原在队伍的中段，与比我大几岁的一个族侄晴霓并列。忽而前面的人都停住了，又是肩背紧接，万不会把尽前头的举动看清。而指挥者这时也似都在前面，人人不知为何原因？出了什么差子？也当这时，高喊的声音起一会，落一会，在惊疑愤恨中，是进是退，无所适从。有些不耐的青年便从行列中冲出，塞向前去观察详情。本来，大家积在狭长的曲巷中，疲劳之后早已引起心理上的烦懑，经此小小纷乱阵脚自然微见松动。突然有一阵竹木声打的响声从前面传出，不很剧烈，但明明是冲突了，动手了，谁都可以猜到。学生队出发时人人徒手，实无竹木可携。是守门者不许进去下手逐退学生？或是军警有所举动呢？非有相当气力的自然向前冲不去，即要后退，四人一列的两边，十分窄狭，更不容易。 正在这时，忽而又一阵大响，于是稍前面有人在喊：“进去了……打……火……”一阵扰动，行列大乱。又有人喊：“走走！军队快要开来了，……”“不！冲冲，冲上前去！” 可是前冲的迫于层层行列不易突出。……再几种杂乱声音，不知怎的，前面的人强推硬擦，把在后的人层更向后压。动力所及，人人脚步不易立稳，急流退潮，一股劲地压下去。在队伍的末后尚易让开，或先行奔走，在最前面的已走入那所高门楼的公馆。所苦的中间一段，前去无力，后退亦难，反被前方急退下的人猛力挤倒。这才是真实的退潮巨力。在我左右前后的人立时有若干爬在尘土之中，力气大的则更将在后的推塞一下，乘隙奔去。说是踏人而过未免夸张，但那种凌乱狼狈的形状，至今如在目前。又多是穿着长衫，倒下不待爬起，衣角、鞋子被人踏住，加上自个急作挣扎，于是衣服破片，皮鞋，布鞋，东一片西一双，却并无人顾及，直向后奔。惟一向后奔的原因并不在怕军警的追逐，而是你若立住，马上会被前面的退潮推倒，伤损骨肉，或者没了生命。这种不待思索的保卫本能，使得在行列中间的人们或跌或奔，着实不堪。 遗落在地的以呢帽为最多，种种颜色，正放歪置，无人顾惜，脚践，尘埋，如同一个个的小土馒头。 我亲眼看见一位的大褂把正襟缺了，一位的两只脚却穿着黑白不同的鞋子。（一只黑皮鞋一只白帆布鞋。大约这位还是颇聪明的青年，虽在十分匆遽之中，他明白没有鞋子不能跑路，且是一个确切证据。宁愿缓奔一步，随手捡得一只套在脚上，颜色不同总可奔走。） 我自己呢？说也惭愧，从实被人向后推倒（层力所及）。覆卧地上幸未被踏，立时爬起，两手全是黄泥，衣扣多破（那天我穿了一件爱国布夹衫），并且下唇还被小石块碰了一下，微微作痛。 叙我自己不能不把我那位族侄更受伤痛的有趣情状写出。（恕我对这位已经去世两年的人用此二字。）他那时已是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所学的是商科，平常好的却是写草字，刻图章，他向不急闷，无论有何事情依然故我，这次我们从同一个寓所出来，在同一行列中游行，也同时被急潮向后推倒，他不像我完全覆卧，因为原站的靠得墙根，恰好有辆载着两大圆桶的水车停在那儿，车夫不知有此大事，却因学生众多不能推行，只好将绊绳卸下，呆在一边看热闹，晴霓被前面力压，一个翻转，身子向后倒时，上半段被车上圆桶拦住，两条腿打了空没落尘埃，可是一只左手却碰着桶上的铁箍，掌下边一片血渍，痛不暇顾，用旧衣裹抹了两下，用脏手绢半包半扎的将就着，他把长长的浓眉蹙了一下。 “走，咱得快，不要等着踩！” 我们就这样急随大众奔出狭巷，因为声音太乱，那所公馆中究竟成何景象，即有退出的勇士他的讲述也听不真切。 向来路去，出了胡同没有几十步，又到东四牌楼的南北大街。纷落的学生几人一起，各自走散。我与晴霓仍想多知道一点实情，尽着探问稍后走出的学生。据说：竹木响动是大门的守卫以竹竿向最前面的领导者攻击，因而惹起众怒，遂即闯入，有的攻入内院的，颇踊跃的数说屋中有什么陈设，说公馆的女眷由后走出，学生们绝未伤及她们，那位总长呢却没有看见。至于如何起的火也并不知，有的报告仅是被褥被焚，延及室中天棚，一会就救下了。走后，有几位气喘吁吁的刚刚奔到的，则说军警已开到，在那公馆里外没有走及的已被捕去。 然而街上并没戒严，也无人对学生们追逐，质问，任管散去。 及至我与晴霓乘车走出前门，已是五点多了。 实因被跌出血，身体痛楚，故即时上了人力车，拉到晴霓较熟的一个浴堂里去。洗一回澡，吃过两壶酽茶，精神上才感到恢复正常。 坐在人力车上我方知道我那一顶呢帽也丢在“赵家楼”的窄狭战场上了。 这晚上我们回到寓处正值张灯的时候。有数位加入游行与未加入的壮谈这半天的经过，有的则知校中何人被捕，见我与晴霓回来当然有一番详问。在这群乱糟糟的交谈中，有个原患十几天伤寒的同学，因病没有出场（数日发高热不思食饮），他突然从卧床上一跃而起。 “我的病也好了！——我后悔没有到天安门去！” “啊！难道真有治愈头风的效力？”晴霓抿着嘴唇道。 “这是场历史的大事件！今天是壮烈痛快的纪念日！瞧瞧明天的《北京报》，教授们的言论，学生会的活动，给全中国一个震雷。啊！从今天起，……中国一定要改了面目了。” “打酒打酒，喝个痛快。”晴霓忘了手上的血口，向木桌上捶了一下，紧接着“啊唷”一声，全屋中的人才知道他受过伤。 “好”！一位年龄最高而后来在北京上海出席学生联合大会的代表，他瞟了一眼嚷道：（如今，他连任某大学校长已有相当的年岁。） “晴霓还有纪念品？五月四日，我倒要特别的握一握你的伤手。” “可惜前面的人不镇定，叫中间的队伍吃了亏。” 晴霓摇摇头，悠然的像在唱诗：“中间人不前不后，冲不快退不及，吃点小亏可不失为中坚分子！咱是一个。不信？以手为证。”于是笑声大纵，连厨役也抹着白围裙立在门侧，凝神倾听。 这一晚上，凡有学生住处无不议论纷然，情绪激昂。而暗夜沉沉的京城也被“赵家楼”的事件映放出一片曙光。 同时，这片东方的曙光射遍了全中国。 从是日起，揭开了中国史的“新”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