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幅的圣母如上天之后，为群小天使围住。此外还有

为了谈及拉斐耳的圣母画像不得不略述他的平生以及他习画的来源。在当时，意大利是全欧精神食粮的寄存处，雕刻绘画二者派别纷歧。如研究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不先明白他的传授与所受的影响便不易完全明了他的成就。自然，像密琪朗罗，拉斐耳，具有艺术的天才，如天马行空并不受他人羁勒，但详考他们的家世，学习的经过，师友的引导，以及由摹仿而创造的痕迹，这不只可增加认识他们作品的力量，也能证明无论如何伟大的艺术，如何崇高的天才，总脱不开机遇与环境的帮助。 现在的绘画与十六世纪时相比有多大悬殊，思想，题材，方法，时移世变，现代自有现代性的新作品。提到什么“光轮”，“宗教性”“圣母”等等话，如数古董，其非时代感自不待言。但要对某种学问或艺术作深切研究，便不能漠视有历史价值的留迹。时代既非突变而来，人生的一切事惟能承先方能启后。“文化”因变革才有进步，变革自有因原，自有其必须变的道理，否则万有现象都是立地生成，又何有于“变革”？从残篇断简，破壁碎瓦上，可找到证据可以使后人明白进化的迹象，可贯串起文化的线索。文学艺术岂能独外。一切文艺杰作的遗产不是现代作者可资练习参考的资料，孰能说它们全成了文化的骸骨？ 至于时代各异，思想与表现方法的另有花样，那是另一问题。 诗人郑珍的种梅诗句，“惟有十指知艰难”，“作计先须胸眼宽”。知艰难，胸眼宽，是哪类文艺品的伟大成就能破除这两句“实话”？ 虽是本文的题外话，但，看到现代的文艺多在“急就章”的律令下当做机械商品的产生，回念那些往日的杰作（自然因环境不同，现今的文艺人少有那末从容的时间与安舒的生活，这问题说来复杂，绝非只是文艺本身的关系），能无“长河渐落晓星沉”之感？ 附记： 写完正文后尚有一点补充的意思，因为这篇文字但就拉斐耳的圣母画像叙及，并不是评论拉斐耳绘画的全般技巧及其时代，故附论于此。 关于这位大师的艺术，历来的批评家各有所见；推崇他的固然指不胜屈，但认他的画绩是平凡，悲观，空洞，呆板的却也大有人在。这里，我可举出罗司金（Ruskin）的意见为代表。因为拉斐耳一生所画取材于耶教者为多，罗斯金亦就此评论。他以为拉氏所画基督的生平是用无风味的装饰抹消一切，将那些有疑问之惊奇心理与没受过教育的使徒们如火的热诚泯没于古代面具之下（大意）。还有人则以俗人的上帝之母观念的创始者评拉氏。这显见出一般富有浪漫精神的艺术批评者对他的不满。因为拉氏太讲究“整齐”，“清晰”，“明朗”，“温文”，与十九世纪初年文艺思潮的主流不同，所以罗斯金与他的朋友们有先拉斐耳派的运动。他们论意大利艺术最完全高美的时期在拉氏之前，一到拉氏，却反将神奇变成平凡，将生动变成温静，将活跃变成俗陋了。但通彻前后来看，欧洲的文艺线索，以及几个伟大人物的成绩，绝非数语能解，也非仅读一派的书论所能了然。虽说罗斯金的才力，工夫，眼光，文笔，在十九世纪的艺术批评史上造成闳伟的功绩，而“先拉斐耳派”的运动是否有利无弊，是否有永久的价值，却不易草草断言。以拉斐耳与密琪朗罗比，同是意大利的两位空前的画圣，但取径不同，个性迥异，仿佛旧诗中之有李青莲、杜子美，唐朝书家的虞永兴、颜平原。论成就各具特色，论才力各有偏至，但面目全非，间架不同，因之给予读者的感兴各有各的凝合力。也有人评论拉氏说：他的作品没有什么意向与目的，对每一件客观物象与人物的描绘只是自然而然的，不多不少的用精妙的技巧达出，而鲜有人为的增加成分。类如这样的评说也难免太主观了。就以拉氏的圣母像而论，是否没有人为的增加成分？是否没有他个人的情调？是否除却视官的表面美外无内蕴的意向？是否因为作者在用圣母的题材上见出有点低能性和普通性？（格利门（H. Grimn）的《拉斐耳传》中曾说拉氏好似有些低能性和普通性云云。）这岂是只凭一己的爱憎便这样的“言之匪艰”！自然，在反对拉氏的批评家中真有点博识的还得算罗斯金，不过他与他的友人们所倡导的“先拉斐耳派运动”为利为弊，还待评定。那么，其他的艺术评论家只是抓到拉斐耳平易温静的一点，便大肆鼓吹说他太合适于时代，太没有自己艺术的目的，太忠实甚至太技巧了，或太无活跃的生气！拉斐耳在沉雄，奇警，与大胆冷僻诸点不能与密琪朗罗比论，若因此便招致后来的武断之言，如上文所引述的，未免把艺术看得太轻，太狭；把天才的作品评定得太呆板，太笼统了。环境不同，气禀不同，其成就的趋向当然不同，罗斯金的说法虽也不免偏歧，但还有他的见地，至于格利门的议论，我总以为言之过当。 不求奇肆，不专从浪漫性上挥发彩笔，平实，明朗，温和，把许多神奇的宗教故事作人性的表现，把灵异以为不可企及的宗教人物使之平凡化，类如上文所论的拉氏一生所画圣母像，当那个时代，他能独具慧眼，思路，将圣母绘成一个和祥少妇，一个沉静慈祥的母亲，使人看后，推开神秘的云幕，想及母性的伟大。拉氏于此可算一位空前的大师，这难道可用“有点低能性与普通性”的轻言足以抹杀拉氏绘画的伟大？ 以我所见的拉氏作品，不矜才使气，精细熨贴，虽当文艺复兴期，已开后来写实主义的先河。他没有密琪朗罗的雄奇瑰丽的气力，才能，但他那一丝不苟，一笔不率的艺术上的努力，以及人物的明朗，平实，思想上的一般化，谁能说他除却工夫便少天才？ 关于密拉二氏艺术上的对比，真的，不成专书难言究竟。我在上文只是就拉氏的题材之一略为论述。因忆及几位评论家的文章，故就余纸附言如此。更详之论，或俟异日。 威尼市回忆录 一 船过印度洋以后快到地中海了，渐渐听到船上露出来的消息是关于天气的：什么英国还很峭冷，丹麦的雪还没完全融化……快到四月初了，我们又是刚刚经过烦热的印度，曾经穿了单衣往游埃及，船上的人每天享受着风扇与游泳的凉爽，一提到红海，便竟从那金光晃漾的海波上蒸起一层热雾，说“有点儿冷”谁都觉得异样。也许欧陆的气候与南洋一带，印度，非洲边岸不同，但听见“雪”这个新鲜的字，大家笑眯眯的，不是奇异，却感着兴趣。 才几十天的海上旅程，难道会把各个人向来知道的常识改变了么？不过，在一个特殊环境中过的时候稍多点，便与生疏的物事隔开了；因隔开而认为新鲜与有趣，这是人间的调剂作用，也可以说是生理的与心理的变化。 果然船入地中海便不同了，严肃得多。夜间甲板上躺的人渐渐减少，短袖的衬衣也不大见了。及至到欧陆的第一个口岸布林的西时，谁也看明那里还是初春。穿哔叽夹衣正好。海岸公园中的小植物有的含苞待放，间或看见一两棵浓荫的绿树。 在布林的西的停泊时起，我们都很欢喜地想，从明天起我们可以在那著名的水城中消磨几个春宵。 “往来时屡改， 川陆日悠哉！” 不敢说真有什么“悠哉”感，“时屡改”这三个字可确切不移。二十几天以前由上海乘船时，冬天的绒衣，舱中还有暖气管子。到了新加坡我们冒着几十度的热度在街市中乱跑。 二 地中海的夜间能盖住薄绒毯。现在在威尼市的水面上，我们的夹西服却挡不住运河中春寒的料峭。止是在海关的大屋下等待检验时微觉得额上有一阵汗。自然，我们没有私货不怕查验，但这一只大船上几百位旅客的行李全卸下来，堆积得像一叠叠的小山，铁手车一辆一辆地拖来，眼睛盯在那些皮箱，箧，提囊上，手里握着版子的号数，不由不急得出汗。从早九点，船到了码头，经过种种手续，快及正午，还没看见我们的行李在哪里，好容易等来齐了，托船上××考察团的携带，因有中国领事某君远道来迎，他们的行李免验，于是我们这漫游者的一群也省得打开，翻动。你想：快三个钟头的罚站，而水城的风物摆在眼前，却不能离得开，这“情调”不有点异样？ 深蓝布上衣的老人，斜带着旧呢帽，在钢都拉的后尾，一篙点去，我们四五人连轻便的行李便容与乎中流。 头一次到这水城，出了海关，立刻就上了这有历史意义的“单舸”。看，南方煊耀的金阳；看，晴明中的柔波与楼台的倒影；看，几处灰垩墙根长满了密密的苔藓；还有陈旧退色的楼窗中的盆花；意大利姑娘们的佳影……暗水流花垂柳梢槛，远处淡红色的宫墙，雄巍矗立的华表，光亮的教堂圆顶，轻轻的春风把轻波漾起叠痕。如鹤嘴似的船头冲过去，荡碎了水中密影，于是转过小巷，投入长街，钻出穹形的石桥，沿着人家门前楼角，慢慢地颠动着前进。 三 是啊，这里有水的街，水的邻居，水上的大道与陋巷。这里，你再不会听到摩托卡的叫声，也没有马蹄得得惊人清梦。不过为了交通迅速，汽油艇拖着臭味的气烟从水面飞去，幸而他们得走大运河（grand cannal），那些小支流还得借这曲折如人意的钢都拉来回游翔。 趟入这古国的第一步，在水面上，我们却已被古旧的诗的趣味陶醉了。“这像一个现代的都市吗？” “否，威尼市不是现代的，这里比起驼铃夜响，黄沙漫漫的北平还要不现代化。” “但究竟这地方是西方的古城，任管怎么看不是东方式啊。” “然而在西方这就是近东方的海口古城了。当年十字军几次东征，欧洲诸侯们往耶路撒冷耀武时，海军从这里替他们费过不少的力气……还有，说到东方，第一个作中国游记引起欧洲人的憧憬的也是威尼市人——我们都知道的马可波罗。” 四 “噢！马可波罗，这奇怪的蒙古族的大官，我们倒要看看他的故居。” “威尼市！威匿司，我们的中学生都已耳熟，这不是《莎氏乐府》故事的传播力么？——那令人发笑的威匿司商人。” “不过有人把这个地方比作苏州，你们怎样说？” “……等着瞧！先不要替自己的地方搽粉。” 无次序的闲谈，想什么说什么，但我总是没有话讲。当前的光景，尽力搜寻，尽力注视，仿佛这水城上有什么精灵对人引诱，使得我默默在沉思中，回忆中，飘过梦一样的水面。 不过一小时，我们已从这“单舸”上下来，安坐在一所小旅馆中了。 集中与分散 近来我接到一些外埠青年的来信，从字里行间表现出他们对沪战的关怀，与压不住的愤怒及在急迫中的苦闷。他们都想到上海来干救国的工作，托为介绍。其中有一位在无锡工厂的小职员某君说，他现在有七元的存蓄，预备到沪路费与以大饼油条充腹可供一个月的费用，情愿睡马路，只要找到适当救国的工作！他并且说，工厂快停工了，他不想回家乡去，拼了生命与忍受苦生活，但能在上海前线上有所尽力！ 朋友们，如果你要复信怎么办？我把这封信看过两遍，真觉得一腔热泪却哭不出来！ 我们这“大时代”的青年是我们这古老民族的生命！过去的衰颓了，畏缩了；将来的又太幼小。我们的青年有热诚，有气力，有相当的知识，他们都愿牺牲一切为救亡尽力！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界领袖，我们的文化领导者，应分如何迅速地，缜密地，给这批爱国青年打一条生路，也就是为我们这危急挣扎中的国家添一批生力军！无论如何，我们能说除却静待军事的胜利外不在种种方面想持久的办法吗！人之谋我，计划之周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我们不赶快（除军事外）讲求持久抗战的种种组织与设施？不要提多少青年，失业徬徨，救国有心，前往无路，即在上海一隅者，大家集中于此，（尤其是知识分子）多半是无事可作，白耗时间，损精神，怎么办？ 当前！青年的时间应该若何贵重，我们的青年的精神应该若何使之有迅奋的发展！ 不错！大家应该分散到内地去，大家不要以为除却上前线外便无救国的要务可作，话是这么说，办法呢？相当的组织呢？ 我们的政府，我们各界的领袖，除军事外，对这个问题也应“剑及履及”，不要让热诚青年的时间与精神白白耗费下去！ 二十七年前的《小说月报》革新号 民国十年距今年恰恰过去了二十七个年头。 这二十七年若用历史的眼光看去，真是多么短促多么不值得使人注意，但在我们这多难的中国，时代越近却与我们的关系越深。一百年，五十年……无论国际国内的事件，可说差不多都与我们的现时有关。 为什么单单谈起二十七年前呢？ 这是由一本颇有短期历史性的一种杂志所引起的。 《小说月报》，姑且借用一般话的“老牌”说罢，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确也够得上老牌的称语。我在十来岁初读这种以小说为主材的月刊是在清末宣统三年，其实它的创刊还在头一年（清宣统二年）。我所见到的第一册是它的第二卷第二期，（那时《小说月报》以六册为一卷，即半年结束一次。）三十二开的小型版，封面用两色影印着人物或西洋风景画片的复制版。每册约有八九十页，一律两栏排列，全用五号字。五号字在当时是极小的字模。每册内准有四页或六页的铜版画，每册也分类刊载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笔记、诗词、谈片、剧本等。当然是文言的占篇幅最多。林译正在风行，每期有畏庐老人与人合译的长篇，我记的那一卷中连载着他译的《双雄较剑录》，还有胡诗庐译的《孤士影》，谁译的《劫花小史》。作的长篇则有指严的《醒游地狱记》……在清末肯以五号印杂志的当以商务所出的几种刊物为首创，但如《教育杂志》、《法政杂志》、《东方》等，虽然以五号字的页数较多，而有关议论、主张，甚至小说的，却以四号字刊出，（如同一年的《教育杂志》上所登的包天笑作《埋石弃石记》此篇小说，全用四号，看来极为醒目。而在《东方》上所登的特别体裁的长篇《碎琴楼》，与天游译的未来战争小说则皆用五号。）惟有《小说月报》用字一律。这个小说月刊直到民国成立的那年初夏（阳历五月）才改了版型，另换编者，成为很大方美观而内容颇见充实的国内惟一的定期小说杂志。原编者王蕴章换成了恽铁樵，同时也将全五号换成了全四号；这倒不同于后来的刊物，字体愈变愈小。大概是为了仍然保持每卷六期之故，所以民国后那一卷的第一号却在五月出版。 从民元到民九年，《小说月报》一直保持着大型版与四号字的形样，其内容大致相同。而惟一特点即是林译的长篇小说年年继续刊载。恽氏编了约近七年，再换上旧人王氏编辑。到五四运动后，一时白话文学的流行给中国文坛开创出一种新气象，商务印书馆以出版界首擘的地位，不能不随着潮流，在所刊行的各种杂志上添入一小部分带了标点的新体文艺。《小说月报》于民八九年便已有了这样的新形式，不过大部分还是文言的与旧体的文章。 民国九年的冬天，商务的经理张菊生与编辑主任高梦旦到北平去与各“新”字号的文人、学社，接洽出版新书事务。那时商务的几种杂志需要全盘改革（形式与内容）的情势已经成熟，而各个新学术团体的著译新书也逐渐在该馆出版，而他们的编译所中的新人才也努力于这种出版改革运动。是时雁冰先生，他也早在该馆的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著译的新文章。因有这种因缘，张高两位先生到北平时便与“文学研究会”的负责者共商改组明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事务。 共商的结果颇为圆满，即在北平立了供给文稿的契约。高先生提出以雁冰负编辑《小说月报》之责，“文学研究会”当然同意，因为他人都在北平，且以雁冰原是该馆编辑之故，办理顺手。 到十二月初，郑振铎先生催收诸位的文稿凡两大包，做两次快邮寄沪。（创作与翻译的小说以及第一篇论文，都是从北平邮去的，其他，雁冰有一篇论文与他拉的译剧等是沪上的稿件。）以后，约在每月底或次月初即由北平集稿供给。 以上所述皆就记忆所及约略写下，但民国十年《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第一期，现在已成罕见的旧刊，除却几个大图书馆幸能存留者外，不易找到了。 抗战前两年我居沪上，曾与《小说月报》革新后的两位编者——雁冰与振铎，屡屡谈及想要找一份从民十刊行的《小说月报》，可是他们二位都没保存。至于民十年的第一号更是难能借得。商务印书馆中当然有，可是毁于淞沪战役，当时常为这个刊物写文章的熟人手中也无存留。本来我有几近全份，（从第二卷起至那时）又没携带。往往谈及，就听见稍带惋惜的口吻说：“我还想找个全份，现在连一年的都没有了！” 我清晰记得，革新后的第一期因被子侄友人索观，曾有三本后来都无从要回，所以就以自存的《小说月报》说，也缺少此册。 芦沟桥战后的第二年春初，我自己未带走的中西书册连同衣物都在青市损失净尽，那原是不甚全的《小说月报》，大该被人掠去成了包油条花生的碎纸。 想不到近日忽从冷摊上遇到十几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本来无意购买，稍加翻阅，摊主人殷殷谈价遂即买回放在案上。及至顺册阅目，民十年一月全换成白话体的革新号即在其中，好在封面里页丝毫未损，而且敦谷先生所画的摇篮中的新婴依然面含微笑，象征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前途。 这一册的材料集成如上所述，但以二十七年的过去，现在四十岁上下的爱好文学者，我想或者不易看到这本革新后第一期？因此不惮烦琐将其中的重要目录记下：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要目 改革宣言 圣书与中国文学　　　　　　　　　　　　　　　　　　　　　　周作人 文学与人的关系及古来中国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沈雁冰 创作 笑　　　　　　　　　　　　　　　　　　　　　　　　　　　　冰心女士 母　　　　　　　　　　　　　　　　　　　　　　　　　　　　叶绍钧 命命鸟　　　　　　　　　　　　　　　　　　　　　　　　　　许地山 荷瓣　　　　　　　　　　　　　　　　　　　　　　　　　　　瞿世英 沉思　　　　　　　　　　　　　　　　　　　　　　　　　　　王统照 译丛 疯人日记（俄国郭克里著）　　　　　　　　　　　　　　　　　耿济之 乡愁（日本加藤武雄著）　　　　　　　　　　　　　　　　　　周作人 熊猎（俄国托尔斯泰著）　　　　　　　　　　　　　　　　　　孙伏园 农夫（波兰高米里克基著）　　　　　　　　　　　　　　　　　王剑三 剧本：邻人之爱（俄国安得列夫著）　　　　　　　　　　　　　沈泽民 杂译泰戈儿诗　　　　　　　　　　　　　　　　　　　　　　　郑振铎 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　　　　　　　　　　　　　　　　　　　沈雁冰 书报介绍　　　　　　　　　　　　　　　　　　　　　　　　　郑振铎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十日发行 尚有几篇作译目录未曾写入，插图有一张三色版印的《跳舞》，两页铜版图题各是《浴女》、《洗衣人》，全是法国有名印象派画家德加Degan所作。封面画者许敦谷先生，他方从日本学绘画、音乐。回国不久，也在商务服务，由许地山的介绍请他画封面，并负责选印插图。 就内容与页数论，在当时够得上是一本唯一专载新文学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国》等。在北平出版的新杂志，虽则每期总有两三篇创作或译述的小说、散文，但只是一小部分。而“创造社”的《创造》尚未出版。《小说月报》革新首先适应了新文学爱好者的需求。 对于这一期里的文章不必多加评述，但《圣书与中国文学》确是到现在还是一篇罕见的论文。那时周岂明（自然还无此称谓）的清朴平赡的文学论文，实是领导一班对西洋文学认识尚浅或无综合理解的青年，使之走上文学的正途。我们知人论世须有分别，以后的如何殊不能抹煞其博学与优美的文章。《笑》是一篇千余字的散文，在当时也当短篇小说看，是冰心早期所作，很美丽很悠淡而文字又极简洁的一篇。《命命鸟》则以特异的风格，略掺旧式的写法，在异国风习中烘托出男女真恋的醇美。译文中介绍脑威写实主义之重要文人般生，以及他所作的独幕剧《新结婚的一对》，在新开辟的文坛上可谓创举，与《新青年》之第一次介绍易卜生一样。（般生的作品是时除却先有一篇名《记者》的剧本在《新青年》刊过外，别的刊物并未介绍）可惜，经过近三十年了，般生的小说，长剧，还没在中国以汉文印出！ 至于耿济之之介绍郭戈里（即郭克里）的短篇，郑振铎之首先译泰戈儿的名诗，也都是第一回。 在坚明的主张与改正中国历来对于文人身分的误认上，雁冰那篇文章确值一读——至今依然值得重读。因不易看到它，遂选录几段于后，借作本文的结束。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做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 ……譬如英国罢，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和我国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们文学者自身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和我国大不相同。他们却发见了一件东西叫做“个性”，次第又发见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 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 ……这样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才是世界语言文字未能划一以前的一国文字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就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连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 “我来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学者必不可不如此想。 “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一方是要把文学与人的关系认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创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虽是这一册上的各种文章到后来有些收入各人的专集，但也有只是印过一次并未再见的，如《邻人之爱》一篇的译文即其一例。 年光不曾饶人，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少者壮，壮者老，人的一生，三十年不是占了年光的一大部分？即以二十七年前这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物说，至少，我知道有三位已经长辞人间了！其余诸位论年龄平均总在五十罢。人事纷扰，世变多端，即不提起“访旧半为鬼”的心情，而稍具深厚感念者展书一览可能无动于中！自然，新文学的年年进步，人才辈出，作译繁多，无论见解，评论，介绍，……迥非昔比。可是回想那时以二十许的若干青年人受时代的促进思潮的动荡，惟日孳孳的争读新书，力作文章，不管学识经验是否充足，要以共同的努力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大道的志愿却“如火如荼”不能自遏。抛开收获，但论辛勤，那种年轻的兴致或值一提。 悼朱佩弦先生 佩弦兄的去世太突然了！我在早上见到报纸的新闻电时，手颤颤的呆了多时，竟无意绪再看他文。 据说是胃病致死，但这些日子偶见的旧友函中未曾述及，大约以在这个时代有病成了常事，入院就医或者不大惹起友人注意，也想不到竟尔夺去他的天年。而佩弦就这样死于秋热多事的故都，古寺停灵，近即火化，了此一生，遂成千古！人间倏忽，又恰当这个万方多难苦痛重重的时代，回念旧友，岂止洒泪。 我与佩弦兄之认识远在民八九年间。那时，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每月总开一次常会，至少总有十多个会友聚谈，其实并无多少会务，只是借此“以文会友”而已。有两年我曾被举负分会书记之责，每次开会由我召集，每次自己准去，故与佩弦在此时最熟。他生性沉穆，不多说话。虽在北方读书五六年勉强学来的北京话，生硬中带出扬州口音，每每说到“儿”音尤为显然。他不像我与地山、菊农三四人，每好高谈争论。平平的圆面上时常浮出微笑，说话的音绝少高亢，态度和平。虽在少年，却使人对之有“老成持重”之感。那时，在我的心中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迂阔，这因为我们有些飞扬狂态，所以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或不免有“敬而远之”的存念。时候久了，明白他的个性并非矫饰，反将以前的猜测冰释，自咎冒失。 他不易激动，不多评论，不好表著。可是，就那时说他的社会经验已非我们几个常在都市中打发时日的朋友所能知道的了。 他以散文见知于世，固然是《背影》那一篇的成功，实则当民国十一年沪上某书局所刊《我们的七月》丛刊中，有他与俞平伯先生各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也引起读者的赞美。文笔的别致，细腻，字句的讲究，妥贴，与平伯的文字各见所长。总之，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 当他与李健吾兄一同出国的那年，也是八月初旬，他一人由北平赴沪。忽然高兴，乘船经过青岛住了两天。杨今甫兄是时正任“青大”校长。我由他处假中归来，一天午后三点，今甫与他同到我的寓处。久别晤谈，自然高兴。遂即同往汇泉，沿着海旁沙滩闲步，佩弦头一次看到这样涛明波软的浴场，十分欢忻。我们在一所咖啡馆里谈到傍晚散去。第二天我与今甫送他往码头上船，回时，在车中谈及普罗文学之是否成立。朋友聚谈之乐令人向往。 抗战期中他在昆明，也同其他靠书笔为生的人一样，备极艰苦，常常听说他的孩子们连袜子也不穿。生活之困给他不少打击，自然，他那向来柔静的性格确也因受到切身锻炼而能更见坚强，比他的少年时期迥乎不同。 战后三年，他零星发布的文字篇数不少，多系评论文学之作。从他的新作里见到他的思想更趋向平民化，他的文艺主张更趋向普及化。他提倡切合农民型的作品，提倡有力的诗歌朗诵。 但这么一个忠于所业，明于文学分析的文人突然逝去，是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损失，也是多少爱好文学青年的损失！ 至于友生的感叹，惋悼，更毋庸说。 他的著作、思想、文章的风格，将来自会有人论及。我匆匆写出这篇短文以表微意，故不及此。 三年来，当年老友渐多物化，论年龄多在五十岁左右，而又不是平常疾病缠身的。这是否与生存于现代中国，因精神物质的生活两俱窒压的关系，不易断言。而今日男女老小易病，易死，却是普遍现象！文人有敏感，有疑念，也许另有其促死的原因，总之，若时值安平，大概他们还能多活几年，多留下几本佳作？ 打不起精神再写下去，以此聊付编者。附录古诗十句，借达哀悼。 亲友多零落，旧齿日凋丧。 市朝互迁易，城阙成丘荒。 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茫茫。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 慷慨惟平生，俛仰独悲伤！ 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一九二〇年的冬季某日黄昏后，在黑沉沉的北京东城的极东，距高大城墙不远一个胡同的小院落里的南屋里，窗前一只长方形的木案上摆设了几大盘的花生、鸡蛋糕、糖果，很明的电灯耀着那些各种颜色的食品发出亮光，像是有点喜事，或招待什么客人。 那时代，北京偏僻胡同里没有路灯，往往找门牌的生人得借人力车夫的小油灯向人家大门旁边去细细地辨认那些蓝底白字的门牌。 这家人家的南屋算做客厅，居然在湿地上还铺了一层草席，白壁黄席便显得较为洁净。木案的左右几把圈椅上随便坐了五六个青年。他们有的穿长袍青马褂，有的则是蓝布罩袍。虽预备下香烟，能吸的不过半数，点心糖果没人动手。主人——这房子的主人，矮身个、小胖子，穿着还不旧的羊皮皮袍。他并不让客人吃，似乎客人们也不需让，因为他们自己凑起钱来买的东西毋须客气。 最可怪的是他们在这个寒冬明灯的屋子里，一例都没有吃得下的食欲，虽然那五六位没有一个过二十五岁年龄的。 也似乎不像些青年人，这晚上他们的面色沉沉地，都提不起平常时高谈阔论的兴致。 “你快译过一半了罢？”一个大眼睛有希腊人鼻子的红红面孔的（那时他还没带上近视镜子）向矮胖的屋主人问话：“那——一大本《猎人日记》。” “还得半年罢，学校刚刚考完，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去，还不得上班下班先做外交的练习生。”青年主人的答话。 “《猎人日记》？可惜我从英文选集只读过一篇，文字真美。”坐在长案一端，带着金丝腿镜子的清瘦青年掺入了这句。 “屠格涅夫的艺术名闻一代，十九世纪的俄国有名的文学人物，他与托尔斯泰走的路全不一样。”红面孔的便申述他的评论见解。 正谈到这里，听见拉大门的铃响，坐中有一位突然站起，“来了，来了！准是他，——秋白。” 及至新来者迈进客厅，把手套、围巾搭在一只手上，头上是高高的土耳其式黑绒帽子，穿了很厚呢大衣的，却不是那一位喊出的秋白君。 “少与，我们当是你不来了呢。大家早到了，只是等他。咱给他送行的，想不到你也来的这么晚。” 新来的少与笑了笑，用学得生硬的苏州腔的北京话道：“好远啦！还是雇的黄包车，在路上一直有半点钟。怎么？……秋白一定很忙。” “那能不。明儿大早上就上车，——他这一去，真的与大家隔远了！”屋主人平日不好多谈，这时自然有点兴奋。 “哎！你记得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是远，他去的这个地方岂止远哩。……”另一位长发垂到耳后，说话沉缓，带着福建口音，在这一群人里比较大两岁的一位这样说。 大家听他说的颇有“哲理”气味的话，都想不起怎么向下接谈。灯光下他们互相望望，有的便把带来的新出版的杂志摊开来看。 一阵北风卷起沙土小石子打在纸窗子上哗啦啦地响着，偶尔从风声里远远传来了串巷子说书人三弦的凄切轻音。 约摸又过了一小时，他们专在那儿等待叫做秋白的方匆匆地从夜风中冲进。一身西装衣服上抖满了街尘。刚走入客厅，他立即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说出他迟到的缘故。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问他。 “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苍白，与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对照。但他们是一个专科学校中很要好的同班，又是新近同毕业的两位精通俄文的青年。 “不必客气了，您走罢！您走您的远道，我就不再上车站。……”一个高身个颇显魁伟的北方人这么说。 “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秋白总是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虽然明儿大早他要开始走上现时极少中国人愿意去与能够去的国度的长途。 “太冷！太冷！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您虽有皮大衣，可是身子骨……”一个送行的青年的顾念话还没说完。 “冷？我看北京也够数。——到更冷可也更热的地方重新锻炼一下，秋白这把瘦骨头准会有抗冷的本领。怕冷的还能去！——话是一样，要找热的他才能去。”红红面孔有希腊式鼻子的一位激动地说。 秋白一到之后，香烟气立刻在屋子中喷发出来，还有一两个也陪着他一同吸。谈话在断续中进行，把以前的沉闷打破。但大家却不多谈这个远行人到了那边怎样做通讯的工作，怎样明了那个举行过空前大革命国度的情形。因为现时迢迢的铁道还不能够无阻碍的畅通，而在边界上如何度过一时也无从想起。总之，对这个消息疏少的大革命后不久的国度的情形，他们也只是从报纸杂志上略略知道一点罢了。 自然，这一方的话便不易多谈，而且大家虽然都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热情，可是在给他送行的前夜，反而对本题找不出多少话说。 他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秋白。至于在那个大国的空前大革命后，负有人民使者任务的青年，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 他们拉杂说到上海北京的新文章，说到由南方来明天与秋白同行的某报馆的特派记者。……还是被送行的人，他的精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像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点疲劳，他一样还把精神提起。 快近十点了，风吹得更大。他们有的住在西城，路那么远，也得给这被送行的人得到半夜的休息。于是微感黯然却又同怀着壮旺的心情下，他们便在这所房子的门前冒着严寒的北风，一个个紧握住这位勇敢活泼的青年人的手珍重道别！……于是，每个与会者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由黑暗中分别散去。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瞿秋白君头一次到苏俄（那时都称苏联为苏俄），也可说就是中国的知识青年头一批踏进了十月革命后刚满三年有点“谜”一样的劳农政府新国度。与他同行的还有俞颂华君，俞君是担负着上海某报的通信记者名义到苏俄去的。 后来俞君由苏俄到德国留学，——他不通俄文。瞿秋白便在苏俄住下。 秋白是江苏的常州人。常州在清代原是所谓“文物之邦”，可是秋白自他的童年便经过了一些的流离，漂泊。他的家庭生活，到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十分清楚罢？他父亲是一位遭遇苦恼，一生中不很安定的旧读书人，晚年——甚至可说从中年起，就在山东过活。是那时的读书人的职业之一，大概是过着所谓“游幕”，一直住在济南。秋白一家零落，虽说瞿姓是常州的望族。可是他家传到他父亲一辈明明是在沉落中了。他十几岁便随着他的叔父住在北京，他的叔父在法国读过书，服务于京汉铁路局，干了多年的中级职务。我在北京学第二外国语，学校中便请这位给我们教课。秋白与小弟弟同在他叔父家里做苦读的学生。到五四运动的那年他已是北京外交部属俄文专修馆的最高年级的学生。 耿济之君与他正是同班。 他们二位在新文学的萌发时代，为介绍俄国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却给中国以后的新文学创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在全中国找不到多少对俄文与俄国文学能够作介绍的工作者，北京俄文专修馆是专为旧日外交部造就俄文人才的专科学校，教授精勤，语文兼顾。加上瞿耿二位的中文程度也有根柢，又都嗜好文学，所以这自然的给中国那个新时代打开了广泛介绍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先路。（除瞿耿二位，俄文专修馆内还有贺汝钦，安寿颐，曾译过普式庚的小说。但贺安的译文只是当时共学社出版的两本书，以后便再不见他们有继续的译述文字了。） 这里我还可以附带提及，曾有两种刊物当一九一九——二〇年中都有过秋白的文章（译作皆有）。一种是折叠式的小型刊物《新社会》，记得印行二十多期。是半月刊罢，许地山，郑振铎，还加上瞿耿二位共同编刊。秋白有些短文就在这上面发表。还有一个《曙光》，是五号字印的每月杂志，我也是这个杂志的发起人与作者之一，秋白有两篇译文登出。可惜这两种刊物从好多年来就找不到了。 当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北京的新型刊物对于俄国十月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以及劳农政府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苏俄的新情形，都或多或少予以注意，并且尽可能地找外国的资料译为中文。明知当时苏俄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以俄文新印的刊物难能传到中国，一般人又不习俄文，所以只好从英法的报纸杂志上搜求。有两种英文定期刊物，即《民族》与《日晷》比较是常常介绍新俄的情形。固然在报导评论中不免带出资产阶级的偏见，但从这两种刊物上究竟可使中国的读者多少知道点大革命后的略况。记得我总是在每一期上注意有无谈论或叙写这个崭新政治的我们邻邦的文章。李大钊先生以主持北大图书馆的关系，见到刊物较多，而那时北京的各个学社与公共社团内更没有北大时常收到的外国期刊的数目。再则李先生既是《新青年》的长期撰稿者，他更热心于倡导新的文化运动，为人诚恳，敦厚，虽然比起我们的年纪大十来岁，但投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架子，也不觉得自己是够得上做领导的人物。与学生青年讨论，研究，谦和可爱。因此北大图书馆馆长室在那几年中可说是新文化临时俱乐部。找新书杂志的，商量会社事务的，想解答问题的，谈文化上一般情况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些时代的青年在那里，小型会谈也借那馆长室外间举行。所以当时提到北大图书馆与李守常先生，凡从事新文化运动与从事写作的青年几乎都极熟悉，并不分北大的校内与校外的学生。 秋白与守常先生自然也有来往，他虽然对于旧文学早有素养，对于新文艺有努力推进的热情，可是他更热心于整个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早已注意那时暮气昏沉，一切不平等不进步所造成的社会现象。他对于社会主义早已扎下了强烈的信心的根子。恰值北京的《晨报》在提倡新文化的传扬工作下，想有人能做新俄的通信记者，秋白方毕业俄文专修馆，以他的才能、文笔，高等求知欲与热烈地想研究新俄一切的心愿，当然是最最合适的人物。他不肯为照例的职务绊住他的身子，他那想改革社会的志气更不愿只在文字上消磨，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通信记者的名义以及送给他的旅费。与俞颂华君结伴在隆冬风雪的北京开始踏上辽远的道路，往隆冬风雪更甚的工农苏维埃国家去。 他定日启行之前曾往济南住了几天，与他的父亲见面，后来在他那本《新俄国游记》里叙述出来。时代不同，三十年前，当苏联十月革命后只有三年，道路那样难行，中苏并无新的国交，入境手续如何，到后如何，如何通信等等……都是不易先知，不易解决的问题。西伯利亚一带通往俄国的铁道经过损坏还没完全修好，不要说以前并未到过的人，即是熟于一切旧地重游的一个外国人，又有几分勇气能够奋然毅然地踏上征途？ 在这迢远的路上经过一些麻烦，好容易到了莫斯科，那时候的心情，那时候他自己的壮志，热感，我记得在他所作的《新俄国游记》与《赤都心史》中一一写出，尤以后一种写得更为活泼热烈。明明是一位从东方古国身负了沉重的担负，为向往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向暴风雨后初见晴朗的新国度而投入的心情，回顾东方，这沉沉昏暗，内侮外迫已经是到了不能再支持下去，而且受着历史重压下的旧邦，一切制度、风习，一切思想、学术，一切的深污的旧染，都到了个“咸与维新”，重行全盘改造的紧要关头。他就当这个时机首先往那冰雪皎明艰苦奋斗的新国度中投入！……这份热情与对于新时代的辨识，以及迎上前去的决心，都从他的笔下倾泻出来。这两本书内有好多段便是有热有光的，永远年青的，不须修饰的好散文，——也就是伟大的诗篇！ 可惜他这两本少年的著作出版后销售不久即被禁止，以后未曾再印流行太少，极为可惜！ 以后在一九三〇——三三年他潜寓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时代，与鲁迅先生时常为文提倡唯物观的左派文学运动，翻译与写作明犀锐利的理论批评文字，在各个新刊物上发表出来。给十几年来的文学改革运动以明白正确的结算；给大众化的工农的文艺奠下了初步的良基；给那些迷离、动荡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论者一种清醒分析的指示；给右倾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学者以严正的批判。这个时期是他再一度以灵活笔姿为革命文学而尽力的时期。他用宋阳、易嘉等化名发表文章，以他那种文笔在上海文坛上当然容易惹人注意，不过真正知道是他所写的也只是文艺界的极少数人。 那时的左翼文坛他是一个重要领导者，但关于这些已往的情形现在身与其事的熟知者大概是愈来愈少了。 我对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前后，也就是中国白话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前后几年较为熟习，至于他从苏联归来，以及在中共里负重大任务与地下工作的时期，我不多知悉。当然有些人可能道出。记得在一九三五年秋天，《国闻周报》中有一篇说是得自秋白被杀的那个小县城来的材料，颇详细地叙写他的从容就义与死前所作的文字，还有两首旧体诗，这倒是极不易见的资料。但自从《国闻周报》登过一回却没见有人收辑下来，不知那篇文章的资料是否完全真确。但我记得就那两首旧体诗来看，颇像秋白的口气。现在我的存书经过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损失，连这本刊物也丢失了！ 秋白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以不到四十的年龄，辛苦奋斗十几年，把生命殉了主义，殉了党！屈指算来，到今年恰好是十五个周年。他活到如今才五十多岁，正是干练有为的时候。可惜他等不及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不及见到全中国大陆都被解放，与以工人阶级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专政，便在十五年前的中国福建的一个小县城中告别了人间！ 但他的勇敢坚强的意志，开辟大道的精神，以及坚定的信仰，辛勤的工作，可也“长留天地间”给后人以无限的景慕与不忘的记忆！ 至于他在倡导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上给当年中国的左翼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只是他短短一生中的一部分成绩；但只就这份成绩给予评价也是辉煌扎实，永久不能磨灭的。 去年文代大会在北京开过后，成立了全国文协，文协借中法大学礼堂开会的早上，我看见讲坛上高挂的两面巨幅油画像：一边是鲁迅先生，一边是青年的秋白，我不禁凝视着记起了好多旧迹！——这两位自五四后在文艺界中的拓荒者不屈不挠，同走上光明大道。虽以年龄不同，处境不同，写作的多少不同，可是到现在，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认识与苦斗，如日如星，光辉不灭。单就文艺的一项而言，已经如此，他们的评价又何待赘言。 写到这里听着中夜的喧涛拍打海岸，有节奏地一阵一阵像奏着雄壮的进行曲，唱着争自由的高歌。 六月之夜的清空，皎月流光，众星明绕。 社会主义的花朵快要开放 七月五日的下午，正如去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极不平凡，值得中国人民永远记忆的日子！这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日，也是李富春同志向来自全国各方的代表们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个偌大的会场，一千多位代表们全被这个具有划时代的，促进中国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长篇报告吸引住了。大家随了他的宣读逐行逐字地默读下去，我相信大家在眼前所看到的，所感到的当然不仅是白纸黑字的书面，也不仅是从种种比较现在、未来的数目字上带来的欣喜，还有的是一片设备完善、烟囱林立、机械喧响的新型工厂；广阔无边黄绿光彩相间的农田上各种耕种收割的农业机器，凭了熟练的机手运转，正在平原上纵横驰骋，而逐渐发展成的集体农庄的建立，与农业机械化配合起来，给过去的小农经济显出根本的改变。此外多少荒原，卤滩变成了肥沃良田，多少高山深谷，原是渺无人烟的地区，铁路与公路都已通达，交通上有空前的成就，黄河水灾能以科学建设的力量予以控制，大小川流都可利用起来，对水利与水上运输增加了强大的力量，还有其他种种必有的丰盛形象在我们的眼前开展。当然，无论哪一位代表谁也不会放松对于报告的声音与放在桌上的文件，但也难以自禁地会在同时预想到也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美好的远景！ 说是“远景”但在全国人民的兴奋中，快乐中，希望中，从各个不同岗位上的努力中，也就是大家一致为了实现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勤勤恳恳以无限愉快心情而协力工作中，几年的光阴是不会觉得怎么长的。即以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来说，即以更为完美的“远景”来说，十多年何尝太“远”。我们的常语“人逢喜事精神爽”，在欣喜爽快的精神下，工作起来只是感到时间不够，而不会有时间拖长，或延缓不前之感的！ 就在这次会议上听过李富春同志报告后，各个代表组的讨论情况来看，我就直接地感到大家为了我们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而有难于形容的快乐心情。这不但是青年，中年的代表们如此，那些白发、长髯的年老代表们一样是兴致勃勃，尽力出席讨论、听取解释；好些科学工作者，文教工作者，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也都极感兴趣。在讨论中，述说感想中，商讨实施的情况中，或在各种技术的问题上，热心研求，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与对计划草案的求全态度，这可说是每一位代表的共同意愿。 大家一致有这样的共同意愿，有这样高度的热情，有这样对于这么巨大而内容丰富包括各个国民经济部门的计划，而又是数字繁多，看来比较吃力的文件，无论老少、男女却一例地费心钻研。这是勉强能行的吗？若是没有大力的鼓舞就会具有这种严切的责任感和不懈的热情吗？ 不错我们注意的是现在和未来，尤其是更为美好的未来，但历史是连续下来的，是因情况不同，值得比较的。过去固然过去了，该埋葬的埋葬了，该衰落的衰落了，该沉没的沉没了，可是不比较过去也难显出现在的进步；了解过去更可知道将来的宝贵。所以在这个报告的原文中也曾提到过去时代的产钢量、生产棉纱等等的数目。 代表中六十以外直到九十多岁的老人不算太少，像我还只是五十多岁的人漫谈过去未免不称。但从幼小时候的闻见和读书阅报的零碎知识上，也多少明白一些从清末维新运动以来关于工业设置的略情。我在这篇短文中只就记忆所及聊作漫谈。 自从旧日中国的闭关主义被那时的所谓“列强”的资本势力和新式的武装侵入以后，在清末以前的官僚地主阶级中的某些旧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势略有所知，已经感到暮气沉沉和专制淫威的旧中国是没法对付所谓“列强”的侵略了。他们起初只是在“坚甲利兵”的看法上绕圈子，以为外国人有快枪火炮、轮船、炮艇，中国也有了便可抵挡，便可保持他们心目中的“天朝”威望，同时，他们的封建势力的统治便可长久维持下去。所以，当时的设机器局，派遣学海军的学生，翻译一些“声光化电”的“西书”也起兴了一阵子，可是由于满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由于官僚地主阶级自身的衰弱矛盾，由于所谓“列强”加劲地对中国作殖民地式的侵掠压迫，那一点点“坚甲利兵”式的薄弱工业哪能会持久下去，哪能会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及至清末的维新运动起来，改良派的资产阶级的“维新之士”，他们知道再走以前唯武器论的机械制造是行不通的了，他们想要从政治运动下手，想先在政治上得到一番更改，然后再来实行学习日本那时的富国强兵的一套办法。这自然比官僚地主们的眼光前进一些，但在保持满清皇统的情形下，希望维新运动成功，结果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对于发展中国工业是有他的主张的。由于种种原因，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成功，中山先生的交通计划随之落空。辛亥前后也有些官僚地主阶级的所谓较开明的“绅士”维新派的分子，在国内筹办各项实业。但资力小，人力也差，他们只能从小型的轻工业着手，如棉织、火柴、造纸，如其他日用的轻便工业品等，固然这也或多或少给所谓“国货”开放了一些引销道路，在技术上也逐渐对轻工业的某些部分有所传布，可是各个帝国主义者挟其外交上、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用他们大力量的经济侵略对那时中国的一点点轻工业的初步发展加以压迫，夺取甚至分化收买。他们用种种对待殖民地的经验、方法，来扼杀那样基础薄弱的中国轻工业，相形之下势逼力绌，自然难于抵抗。 到大革命时代后，一时有些民族工业资本家，想以独立或联合经营的轻工业的厂子与帝国主义者的产品竞争一下，一方既有提倡国货的名气，一方也想可以多榨取利润。一时几个大城市，尤其是靠近海口的城市，骤呈一片新的轻工业发展的景象。可是等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任管如何经营，进展总归是流不通畅，长不繁茂。国民党反动派又只图扩大他们的势力。掠夺人民的财产，与帝国主义者密切勾结，出卖国家的经济利益。就在这种情势下，那些自信还是为民族争取经济利益，而同时抱有借此大大扩充资本雄心的轻工业资本家，不管他们怎样用尽心机，想同帝国主义者与官僚资本作竞争，其结果非被分化即被收买或则受帝国主义经济力支配下的买办阶层的控制。正如《子夜》这个长篇所叙写、表现的一样。能够在层层苦斗中勉强维持下来的是少数，或是帝国主义者不大注意经营的某些轻工产品的厂子。 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尤其是没有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没有政治上的根本改革，想平空来一套工业救国或实业救国，只凭少数的比较可以算得资产阶级中的资本家，就能振兴工业，与各个帝国主义者多年来在中国无孔不入的经济势力抗衡，（不要说打倒了）还不是一场梦想，一阵子的镜花水月！ 不错，几十年来在轻工业范围内如纺织、制药、食品、家庭日用品等等也有了各种产品，尤其是在几个人口集中，规模较大的城市，这类消费品的私营轻工业不是没有一点基础，也给国家挽回了一部分的“利权”。可是我们的重工业在哪里？我们国营的重工业性质的厂子何在？不须多说，立国于现代的世界，如无重工业的稳固基础，那无论轻工业怎样发展，农产品怎样丰富，不仅是在现代化的国防上没有办法，没有保卫和平的稳定力量，就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也得样样倚靠他国。像我国的国土这么辽阔，人口这么众多，如果我们自己不早日争取工业化，突来的危险便无保障，人民的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也永难提高，更不必说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了。 谈到重工业，在全国解放前，除却清末所留和后来的官僚地主与军阀们办的一些零星小厂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而尤其缺乏的是机器制造的工厂。只有煤、铁业稍值一提，却也可怜得很。李富春同志的报告中指明：“……至于重工业的基础则更加薄弱，虽然也有某些重工业，大多只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械修理厂，或者只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全国除东北外每年只生产钢四万吨左右，而且都是满清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所建立的钢铁厂的产品。”没有工业尤其是没有大工业的发展哪能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新版的《政治经济学》中曾说：“社会主义只有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大机器生产才能既在城市也在乡村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所以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先发展重工业的坚决不移的道理，从李富春同志的报告与以上所引《政治经济学》中言简意赅的几句话都可明了不须多赘。 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的解决，如果不先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是不可能达到，其实是也不可能解决的。满清末年及辛亥以后的某些人想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层压榨的空隙中多少建立一点点工业的基础，姑无论他们是为了私人利润，巩固其本阶级的统治力量，发展财富，或是为了抵抗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民族自尊心，爱国的表现等等，但由于事实所在，那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专制和军阀争权的社会，工人阶级还不能领导人民大众，所以，他们不管从任何意图作出发点想要建立起工业的薄弱基础，那是十分困难且无多大效果的，更不必讲到规模宏大，设备繁多，须有巨大资金的重工业了。 由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为符合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制定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他就是我们要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不是有中国共产党多少年来的领导和坚强奋斗，怎会推翻根植已久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那时人民大众终日谋生无计，死、饿、困穷，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连中国革命第一个阶段也难达到，又怎会有第二阶段的开始的现在！ 六年以来一切蓬蓬勃勃的进步，一切增加生产的表现，一切新人新事物的不断发现，在国际地位上的空前提高，这都由于全体人民一致拥护和遵从党的领导，且具有共同的意愿——也就是以乐观精神与坚定的信心，企望走入社会主义社会。 像我这等年纪或比我更大的代表们，这次参加大会仔细听过并讨论过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想准会在珍重现在，欣望未来的十分兴奋的心情下，不免回忆过去，作一番时代变化的对比吧？我对于工业可谓完全外行，但因为热心研讨这个五年计划，却使我发生了以前很少有的对于工业的兴趣。至少从辛亥革命那时起吧，我以那时十几岁的少年心怀，对于如何能使我们这个历受外侮内乱的古国，一变而为现代化规模的国家，如何能够发展工业以机器增加生产，强固国防，……这一些都是少年时期的热望。虽然那时没有政治上的明确认识，更不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次序，只有这样直感的希望，不知怎样才能早日实现。 这个希望，这个我在少年时期笼统的希望，现在是扎了深根，有了沃土，并且生长出来，不但枝枝叶叶都是茂密青葱，而且开花、结果都可在工作中计日而待。 拉杂叙论写到这里，用几句诗结束我这篇感想文字，也可说是总括了我对于这个五年计划中要先发展重工业的寄望。 社会主义的花朵快要开放， 它有精钢的根干，各种有色金属的光芒； 电汽、水力的转运机器加速的生长， 它到处伸扬着巨大坚强的枝叶， 枝枝叶叶都饱含着人类的宝贵滋养之荫蔽着肥沃土壤。 奇丽、灿烂的铁花有巨大的新生力量！把以前的柔枝、残朵比示得黯淡无光。 这象征着，也实现着新中国的空前建设的形象， ——还实现着为什么要有这样建设的理想。是有计划的年年丰长，在社会主义的花朵上显示出空前的美好，强壮。 拿起笔来投入农业合作化高潮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间题》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公布以来，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注意和十分鼓舞的热情。这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都说明了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我国五亿农村人口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样一个划时代的现实面前，我以为，现实本身不仅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而且就我们文艺工作者自身来说，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来表现这一历史性的革命变化，也是“责无旁贷”和“当务之急”的事情。 不可否认，这几年来，我们山东的文艺创作在党与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在广大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已经出现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角度上反映了农村中新旧思想的斗争，以及在这个斗争中新的道德品质的成长。所有这一些，都是值得高兴的现象。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应该看到，我们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和反映其他方面的创作一样，是远远地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要求的，我们还落在现实的后面。这在当前广大农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起着巨大转变的今天，就尤其感到不能相适应了。 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说，绝不是去强迫和约制大家都要来写农村，而就不要去写别的了。不是的，绝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位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他自己的选择题材的自由，同时农业合作化也绝不是我们文艺创作上唯一的主题；就我们国家的整个建设来说，各个方面也都在不断地涌现着社会主义的新人，这一些同样是值得我们去描写和歌颂的。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想像，一个把终身献给人民的文艺事业的人，能够对当前农村中正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采取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就拿我们山东的情况来说吧，这两年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颇为迅速，尤其是今年八月下旬全省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合作社已由九万处发展到了十八万处，入社农户已由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八发展到百分之五十二。广大农民的这种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难道对我们不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吗？难道说这一切还不值得我们去以自己的笔来描写吗？ 所以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不管他是写诗的也好，写小说的也好，作画的也好，搞音乐的也好，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都应该迅速地行动起来，投身于这个运动的浪潮中去，并在实际的斗争当中，以我们的文艺武器来把这个时代的光辉面貌生动地描写出来，从而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奋勇迈进。 同志们，大力地创作吧，这是时代对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不可推诿的责任。 清除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意义 本省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工作，在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已经开始进行。其准备工作、宣传工作以及查禁和收换的手续、方法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计划，在这里我不拟多谈，我只就这一工作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意义，和本省的文艺工作者、文化界、出版部门以及租书铺摊人员谈谈我的看法。 书刊图画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几乎可说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必需的营养品，不管是大本、小册，巨幅、小画，凡是传播知识，交流感情，给予认识，用文字或色彩、线条构成的书刊图画，无不对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种种作用。书刊图画是宣传品，且是最有力量的宣传品；它们不只是向懂得文字的人或成年人直接宣传，而且也一样向不认字的、年幼的读者、观者进行宣传。尤其是青年和少年，因最喜欢也最能够接受新的事物，所以也最容易受感染。因此，我们在书刊图画的编辑发行工作中，不能不十分慎重，有所选择。 几年来，我省的书刊图画出版工作，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各项生产建设事业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