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民国四年（1915）二月十八日至六月七日

　　（在康乃耳大学） 　　一、自课 　　（二月十八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魄力！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吾近来省察工夫全在消极一方面，未有积极工夫。今为积极之进行次序曰： 　　第一，卫生： 　　每日七时起。 　　每夜十一时必就寝。 　　晨起做体操半时。 　　第二，进德：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第三，勤学： 　　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 　　读书随手作记。 　　二、国立大学之重要 　　（二月二十日）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二月廿一日） 　　三、写生文字之进化 　　（二月廿十一日） 　　赴巨册大版会，会员某君于下列四书中选读若干则： 　　（一）theophrastus（b.c.？-287？）：characters． 　　〔中译〕（一）泰奥弗拉斯托斯（b.c.？-287？）：《写生论》。 　　（二）s·托马斯·奥弗布雷（1581-1613）：《写生论》。 　　（三）约翰·厄尔利（1601-1665）：《缩写论》。 　　（四）塞缪尔·巴特勒（1612-1680）：《写生论》。 　　四、救国在“执事者各司其事” 　　（二月廿二日） 　　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国金丹也。（二十一日答胡平书） 　　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王引之曰：“欣当读为睎，望也。”《吕氏春秋·不屈篇》曰：“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是也。）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篇》）亦同此意。 　　五、婉而谑之乐观语 　　（二月廿二日） 　　〔中译〕年届五十，吾辈始发觉自己一生碌碌无为。然就某种意义言，吾辈尚可自慰。虽然大多数国人麻木不仁、愚昧无知、野蛮粗俗、丑态百出，但是，对此吾人仍渐渐地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如果我们不能很快获得预期的成功，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对手也终将一无所获。 　　--约翰·布赖特：《特里维廉的一生》，第279页 　　上所录亦是乐观之语，而其言何婉而谑也！ 　　六、范鸿仙 　　（二月廿二） 　　《民国报》第六号来，中有近来政府所暗杀及捕杀之民党若干人之遗像，其一人乃吾友范鸿仙（光启）也。戊申余在上海时，李辛伯、李警众及鸿仙创《安徽白话报》，余始识鸿仙。后鸿仙助于右任办《民呼》、《民吁》、《民立》各报。去年居上海，有贼数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创而死。呜呼！惨矣！ 　　七、蒋翊武 　　（二月廿二日） 　　又有蒋君翊武，曾肄业中国公学。革命军起，立功为军事顾问。及第二次革命失败，君亡命广西，死焉。年二十九。《民国报》载其小传，谓“善杨卓林，与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林遇害，蒋潜归澧……”此则不甚确。蒋与杨皆竞业学会会员，而《旬报》则非其所创也。吾主《旬报》且一年，知之颇详，亦识卓林。卓林穷困，寄食旬报社中，吾时时见之，蒋则不常见也。 　　〔附记〕《旬报》主笔前后共三人：傅君剑（钝根），张无为（丹斧），及余也。 　　八、海外学子之救国运动 　　（三月一日） 　　自中日最近交涉之起，吾国学子纷纷建议，余无能逐诸少年之后，作骇人也壮语，但能斥驳一二不堪入耳之舆论，为“执笔报国”之计，如斯而已矣。 　　此间学子开特别会，议进行方法，余以事不能莅会，乃留一柬云：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交会长读之。读时，会中人皆争嗤之以鼻。即明达如叔永，亦私语云：“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及选举干事，秉农山起言：“今日须选举实行家，不可举哲学家。”盖为我而发也。司徒尧君告我如此。 　　九、为祖国辩护之两封信 　　sir： 　　subhu 　　〔中译〕致《新共和国周报》书 　　主笔先生： 　　余拜读了贵刊二月六日所刊署名“一位中国朋友”的来信，甚感兴趣。余对该作者之乐观主义深表赞同，即认为“目前形势之发展必将有利于各有关方面”，然而，对其所提出的实现乐观主义梦想之方法，则不敢苟同。该君似乎主张：解决远东问题之关键，在于日本对中国事务之管理是否负责、有效。依在下之愚见，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该君甚至也已忘记，就连菲律宾也不甘受制于美国之“有益”统治。在二十世纪之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余深信，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忿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