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学杂话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课外学问，自然不专指读书，如试验，如观察自然界……都是极好的。但读课外书，最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９９ｌib?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 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汩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仑布初到美洲时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为现在各实测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该欢喜谢他，不应该厌恶他，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s>.９９ｌｉb?</s>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还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钞录或笔记。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钞下。（短的钞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二十二史劄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 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做动植物的人，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怕没有这种便宜事。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钞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钞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 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这原是不错的，但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 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藏书网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劝青年好著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认成功，这还不是你的自由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钞录的随读随钞。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钞录的，也俟读完再钞，当时勿窒其机。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青年期所读各书，不外借来做达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q>..</q>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趣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是好处。 还有一件，我在前项书目表中有好几处写“希望熟读成诵”字样。我想诸君或者以为甚难，也许反对说我顽旧，但我有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奖劝人勉强记忆，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临时才得着用。我所以有些书希望熟读成诵者在此，但亦不过一种格外希望而已，并不谓非如此不可。 最后我还专向清华同学诸君说几句话。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 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按：此文为梁任公先生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所作，原分上下篇。李竞芳曰：“梁先生在宁讲学数月，每次讲稿，均先期手自编定。此次因离宁在即，应接少暇，故本讲稿仅成其上篇，下篇则由竞芳笔记，仅为附识。”云云。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演讲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为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法》和前两个月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1）文字学 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2）社会状态学 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3）古典考释学 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藉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4）艺术鉴评学 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他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以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 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他“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哩。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藉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 第二求博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于种“假定”，然后不断的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他废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 “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他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以上上篇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份，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9９ｌｉb.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古哲就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斯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tt></tt>。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找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譬如用形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的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着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渺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搏。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以下便略讲讲我们的祖宗精神所在。我们看看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 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所以 href='1306/im'>《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看得宇宙无圆满之时，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济”终。盖宇宙“既济”则乾坤已息，还复有何人类？吾人在此未圆满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创造；这一点，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更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他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那末，或有人说，宇宙既是没有圆满的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作的，所认为当作的作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年之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就的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亦跑过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即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虽然晓得道远之不可致，还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后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为其知其不可而为，所以生活上才满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他可为不可为，那末，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或竟因为计较利害的原故，使许多应做的事，反而不做。这样，还那里领略到生活的乐趣哩？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礼记》注。）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盖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人达人，非立达别人之谓，乃立达人类之谓。彼我合组成人类，故立达彼，即是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即是立达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来体验这个达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论语》一书，讲仁字的，屡见不一见。儒家何为把仁字看得怎么重要呢？即上面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彼我相通，虽历百世不梗；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研究得来的，要全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忧”，就是这个道理。不幸汉以后这种精神便无人继续的弘发，人生观也渐趋于机械。八股制兴，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后人日称“寻孔颜乐处”，究竟孔、颜乐处在哪里，还是莫明其妙。我们既然诵法孔子，应该好好保有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观——才不愧是圣人之徒啊！ 此外，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传于印度，但是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欧<samp></samp>洲人研究佛学的日多，梵文所有的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曰“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达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多。至于他的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分家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末，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 诸君听了我这两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固然，我也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的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所以我愿此次的演讲，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以上下篇（《国学研究会演讲录》）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若我所猜不错，那么，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 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作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bdi></bdi>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学生（尤其清华），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吗？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 href='5114/im'>《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 《史记》《汉书》 href='6042/im'>《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 href='5114/im'>《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该读；但胡君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欢金石学，尽可将金石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某人喜欢地理学，尽可以将地理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虽然只是为本行人说法，不能应用于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书，大半和《金石萃编》《愙斋集古录》《<q></q>殷墟书契考释》（金石类书）、《水道提纲》《朔方备乘》《元史译文证补》（地理类书）等等同一性质，虽不是不应读之书，却断不是人人必应读之书。胡君复《清华周刊》信说：“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依着这句话，留学生最少也该知道《殷虚书契考释》《朔方备乘》……是应该知道的书，那么，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搬字过纸，更列举后出书千数百种便了，何必更开最低限度书目？须知“知道”是一件事，“必读”又别是一件事。 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a>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胡君对于自己所好的两门学问研究甚深，别择力甚锐，以为一般青年也该如此，不必再为别择，所以把许多书目胪列出来了。试思一百多册的《正谊堂全书》，千篇一律的“理气性命”，叫青年何从读起？何止《正谊堂》，即以浙刻《二十二子》论，告诉青年说，这书该读，他又何从读起？至于其文学史之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文苑》《续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诗》《宋文鉴》《南宋文范》《南宋文录》《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四印斋宋元词》《彊村所刻词》《元曲选百种》《金文最》《元文类》《明文在》《列朝诗集》《明诗综》《六十种曲》等书，我大略估计，恐怕总数在一千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青年学生，因我们是为“老马识途”，虚心请教，最少也应告诉他一个先后次序：例如唐诗该先读某家，></a>后读某家，不能说你去读《全唐诗》便了；宋词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请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读。若说你全部读过后自会别择，诚然不错，只怕他索性不读了。何况青年若有这许多精力日力来读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册文学书，何如用来读二十四史、九通呢？ 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 《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 4e48." >么？连《尚书》 《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假如有一位学生（假定还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生），敬谨遵依胡君之教，顺着他所列书目读去，他的书明明没有《尚书》 《史记》《汉书》这几部书，你想这位学生，读到崔述、康有为、崔适的著述时，该怎么样狼狈呢？ 胡君之意，或者以这位学生早已读过《尚书》 《史记》《汉书》为前提，以为这样普通书，你当然读过，何必我说？那么，《四书》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总而言之，《尚书》 《史记》《汉书》 href='6042/im'>《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 href='2719/im'>《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思想之部，连 href='1306/im'>《易经》也没有，什么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罣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