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3）（图

十六罗汉图 佚名 （日）东海庵藏这个系列罗汉图每幅画一尊罗汉，共十六幅，与常见的元代罗汉图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设色沉着，运笔滞缓，线条粗细变化不大，人物表情深沉，整个画面给人以静谧肃穆的气息。本图画一白发长者，双手合一作前行礼拜状，神态刻画极佳。须眉、毛发以粉、墨点写勾画，双目有神，略加晕染，皮肤着笔不多，却将老人清风瘦骨之态表现的入木三分，真有笔笔传神之。 龙树　提婆　罗候罗　须耶利苏摩 鸠摩罗什 僧佑　最老辈，曾参道安译事。 道融　什卒后，自长安还彭城说法，弟子常千人。 昙影　助什译《成实论》，著《法华义疏》。 僧睿　什所翻经，睿并参正，智度、中、十二门诸 论，壑皆有序，今传。 道恒　道标　二人殆皆有政治才，姚学尝逼令还俗，欲授以政，什、■力请仅免。 僧肇　著《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磐无名论》，所谓肇公四论者是也。蔚然称什门正统，卒时年仅三十一。 道生　本居庐山，与慧远同学，什至，乃入关受业，倡顿悟成佛说，开禅宗端绪，所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等。 慧睿　本居庐山，与道生同入关从什游。 慧严　严本居庐山，与道生同入关从什游，《南本涅磐》，严所再治也。 慧观　观本居庐山与道生同入关从什游，著《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 僧弼　参什译事。 龙光 昙斡僧苞昙鉴慧安　初入庐山，后从什游。 昙无城　著《实相论》、《明渐论》。 僧导　导著《成实义疏》、《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 僧因道温　本慧远弟子，后从什游。 僧楷僧业　彗询　二人并从什学律。 昙济　四传而至吉藏，为三论宗之初祖。）。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健实基础，而为有系统的发展，自什始也。 道安、罗什，实当时佛教之中心人物。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远之规划，提挈众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学识，锐敏之辩才创建宗派，可谓相得益彰也矣。两公弘法之根据也，皆在长安，而其徒侣布于全国。其在吴者则法汰也，道生、慧观、僧导也；其在皖者，则道融也；其在鄂者，则昙翼、昙鉴也；其在赣者，则慧远、慧睿也。沿长江全域，皆两公宗风所被矣。 于兹有一重要之地点宜特叙者，曰凉域。读吾书者，当已熟知佛教与西域之关系。夫西凉则西域交通之孔道也。西凉佛教界有两要人，其一法护，其二昙无谶。两人功绩，皆在翻译，而护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纯大乘的教理之输入，且先于罗什，但系统未立耳。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伟，有敦煌菩萨之号。谶之大业，在译《涅磐》，与罗针之《般若》，譬犹双峰对峙，二水中分也，其异同之点，下方论之。 今宜论江南矣。吾不尝言佛教之初输入在江淮间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来，此教在南方，已获有颇深厚之根柢，然以其地非政治中心点所在，发展未充其量也。及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陈，政治上分立之局数百年，且中原故家遗族，相率南渡，与其地固有之风土民习相结合，粲然成一新文化，与北地对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文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梁启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其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睿辈，皆北产也。而导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导士矣，其尤著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社之彭城刘程之，若注《安般经》之会稽谢敷，若著《喻道论》之会稽孙绰，若以三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著《持达性论》之琅琊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磐》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凶逆之荆山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谢鲲、桓彝、王■、王珉、许询、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荡汪、殷觊、王■、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梁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梁启超原注：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此途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贤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