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初输入附寻二：《四十二章经》辨伪（1）（图）

红衣罗汉图 赵孟頫 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頫的人物画大多出于想象，但也有写实之作，只是传世较少，此《红衣罗汉图》堪称代表作之一。图中身着红色袈裟的罗汉盘腿坐于大树下面的青石之上，左手前伸，神态安详坚毅，似在说法。根据作者题记所言，因常与西域僧人往来，“耳目相接”，故能对西域僧人的神态特征刻画入微。图中罗汉取梵相，人物的造型及表现手段取法唐代阎立本。此图作于作者五十一岁时，是高度表现了其艺术创造力的一幅杰作。 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高僧传》云：“汉地现存诸经，惟此经为始。”此语盖二千年来佛徒所公认。摩腾之姓，或作竺，或作摄，或作迦叶。此经或云摩腾译，或云法兰译，或云腾兰同译。两人籍贯，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异说，未有从根本上致疑于其伪者。如吾前文所考证，汉明求法，既羌无故实，腾、兰二人，皆子虚乌有，则此经托命之点，已根本动摇。然则此经果何时代何人所作乎？此问题向佛典目录学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省称《长房录》）本经条下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四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出三藏集记》（省称《祐录》），《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即始于彼。原注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费说。后人追录，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汉录》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僧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回部，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别录》一部。有萧齐王宗《经录》二卷。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寻》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 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人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宾交通之迹考之， 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梁启超原注：《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安皆今县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时，王莽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右所列国名，除黄支外，皆难确考其今地。大约皆在南洋群岛、锡兰及南印度境也。宫书中记其行程，则交通已颇频繁，盖可想见。）。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梁启超原注：《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徼外来献。”又“大秦国”条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字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即罗马皇旁Antony也。此皆中国海通最古之史迹。）。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