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讽刺到幽默
类别:
其他
作者:
鲁迅字数:3994更新时间:23/03/02 14: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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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2〕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3〕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4〕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做过和尚的洋人可能指国际间谍特莱比歇·林肯(TLincoln,1879—1943),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当时曾在上海活动,以和尚面目出现,法名照空。
〔3〕也么哥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字义可解;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4〕“王之爪牙”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这里指反动派的帮凶。
伪自由书赌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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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2〕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3〕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2〕一九三二年底,上海佛慈大药厂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所谓“长生防老新药”——“含电人参胶”,说这种药是“科学”发明,能“补充电气于体内”,供给“人生命原动力之活电子”。〔3〕“裙带官儿”原来是指因妻子的关系而得官的人。语出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卷三:“帝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后来即用以指因妻女姊妹等女人关系而获官职的人。
从幽默到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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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2〕。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3〕,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4〕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5〕。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徐文长(1521—1593)名渭,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徐文长初集》、《徐文长三集》及戏曲《四声猿》等。浙东一带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的把他描写成诙谐、尖刻的人物。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民间的创造,同徐文长本人无关。
〔3〕一个大炸弹抛下来一九三三年元旦,当北平学生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化装溜冰大会时,有人当场掷炸弹一枚。在此之前,曾有人以“锄奸救国团”名义,警告男女学生不要只顾玩乐,忘记国难。〔4〕讲文德国民党政客戴季陶曾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文德与文品》一文,其中说:“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5〕“陈叔宝全无心肝”陈叔宝即南朝陈后主。《南史·陈本纪》:“(陈叔宝)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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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2〕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3〕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4〕,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6〕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3〕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4〕誓不签订辱国条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5〕航空捐参看本卷第17页注〔3〕。
〔6〕《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7〕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