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_14 吕思勉（秦）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汉代酿酒或售酒的画面。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中室南侧室西壁庖厨图中，绘有酿酒的场面。在一条长桌后面有两个仆役，正忙着将４个■安放在长桌上，桌下放着４个红盆，在■的下方正在酿酒⑥。又如四川彭县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和最近在新都县出土的画像砖虽不同模，但内容完全相同。画面是一酿酒作坊，正中大釜为酿缸，一妇人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内操作，似在和曲或搅拌，其右一男人似在协助酿酒。灶前有酒炉一座，内有三坛，坛上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彭县出土的砖左侧残缺，只见一人推车，下有酒坛，最近从新都具出土的砖上清楚地看见左侧是一推独轮车者，车上置酒，其下一人挑着酒正朝店外走去⑦。也有人认为这幅图所描绘的是卖酒的场面，如汛冰根据上述彭县出土的那块左侧残缺的画像砖提出：一般人将这幅图解释为酿酒图，以为灶前二人是和曲酿酒的。但细审此图，更像卖酒的情况。右上角那人衣帽整齐，有些 斯文 相，应是店主人（这人 斯文 得有些像女人，是否描写的卓文君的故事呢？）。正中一人舀酒装坛，另一人是来买酒的。左上角一人推独轮车运酒出店，其下应是一人担着一挑酒坛，但只有一只，究竟是进是出，人和另一只坛或因砖残或本来就不曾表现在图上，便看不清楚了①。后来在彭县又出土一种《酒肆》画像砖，店内一人似在售酒，店外一人，似在买酒。左上二人正走向酒肆。左下角一头上椎髻的人，一边推车，一边回首向卖酒者话别②。 　　汉代酒的品种迅速增多，各种酒名大量出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类：第一，以酿酒的主要原料分类。汉代酿酒的原料有谷物和果物两类，果物酒不多见，主要是谷物酒。以谷物冠名的酒，见于记载的有 稻酒 、 黍酒 、 秫酒 、 米酒 等。果物酒有葡萄酒、甘蔗酒等。还有所谓 挏马酒 ，这实际上不是酒，而是用马奶制成的酸酪。 　　第二，以酿酒所用的配料命名。为了增加酒的色味，汉代酿酒时常常杂以香料或草药，因此，出现了一些以这类配料命名的酒。如 椒酒 、 柏酒 、桂酒 、 兰英酒 、 菊花酒 、 百末旨酒 等。 　　①　　 《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 　　②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 5期。 　　③　　 《汉书？匈奴传》。 　　④　　 《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 51 页。 　　⑤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 4期。 　　⑥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9页。 　　⑦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0 ～51页。 　　①　　 汛冰：《四川汉代雕塑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2页。 　　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 页。 　　第三，以酿造时间和方法分类。汉代酿酒多在冬、春两季，亦有在秋季者，所以有 春醴 、 春酒 、 冬酿 、 冬酒 、 秋酿 等名称。 　　关于整个酿造过程所需的时间，短可一日，长达一年，其间还有十旬（百日）、半年、八个月等，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种状况也是酒类品种繁多的反映。 　　按照酿造时间长短命名的酒，有 醉酒 ，指酿造时间较长的酒。按照酿造方法命名的酒，有： 肋（即沥）酒 、 温（即酝）酒 ，此二酒名均见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肋酒是过滤后的清酒，温酒指采用连续投料法酿制的　　 酒、九酝酒之类。 　　第四，以酒的色味分类。以酒色称呼的酒有 黄酒 、 白酒 、 金浆醪 、 ■醁 等；以酒味称呼的酒有 恬酒 、 甘醴 、 甘酒 、 甘醪 、 旨酒 、 香酒 等。 　　汉代的酒名虽然非常繁多复杂，但多是仅就某一侧面（或指原料，或指色味等等）而命名，其实简而言之可分为醴醪和清　　 两大类：醴醪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成酒稠浊而味甜，度数很低；清　　 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长，度数较高，酒液较清①。 　　由于酿酒技术的改进和酒的品种迅速增多，酒已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用于祭祀、宴饮和赏赐外，酒还用于治病和随葬等。 　　先看用于治病。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解到酒的一些特性，并用酒来治疗某些疾病了。我国最早的医书《素问》便提及了以酒行药的效用，懂得用药酒按摩。汉代人则把酒称为 百药之长 ，药用非常普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就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专门酿制各种药酒。有的医学家将《养生方》所载的一张药酒方加以分析，发现其全部酿制的工艺程序竟达１０个步骤，并认为这不仅在世界制药史上，就是在化学史的酿酒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①。此外，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和华佗的《中藏经》等汉代医书以及武威发现的汉代医方简中，用酒治病的记载也很多，有泡制药酒内服，有作药引，有作外用，反映出汉代酒用来治病的普遍性。 　　再看用于随葬。厚葬之风的出现，自然是鬼魂迷信深化的反映。汉代官僚地主厚葬成风。汉代人特别迷信，想在死后也能够喝到酒，享受豪华生活，所以酒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品。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有大批精美的漆器，其中有贮酒器钟二，钫四，上分别书有 石 、 四斗 等字样，内均有酒类沉渣，这同遣策上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据有关部门测试，仅这６件贮酒器的容量，即达今７０升以上②。此外，还出土白酒、米酒、温酒和肋酒各２坛，共８坛。尤其是满城刘胜夫妇墓内的耳室中陈列着３３个大陶缸，发掘时在缸内能清楚地看到酒液蒸发后的痕迹。这些缸一般高７０公分，有的在缸上写着朱红色的文字，如： 黍上尊酒十五石 、 甘醪十五石 、 稻酒十一石 等，如果计算一下这些酒缸的容量大约能装酒１万多斤。至于刘胜一生所饮的酒究竟有多少已无法计算③。我们只知道根据史书记载，刘胜生前确实是以嗜酒出名的④。 　　①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 5期。 　　①　　 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新华文摘》1989年第 9期。 　　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78 页。 　　③　　 《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0 ～41页。 　　（五）器　　具 　　饮食器具可分为食器与炊具两大类。 　　１。食器 　　秦汉时期的食器主要有箸、勺、碗、盘、钵、盆、箪、笥、杯、卮、尊、案等。 　　箸在先秦时期称作 ■ 或　　 ，即现代的筷子。原先进餐时多用手取食，只有食菜时才用箸，如《礼记？曲礼》郑注： 饭以手 ，干肉 坚宜用手.《礼记？曲礼》载： 饭黍毋以箸 ， 羹之有菜者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后来用箸的范围逐渐扩大，《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 臣请借箸为大王筹之。 说明箸已非罕见，可随手取之。《汉书？周亚夫传》载，汉景帝请周亚夫进餐，未置箸，周亚夫 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箸有木质、竹质和铜质之分，广州先烈路汉墓曾发现铜箸，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还发现盛箸的箸筩.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中有持箸进餐的画面（图３１）。 　　碗、盘、钵、盆等既有陶制品，也有漆制品或玉制品等。前者多供平民使用，后者供贵族和富人使用。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做箪，方的叫做笥。 　　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３６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代发掘的汉代坟墓中用竹笥所贮藏食品种类的多少，可以考知墓主人爵位的高低。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做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①。 　　杯又称耳杯，得名于杯上有耳形把手（图３２）。耳杯的大小不一，小耳杯的长径约在１１厘米左右，中等的为１４厘米左右，超过１５厘米的则为大杯。 　　耳杯常用于饮酒。浙江宁波西南郊汉墓所出漆耳杯，内书 宜酒 ①。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所出铜耳杯，上有铭刻 张端君酒杯 ②。但耳杯并不全是饮器，也用作食器。云南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铜耳杯，一杯中有鸡骨，一杯中有鱼骨。马王堆一号墓所出漆耳杯中，除书有 君幸酒 者外，还有些书 君幸食.卮是汉代常见的饮器，原用木片卷屈而成，在５０年代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卮常被误称为奁或杯。目前出土的卮的口径大多在１０厘米左右，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卮，高为１２。２厘米，底径１１。８厘米，容积为汉量的５升多。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有持卮者（图３３），以人和卮的比例看，卮的容积也不大。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卮，据遣策及器底铭记，有 斗卮 、 七升卮 、 二升卮 、 小卮 等４种。最大的卮可容一斗。 　　按《史记？项羽本记》说，在鸿门宴上，项羽赐给闯进去的壮士樊哙 斗卮酒.根据文中描写的气氛，斗卮应是当时最大的卮。斗卮的容量约２０００毫升，再大了便不便举持，也就不成其为饮器了。 　　④　　 陈爱平：《汉代的饮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 7期。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8页。 　　①　　 《宁波地区发掘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 期。 　　②　　 《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 4期。 　　尊是汉代主要的酒器或水器，它分为盆形、筩形、肖形三大类。盆形尊有三足、圈足两种，以后者居多。筩形尊也有三足、圈足两种，而以前者居多。甘肃武威出土的铜盆形尊的内外皆以鎏金错银组成精美的花纹。山西石玉出土的铜盆形尊上有铭文： 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同时出土的铜筩形尊上也有铭文： 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可见盆形尊与筩形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 酒樽 ，后者是 温酒樽.肖形尊指动物形的尊，汉代已出土的有犀尊、羊尊、鹿尊、鸡尊、鸮尊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陕西兴平出土的错金铜犀尊（图３４），此尊逼肖实物，表现手法既简劲爽利，又威严凝重，从整体上看，这头犀牛显得孔武有力，洋溢着充沛的精力，是汉代匠师的杰作①。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伏兽形陶尊（图３５、３６），过去对于它是否是实用之器难作判断，近年在四川彭县等地发现的汉画像砖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的一块砖印有酒肆的场景，其上有一大案，案上置一方笥与两件伏羊尊，另有一人推鹿车离去，车上也载有一件伏羊尊，其中盛的似乎是酒②。 　　秦汉人进餐时一般都席地而坐，所以无足或矮足的食案十分常见，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类型也很多。就材质分，有木案、漆案、铜案、石案、陶案；就纹饰分，有素案、彩绘案；就形制分，有长案、圆案、单案、叠案。 　　总之，作为汉代日常生活的家具的食案，几乎每座汉墓都有出土，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③。 　　汉代无足的食案类似托盘，又称作棜案，可以连同放在上面的食器一道端起来。《史记？田叔列传》说刘邦过赵，赵王张敖 自持案进食.《汉书？外戚传》说宣帝许后朝皇太后， 亲奉案上食。 《后汉书？梁鸿传》说： 妻为具食，举案齐眉。 说的都是棜案的使用情况。汉代的棜案有陶、铜、漆各种质地者。四川重庆江北相国寺东汉墓所出陶棜案，上置杯、盘。 　　广西梧州旺步２号东汉墓出土刻花铜棜案。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之漆棜案，出土时上置杯、盘、卮和竹箸，案面并绘有精美的纹饰（图３７），应即《盐铁论？国疾篇》所称 画案.汉代矮足的食案多为长方形，装柱状或蹄状案足，长约１米，宽约半米，高约１０- ２０厘米。多为木制，也有铜制或陶制者。辽阳三道壕２７号石椁墓出土的陶案，案面上有刻铭： 永元十七年（１０５年）三月廿六日造作瓦案，大吉，常宜酒肉 ①。铭文对其用途作了明确的叙述。食案上常置杯、盘等食器。《汉书？朱博传》称； 博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此言其自奉之俭约。重庆相国寺东汉墓出土的陶案上置８杯１盘，河南灵宝东汉墓所出陶案上置１魁、１杯、１勺（图３８）。广州先烈路沙河顶５０５４号东汉墓出土的铜案，甚至将耳杯作为纹饰刻在案面上。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墓所出彩绘漆案，长约２米，宽约１米，装鎏金铜蹄足，应是豪贵之家所用的大食案②。《三国志？吴志？步骘传》谓焦征羌 身享大案，肴膳生沓.其大案或与此案相近。沂南画像石的祭祀图中，有上置１０杯的８足大案，也应属于此类（图３９）。有足的食案除案面呈长方形者外，还有一种案面呈圆形，其名为檈，即《说文？木部》所说： 檈，圆案也。 上述祭祀图中也有置食器的檈案。 　　广州沙河顶５０５４号东汉墓中的一件铜檈案，面径４０厘米，高８。６厘米，上置大小铜耳杯６个，出土时檈上还有鸡骨与猪骨少许（图４０）。而且无论方案或是檈案，都可以叠置起来庋存食物（图４１）。也许就是《礼记？内则》郑注所说 以板为之，庋食物 的阁③。 　　①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文物》1982年第 8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化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6～324 页。 　　③　　 陈增弼：《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 5期。 　　①　　 《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 期。 　　②　　 《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 6期。 　　２。炊具秦汉时期的炊具主要有灶、釜和甑等。 　　灶是新石器时代陶灶的进一步发展，秦代的某些地区仍然盛行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但汉武帝之后发生了变化，在随葬品中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逐渐被灶一类的模型炊具所取代。这一变化起码反映了随着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顶礼膜拜的是神灵和祖宗，以能用祭器宴饮为荣；现在人们更重视的是五色斑澜的现实生活，以讲究实用为尚。过去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人们能够享用的礼器如何；现在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掌握生活资料的多少。 　　从列鼎而食的习俗逐渐改变以后，人们在地面上开始用砖或土坯垒砌长方形的连眼灶①。这种南北方普遍出现的连眼灶，较之前代在地面上挖成灶穴的土灶进步多了。两千多年来，人们沿用的灶型基本上是这种以柴草为燃料的连眼灶。它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烹饪技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灶型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最早的汉灶，大约出现在汉武帝初年。汉代早期灶的特点是灶身较短，烟突也短，灶台上一般都是纵列灶眼两个，前眼置釜甑，后眼置釜。灶门敞开，其宽度与灶身同。从结构上看，汉早期的土灶后虽有烟突，但灶门过大，不利于拔火。且烧火的过程中，烟与火都容易反向朝灶门外冒出，对烹饪操作者的影响极大。人们在烹饪实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弱点而进行改进。因此汉代早期灶型存在的时间不会为时过久。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灶身显著伸长。灶台上可以纵列３个灶眼。１眼置釜甑，用以蒸饭；１眼置釜；１眼置双耳锅。这样人们可以一面做饭，一面煮菜，同时兼做菜肴食品，既省时又省燃料。同时这一阶段的土灶，灶后烟突也有所加长，呈龙头形上曲状。灶门明显收窄，两边砌壁，这种改进使火道通畅，更有利于拔风起火。而且还在灶门上加砌一堵直墙成为灶额，高出灶台之上，以遮挡烟火，可以避免烟熏火燎之苦。也有例外情况，如南昌东郊西汉墓出土的大灶有４个灶门和４个火眼（图４２）。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三阶段，大约在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即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这一阶段灶型的最大特点是在灶旁附设水缸。水缸的数目少则１、２个，多至６个。设水缸的优点是，饭做熟后即有温水可供使用，这是汉代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学会节约能源的具体反映。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6、306 页。 　　①　　 麦英豪：《从广州汉墓出土的炊具、食具看当时岭南的饮食风貌》，《中国烹饪》1983年第 11 期。 　　到了东汉末年，我国南方出现的灶型就更为典型。从广州出土的陶灶模型看，其灶面呈平面三角形，后端呈尖状而翘起，上开一大孔以代烟突。灶面前后各置一釜一锅，中间是釜甑，两侧也附设有水缸①。 　　釜相当于现在的锅，一般用夹砂陶制成，呈红色，扁圆腹、圜底，可套在灶的火眼上（图４３）。甑也多为陶制，放在釜上，敞口，外折平口沿，底部有透入蒸汽的孔，需蒸的食物放在甑中　　 ②。《考工记？陶人》说甑有 七穿 ，即甑底应有７孔。但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所出陶甑只有５孔，云南大关岔河东崖墓所出陶甑只有６孔。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陶甑则有７孔（图４４）。 　　广州猛狗岗４００２号、七星岗４０３３号、麻鹰岗５０４１号东汉墓所出明器陶甑上也有７孔，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所以甑底７孔之制，汉代或已不再遵循。 　　又《说文？瓦部》说： 甗，甑也，一穿。 《释名？释山》说： 甗，甑一孔者。 先秦的甗中常上下直通，使用时应在甑底的束腰处置箅。《急就篇》颜注： 箅，蔽甑底者。 故所谓一孔之甑本应指甗上的甑而言。但汉甑也有一孔的，如湖南资兴旧市、衡阳茶山坳等地东汉墓出土的甑即为一孔。 　　汉代以釜、甑蒸饭，而不再用鬲、甑合体的甗，这是由于炉、灶的普及，促使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的缘故①。 　　附表：考古所见的汉代食物一览表① 　　　 　　 　　①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4 ～97页。 　　②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3页。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2～334 页。 　　①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１。出土简牍和考古报告中的农作物名称很不一致，根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和习惯性叫法，本表对考古报告中的一些谷物名称稍作规范。黍、稷、糜、黍子、糜子、黄米，统称 黍 ，或在 黍 后加注（稷） 、 （糜）.粟、小米、谷子，统称 粟.简牍上的谷物名照录，或加括弧，以示同于括弧前的谷物。 　　２。资料出处：考５９，９，４６８＝《考古》１９５９年９期４６８页；文＝《文物》；考通＝《考古通讯》；考学＝《考古学报》；丛刊４＝《文物资料丛刊》第４期；烧沟＝《洛阳烧沟汉墓》；马王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标本研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四、居住 　　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从文献记载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 两汉堂室犹存周制 ， 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 ，所以有人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载为依据。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 《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于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 ①因此，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秦汉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榦式等。以下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一）庭院式住宅 　　秦汉时期的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存在差别。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曾介绍了一个被查封财产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 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 所谓 一字 ，即有堂屋一间； 二内 ，即有卧室二间。房屋上都覆有瓦，木构齐备。《封诊式？穴盗》又记有一被盗人的房屋，同样是一堂二内。所不同的是二内中之一为正房，正房东有侧室，有门相通，而堂系小堂，在侧房之后。这样其平面图呈曲尺形。房周围当有院墙，其北墙距小堂北缘为一丈，东墙距侧房五步。《汉书？晁错传》说：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 富人家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 高台层榭，接屋连阁 了。 　　①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卷第 3期，1932年 9月。 　　先秦时，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大夫只有东一房，西一室。但秦汉人已不大区别室和房了。如《释名》、《说文》都把堂侧之室也称作房。然而王鸣盛认为，秦汉人是前为堂，后为室的，堂东再有一间，构成一堂二内，其平面为曲尺形。不过在实际营造中，这种刻板的礼法并未被严格执行过。如上述秦简所示，前者恐怕是一字型，中为堂，左右各一房。后者则堂在东后侧，且形制小于正房①。 　　曲尺形住宅（图４５）是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成一个曲尺形平面，其余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起来，构成一个后院，整体平面又成方形或长方形。 　　大门一般位于正面，也有正、侧两面都辟门的。墙面刻划有柱、枋、　　 手，也有镂空成柱、枋和斗拱以承托屋檐的。于此可见汉代木构架建筑的大概情形。厕所一般在屋内后侧，高离地面，有的安设着梯级。屋内常有作舂米、簸米等家庭杂役劳动的陶俑，后院是饲养家畜的圈栏。这种住宅结构布局都比较简单，应为当时一种小型建筑。 　　三合式住宅是由三幢房子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平面，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以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４６）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前面一幢房子作横的长方形，其余两幢对称于背面的两侧，当中用矮墙连接而构成后院，因此，整个平面也为方形。这种住宅的两侧（或一侧）常有走廊，在此设斜梯通往后屋，也有的在正门前廊处设上较矮的栏干。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为畜舍，有的畜舍和院落沟通。这类陶屋多数都在东汉中期的大型砖墓中发现①。 　　三合式住宅的另一种形式以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４７）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两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 隔山 分成前后两部分，后为一堂一室。院的左侧为矮墙，右侧为一面坡顶的侧屋，似是庖厨。《仪礼？公食大夫礼》中一再提到在 东房 中具馔。古诗： 东厨具肴膳。 曹植《当来日大难》： 乃置玉罇办东厨。 如院中的正房面向南，则此侧房即东厨。这一庭院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置②。 　　四合式住宅是由四幢房子组合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平面，规模有大有小，有时还可形成多重四合院。在徐州铜山利国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象中可见一组标准的四合院建筑群，后有正厅，轴线左右对称建有配房，按汉代封建的宗法礼教，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主要殿宇摆在纵轴线上，次要配房在横轴线上，从而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在居住房屋上分出等级差别。前有门庭，中间为道，两侧设庑以备宾客之宿，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内部空间结构组合。屋顶两侧装饰的双凤为建筑增添了生机③。 　　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日字形住宅的画面（图４８），这所住宅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 　　都是五间。第一排房的中间是整座建筑的前大门，第二排中间的是中大门。 　　前大门和中大门的门扉上都饰有铺首衔环。最后一排中央的一间未见有门，只是一根柱子上设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屋檐，这可能是厅。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右侧廊房的两端各建有单体阙。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还建有带栏干的屋子。从一些出土随葬明器看，很讲究的屋子内却饲养诸，因此这也可能是猪圈或厕所。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实际上此种日字形的住宅是四合式住宅的变相①。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8～229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66页。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③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 3期。 　　在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庭院》画像砖（图４９）上有一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南墙西侧。内分左右两院。右院为两进，右前厨房有炉、灶、井栏，后面矗立一座很高的望楼，楼下系一猛犬，院内有持帚的仆役。左院房屋二进，头进是大门，门内有斗鸡一对；二进为正厅，屋宇宏敞，宾主二人正在堂上饮酒，堂下双鹤起舞。左右两院间以长廊相隔。 　　此图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主庭院。庭院高墙环绕，楼舍齐备，宾主对饮方酣，且有斗鸡舞鹤之乐。斗鸡在汉代颇为流行。如《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爰盎为官，曾 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 《汉书？张汤传》：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身为之 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又曰：张放 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可知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家和闾里巷间，而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汉魏乐府风笺》载曹植《斗鸡篇》诗：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生动地描写了宴饮斗鸡的精彩场面①。 　　河南出土的汉墓空心砖的一幅住宅图形分前后院，前院临大道，建门阙，院内有花木，为宾客停车马处；后院另辟门，上有重檐，院内盛植花木，为居住部分。画像石上所见的一座贵族住宅的正门中高侧低，侧门为小门便于日常出入，大门内中门皆高大通车马，中门附近为宾客居住房舍，称为门庑。 　　院内为堂，堂后又以隔墙界为内院，为主人居住处，还有后堂。前堂延宾，后堂则为宴饮歌舞生活场所。此外，住宅还包括车房、马厩、厨房、仓库以及奴仆住所等附属房屋，其规模相当大②。 　　秦汉时期的住宅以庭院式为主。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住宅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从汉代到清末，不但住宅如此，宫殿庙宇及其他建筑也大都如此。这使得它们的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合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在技术方面，汉代已使用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的缘故已向上反曲，成为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汉族住宅甚至整个汉族建筑的许多特征，在两汉时期已经基本上形成了③。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 ～38页。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3 ～84页。 　　②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4页。 　　当然，贫民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没有庭院。如《东观汉记》载： 李恂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 又载： 迁下邳相，邻国贫民来归之，茅屋草庐千户。 《后汉书？逸民列传》载： 台修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 又载： 矫慎隐遯山谷，因穴为室。 　　（二）楼阁式住宅 　　秦汉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 仙人好楼居 的说法，统治阶层追求仙居生活的建筑环境，因此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汉人对大自然充满着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西汉的楼阁一般采用井榦式，即主要是用大木实叠而成。《汉书？郊祀志》说： 立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丈。 颜注： 井榦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榦之形也。井榦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云：' 井榦叠而百层。' 即为此楼也。 东汉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化和多样化。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坐和出檐皆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拱支承，斗拱已经是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四川三台郪江崖墓中发现的一种斗拱颇具特色，它的拱从栌斗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伸出（只雕了前左右三方，后部因不在视觉范围内，所以省略未刻，实际上应是四面相同），其上托斗子，斗子上再承梁枋。这种斗拱宋人称之为 斗口跳 ，它是目前发现的汉代斗拱中仅有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斗拱的栌斗之上刻有一圆柱的形象，说明该墓所摹仿的木构建筑应是内立中柱的多层楼阁，上层的柱子应插在下层立柱的栌斗之上。这种建楼立柱的方式在宋人《营造法式》中称之为 叉柱造 ①。而在东汉陶楼上表现出来的逐层施柱、逐层收小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坐等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我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东汉时楼阁式住宅的种类繁多。《水经注？泚水条》引《续汉书》：南阳樊氏 起庐舍，高楼连阁。 《后汉书？黄昌传》：陈人彭氏 造起大舍，高楼临道.《后汉书？宦者列传》：外戚宦官所造馆舍 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 ②。《后汉书？桥玄传》： 有三人持仗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后汉书》的《黄昌传》、《郑玄传》、《侯览传》、《刘表传》及石刻中也有类似记载③。 　　③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学报》1956年第 4期。 　　①　　 孙华：《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 5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6页。 　　③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卷第 3期，1932年 9月。 　　汉墓中出土的塔式陶楼，低的为两三层，高的达五层。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上施勾栏（图５０）。这样不仅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而且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抑扬变化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神采奕奕。另一种自顶层以下，各层只修腰檐而无平坐，如河南灵宝五号、辽宁旅大甘井子等东汉墓所出者。特别是河南洛宁故县四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异型陶楼，平面方形，五层。底层正面与前院相连，以上各层面积递减，最上一层结庑殿顶，正脊颇短，上立一鸟，初看好像攒尖（图５１），整个陶楼的造型与北魏石窟中的塔柱及浮雕和壁画中的佛塔很相像。就建筑物的轮廓而言，洛宁陶楼比起佛塔来只不过缺少顶上的相轮而已。有些陶楼的房间分割得很周密，如广州东山象栏岗４０１６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图５２），其平面呈 Ｈ 形，主楼很高，分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展附于两侧的抱厦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前后厢房对称于两侧。门楼位于中轴线上。后面左边的厢房作为厕所，右边是禽舍。后院也是饲养牲畜的圈栏。这种布局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是依循着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的。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广州红花岗出土的一座陶楼的前排是较高的单层建筑，其明间与右次间作纵横组合。前后两排建筑之间是一个进深极小的天井。后排是主体部分，作上下二层，两层的平面布置相同，当中系一个长方形的小房，四周成回廊围绕，上层复以四阿式屋顶。四周墙壁开窗，窗槅是由三角形和圆形复合成的几何图案，颇为新颖。 　　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所出陶楼（图５３），其主楼也分两层，下层并列三室，上层并列四室，都是作起居用的。炊间、厕所、望楼、猪圈等则设在主楼后面。这组陶楼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楼层高低相间，错落有致。至于四川新津、河南灵宝等地汉墓出土的陶楼，下层均无饲养禽畜的处所（图５４、５５）。 　　大体说来，北方所出土的汉代陶楼，一般均不在楼内安排畜栏等设施①。 　　在江苏徐州汉画中反映出的亭台楼阁充分展现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如双沟出土的建筑图的右侧为杂技表演，左侧为一建筑群，刻有楼阁殿宇，峥嵘起伏，鳞次栉比，显得深远壮观，立柱、斗拱、栏杆纵横交错，表现了汉代楼阁建筑的高超水平。楼为四阿式顶，墙以斜方格纹为饰。此与徐州十里堡汉墓出土的重檐陶楼十分近似。铜山县茅村墓中的建筑图上有一处庞大的砖木结构建筑群。右侧有门，双阙之中夹一门庭，阙门用一斗二升的斗拱承托，旁有卫士执戈肃立。从画面形象看，门庭双阙浑然一体，前后布局合理匀称，主次分明，显得格外宏伟壮观，自右向左楼宇相连，逶迤交错，气势雄浑，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屋顶用筒瓦覆盖，其中一楼的正脊上设有火焰尖装置，楼上有人宴饮会见，楼下有登梯、饲马、庖厨、谒见，旁有侍从，恭谨待命，随时供主人使役呼唤①。 　　在四川金堂县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房高达１０５厘米，共分三层。最高一层屋顶为庑殿五脊顶，并用一斗三升的斗拱相托，显得庄严、壮观。底层台基左右各立粗大角柱，两角柱各有侧脚，柱上施一大斗承托横额。正中的坎墙上立竖拱，将开间分为左右两间，左边是楼梯，右边隐刻成谷仓。竖拱之上托一斗三升斗拱，上留、下出、平杀，横眼清晰可见。斗之上托横额，横额上有出檐瓦陇。垂脊尖端有束瓦当作装饰。二楼平座的立柱上各施一大斗，左右暗窗均为镂空菱形格眼。三楼平座上隐刻杆栅式栏杆，角柱的顶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拱为曲状（与彭山、乐山东汉崖墓石刻斗拱相似）。正中的一斗三升承托镂空菱形格眼暗窗，栏杆三面空旷，可凭栏远眺。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束瓦当（后来的鸱尾乃沿此发展）。另四垂脊平伸，成庑殿顶形状。 　　屋顶四角微微翘起，筒瓦、板瓦、勾头都完整无缺。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木构建筑水平。汉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描写的正是这类高楼。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8页；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页。 　　①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 3期。 　　在四川郫县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宴饮乐舞》，楼阁之前（右边）有车载客而来，车后侍婢相随。右上一间硬山式厨房，釜灶齐备，庖者正为宴饷作膳。正厅之侧有歇山式楼阁一座，楼上一妇女凭窗眺望。正厅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建筑，其上有楼，顶作重檐四阿式；楼上有栏杆、回廊，楼下大厅两侧各立一柱，柱端有一斗三升斗拱。厅内设席，宾主五人并坐，酒宴正酣。 　　庭院里舞乐百戏，以助酒宴。有叠案、旋盘及蹋鼓之舞，乐人抚瑟歌唱，舞者长袖折腰。如张衡《观舞赋》所说： 搦纤腰兮互折，媴倾倚兮低昂 ， 连翩络绎，乍续乍绝；裙似飞鸾，袖如回雪。 在四川遂宁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反映地主生活的陶楼房，重檐歇山式，下檐正中檐柱上施一斗三升斗拱，上檐有平台，其左右立柱上仍施一斗三升斗拱，平台上有抚琴俑和歌唱俑，底层右边室内一上身袒裸的俳优正击鼓说笑，形象极为生动①。 　　楼阁式住宅也有的与庭院式住宅合而为一，如陕西勉县老道寺一号东汉墓所出陶院落，其主体四合院的北、西两面皆为二层楼房。北楼为庑殿顶，有两重腰檐，当是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此院东面为宽三间、高二层的仓楼，正面装扶手楼梯，在通向二层之进粮口处设小平台。底层之出粮口处设活动扶梯。东跨院中有畜圈、鸡埘等。最东端的一栋平房，估计是庖厨所在（图５６）。河南淮阳于庄东汉墓所出陶院落也是以楼房为主，房屋共三进。 　　第二进顶上三楼并峙，下层则相通连。内院之主楼高大宏伟，而其西跨院内却是一片菜畦②。 　　（三）干栏式住宅 　　干栏 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 栅居 ，一般用竖立的木桩（柱） 　　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的图案。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现在在汉画像石、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考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北史？蛮僚传》说：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 干栏'. 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来的。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免了灭顶之灾。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南地区民族喜爱。 　　代代相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①。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 ～86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屋看，当地的干栏式住宅的结构比较简朴，其平面布置都有一定的局式。结构分上下二层，底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 基座 ，有的施以斗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 ■ 形窦洞，以便牲畜进出。这种结构比在四川汉画像砖上所见下层只有支柱而不用围墙的栅居式房屋，在使用上是较为进步的。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高架于 基座 的前部，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开门，屋背有小窗。门的位置以居中者多，也有偏于一侧的，门旁还有直棂和菱形的窗穴，这是广州出土的两汉陶屋、陶仓中最常见的一种窗槅形式①。 　　西南地区值得提及的是四川省内江市东汉崖墓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干栏式住宅。 　　内江位于川南，秦汉时属 西南夷 边沿之地，又处于巴蜀两地接合部位，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多。由于炎热、多雨潮湿，为了通风、采光和防兽、防盗，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构筑成楼下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如今云、贵地区瑶族、傣族的竹楼，苗族的 吊梯 等皆具干栏特征，是古代干栏的标本。其楼上面设有宽敞的前廊，是为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采光，有利于通风散热。走廊后面为 祭所 和 寝 室。楼下架空，对防潮湿、防兽、防盗等有益。 　　对于干栏的地方民族特点、建筑形式及其优越性能，古人早已作过考查，古文献上不乏记载，如《旧唐书？南平僚传》认为，南平僚住地 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皆楼居，登梯而上.《西南风土记》认为，西南地区 其地下僚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从居.宋代《岭外对答》认为，南方岭南山庄农舍 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 　　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至明代，新都杨慎（升庵）在《送协三峰公韶（内江人）守大理》一诗中，也曾言及 南荒瘴疠.可见当地人构筑干栏从居，势在必然。 　　内江民居干栏图一般为高浮雕，分布在墓门、内壁及石函、石棺上面，均为仿木构架，抬梁结构， 吊脚楼 形式。楼分上下两层，下部采用架空的构造，用竖立的木桩承托整个屋顶和楼层，楼下是空的，仅置一梯，其四面无遮拦。楼上为居室，门、窗显然。从画像石的画面上看，内江的干栏式住宅具有以下七个特点：（１）屋顶上为凹曲形屋面，有起翘的屋角。图５７的屋面似锯齿形。图５８为悬山式顶。屋脊正中饰凤凰，两侧屋顶上有天窗。图５９覆盖筒瓦。圆形瓦档，正脊很短，屋面做成上、下两迭形式，这是汉代庑殿式顶的重要特点。图６０为重檐。 　　（２）这些干栏式住宅已普遍采用了中原、成都地区流行的斗拱技术，增加了屋檐挑出宽度。这对于楼上前廊的构筑、采光、防雨有利。斗、栌斗、一斗二升斗拱、一斗三升斗拱及曲形斗拱等，图上均有反映。 　　（３）在群体建筑（图５８）中，不同民族风格、各具特点的干栏式、楼阁式、双阙、平房、斗拱等协调组合为院落，排列有序，构图匀称，气势宏伟，表现出四川汉代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的高水平及庄园面貌，也反映出内江各民族之间在建筑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这类 甲第 不可能是一般庶民之宅，只有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 的地主官吏才有能力建造。图上的双阙为门阙，是封建礼仪的装饰性建筑，也是权势地位的象征。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页。 　　（４）东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基到汉代已经变得低矮了。从上述东汉干栏图上看，其楼下支撑柱的下端似乎是直接埋在地下的，不出柱础和台基，因它的楼下三面无遮拦，不住人，省去费工费时的台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把楼下支撑柱深埋于地下，同样能保证干栏稳固。 　　（５）内江近年发现两具东汉房屋造型（似殿宇）画像石棺，十分美观，图６１为仿木构干栏式房屋造型石函。屋面（函盖）做成上下迭形式，似重檐，表现出汉代庑殿顶的特征，上盖筒瓦，饰圆形瓦当。石函身前两侧饰栌斗，呈对称状。函顶部架空，用柱承托函身。把石棺刻造成干栏民居形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住宅的真实写照，反映出葬具的地方民族特色。 　　（６）楼上一般均为四柱三开间，看不出筑有 前廊.图５７楼上左侧为横长方形窗，有男女二人站立窗前远眺、私语，中为一门，一妇人侧身而立，右为壁。这同古文献上记载的 人皆楼居 ，楼上为 祭所 与 寝 是一致的。 　　（７）楼梯是干栏的主要构件，因人们住在楼上，必须 登梯以上.梯置楼层下，倾斜度约３０至３５度，其形状有三：一曰独木梯（图５９），在某些少数民族家中至今尚存，用较大的木料做成，制作简单，经久耐用。二曰双沿梯（图６０）。三曰转角梯（图５７），一般是由于楼层较高，为降低梯的倾斜度才采用的①。 　　在属于北方地区的江苏铜山也发现了一幅刻划干栏式建筑的石刻画（图６２），这是在众多的徐州石刻画建筑图象中唯一的有关于栏式建筑的画面。 　　从画面上看，住宅下用柱子、栌斗和一斗二式斗拱架空。这座干栏式建筑估计不会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因多瘴气、毒蛇、毒虫而建造的，该建筑物的位置可能临水或者就在水面上。总之是为富豪们追求享乐而设计建造的。 　　② 　　（四）住宅附属设施 　　秦汉时期住宅的附属设施很多，常见的有厕、井、仓、灶、牛牢、马厩、羊圈、猪圈、狗圈、鸭栏、鸡埘等。以下主要介绍一下厕所与猪圈。 　　秦汉时期的厕所与猪圈常常连在一起。如《汉书？燕刺王刘旦传》： 厕中豕群出。 师古曰： 厕，养豕溷也。 《汉书？酷吏传》：郅都侍上，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上目都击之，都不往，上欲行，都伏谏曰：一姬死复一姬进，上虽自轻，奈太后宗庙何？太后闻之赐都金。正是因为厕所与猪圈连在一起，所以吕后将戚夫人的手脚砍掉后，使其居于厕所，称之为 人彘.从近年来出土的陶厕模型和其他考古材料看，汉代厕所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１）圆或椭圆形猪圈上架空构筑厕所。这种厕的下部通常是一个由圆或椭圆形围墙（围栏）构成的猪圈，围墙上多有扩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常附有陶食槽和陶猪。厕所均架筑于猪圈之上。依其构筑方法不同分为两种形式：①在猪圈围墙的圆周向外凸出一部分做为厕所的基座，上筑厕房。如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３）屋顶为四角攒尖式，一侧墙上开门，门外是一个便于人上下的斜坡道。厕房内地板上有一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粪便可落入圈底。 　　②厕所底部一端架于猪圈墙上，一端在圈内底部。例如湖南长沙小林子冲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４）厕所为硬山式屋顶两面坡，山墙上开一小窗以利通风。厕房内地板上也有一便坑下通猪圈，圈内还有一只母猪哺乳着一群猪崽。 　　（２）基本结构和第一种类型大致相同，不过猪圈的围墙或围栏的平面为长方形。厕房也建筑得更讲究些。同样可以分两种形式：①在猪圈的一角凸出一部分，三面筑围墙一面向猪圈敞开，上建平台，台上修厕房。例如北京怀柔城北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５）猪圈四周围以栅栏，在一角凸出的平台上建厕所，厕所周围平台为悬空的回廊，门前斜坡道有扶栏。 　　②在长方形猪圈的一端横搭以板，成为平台，平台三面架在猪圈围墙上，厕所在平台一端，例如河南济原旧涧沟西汉晚期墓出的一件（图６６）。 　　（３）在长方形猪圈的两侧或对角建两座厕所，大概分男女厕，分为两种形式：①长方形猪圈两侧对称起造两座形制完全相同的高台厕所，如湖南长沙伍家岭所出的一件（图６７），两座厕所之间的猪圈后墙上搭建檐棚，应为猪舍，猪圈前墙正中开一 ■ 型洞作为猪的出入孔。两座厕所均有便坑分别下通猪圈，并在各自门前筑有台阶。 　　②长方形猪圈的一对对角上起造两座形式各异的厕所，如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出土的一件（图６８）。猪圈三面围墙，一面为一平台，平台一端是台阶，一端是一硬山式厕所。另一厕所建在猪圈右边靠墙的平台上，仅有矮隔墙，无顶，很简陋。两厕便坑皆通猪圈，其中简陋些的可能是男厕。 　　在这一形式的陶厕中有一件堪称精品，为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所出。陶厕稍残，大部分保存完好。平面方形，后半部墙加高，上作敞棚悬山顶，顶有天窗可通风以散发臭气。前半部围墙成院，院与敞棚间有一道纵隔墙，分为左右大小两部，左院与棚之间有一道矮墙，墙偏左一小门相通。前院中间为一方形空地，周围铺设印有斜菱纹的方砖。敞棚内右后角为一厕，便坑设一台上，前有尿槽，下为粪池，旁有台阶。右院与敞棚间也作隔墙，隔墙作镂孔栏棚状。敞棚内为猪圈，前院后右角也作一有台的便坑，下为粪池。两厕所的便坑粪池皆与猪圈相通。这件陶厕底部通长４２厘米，宽３３厘米，前墙高１６。８厘米，敞棚高３６厘米。在这个墓里出陶厕的附近还出一陶槽及陶猪，槽当为猪食槽，二者应为原猪圈中的东西。像这种在一个厕院内并列着形制各异的两个厕所无疑是男女分用的。这件陶厕所结构复杂，制作精细，在所有出土陶厕中是罕见的。 　　（４）厕所附属于陶屋，和居屋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院落。根据陶屋形式的不同分为四种形式，这里不再详述。 　　（５）覆钵或覆筒状猪狗圈，顶部开便坑。如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一件 覆碗形猪圈 （图６９），像一只反扣的平底钵，在周壁镂刻出整个竖长窗和一■ 形门洞，顶部开有一长方形洞即为便坑。又如江西南昌东吴墓出土的 狗圈 ， 与陶狗陶井同出于棺之右侧，筒形，壁上开斜长方形门平底，底上开有椭圆形孔 （图７０）。实际上反扣过来也是类似覆钵形的厕所，椭圆孔即便坑，下通狗圈①。 　　陕西省旬阳县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７年，陆续出土了三组汉代厕所与猪圈合一的陶制模型，这三组陶制模型中的猪圈形状，分别为刀把形、条盘形和椭圆形，生动地展现了汉代汉水中游地区居住习俗的一个重要侧面。张沛先生撰有《陕西旬阳出土的汉代陶溷厕》一文，论述较详，并附有图片，可以参看①。 　　汉代的厕所也有与猪圈分开而单独建造的。如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一处厕所为架空的干栏式建筑，上部是厕所，下部是粪池，四周围以栏干，栏外环以砖铺的道路，再往外立着大水缸，还有做溺器用的虎子和盛粪便用的行清，旁边有位持帚的妇女正在打扫。 　　广州出土的汉代陶楼院的特点是把各种用途的房屋紧凑地组织在一起，其厕所应位于屋内②。一般说来，住宅平面属曲尺形的，后侧的长方形小室就是厕所，而住宅平面为横长方形的，厕所就附设在屋内的一侧处。 　　（五）家　　具 　　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因此几、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几、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尊、壶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则多做方、圆二形③。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 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 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称独坐。 　　《埤苍》： 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 《释床帐》也说： 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图７１）。不过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制的。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后者还装有铜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 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 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 ①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８４厘米，床约长１９２厘米。 　　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 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 刻铭，长８７。５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３。５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这种长度的榻当然不能卧，只能坐，如《高士传》说管宁 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 ②。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 （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 《排调篇》： 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 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二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合榻对饮.《诸葛融传》： 合榻促坐。 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乎还未出现③。 　　①　　 张建林等：《浅谈汉代的厕》，《文博》1987年第 4期。 　　①　　 《农业考古》1988年第 2期，第 167～168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2页。 　　③　　 陈平：《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63 页。 　　①　　 《初学记》卷二十五。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 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①。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贵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７２）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②。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 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 ③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六引《后汉书》： 羊茂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 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１５９厘米、宽１００厘米、高１８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 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 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称 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７３）。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 腓痛、足痺、转筋 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２０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７４）。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以凭之，不得加绨锦。 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册中记有 素长寿绣机巾一 ，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　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凭几之上（图７５）。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①。 　　②　　 《太平御览》卷七○六。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页。 　　①　　 《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 2期。 　　②　　 《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 1期。 　　③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8～239 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 　　《急就篇》： 蒲蒻蔺席 ，注： 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 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 以莞蒲为席 ，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 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载： 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则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２１９厘米，宽８１厘米，另一件长２２２厘米，宽８２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２０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 单蔺籧篨.所谓 籧篨 ，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称为床第，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 殇帝诏有荏弱平簟。 又《西京杂记》： 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 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②。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 　　《释名》： 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 又《西京杂记》： 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 王常为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