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_16 吕思勉（秦）

　　秦汉时期的重农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１）衣食之源论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因此，他认为：必须 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这样才能 民可得而有也.《淮南子》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论述： 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 这就是说，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解决衣食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如果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 丈夫丁壮而不耕 ， 妇人当年而不织 ，就会 饥寒并至 ，人民在饥寒交迫中， 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未之闻也.晁错所说的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 也是这个道理。 　　（２）重农贵粟论重农贵粟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商君书？内外》中就有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的说法，这就是说，粮食的价格贵对农民有利，农民有利可得，务农的人就会多起来。《管子》一书中也有 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 的说法。到了汉代，晁错更将重农贵粟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论贵粟疏》中说：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这样可以收到三方面的效果：一是 主用足 ，即国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 民赋少 ，即可以减收贫民的赋税；三是 劝农功 ，即在社会上可以造成乐于事农的风气。 　　（３）农工商并重论东汉的思想家王符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要崇尚其本业，抑制其末业。 　　他在《潜夫论？务本》中说：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这种农工商三者各有本末，农工商并重的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很有见地的思想，对东汉手工技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２。农学思想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因此在古代，农学家以及思想家、政治家都很注重用理论指导农业生产。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学思想，在这时都已基本形成。 　　我国古代 天、地、人 的 三才 理论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开始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到了秦汉时期， 三才 的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战国时的 天时、地利、人和 ，演变为 天时、地财、人力.《淮南子》说： 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而晁错则对农业生产的 三才 概念，作了更高的概括：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样， 三才 的概念，就成了：力、地、时。这是对《管子》中 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这一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三才 观念中，人的因素由 人和 演变为 人力 ，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这是因为 人和 意味着要使人的主观因素和 天时、地利 等客观因素密切配合，适应自然的气息浓厚一些。而 人力 ，则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浓厚一些。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是要以一定的科学技术为前提的。显然，秦汉时的生产力水平，要比以前有显著的提高，从而为实现这种转变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上的 时宜、地宜、物宜 的 三宜 原则，也在这时形成，它是由 三才 理论衍生而来。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淮南子？泰族训》对此有深刻的阐述：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 ，这就是说，天时千变万化，地利千差万别，人们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从事各项生产劳动，就不得不采取多种多样、灵活机动的办法，以适应各种复杂的条件。氾胜之也曾根据农作物的规律，提出了六项共性的措施，而且根据各种作物的特性，总结了因物制宜的个性措施。从而为农业生产确立了 三宜 原则。 　　扬长避短思想，也是我国传统的营农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ｚｈì，音质，猪）；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ｑｉū，音秋，蒿一类的植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ｚｈī，音知，一种植物）、茜（ｑｉàｎ，音欠，一种多年生蔓草），千畦姜韭.这是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农林渔牧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这种优良传统一经形成，就成为我国传统的营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也是我国传统的营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已总结出 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 的经验，并且提出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趋利避害思想： 人之情，于利之中则争取大焉；于害之中则争取小焉 （《淮南子》）。 　　另外，在汉代农学思想中，还有集约经营思想，如 代田法 和 区种法就是提高精耕细作和集约经营水平的典范。 　　（二）新型农具与牛耕法 　　１。赵过赵过，西汉农学家，籍贯和生卒年不详。《汉书？食货志》中说汉武帝南征北战，大兴土木，疏于农业，以致国库空虚，朝野不妥，于是武帝 悔征伐之事 ，而提出 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因而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为代田，所以又使赵过推广 代田法.赵过为了使 代田法 的推广有确实的把握，曾作了长期准备和细致安排，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试验、示范和全面推广等一系列工作。首先在皇帝行宫、离宫的空闲地上作生产试验，证实 代田法 确能比一般其它的田地每亩可增一斛，为推广确定了前提条件。其次是设计和制作了新型配套农具，为顺利推广 代田法 创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再次是利用行政力量在京畿内要郡守命令县、乡长官、三老、力田（地方小农官）、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新型农具和代田耕作的技艺，为推广 代田法 奠定了技术基础。 　　第四是先在 命家田 、三辅区域公田上作重点示范、推广，并逐步向边郡居延等地发展。最后在边城、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三辅、太常、弘农（今河南西部）等地作广泛推行，并取得了成效，从而得到 民皆代便田 （《汉书？食货志》）的成功。 　　根据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上记载，推行 代田法 ，主要在关中地区。贫户缺牛少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 代田法 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 汉昭帝初年 、 代田仓 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 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从 代田仓 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 代田法 后，粮食是得到了增长的。 　　赵过推广 代田法 取得了 用力少而得谷多 的良好效果，其中与他曾设计、创制和使用了 皆有便巧 的 耕、耘、下种田器 并传授了 以人挽犁和 教民相与庸挽犁 （《汉书？食货志》）等增产措施大有关系。 　　《汉书？食货志》说：赵过 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 　　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 ，但这些便巧的农具的结构形式、制作方法、操作技术和具体效果等在其他古籍上却难有踪迹可寻。东汉崔寔（ｓｈí，音时）《政论》记载，赵过 教民耕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 三犁共一牛 即三脚耧，因为它功能多，效率高、沟垄整齐、宽窄划一，深浅均匀，因而为高产低耗创造了条件。我国北方直到建国前，甚至现在，耧在生产上还起着重要作用。 　　《汉书？食货志》所说的赵过向全国推广 用耦犁，二牛三人 的办法，使铁犁和牛耕法逐渐普及，在此基础上，东汉时期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后世的犁耕技术奠定了基础。 　　赵过和他所创造的新农具和新耕作技术，在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２。铁犁和牛耕法（１）牛耕法的推广赵过向全国推行 用耦犁，二牛三人 的牛耕法，其中 耦犁 ，未知何指。崔寔的《政论》曾论及： 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 ，这与前述的 三犁共一牛，日种一顷 差距很大。崔寔说的其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可能就是二牛三人的 耦耕 ，这是东汉后期的事，东汉辽东的牛耕很可能是赵过以后才推广去的，亦称之 二牛抬杠.赵过推广的 用耦犁，二牛三人 应是这样一种牛耕法，即二牛挽一犁，由三人操作，他们分别掌握牵牛、按辕和扶犁等工作。这同解放前云南省宁蒗纳西族地区还残留的二牛三人的牛耕法相似。这种方法虽然需用较多的人力，但在驾驭耕牛的技术不够熟练，铁犁构件及其功能尚不完备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因为它通过三人的通力合作，可以较好地掌握方向，保证垄沟整齐和调节深浅，达到深耕细作的目的。随着驭牛技术的日益提高和活动式犁箭的发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进而有一牛一人犁耕法，这是双辕犁的使用和犁铧形式改进的结果。 　　从全国各地主要是陕西、山西、山东、江苏等省近年来所出土的大量汉代牛耕壁画和画像石以及为数众多形式多样的犁具看，汉代牛耕推广的范围已经很广泛了。 　　为了保证牛耕的顺利发展，汉初对保护耕牛和加速耕牛繁殖是较重视的，国家明文规定： 盗马者死，盗牛者加 （《盐铁论？刑法论》），即指盗牛者，较盗马加重治罪。并严禁杀牛， 杀牛，必亡之数 （《淮南子？说山训》），为什么？应劭曾解释道： 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风俗通义》转引自《艺文类聚》卷八十五）。 　　光武中兴后，对推广牛耕和保护耕牛也很重视，建武年间（公元２５- ５６年），任延在任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河静一带）太守时，教民牛耕，因而开垦的田亩年年增加。广西位于中原去九真的必经途中，因此广西推广牛耕理应不迟于九真之后。事实上广西贺县已出土过东汉铁铧两件，说明广西在东汉初期使用牛力耕地确已开始。广东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汉墓中有随葬的牛和水田模型的牛耕迹象，这为汉代广东有可能推广牛耕提供了物证。王景作庐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 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后汉书？王景传》）。由于东汉初年，有些地区经常发生牛疫，因而东汉王朝对损害耕牛者的治罪也不手软，不论宰杀自己的牛或是盗窃别人的牛，一律处以死刑。可见其重视之程度非同一般。 　　牛耕的推广和耕牛的保护是汉代发展农业政策上的两项相辅相成的重大措施，对提高精耕细作水平，增加农业生产效益起了重要的作用。 　　（２）铁犁的改进和应用与牛耕法相适应，汉代铁犁铧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形制和大小各有差别。一种为了适用于垦耕熟地，形制较小，上下两面凸起，轻巧灵便。一种为了适用于开垦荒地，形制较大，前端呈锐角，上面凸起，中有凸脊，下面板平，锐利厚重。更有一种为了适用于开沟做渠，形制很大，特大的长宽都在４０厘米以上，重达１２- １５公斤，往往需要数牛牵引。 　　至迟在西汉晚期，犁铧已有翻土的犁壁（或称犁镜）装置，特别是山东安丘、河南中牟、鹤壁、渑池、陕西西安、咸阳、醴泉、陇县等地都有汉代铁犁壁出土。而且犁壁已有多种式样，陕西出土的汉代犁壁，有向一侧翻土的菱形壁、板瓦形壁，有向两侧翻土的马鞍形壁。可见当时对于犁壁的设计和使用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有了犁壁就可能翻土、碎土。 　　欧洲的耕犁直到１１世纪才有犁壁，比我国要迟１０００年。 　　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参见《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铁制犁铧。 　　和战国以来一直沿用的Ｖ型犁比较起来，铁制铧犁的刃端角度已经缩小，更加坚固耐用，既起土省力，又可以深耕。 　　目前已发现的汉代犁耕图像和模型，有下列８件：Ａ。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末年墓出土的木牛犁模型，Ｂ。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牛耕图，Ｃ。 　　山东滕县宏道院东汉画像石牛耕图，Ｄ。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画像石牛耕图，Ｅ。 　　陕西绥德东汉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Ｆ。陕西绥德东汉郭雅文墓画像石牛耕图，Ｇ。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Ｈ。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牛耕图（犁具已模糊不清）。这些模型和图像，虽然只有粗略的线条，从中还是可以看到当时耕犁的结构。从Ａ、Ｂ、Ｅ、Ｆ、Ｇ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耕犁已有犁床（又称犁底）；从Ａ、Ｂ、Ｄ、Ｆ等中，可知东汉耕犁大多是单长辕，用两头牛牵引；从Ｃ中，可知东汉耕犁也有双长辕，用一头牛牵引的。从这些模型和图像，可知汉代耕犁都已装置有犁箭，犁箭是控制耕犁入土深浅的部位。 　　从Ｃ、Ｄ两图，还可以看到在犁箭和犁辕的交叉处插有活动的木楔，这种木楔在犁箭上可以上下移动，使犁辕与犁床之间的夹角张大或缩小，决定犁头入土的深浅。这是耕犁上的一种比较进步的装置。从犁架上的进步装置和犁铧、犁壁的结构来看，东汉时代耕犁已经基本定型了（参阅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８期），后世耕犁大抵是沿着这一基本形制发展和演变的。 　　３。农具秦汉时农具的种类趋于完备，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农产品加工的石制、铁制或木制的机械有３０多种，其中不少是新型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耧车。这是赵过推广的重要新农具。崔寔的《政论》说： 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尤赖其利。 这里的 三犁 实际上是指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王莽时期壁画墓牛耕图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正是三脚耧。汉代的耧车由机架、种子箱、排种孔、耧脚、输种管以及牵引装置所组成，其工作原理、构造部件、调节装置等都为以后的播种机的制造打下了基础，它在传统的农机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播种时，一牛拉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通空心的耧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传世的三脚耧也正是这种 三位一体 的农具。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耧车传到敦煌，使用后 所省佣车过半，得谷加五 ，即劳动力节省了一半多，产量增加了五成。 　　风车。１９７３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有陶风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这一在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有力工具。它把叶片转动生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糠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水碓。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的，是杠杆原理的实际应用。它的功用仍是舂米、舂面等。水碓的发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借用一个长的杠杆，把杵头装在杠杆的一头，人把两脚踏在两个直杆上，当用脚踏动杠杆的一头时，即可借一部分体重作下压的力量，当脚松开时，杵头即启动舂下去，这样就比较省力，这是脚踏碓。第二步是从人力踏碓发展为畜力碓，利用畜力在一定的地点进行一个横轴回转运动，再从横轴上的拨板以拨动碓杆的一头（相当于一个斜齿轮的传动），得到碓的舂米动作。第三步是从畜力碓发展为水碓，在脚踏碓用脚踏的那一头，装上一个水槽，引水注入，当槽内水满，重量增大时，就把碓扬起，同时水槽下落，水被倾泻，重量减轻，碓就下落以舂米。就原动力来说，是完全利用水的重力以代替脚踏的力量。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后期百数十年间，由杵臼而人力踏碓，而畜力碓而水碓，以适应当时人对于加工数量众多、加工质量清洁纯一、加工时间迅速的要求，所以它所用的原动力，先是劳动力的体力和一部分重力，其次是畜力，再次是水力。 　　桓谭对此评价说： 因延力借身重以践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马骡牛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新论》），即脚踏碓的功效十倍于杵臼，装设机械，用驴骡马牛和流水来作动力，功效可增至百倍。桓谭是两汉之交的人，其时已有畜力和水力碓，可见碓的发明应更早。而水碓的发明说明了人们对自然力的利用和机械技术的重大进步。 　　其它小型铁农具，如臿、？、锄、镰等比战国时期一般加宽加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方銎（ｑｉóｎｇ，音穷，斤斧安柄之孔）宽刃？、双齿？、三齿耙和钩镰等较先进的铁农具，也先后出现。新式？适于深挖土地；三齿耙适于打碎土块；钩镰比战国时的矩镰更适于收割稻、麦等作物，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３５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大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东汉时较重要的小型农具有铁制的曲柄锄和？镰等，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 　　镰则是收获的利器，成都的扬子山东汉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就生动地刻画了农民手持？镰收割的场面。 　　灌溉工具在秦汉时也有所创新。在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灌溉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圆形的闸门。特别是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了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翻车是一种在河边汲水的车，渴乌则是洒水的曲筒，用于给道路洒水。使用水车，较之以前用桔槔提灌，效率当然高得多。 　　（三）《汜（ｆáｎ，乡音凡）胜之书》 　　１。内容介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时的农家共有９家１１４卷之多，其中《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越氏》五篇；《氾胜之书》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 　　其中以《氾胜之书》最为著名，本书是２０００多年前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书中记载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作者氾胜之，生卒年不详，西汉后期成帝时任议郎，曾督导三辅各地种麦，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农学家。原书十八篇，多为后世农书所引用，约在北宋末年失传，清洪颐煊有辑本。马国翰从《齐民要术》中辑得十六篇，又从其他书中缀为杂篇上下，凑成十　八篇，共３７００字。１９５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以及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 　　《氾胜之书》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包括以下几方面：（１）应用综合栽培技术西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农作物的生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是各种栽培技术的综合。在整个作物栽培过程中，要注意六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环节： 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趣时 ，即不误农时，栽培作物要不早不晚，与气候时令同步。 　　和土 ，即使土壤疏松，有良好的结构。土壤好，庄稼就长得好；土壤不好，庄稼当然就长得差。 　　务粪 、 泽 ，就是注意及时施肥和灌溉。 　　早锄 、 早获 ，就是及时锄草，及时收获。 　　（２）不同作物必须有不同的栽培方法，不能千篇一律《氾胜之书》讲了粮食、衣着原料、饲料等１２种作物的栽培方法，自整地、播种直到收获的各个环节，每种作物的栽培方法都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这是因为作物生长期有长短，成熟有早晚，有的需要水多，有的耐旱，有的春种秋收，有的秋种夏收，有的抽穗结实，有的在地下结果。作物的生长方式不同，因此栽培技术自然也不同。比如冬小麦和水稻的栽培方法就不一样。首先是播种时间不同，在关中地区，冬小麦在夏至后７０天播种，水稻是冬至后１１０天播种。其次是麦、稻的需水量相差很大。如果秋天有雨，地里墒（ｓｈāｎｇ，音商，指土壤含有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量好，麦地就不用浇水；水稻则不同，从播种到成熟，都不可缺水。由于稻田里水的温度对水稻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水温。氾胜之的办法是在田埂的进、出水口上。当需要水温高一些时，就把进、出水口上下相对地开在一条直线上，使水局部地在这一直线上通过，就可以避免整块田的水温下降；当需要降低水温时，就把进、出水口错开，这样，新进来的低温水在流经整块稻田的过程中带走热量，使稻田里的水温降低。第三，麦、稻中耕除草的方法也不同。 　　（３）区种法的发明区种法是一种高产栽培方法，主要是依靠肥料的力量，不一定非要好田。 　　即使在高山、丘陵上，在城郊的陡坡、土堆、城墙上都可以作成区田。《氾胜之书》依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了两种区田布置方法：一是带状区种法，二是方形区种法。两种布置方式都要求等距、密植、全苗、施肥充足，浇水及时，以及精密的田间管理。这样小麦亩产可达４１８７斤，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但它却给后世指出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向。 　　（４）整地改土技术通过整地达到和土保墒，改良土壤的目的，这是氾胜之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新贡献。要求整地要提前进行，春种地要进行秋耕和春耕，秋种地要进行夏耕，使整个耕作层有良好的土壤结构。为了防旱保墒，要特别注意选择耕地的时间，避免秋冬干耕，春冻未解就早耕，冬季要积雪保雪。 　　《氾胜之书》还提到耕完之后，要让耕地长草，然后再耕一次，将草埋在地下。这种作法正是应用绿肥的开端。既利用了有机质，又消灭了杂草，这是我国利用绿肥改良土壤的独特技术。 　　（５）选种留种技术氾胜之已认识到 母强子良，母弱子病 的种苗关系。有好种才有好苗，有好苗才能高产。为了获得良种，必须选种。选种的标准是生长健壮，穗形相同，子粒饱满，成熟一致。选种的时间是在作物成熟后、收获以前，到田间去选。选好的种子不能跟非种子混杂，要单收、单打、单藏。收藏种子要防止霉烂，防止虫害。因此在收藏前要把种子晒干扬净。特别是要保存过夏天的麦种，更要用药防虫。 　　（６）施肥技术施肥技术在我国发展很早，据说殷商时已有施肥的记录。然而明确认识施肥是为了供给作物生长的养分，改善作物所需要的土壤条件，又将肥料分作基肥、种肥、追肥和特殊的溲种法等，这都是秦汉时才有，由氾胜之作了总结。 　　（７）中耕除草与嫁接技术氾胜之讲，中耕除草有四个作用：间苗、防冻、保墒、增产。以小麦为例，当麦苗显出黄色时，那表明太密了，要通过中耕除草把麦苗锄稀些。秋锄后，要用耙耧把土壅在麦根上，这样可以保墒、保温、防冻。麦苗反青时要锄一次。榆树结荚时，地面干成白色，又要锄一次。小麦经过三四次中耕除草，会使产量成倍地增加。 　　氾胜之又以种瓠（ｈù，音户，一种葫芦）为例，记述了西汉的嫁接技术。 　　当瓠苗长到２尺多长时，便把１０根茎蔓捆在一起，用布缠绕５寸长，外面用泥封固。不过１０日，缠绕的地方便合为一茎，然后选出一根最强壮的茎蔓让它继续生长，把其余９根茎蔓掐去，这样结出的瓠又大又好。 　　（８）轮作、间作与混作氾胜之记述了西汉农作物的轮作、间作与混作技术。如谷子收获以后种麦；瓜田里种韭菜、小豆；黍与桑堪混播，桑苗生长不受妨碍，还能多收一季黍。这些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 　　《氾胜之书》记载的农业科技成就，显示了秦及西汉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２。代田法和区种法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昂扬时期，精耕细作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土壤耕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试验示范和推广了 代田法 和 区种法 ，这些在《氾胜之书》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 　　（１）代田法 代田法 始于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曾在离宫内地上进行过试验，以后又以公田和 命家田 进行过示范， 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 （《汉书？食货志》）。 　　代田法 是一种什么样的耕作法呢？《汉书？食货志》中说： 过能为代田，一畮三甽（ｑｕǎｎ，音犬），岁代处，故名代田，古法也。 这里的 畮 是 亩 字的古字，而 甽 则指垄沟，看来它是战国时代 上田弃亩 法的继承与发展。由于它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垄沟和垄台互换位置，所以叫做代田。代田的耕作栽培方法是， 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垄草，因隤（ｔｕí，音颓，使倒塌）其土，以附苗根，……每耨稍附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与风旱 （《汉书？食货志》），这就是说，代田是垄作体系中， 种下垄 的一种方法，等到幼苗长起来以后，通过中耕除草，逐渐把垄上的土铲下来，培在禾苗根部，到了盛夏的时候，垄上的土已经铲尽，也就是全部培在禾苗根部去了，于是庄稼的根很深，能抗风、旱。 　　代田法 是低作与高作的结合，在春季播种时以及幼苗时是低作的，即播种在垄沟里，但是在夏季中耕除草、培土之后，就成了垄作。由于 代田法 在每个生产周期中，垄沟和垄台互相变换了位置，而它又总是在垄沟里播种，于是就产生了轮番利用土地的效果。即原来种庄稼的地方（垄沟） 　　就休闲起来，原来休闲的地方（垄台）就利用起来。这样， 代田法 就继承和发扬了战国时代的 息者欲劳，劳者欲息 的土壤耕作原则。 代田法 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在同时同地的条件下，通过垄沟互换的办法，实现了土地的轮番利用与休闲的原则。 　　代田法 在春季实行低作，有利于防风抗旱，在夏季实行高作，有利于排水防涝，特别是它具有 垄沟互换，轮番利用 的优点，所以它在当时被誉为用力少而得谷多 的耕作方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代田…… 　　一岁三斛常过缦田一斛，善者信之 ，即 代田法 一般要比普通的耕作方法增产２５％，搞好了甚至能成倍地增产。 　　东北地区至今仍采用着以 垄作轮耕，■扣交替，垄沟互换，轮番利用 为特征的传统耕作方法。■种和扣种是东北地区固有耕作方法中两种最基本的方法。所谓扣种，就是破旧垄，合新垄的垄翻方法；所谓■种，就是原垄开沟播，不行耕翻。这不能不说是 代田法 的遗风至今尚存。它说明 代田法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２）区种法 区种法 是汉代我国耕作法的另一重要成就，《氾胜之书》首先记载了 区种法.虽然氾胜之曾伪托区种法是伊尹创造的，但已无从可考，实际上可能是氾胜之本人总结农民的先进经验而加以倡导的。若追溯它的起源，可能是导源于赵过的 代田法 ，或更早的 甽田法. 区种法 ，是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密植全苗，增肥灌溉，精细管理等措施，创造高额丰产的方法。是我国耕作园田化的开端。 　　区种法 产生在干旱的环境中，因而它也是一种抗旱丰产的耕作法。 　　区种法 有两种耕作法，一种是 带状区种法 ，一种是 方形区种法. 带状区种法 ：用一亩地作标准来说，一亩地长１８丈，宽４　丈８尺，将１８丈横断分作１５町（ｔīｎｇ，音厅，土地面积名），町与町之间留下１尺５寸宽的人行道，共有１４条道，每町阔１丈５寸，长４丈８尺。横着町每隔１尺，凿一条宽１尺，深１尺的沟，将凿沟掘出来的土壤积在沟间。 　　带状区种法 的田间布置和整地方式，和今日的畦（ｑí，音奇）田有类似之处，是耕作园田化的刍型。 　　带状区种法 的播种方法是很精细的。它要求种禾黍要种在沟里，顺着沟种两行，行和沟边的距离２。５寸，行距５寸，株距也是５寸，这样，一沟共种４４株，一亩合计有１５７５０株。 　　种麦，行距２寸，一沟种５行，每行种５２株，一亩地合种９３５５０株。 　　种大豆，株距１尺２寸，一行９株，一亩地合种６４８０株。 　　可见， 带状区种法 在耕作栽培上，总的要求是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距全苗。 　　方形区种法 ：因劳力、土质等条件的不同，而有三种耕作方式。 　　上农夫的区，每区６寸见方，６寸深，区间距离９寸，一亩地里作３７００区。一个工作日可以作１０００区，每区种粟２０粒，用１升好粪，与土混合，亩用种量２升。到了秋天，每区可收３升粟，一亩地可收１００斛。两个成年劳动力，可以种１０亩，共收１０００斛，一年吃３６斛，可以维持２６年。 　　中农夫的区，每区９寸见方，６寸深，区间距离２尺，一亩地作成１０２７区，用种子１升，收获５１斛，一个工作日可以作成３００区。 　　下农夫的区，每区９寸见方，６寸深，区间距离３尺，一亩地作成５６７区，用种子１升，收获２８斛，一个工作日可作２００区。 　　采用 方形区种法 种麦，区的大小如同上农夫的区，在收获谷子后区种。 　　采用 方形区种法 种大豆，要作成方、深各６寸的 坎 ， 坎 的间距是２尺，一亩地作１２８０坎，把坎作成后，要取好粪１升，和 坎 中土搅和，放在坎里，在播种时，每坎浇３升水，每坎种豆３粒。 　　方形区种法 是一种培养丰产坑或丰产埯的方法。其特点是，局部深耕细作，增肥灌水，等距全苗。它是一种创造高额丰产的方法。 　　区种法 有着较高的耕作水平，取得了惊人的高额丰产，它标志着汉代精耕细作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四）园艺、养马、蚕桑的发展 　　１。园艺 　　在秦汉时，园艺方面有几项突出的发明创造。 　　一是创造了蔬菜瓜果的温室栽培技术，这体现了人力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在黄河以北，冬季天寒地冻，作物不能生长，因此，要想在冬天吃到新鲜蔬菜瓜果，简直成了神话。然而当时人通过智慧和辛勤劳动，终于把神话变成了现实。传说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山谷中冬季栽培喜温的瓜类，获得了成功。《盐铁论？散不足》描写了当时富人的生活享受有 冬葵温韭 ， 温韭 就是经过温室培育的韭菜。《汉书？召信臣传》记载当时太官园中，冬天能种植 葱韮菜菇 ，办法是 覆以屋庑（ｗǔ，音午），昼夜　　 （燃） 　　蕴火（文火），待温气乃生。 这些是温室栽培技术的开端。 　　二是瓜蔬套作。《氾胜之书》记载说，在瓜田里可以间种薤（ｘｉè，音谢，薤菜）或小豆（采其嫩叶可当作蔬菜），这种巧妙的种植方法是套作的雏形。 　　套作法以后在蔬菜种植方面不断发展改进，并引用到大田作物中去。 　　三是嫁接法。《氾胜之书》种瓠法中讲到用十株瓠接在一起成一条蔓，蔓上只留三个果实，使十株根系共同滋养一条蔓上的三个果实，以求结出特别大的瓠来。这是当时人们的期望，实际上不可能结出特别大的瓠来，但它却是关于嫁接法的最早记载。 　　四是移植。汉武帝曾屡次令人把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方的果树，如荔枝、龙眼、橄榄、柑桔等移植到气候较寒冷的长安来，虽然 岁时多枯瘁 ，但有一些还能成活，并能 稍茂 （《三辅黄图》）。 　　自从汉使通西域后，也引进移植了许多瓜果蔬菜。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西域大宛一带和且末盛产葡萄，自从张骞出使西域时把葡萄带回中原后，推广快，成了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果品。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水果品种还有安石榴，《齐民要术？安石榴第四十一》： 陆机曰：'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扶，安石榴也'. 汉初皇家囿园上林苑中还种有 出瀚海北耐寒不枯 的 瀚海梨 、 出昆仑山 的 西王枣 、 出西域 的 胡桃 （《西京杂记》）。 　　蔬菜中由张骞等从西域带回的大蒜、胡荽之类，《齐民要术？种蒜第十九》： 《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据记载，胡豆也是来自西域。 　　来自西域的植物还有苜蓿，陆机《与弟书》中也记有此事。《汉书？西域传》说罽（ｊì，音纪）宾（今克什米尔一带）有苜蓿，张骞等使臣取回后，皇帝把它当作珍稀植物种于自己离宫别馆的花园里以供欣赏。《西京杂记》卷１说：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亦名' 怀风' ，时人或谓之' 光风'.风在其间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 怀风'. 苜蓿在西域本是一种生长茂盛，质地优良的饲草，它的引进、试种和推广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加速繁育良种马匹，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植物的移植成功反映出当时育苗、起苗、护苗、装运以至种植、护养、防寒等一套操作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五是在东汉时已有了双季稻的栽培技术。扬孚《异物志》已有水稻 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 的记载。《四民月令》则有稻秧移栽的记录，这是水稻栽培技术上的一项突出进步。 　　２。养马我国养马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历来都很重视马种的选育和改良，因此培育出许多马的优良品种。 　　秦时在边郡设立的牧师苑，成为以后历代王朝建立大规模养马场的先声。汉景帝二年（公元前１５５年）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达３６所，养马３０万匹，３万养马人中，很多是富有养马经验的少数民族兄弟。汉武帝时，为了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征服，因此配备骏马、改善西汉骑兵条件是绝对必须的。汉武帝对引进优良马种十分重视，首先派张骞去乌孙取得乌孙马数十匹。 　　乌孙马，有天马之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种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 天马' ，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大宛马曰天马云。 乌孙马来自乌孙国，《汉书》说： 乌孙国距长安八千九百里，距汉都护所一千二百里 ，据南京农大谢成侠教授考证，其地清初为准噶尔，即现在哈萨克自治州一带，清初所育的伊犁马，它的老祖宗就是乌孙马。后来汉武帝又听说大宛有更优良的马，匿马而不肯给汉使时，武帝就经常遣使臣去说服、争取，并持千金以至金马去交换，史称 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但大宛还是不答应。于是武帝发兵六万，牛马十三万，攻击大宛。当重兵压境时，大宛终于被迫提供 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 （以上引文见《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汉武帝先后得到来自西域引来的乌孙马和大宛马后，就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西、甘肃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马匹良种选育、改良与繁殖工作，并且成效卓著。 　　西汉前期，尤其通西域后，所谓 奇畜 的 骡、驴、馲（骆）驼，衔尾入塞 （《盐铁论？通有篇》），从而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役畜，以至武帝一次就能征伐 牛马十三万 去参加征伐大宛的战争，西汉前期牲畜优良品种的征集与培育对后世家畜品质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家畜鉴定和选种技术亦有较高水平，与之相关的家畜外形学知识，即 相畜 已有专门的著作出现，《汉书？艺文志》外载有 《相六畜》三十八卷.通过《齐民要术》保留下来的汉代（或许是汉以前的）《相马经》，已认识到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还科学地指出相马的关键和一些关于马的外形学的知识和理论。东汉名将马援继承了前人和他本人在西北养马以及军事实践的丰富经验，约在公元４５年，铸立铜马于洛阳宫中。铜马式等于马匹外形学研究上的良马标准模型。这类相马金属模型，在欧洲１８世纪才有所闻。有人认为１９６９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即著名的 马踏飞燕 ），很可能就是上述的良马模型之一。当时良马等级有 袭鸟 一级，即形容马快可以追得上疾飞的 鸟.３。蚕桑在宅前宅后栽桑，用以养蚕织丝，这是我国古代农民的家庭副业之一。 　　蚕原来野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始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到西周，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当时栽种的桑树，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诗经？七月》中已讲到矮小的桑树， 猗彼女桑 ，因为城墙上的雉堞叫做 女墙 ，即矮墙， 女桑 在这里转引来说明矮桑。同时也提到了采桑养蚕的事，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 ，说的就是在春天里，妇女们去给蚕采摘嫩桑的事。秦汉时蚕桑业大为发展，从汉画像砖中反映出，这时有的地方已经营大规模桑园，以贸厚利。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有女子采桑及养蚕用的箔筐之类器物，可知最迟在东汉晚期，内蒙古南部一带已经发展起蚕桑事业了。这是居住在这里的乌桓、鲜卑和汉族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劳动的成果。也说明了蚕桑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氾胜之书》中已有了栽培地桑（鲁桑）的明确记载，方法是：头年把桑椹子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树，低矮便于采摘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宜于养蚕。这说明桑树栽培技术的进步。 　　在秦汉时，已有二化蚕出现， 原蚕一岁再登 （《淮南子？泰族训》），一年能养二次蚕，丝产量就大大提高了。这时，人们还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 　　在长期的养蚕实践中，蚕农们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 　　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 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 这是讲，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涂塞隙缝和洞穴，以防鼠患，又可防风和掌握蚕室的温度。对养蚕方法也很注意，要 浴种 ，用清水洗去种卵卵面上的污物，这是保护蚕种防治蚕病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蚕粪），不断消毒蚕具。 　　有了好饲料，加上讲究蚕的饲养方法，生产优质的蚕丝就能得以保证。 　　这为丝织业和丝织技术的发展，为高质量的丝织品的出现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此外，西汉伏无忌的《伏侯古今注》还记载了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４０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农民采收野生柞蚕丝，制成丝绵的事情。可见山东放养柞蚕与生产柞蚕丝绸的历史起码有２０００多年。 　　（五）水利工程 　　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继春秋战国以后，在规模、技术和类型上都有重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田水利工程的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也扩展到了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 　　随着经济地区的不断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对黄河的治理要求也就更为迫切。在西汉时期，黄河水灾的记载明显增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对黄河的治理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在治黄规划和治黄技术上，都有显著的成就，其中以东汉初年的王景治河最为著称。此外，在这一时期中，还发明了许多水力机械，灌溉水车出现了，水排的发明也比欧洲早１０００多年，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为兴建水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秦汉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有以下一些项目。 　　１。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它灌溉着灌县以东成都平原上的万顷农田。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 　　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远在都江堰修成之前的二、三百年，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２５６年），李冰为蜀郡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 　　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 　　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 （《华阳国志？蜀志》），保证了大约３００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 天府之国.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为了控制水流量，在进水口 作三石人，立三水中 ，使 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华阳国志？蜀志》）。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作用，这是原始的水尺。从石人足 和 肩 两个高度的确定，可见当时不仅有长期的水位观察，并且已经掌握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一般规律。通过内江进水口水位观察，掌握进水流量，再用鱼嘴、宝瓶口的分水工程来调节水位，这样就能控制渠道进水流量。这说明早在２３００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在管理灌溉工程中，已经掌握并且利用了在一定水头下通过一定流量的 堰流原理.在都江堰，李冰又 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 （《华阳国志？蜀志》）， 二在渊中 是指留在内江中。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 深淘滩 的控制高程。通过 深淘滩 ，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可见当时人们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应用。这种数量关系，正是现代流量公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２。郑国渠郑国渠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公元前２４６年，秦王政刚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 疲秦 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阳的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 为韩延数岁之命 ，为秦却 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恤志》）。秦王政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峻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工程，西起仲山西麓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谷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伸展，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近３００华里。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灌溉。 　　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 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改造了盐碱地４万余顷（相当于现在２８０万亩）。一向落后的关中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 富庶甲天下 （《史记？河渠书》）。 　　郑国渠的修成，为充实秦的经济力量，统一全国制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郑国渠的建设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河流水文学知识，郑国渠渠首工程布置在泾水凹岸稍偏下游的位置，这是十分科学的。在河流的弯道处，除通常的纵向水流外，还存在着横向环流，上层水流由凸岸流向凹岸，河流中最大流速接近凹岸稍偏下游的位置，正对渠口，所以渠道进水量就大得多。同时水里的大量的细泥也进入渠里，进行淤灌。横向环流的下层水流却和上层相反，由凹岸流向凸岸，同时把比较重因而在河流底层移动的粗砂冲向凸岸，这样就避免了粗砂入渠堵塞渠道的问题。 　　３。灵渠灵渠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也叫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由于是在秦朝开凿的，又叫秦凿河。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进一步完成统一局面，在北击匈奴的同时，又南征岭南。公元前２１９年，秦始皇出巡到湘江上游，他根据当时需要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作出了 使监（御史）禄（人名，一名史禄）凿渠运粮 （《史记？主父偃传》）的决定。在杰出的水利家史禄的领导下，秦朝军士和当地人民一起，付出了艰苦劳动，劈山削崖，筑堤开渠，把湘水引入漓江，终于修成了这条运河。这条运河成了打开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 　　我国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隔着巍巍的五岭山脉，陆路往来已很难，水运更是无路可通。但是，长江支流的湘江上源与珠江支流的上源，恰好同出于广西兴安县境内，而且近处相距只１。５公里许，中间的低矮山梁，也高不过３０米，宽不过５００米。灵渠的设计者就是利用这个地理条件，硬是凿出一条水道，引湘入漓，婉蜒行进于起伏的丘陵间，联结起分流南北的湘江、漓江，勾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灵渠长约３０多公里，宽约５米，开凿灵渠，先在湘江中用石堤筑成分水铧嘴 和大小 天平 ，把湘江隔断。在 铧嘴 前开南北两条水渠，北渠仍通湘江，南渠就是灵渠，和漓江相通。湘江上游，海阳河流来的水被 铧嘴 一分为二，分别流入南渠和北渠，这样就连接了湘江和漓江。 铧嘴 类似都江堰的 鱼嘴.当海阳河流来的水大时，灵渠可以通过大小 天平 等溢洪通，把洪水排泄到湘江故道去，保证了运河的安全。灵渠选择在湘江和漓江相距很近的地段，这里水位相差不大，并且使运河路线迂回，来降低河床比降，平缓水势，便于行船。灵渠的设计和布局都很科学。在世界航运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灵渠的渠道工程非常艰巨复杂。南渠一路，都是傍山而流，途中要破掉几座拦路的山崖。尤其是在跨越分水岭，即太史庙山时，更要从几十米高的石山身上，劈开一条河道。这样的工程，在一无先进机械，二无炸药的条件下，全凭双手和简单工具，充分表现了当时人的智慧。 　　灵渠工程体系完整，设计巧妙，在技术上利用了都江堰的先进经验，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才能。 　　灵渠修成后，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就在渠成的当年（公元前２１４年），平服岭南。汉武帝在平定吕嘉的叛乱中，也曾利用这条交通线。 　　灵渠的畅通，还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４。关中地区农田水利（１）关中漕渠关中是西汉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有足够的农副产品供应本地区，特别是京师的需要，抓紧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关中素称八百里平川，有肥沃土壤和渭、泾、洛等河纵横流贯其间，充分合理利用这些资源，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元光年间（公元前１３４- 公元前１２９年），汉武帝采纳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引渭水从长安向东开渠直通黄河，渠长３００余里，既节省了漕运粮食的时间，又可灌溉民田万余顷。这条工程技术要求较高的漕渠渠道是由水工徐伯选定的。渠道开凿的成功；表明在复杂的地形中选线及测量技术的巨大成就。 　　（２）六辅渠为了使郑国渠旁得不到灌溉的田地也能够得到水浇，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左内史倪宽主持修建了六辅渠，该渠大概是引郑国渠以北的冶峪（ｙù，音遇）、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渠来 益郑国渠傍高仰之田 （《汉书？沟恤志》）。倪宽在六辅渠管理方面创造性地制订了 定水令，以广溉田 （《汉书？倪宽传》）的合理用水制度，因而扩大了灌溉面积，这是农田水利管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 　　（３）白渠白渠建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９５年），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因人而名，故名白渠。这是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引泾水的重要工程。它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入渭河， 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汉书？沟恤志》）。该渠在郑国渠之南，两渠走向大体相同，白渠经泾阳、三原、高陵等县至下邽（今渭南县东北）注入渭水，而郑国渠的下游注入洛水。白渠的建成使泾阳、三原一带的大片土地，在改善土肥条件，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广大群众对白公也深为爱戴，并编成歌谣广为传颂：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汉书？沟恤志》），可见人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以后白渠与郑国渠合称为郑白渠。 　　（４）龙首渠这条渠大约是在汉武帝元狩到元鼎年间（公元前１２０- 公元前１１１年） 　　根据庄熊罴的建议而修建的。这是开发洛河水利的首次工程，征调了１万多民工，挖通起自征县（今澄城县）终到临晋（今大荔县）的渠道。据说渠成后，重泉（今蒲城县东南）以东的１万多顷盐碱地得到灌溉，每亩能收１０石粮。 　　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就必须在临晋上游的征县境内开渠。可是在临晋与征县间却横亘着一条东西狭长的商颜山（今铁镰山）。渠道穿越商颜山，给施工带来了困难。最初渠道穿山曾采用明挖的办法，但由于山高４０余丈，均为黄土覆盖，开挖深渠容易塌方，于是改用井渠施工法。《史记？河渠书》记载当时井渠施工法的技术要领是： 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 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渠道要穿越十余里的商颜山，如果只从两端相向开挖，施工面较少，洞内通风，照明也有困难。若在渠线中途多打几个竖井，这样既可增加施工工作面，又能加快施工速度，同时也改善了洞内通风和采光的条件。井渠法无疑是隧洞施工方法的一个创新。同时，龙首渠的施工还表现了测量技术的高水平，它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准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在施工中掘出恐龙化石，因而渠道叫作龙首渠。 　　经１０余年的时间，龙首渠建成，可惜并未实现原定的设想。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井渠未加衬砌，井渠通水后，黄土遇水坍塌，因而导致了工程的失败。但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确实表现出当时测量、施工技术的高水平。 　　５。新疆的坎儿井汉代尤其是汉武帝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开发了广大的西北地区。当时把移民实边和修渠屯田作为抗击匈奴侵扰的组成部分，这时西北地区成为仅次于关中的水利重点地区，水利工程技术也大大提高。新疆特殊的水利工程型式——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 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三国人孟康注解 卑鞮侯井 说： 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可以看出，这个工程有６个竖井，井下通渠引水，显然是近代的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灌溉取水工程型式。 　　在新疆一些冲积扇地形地区，土壤多为砂砾，渗水性很强，山上雪水溶化后，大部渗入地下，地下水埋藏也较深，为了将渗入地下的水分引出，供平原地区灌溉，开挖井渠是比较方便的。而井渠技术已在龙首渠的施工中应用，新疆劳动人民大约吸引了井渠法的施工经验，并将它引用到新的地理条件下，创造出新型的灌溉工程型式。 　　６。南阳水利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灌溉以汉水支流唐白河发展最为显著。唐白河的灌溉那时以今河南的南阳、邓县、唐河、新野一带较为发达。 　　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对这一带水利有特殊贡献，据《汉书？召信臣传》已载，召信臣 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è，音饿，提阏即堤堰）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在他领导下，几年之内，建设引水渠数十处，灌溉面积约合今２００多万亩，成绩是十分可观的。召信臣不仅注意新建工程，而且也重视灌溉管理。为了合理地调配用水，他制定了 均水约束 ，也就是今天的灌溉用水制度。由于发展了水利，再加上其他措施，南阳地区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召信臣因而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被誉为 召父.六门堨（又称六门陂）是召信臣兴建的数十处工程中最著名的一处，它位于穰县（今邓县）之西，兴建于建昭五年（公元前３４年）。该工程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５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因而称之为六门堨。六门堨 溉穰、新野、昆阳三县五千余顷 （《水经？湍水注》），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灌区。 　　六门堨在西汉末年修有石质闸门六座，修建闸门可以控制河流水位的涨落，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一大进步。 　　东汉时期，南阳水利进一步兴盛。建武年间（公元２５- ５５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他很重视发展农业， 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 （《后汉书？杜诗传》）。杜诗并曾发明 水排 ，水排是我国早期水力利用的重大成就，对后世发展水力机械具有重大意义。因召信臣、杜诗对发展南阳水利有功，被群众称为 召父 、 杜母.７。汝南水利汝南地区位于准河支流汝水流域。这一带的水利工程在两汉时期以鸿隙陂最著称。鸿隙陂位于今河南正阳、息县间，亦即淮水和汝水之间。东汉初年，邓晨任汝南太守，他委派懂得水利的许杨为都水掾，用好几年的时间修堤４００余里，恢复了鸿隙陂。百姓得到灌溉的利益，连年丰收。 　　汉代在汝南地区的类似鸿隙陂的陂塘灌溉工程相当普遍。永平五年（公元６２年），汝南太守鲍昱因 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 （《后汉书？鲍昱传》），于是建议用石料修建渠道，加固堤段，效果显著。当时在工程维修时 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后汉书？鲍昱传》）。方梁、石洫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晋人郭璞解释 梁 字说： 梁，堤也 （《尔雅？释地？注》），方梁大约是断面较大的堤防，因堤防较宽，梯形断面近于方形，故谓之方梁。石洫大约是石砌渠道，石砌的用意是防冲和防渗，防冲的作用显而易见，防渗一来可以防止农田出现次生盐碱化，二来可以节约灌溉用水，因而在相同的引水条件下出现 溉田倍多 的效果。 　　石洫亦即渠道衬砌，它的出现，标志着渠道建设的新进步。 　　８。治黄事业战国时黄河两岸已修建有连贯的堤防，不过堤防分属有关各国。秦统一六国后，黄河大堤开始实施系统地合理地整治。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东游碣石，在他刻石纪颂统一的功德时，曾特别指出： 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史记？秦始皇本纪》）， 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即是指改建不合理的堤防，从而使旧有的险工段化险为夷。这可能包括统一整治黄河大堤。 　　西汉初年，黄河还比较安定，唯一的一次泛滥记载是在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１６８年），那一年， 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史记？河渠书》）。 　　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县，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治黄的序幕。 　　武帝时，河决频繁，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为了堵口的需要，竟连 淇园 （战国卫国的苑囿）里的竹子都砍下来使用。通过群众的英勇奋战，决口终于被堵塞了，并在其上修建宣防宫，这就是著名的瓠子堵口。汉武帝在决口现场，当口门尚未堵成时，曾赋诗说： 颓林竹兮楗石菑（ｚī，音资），宣防塞兮万福来 ，所说 颓林竹 ，即指砍淇园之竹作堵口材料的事。这次堵口也给司马迁以深刻的体会，他说： 余从负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史记？河渠书》）。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系统地论述前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史事。这篇《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专史，并为后世历史专著所效仿，成为中国通史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瓠子决口堵塞没多久，黄河又多次决口。但直到东汉时黄河才得到应有的治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王景治河.公元１１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此后河势越来越恶化，汴渠受冲击，而兖豫地区百姓大受水害，统治者迫于压力，于永平十二年（公元６９年）派王景治理黄河。 　　王景，字仲通，与王充为同时代人，《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他 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 ，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尤其擅长水利工程技术， 能理水 ，而且在从事治黄之前，他已经积累了成功地修治汴渠的实践经验。他对于治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