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_17 吕思勉（秦）

　　（四）王充及其《论衡》 　　王充（公元２７- 约公元９７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 细族孤门 ，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店铺） 阅所卖书.曾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 仕路隔绝 不得通显。他十分推崇司马迁、杨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 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说自己一生作四部书，因 疾（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 ； 又闵（忧伤）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 ； 又伤（痛感）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晚年作 养性之书.但今天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８５篇，２０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在这部书里，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 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是当代的成果，有的则是王充本人对自然现象认真地观测研究的心得。于是，《论衡》不但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由《论衡》我们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冲决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以元气自然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从而体现出两个思想体系 两刃相割 的总态势。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 元气 构成的。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谈天》），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自然》），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 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既然天与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生的自然实体，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至于宣扬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 上天 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统治有了偏误，便会发生灾异，说是 天造谴告 ，这些王充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识等正统观念。 　　元气自然说是王充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在批判 天人感应 说和各种迷信思想时，他更从具体地考察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入手，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给予强有力的批判。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 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 （《说日》），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 冻凝 而成的。先是 云气发于山丘 （《感虚》），而后 初出为云，云繁为雨 （《说日》），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斗争中取得的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 　　对于雷电是所谓 天怒 的表现，雷电去杀人是 上天 惩罚有罪的人的说法，王充也给予有力地驳斥。他认为雷电是由 太阳之激气 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 而引起的，这是关于雷电成因的直观、朴素的猜测。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 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 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 ，驳斥了所谓 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 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 雷者，火也 ， 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 （以上引文见《雷虚》），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 　　与把虫灾的发生同贪官污吏为害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王充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 甘香渥味之物，虫常生多 ， 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秋，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 ，并且注意到虫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史， 出生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商虫》），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认识和措施都是与 天罚说 相对立的。 　　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 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 殆小浅狭，水激沸起 （《书虚》）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的打击。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 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 ，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 ， 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 （《论死》），对于那些 道术之士 ，企求 轻身益气，延年度世 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 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 　　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 （《道虚》），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 长生不老 术的批判，阐述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 异端 思想体系，而且在同 天人感应 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王充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十一、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 　　秦汉时中外交通贸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往来日趋频繁，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科技文化的交流。当时我国发达的科技文化，也对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国的优秀科技文化也不断丰富着我国的文明宝库。 　　（一）中外贸易交通 　　１。海路交通我国同朝鲜、日本之间的交通开辟较早，在朝鲜和日本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秦始皇为了求取长生不老药，曾派方士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数千人，率领船队航海去寻找三神山。据传，这支船队到达了日本，并在日本定居下来。 　　到汉武帝时，日本国土上的百余个小国中有３０多个小国通过朝鲜与中国交往。通往东南亚诸国和进入印度洋的航路已经开辟，而且交往频繁。在印度尼西亚曾发现不少汉代文物，说明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交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以及应募商民，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船经５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行船约４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行船２０余日，到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然后弃舟步行１０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又行船２月余，到黄支国（印度建志补罗）、自此往南可达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自黄支国返航，经印度东海岸航行８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８个多月返回。这是我国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最早记录。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１６６年），大秦（罗马帝国） 　　王安敦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 　　与此相适应的是航海船舶的发展和航海术的进步。这时的航海术，大抵是依沿海地理等知识的了解，凭航海者的经验沿海岸航行，但天文航海的知识也不断增长并得到运用。汉初《淮南子？齐俗篇》曾说到在大海中航行 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北极则悟矣 ，这是人们已经使用天文知识以确定航向的说明。 　　２。陆路交通秦汉时期中外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中亚、西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张骞死后，汉武帝又派使节继续往西探行，从而开辟了举世闻名的始自长安（西安），西至大秦等地的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分为南北两条大道。南路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于阗（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土库曼斯坦国境一带）、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等国和地区。北路经敦煌，沿天山南麓的车师前王庭（即高昌，今吐鲁番）、龟兹（库车）、疏勒（喀什）等地，越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即康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经济交流的大动脉。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被称为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是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这时通往印度的陆路也有两条。张骞在大夏时，曾看到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并询知是身毒（印度）转运而来，这说明到印度的通道早已开辟。在公元２世纪以前，由四川经云南往南到缅甸的陆路已经通达，当时中国的物品可能就是经此道由缅甸转往印度。而在张骞出使时，曾派遣副使由大夏到身毒，这就开辟了到印度的第二条通道。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年），张骞曾从西蜀的犍为（四川宜宾）出发，想探寻前往身毒的捷径，但没有成功。 　　（二）科技文化的交流 　　１。汉代纺织品的外传西汉时开始有大量的锦绣罗縠输往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间的经济往来。《史记》、《汉书》都称西北匈奴不重珠玉、喜爱锦绣，汉代每年必赐匈奴许多锦绣。《汉书？匈奴传》记载，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１５１年）报单于书，赠送礼物有 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 又说， 单于好汉缯絮食物.《后汉书？南匈奴传》说汉朝皇帝赐给单于 黄金锦绣，缯布万匹 ，又赐 彩缯千匹、锦四端 ， 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女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ｌí，音离）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这样的赠赐不止一次，而是 岁以为常.除了赐予外，汉朝廷还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物与匈奴、西羌、南蛮等少数民族交换各物。 　　古楼兰曾是西域转运和销售汉丝绸的重要市场。新疆罗布淖尔考古所得汉代的丝织品，有彩巾、帕、丝织方枕、丝织残片、方眼纱罗、丝绵等，这是汉丝输入楼兰的例证。新疆民丰东汉古墓中出土有汉代布帛制成的服饰，有蓝白印花布残片、淡青色绸衣、绣花镜袋、绣花粉袋、 万世如意 锦袍、 延年益寿宜子孙 锦袜、手套、绸上衣、绸衬衣、绸裙等丝织物，都是汉时从内地输入的。汉代西域同内地的商业往来频繁，物资交流十分通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带去的货物， 牛羊以万计，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此后，汉廷常将大量绮绣杂缯等赠送给西域各地的贵族，西域的商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内地购买各种货物，其中尤以丝织品为大宗。此外，中亚各地的商人也大批通过西域来到中国内地经商。密切了西域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汉代丝织品外销的范围极广，近如朝鲜、蒙古，远及西亚、欧洲都重视中国锦绣，有因互市或赠送关系，有因商人贩运远输国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附近乐浪王旴古墓中曾出土菱形纹绢残片、罗、Ｃ、绢组纽及组縒纽等，皆是东汉建武、永平时物，颜色美丽，织造技术纯熟，这是汉丝织物输入朝鲜的例证。 　　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兰古墓遗物，纺织物有东汉建平年　　间的绢布和毛织物，在绢布上绣有彩色的山云鸟兽神仙等物，在流云和神仙中间织有 新神灵广成寿万年 吉祥语文字。另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瓦拉古墓出土丝织物更多。这些丝织物上，除绣有各种花纹外，还有 云昌万岁宜子孙 等吉祥语文字；有些织品上有 群鹄 、 交龙 、 登高 等织文字样。这些都是汉丝输入蒙古，在考古材料上的明证。 　　古代西域是不产丝的。《史记？大宛传》说：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 　　其地皆无漆丝 ，这是武帝时，西域尚未有产丝的记载。《后汉书？西域大秦传》记载： 又常利得中国缣丝，解以为胡绫绀纹 ，又说： 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这是汉代史籍里关于丝传入西域的记载。汉代向西域诸国换马和杂罽（ｊì，音纪，一种毛织品），也用的是锦绣和其它丝织物。汉武帝每年都派遣使者到西方各国出使，又代表国家商队和西方各国进行频繁的商业贸易。 　　当时有一部分中外商人以番禺为采集地，通过海路，先把丝绸运到印度、锡兰，然后转口到安息，或是经红海以达开罗，再由开罗运往叙利亚的泰尔、培卢特等地，就在当地把从中国运来的丝绸进行复制加工（染色、绣花，或是把生丝络出后掺上麻，再织成胡绫），然后运销罗马帝国。泰尔、培卢特两城竟因而成了叙利亚的丝织中心。 　　古代西方对我国称为 塞里斯 （Ｓｅｒｅｓ，意为 丝国 或 制丝的人 ）。 　　塞里斯 这一称呼，屡见于西方古籍，曾沿用了好几个世纪。据考 塞里斯 一词，系从古希腊人 塞尔 （Ｓｅｒ，意为 丝 ）转来。原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名扬海外，那时的希腊人，就已经用 塞里斯 来称呼中国。这说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在 丝绸之路 开辟之前便已经传入了欧洲。张骞通西域后，进一步打开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中国丝绸被大量运销至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各国， 丝国 的称呼就更为广泛流传了。公元１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２３- ７９年）在他的名著《自然史》里写道： 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 并说： 中国或作塞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 公元二世纪时，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玫在他所著《地理》一书中，也曾几次提到马其顿商人，经由大夏 向称为丝国的中国去贩运丝织物 的情况。贩运、经营中国丝绸，是当时中亚以至地中海诸国的一项重要商业活动。 　　中国丝绸的西运，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华丽、轻柔的丝绸传入欧洲后，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最初，即使在欧洲的政治、经济中心罗马，也只有少数贵族妇女穿着，以示炫耀。据说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有一次连凯撒穿着绸袍看戏，都被当时人非议，认为过分奢侈。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提比乌斯，为了防止罗马货币的外流，曾以奢华愈制为理由，试图禁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织品，但没有成功。而一些转售中国丝绸的商人和国家却取得了极大的利润。 　　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无论是陆路或是海路，都要经过好几个国家的转口。由于安息地处丝路的必经之道，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安息就操纵着中国和罗马间的贸易。《后汉书？西域传》载： 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罽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得。 《三国志？魏志》注引《魏略？西戎传》也说： 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得其利，不能得过。 罗马帝国亟欲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直到公元１６６年，大秦安敦王派的使节由海路到中国，和汉廷谈判中国和地中海各地建立正常的海上贸易问题，以后才开始有了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通。 　　汉代的纺织品，不论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精美的丝织品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卓著的声誉，中国被冠以 丝国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公元１世纪时，汉代华丽、精美的丝绸就通过横亘欧亚的 丝绸之路 向外国输出传播，在世界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２。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张骞曾把他亲身经历和传闻中的国家，如大宛、康居、奄蔡（里海东北）、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兵力、物产、城镇、交通、河流、湖泊、气候以及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等，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知识载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是我国古代有关中亚、西亚、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地理的最早记述。又如，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９７年），甘英出使大秦，西抵波斯湾，为风浪所阻，未达目的地，但他回国后，把沿途见闻详加介绍， 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 ， 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 （《后汉书？西域传》）。这对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对科学技术的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使人员的往来更为频繁。仅沿 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我国西往的使者，一年之中多者十余次，少则五、六回，来回时间长的达八、九年，短的也有几年。沿这条道路保持着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往来，伴之而来的则是科技文化的交流。秦汉时期沿海、陆通路，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是丝绸、铁器（包括铁农具和兵器）和漆器，与之相应的是丝帛生产技术、冶铁术和髹漆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对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南亚、西南亚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的铁器和农业生产技术也在这时传入越南，越南人民推广了铁犁和牛耕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了农业生产。越南人民用土特产和中国的铁制农具互相交换，丰富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生活。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密切，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９４年），永昌（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哀牢山地区）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永元九年（公元９７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安帝永宁元年（公元１２０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 献乐及幻人 ，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自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蔡愔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那时，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我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和穿井法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史记？大宛传》记载：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 他们的漆器和冶铸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去的，而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井渠法和穿井术传入大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朝鲜的人参，大宛的汗血马、花蹄牛、驼鸟，大夏的石榴，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安息的胡桃（核桃）、胡豆（蚕豆）等植物品种，毛布、毛毡、毛毯等织物和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南亚的香料、珍珠等，都传到我国，增加了我国的动植物品种和药物种类，丰富了我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此外，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我国，给我国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还有犁靬（有人认为是条支的一个港口庇特拉，也有人认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都属于罗马帝国范围）人的幻术（眩人）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互通有无，有利于社会发展。 　　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各国人民取长短补，创造了融混中外特色在一起的新物品。如在楼兰，曾发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混合风格图案的丝织品；和田出土的一种铜钱，一面铸有汉文 廿四铢 字样，另一面铸着马的图像和法卢文字；日本曾利用中国的铜器熔铸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器物，等等。 　　十二、结语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天文学、算学、农艺学、医药学四大学科，在这时均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天文学在秦汉时得到相当大的发展，这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因为只有更精确的天文学，才能更正确地推算出与农业有关的季节来。在汉代，天文学研究者分为盖天、浑天、宣夜三派，他们各有自己的天文学思想，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都还不全面或不正确，但当时的天文学者，敢于大胆地立假说，这就表明了他们探求宇宙的精神。当时的天文学家，不仅敢于做科学的假说，而且不断地用简单的仪器进行天文的测量，来验证他们的假说。 　　据《汉书》记载，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曾立晷仪下漏刻，以追求二十八宿的地位，武帝时，落下闳又创制天文仪器——浑天，宣帝时，耿寿昌更铸铜为象，以测天文。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１０２年），霍融改进漏刻，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贾逵创制太史黄道铜仪，定黄道宿度。顺帝阳嘉元年（公元１３２年），张衡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推测星辰的出没移动，皆甚准确，张衡又作候风地动仪，测验地震，亦无不应验。 　　因为有不断的天文测验，秦汉时期的人们对于日月星辰的运行，比前代人知道得更多。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也有了进步，秦汉４００余年，历法变更４次，变更的原因，是因计算不精，但这时的历法已具备了后世历法的主要内容——气、朔、闰、五星、交食、晷漏等，特别是东汉末年，刘洪造的《乾象历》，有推算日蚀月蚀的算法，并且编了一张月亮运行速度表，后来的历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和提高的。中国古代的历法体系在秦汉时已经形成，而天文仪器、天象记录以及有关宇宙理论等等天文学内容在这时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历法的推算，天文学的测验，需要算学，所以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算学也被提高了，而土地测量、粟米和均输以及商业等会计也需要算学。《九章算术》的出现则标志着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同时，从《九章算术》中有方程与勾股的存在，我们又可以看出在汉代已有代数学和几何学的萌芽。 　　农业方面，奠基于战国时代的轮作制、一般作物栽培的基本原理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在秦汉时已得到确立。 　　秦汉时期，是旱作地区生产技术逐渐定型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农业技术上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中的矛盾，即 春旱多风与春种的矛盾。 　　黄河流域气候比较干燥，雨水分布也不均匀，大致是：黄河中下游的春天是 春旱多风 ；夏季到秋初，雨水比较旺；冬季雨雪却不多。因此，春种要受到严重威胁，秋种也难幸免。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除在有条件的地区，兴建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外，还在耕作栽培方面作了不少艰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制了适合于不同地区的、多种形式的犁、犁壁、耙、耢、耧车等工具。 　　首先，他们运用了畦种法的原理创制了 代田法 ，土地轮番利用，使产量得到了提高；继则，又在 代田法 的基础上，发展了 负水浇稼 的 区种法 ，将田地划分为若干小区或播幅，把作物播种在区里，采取深掘、集中施用肥、水和区内密植等一系列措施，以夺取增产。 　　土壤耕作方面，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在这时也基本确立，根据不同质地的土壤，择定各个适宜的耕作时期进行耕作，耕后，加一道 耱平 工序，就可以达到 和土 的目的。土壤经过这样的处理，就具备了保墒防旱的作用，春种作物的出苗也从而得到保证。这种耕作措施，保证了春种作物和冬麦的生产，也促进了它们的栽培技术的发展。 　　在连续种植的经验基础上，又进一步摸清了作物与作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安排了农作物的倒茬轮作方式。东汉期间，粟、豆、麦已成为一般运用的轮作方式。 　　这时期，在作物的选种上也同样取得了新的比较突出的发展。汉代已采用穗选法，拣选穗大而子粒饱满的做种，在选种过程中，除注意品种的产量、成熟期等特性之外，还开始注意到它们的抗逆性、纯度等问题。 　　秦汉时的耕作措施，基本上解除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威胁，提高了技术水平，促进了旱作地区的农业生产。从生产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技术原理和原则，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氾胜之书》就提出了生产中的重要环节： 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又综合地、辩证地总结了运用天时、地利两个因素的生产规律，即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这些仍是我们今天农业生产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秦汉时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有些水利工程直到现在仍然起着作用，这时也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这样保证了农业的发展。同时，水利工程技术也不断地被发明、改进，一些水利工程技术至今仍被运用。 　　其它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包括养马业、蚕桑业、园艺业在这时均有较大发展。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确立时期。 　　医药学在秦汉时期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农业的发达，人类对于植物的性质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在长期的经验中，人类在不断地尝试中，知道某种植物可以医治某病，因而有不少的植物，被引用为药物。《神农本草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成的，这部书奠定了后世本草学的基础，直到现在，这部书还是中国药物学的经典。 　　这时期的医学，已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的分别。淳于意、马长、冯信、杜信、唐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内科医生；而华佗则为外科高手，并创造性地运用 麻沸散 施行外科手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确立了理、法、方、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理论，大大充实了中医药学体系的内容。 　　地理学在汉代，也添加了新的内容。秦汉以前，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本部；对于塔里木盆地一带的情形，还是非常模糊；对于日本之岛，且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域；对于更远的地方，就更无所知了。秦汉时期，中国政府的使节和商人，先后走到了中国本土以外很多的遥远地区，他们从外国带回来许多关于异国风土人情的记录，这样就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改变了中国古代所谓 天下 的概念。 　　在《史记》、《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本土各地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及物产等的详细情况的记载；同时还可以看到关于南洋各地的记载。在《大宛列传》、《西域传》、《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亚、新疆、蒙古、辽东、朝鲜、福建、两广以及川、黔、滇等地的地理记载。象这些记录的出现，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地理学上的崭新一页。 　　而《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但同时又使地理学成为历史学的附庸，这也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特殊之处。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制沿革为主的著作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正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就生产技术而言，我国古代主要的冶铁技术除 灌钢 外在秦汉时均已出现，主要的纺织机械和农具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和地图，说明了纺织技术和地图测绘技术的巨大发展；造纸术发明了并且得到了重大的改进，主要的造纸工艺均已出现，漆器工艺更得到高度的发展；庞大的楼船的建造以及橹、舵、帆等的发明与应用，是船舶技术臻于成熟的标志，长城、驰道、栈道、桥梁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建，则表明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技术已有很高水平，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 　　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在秦汉时开始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此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有力的推动。也为西汉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以及东汉前期的社会繁荣创造了条件，即这些时期几位统治者施行的一些开明的政策措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给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说以有力的打击，也给两汉时期思想斗争的开展以直接的刺激。因此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在这时大多已形成，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这些都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骨架。 ◆◆◆ 第028卷 秦汉教育史 　　本卷提要 　　秦汉教育是中国封建教育的雏形。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如学校教育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 学而优则仕 的制度化等等，在汉代教育中都已显见端倪。本书较为详尽地勾画了秦代的文教政策和教育设施，汉代的文教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并对秦代教育与战国时期的教育、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作了比较，分析考察了秦汉对后世教育的影响。该书资料翔实可靠，立论精当，有较强的可读性。 　　一、秦汉教育概述 　　秦汉教育确立了中国封建教育的雏形，特别是汉代教育的宗旨、官学和私学的设施、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均为后世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如教育为封建政治服务——培养官吏和实行教化，道德教育的支配与主宰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多种形式的办学途径，学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养士与取士相结合， 学而优则仕 的制度化，贵诵记、精读专攻的教学方法等等，在汉代教育中都已显见端倪。因此，秦汉教育，特别是汉代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中占有关键的地位。 　　不论是秦代的 以法为教 、焚书禁学，还是汉代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都具有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属性，不同之处仅仅是在实施手段上：秦代突出了一个 禁 字，采取的是铁腕手段——镇压；汉代则标榜一个 尊 字，采取相对和缓的诱导方式，其作法是把别的学说摒除于仕途之外，而专以儒家经术和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兴太学，置明师 、 重选举，广取士 ，建构出一个 教育- 选士- 尊儒 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有效模式。历史表明，这一教育政策起到了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思想意识的 大一统 的作用。 教育- 选士- 尊儒 ，一方面，它使先秦儒家 学而优则仕 的思想有了制度化的保证，另一方面，学校成了儒学传播的专门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它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是有效的，但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则有不利的一面：它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 读书做官 这条狭窄的路途上来了，而主要研习的是有限的那样一些儒家典籍的所谓 微言大义 ，从整体上说，徒然地浪费了读书人的智力，不利于广大知识分子在广阔的精神视野里发展文化学术事业。 　　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研究。作为研究者总是难以避免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审察历史，臧否人物 .也正因为如此，克罗齐（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１８６６- １９５２）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因而，我们又无法苛求古人。对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一种举措，我们不应看到它未曾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应看到它曾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做到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所说的 价值无涉 （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ｄｏｍ），但论从史出，以史证论却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力图要做到的。 　　教育是人类关注自我成长的活动，是一项价值引导的工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而教育史，也就是人们关注人类自身成长与发展的活动的历史。中国秦汉教育史，尽管只是中国悠久的教育史的一个阶段，由于它处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成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就包含了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几乎所有的特征。我们在写作时，力图把握住秦汉教育在中国封建教育中的关键地位。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颇有 心有余而力不足 之感，故而只能是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雅教。 　　二、秦代的文教政策 　　（一）社会概况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齐，最终统一六国。嬴政称始皇帝。中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秦代，揭开了中国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从这一时代起，中国就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秦代的统一，使土地所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中国的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完全转化为商人地主集团所有。土地所有关系之改变，必然要引起土地管理机构之相应改变，于是废封建为郡县，遂成为秦代历史的必然。当秦代统一天下后，全国的土地，皆掌握在商人地主手中，经过他们讨论如何管理这些土地，最后决定，施行郡县之制，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随着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土地的经营方法也改变了，这就是领主庄园制度的废除与地主佃耕制度的兴起。随着此制度的诞生，土地兼并，大部分农民遂失掉了土地，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佃耕制较之庄园制总是有其进步的一面。佃耕制度刺激并发展了秦代的农业。秦代的农业由于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佃耕制度的产兴，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工灌溉的推行等，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秦代的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到一定的水准。表现为冶铁事业兴旺，铁质武器普遍应用等。 　　秦代的手工业生产，较之前代，已经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之体现。由于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交换范围，为了适应商业交换全面发展的要求，秦代又把前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制度宣布作废，确立全国划一的经济制度。一切旧的政治束缚和经济障碍都废除了。在税同率、币同值、车同轨、度同长短、量同大小、衡同轻重、政令统一、战争熄灭的条件之下，中国的商业交换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繁荣。与此同时，秦代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繁荣都市经济，另一方面又执行一种对商业的鼓励政策。由此可见，秦代人的活动，不仅突破了以前各封区的国境封锁，并且也展开了突破四周诸种族之包围的活动。 　　而这又奠定了后来两汉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构造之转向，秦朝政权的性质，也因之而改变了，封建领主的贵族政治便最终地退出了中国历史，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商人地主的政权。通过一系列的果断变革，在以秦始皇为核心的政治统治集团中，秦始皇以秦国国王兼军事统帅的资格，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开创了一代政治伟业。秦代政权性质的改变，使秦代的社会关系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具体表现为旧贵族之最终的没落与转化，表现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隶属关系之转移。秦王朝的统一和胜利，一方面使统治者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却也令统治者有一种深思远虑。因为旧贵族中，还有不少人逃亡在外，是一股极危险的势力；而投降的旧贵族，又怀着满腹的旧思想，常常 以古非今 ，若不彻底地肃清，终是新政权的隐患。另一方面，农民虽已退伍，但大部分的农民，还保有武器，使新政权感到极为不安。为了巩固商人地主统治，镇压农民可能的反抗及残余贵族可能的叛乱，是统治者两项紧急的政治任务。开国之初，秦国的国策可用 崇法尚武 加以概括。这是服务于对外扩张的政治轴心的。对内的刑政包容在崇法的思想之中。天下初定之后，对尚武精神的提倡，不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目标，于是，尚刑取代了尚武的位置，统治的中心任务也由进取一变而成维护。于是，高压的强制促进统一的政令纷纷出台。这套大政方针，实际上成为教育宏观上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儒、法诸家对立争宠的态势下，始皇支持了法家，下令废黜诸子百家，独以法家 为定于一 的标准，使文化、教育均纳入官方的轨道，使法家的思想（实为皇权思想）成为官方法定的唯一意识形态。废黜百家之举，是百家争鸣的终结。在崇尚法刑的社会背景下，秦国的文教政策也因而染上了一层特有的色彩。 　　（二）文教政策 　　１。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是秦朝推行共同文字，促进共同文化形成的措施，也即是历史上著名的 书同文.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所用文字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同一国内也往往几种文字杂相使用。一般说来，当时流行着古、籀、篆三种字体，这些异形字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文字的不断发展，是化繁为简、推陈出新的结果。事实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需要新文字的产生。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新旧文字同时并存并不奇怪，何况分裂割据的战国时期。正如许慎指出的，战国时期 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说文解字？序》）。 　　这种现象的存在，妨碍秦统一政令的施行和政权的巩固。所以，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实行统一法度，力求文字的简化和字形的接近，直至统一文字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客观所需要的。而秦政权的统一，也有利于缩小原来各国文字方面的差异。《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中有：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记载；《李斯列传》中则说：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始，同文书。 这些记载说明秦统一六国后，确实开始了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的统一工作。 　　周代使用的文字称 大篆 或称 籀文 ，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宜书写。战国时期，由于割据分裂，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文字也不一样，齐鲁地方通行一种简易的字体，称 古文 或称 蝌蚪文.秦统一后，李斯根据 大篆 和 古文 两种字体加以改造，使笔画更为简单易写，称 小篆 ，也称 秦篆 ，狱吏程邈又依据小篆再简化而创新的字体，称 隶书 ，就成为以后通行的方体字楷书的雏型。但这并不是说秦已完成了统一文字的工作，其实，在当时还是几种文字并存的，所以只能说，秦代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是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还远远没有定型。许慎《说文解字》也承认，秦代进行了文字改革，但未能实现文字的统一。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秦代虽然存在几种字体的文体，但总的趋势是，由繁趋简、由难趋易、由杂乱而趋统一。而小篆和隶书的出现和使用，于文化学术的推广、教育的开展，是有重大意义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出现了以小篆为字体的蒙学教材，如李斯编写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编写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编写的《博学篇》。这些蒙童课本的编写，巩固了文字统一改革的成果。这种比较简单的小篆字体撰写的学童课本教授童子，当然比字体繁难的大篆要容易得多，学习效果也好得多，从教育角度来看是一大贡献。所以，秦代的文字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方字的简化对推行统一政令，实现思想统一也极其重要，因为以这样的文字书写法令，便于识认，便于下级官吏和人民群众了解和执行，能够做到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促进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２。统一的文教政策秦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在文教方面也贯彻实施了集中统一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文教政策，主要有：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政策；书同文字，经纬天下的政策；颁挟书令，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还包括：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禁私学以吏为师等政策。 　　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复辟，在政治上采取种种措施，如把六国富豪和强族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巴蜀、南阳等地，让他们远离故土，以便监视。 　　除此之外，对于可能引起割据的思想、民风习俗也加以限制，企图从思想上规范人民，做到 行同伦，黜异俗.为此，他曾五次出巡，一方面向人民显示权威功绩，另一方面则宣扬要 端平法度 ，规范群众，并使 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 垂著仪矩.从历史材料上看，除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的巡行外，每次都以东方六国为主，其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目的十分明显。尤其在秦始皇第三次巡行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人民改过迁善，不论远近同一法度，虽至老年也绝少犯罪。由此可见，统一思想，匡正民俗，不仅要改变原六国贵族的不同民俗、道德和思想，而且要教化百姓，使全国人民同一法度，统一思想，这是巩固统一政权所必需的。 　　秦始皇第五次巡行，在会稽山（今绍兴东南）祭大禹，刻石颂秦德。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关于化民成俗统一思想的，特别对男女节操提出严格的要求：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意即严行男女内外之别，禁止淫乱行为，男女之间必须纯洁真诚，此其一； 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就是说，有子女背离丈夫再嫁，是失掉贞节的行为，此其二； 夫为寄豭（ｊｉā，音家，母猪），杀之无罪。 意思是，男子淫乱他人之妻，杀奸夫无罪，此其三；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 即为妻的逃其本夫改嫁他人，其所生子女不再称她为母亲，此其四；刻石要求天下人都要方正清白，洗涤污俗，接受美好的风俗、道德的陶冶，敦厚奋勉，奉行同一法律。并且还应该教育后代敬谨奉法，以实现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以上引文见《吏记？秦始皇本纪》）。总之， 行同伦 融汇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前面提到的 书同文 则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形体，消除了战国时期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的现象。 设三老以掌教化 使教育权完全控制在统治者手里。 三老 即由国家给予一定公职待遇、在民间中有文化的知识者。 三老作为基层组织的学官，充当着教师的角色。 　　秦自商鞅开始实行法家政治，此后秦便废黜百家，独尊法治。具体到教育领域，就形成了秦代统一而专制的文教政策。一系列统一的文教政策，加强了秦王朝对人民的法治教育、耕战教育和尊卑贵贱的思想教化。在这一系列的文教政策中，秦始皇还采纳推行了一项极端专制的措施，即 禁游宦.所谓游宦，是指通过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达到从政做官目的的知识阶层。 　　这与战国时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和游说讲学之风有一定关系，泛言之，宦与士几为同义语，士与读书人义近。因此，讲学求学，求师访友等教育活动、学术活动，都可视作游宦的具体表现。甚至可以加以推论，没有游宦，百家争鸣局面断难形成。秦统治者认为，士人的上串下联，物议纷坛，传播自由思想与主张，不利于秦的 一元化 政治的实施，甚至有颠覆朝政之害，于是明令禁止。换言之，禁游宦是要取缔人们流动、迁徙、集会、结社、会盟、讲学和言论的自由，使士人回到彼此信息不沟通的封闭环境中去。这一政策的颁行，对中国一盘散沙、乐土重迁的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对学术交流和私学的影响则更为直接。 　　此外， 颁挟书令 以及 以吏为师禁私学 等文教政策，则导致了 焚书坑儒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３。 以法为教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是与 以吏为师 相匹配联系的。在奏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 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 知者作法 而 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 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商君书？慎法》）。还说 圣人必为法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 （《商君书？定分》）。结论是 法任而国治矣 （《商君书？慎法》）。到李斯受秦王朝重用时，便直接向秦始皇建议 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施行吏师制度的目的，最重要的在于造就一批舞文弄墨的刀笔小吏。吏师制度从此成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重要的政治和教育决策，时间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２１３年。 　　以法为教 不仅把矛头指向儒学，也指向诸子百家，它把战国时期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私学，通通予以取缔，这在韩非笔下，已经提得相当尖锐。如果说，韩非这一主张仅仅是一种舆论准备，李斯则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宣示非予取缔不可， 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 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代颁行 以法为教 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是灭了六国，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无事。始皇在 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 （贾谊《新书？过秦上》）的同时，还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 加以集中管理、管制。由于二十九年出现始皇东游至博浪沙第一次遇刺，三十一年在首都咸阳第二次遇刺，凶手一直不曾逮捕归案，更使执政者感到，不实行严刑峻法，如连坐法，奖励告讦等，并使上自官吏，下至老百姓一体知法和守法，不足以保证始皇个人的安全和秦政权的巩固。 　　４。 焚书坑儒 为了巩固刚从分裂到统一的专制政权，秦始皇严施法治，压制其他思想，而持不同政见的儒生往往非议政事，因而引起中国历史上一桩空前的 焚书坑儒 事件。 　　焚书之议，也早在秦统一六国前开始。商鞅首先提出焚书。《韩非子》就有商鞅教秦孝公 燔《诗》《书》而明法令 （《韩非子？和氏》）之说。 　　而焚书作为禁私学、禁聚语的具体措施，当从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开始：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于是颁 挟书令 ，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破坏文化的焚书悲剧。汉高祖继续实行秦代挟书之律，直到惠帝四年始废挟书之律。 　　焚书是事实，但是否如《旧唐书？经籍志》所说： 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 ，和《隋书？牛弘传》所说： 秦始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 呢？ 　　第一，《秦纪》是为秦统治者歌功颂德并供秦王政的 子孙万世 施政借鉴之书，当然要保藏下来。但不属于《秦纪》的春秋战国 诸国之史 就难逃厄运。如司马迁所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史记？六国年表？序》）。看来是春秋战国史书受损最烈。 　　第二，儒家 六艺 中《周易》因 为卜筮之书 ，所以 独不禁 （《汉书？儒林传》）。其他的按计划当在焚毁之列。但亦有被保全下来的，如 博士官所职 的要留供研究参考。不少经书则是学者和民间背着秦律私下保藏下来：有在孔壁中，如《尚书》、《礼古经》、《礼记》、《春秋古经》、《古孝经》、《古论语》等若干篇章；也有藏于 小岩屋壁 间，到秦亡方献了出来。清崔适就说： 《诗》《书》虽焚，' 六艺' 未尝缺焉 （《史记探原》卷八）。康有为也说：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 （《新学伪经考》卷一）。 　　第三，诸子百家书未必全毁。像《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法家著作，不能动；《荀子》中也有法家观点，不会都付之一炬。东汉王充说： 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论衡？书解篇》）。 　　赵歧还说《孟子》 其书为诸子，故篇籍得泯绝 （《孟子题辞》）。 　　第四，医药、卜筮和种树的书，全部保留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像医药和种树属于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至于卜筮书，秦有 占梦博士 ，也算博士官所职。秦始皇迷信神仙，曾派韩终等出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即徐福）造大船，带了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求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 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 ，便叫占梦博士卜个吉凶。 　　第五，不在李斯建议之中的，虽与政治有关，也未曾焚毁。例如户口、赋税、地图、族谱。《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传》都记载刘邦进军咸阳，萧何 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图书即图籍，方回《古今考》说 图谓绘画山川形势、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数；籍谓官吏版簿、户口生齿百凡之属.至于坑儒事件，《太平御览》卷八十六皇王部引《古文奇字》： 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书，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主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 这一段记载是否可靠，还有待考证。 　　历史证明， 始皇之初，非不好儒.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说到陆贾为秦之巨儒，郦食其为秦之儒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待诏博士。后来陈胜崛起山东， 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问故，皆用《春秋》之义以对 ，说明 秦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所以不少史家认为秦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那些搞迷信活动，不能满足始皇愿望的术士，儒生只是极少数。但不论史学家们怎样认为，坑儒事件毕竟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儒士侯生、卢生指责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狂妄暴戾，专意任用刑狱之吏，施行重刑杀戮政策，使满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进谏。侯生、卢生等人的抨击使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审问诸生。诸生忍受不住刑讯，彼此互相告引，你诬我攀，因此罗致罪名者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命令： 皆坑之咸阳 ，以警告后人。这就是历史上的 坑儒 事件。与 焚书 合称： 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不论其严重性质如何，毕竟是始皇的虐政。焚书的原意为愚民，但它恰恰暴露了始皇和李斯之流之愚。后人章碣有《题焚书坑儒》诗： 竹帛烟消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萧冰崖也有一首《咏秦》诗： 焚书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深黄石读兵书。 这些都是对焚书辛辣的讽刺。 　　总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在于以法为治，禁止异端邪说。所焚者犯禁之书，所坑者犯禁之人。尽管如此，这种以焚杀的办法来禁止异端的手段是十分愚蠢的，也是达不到目的的。相反，却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极大的破坏，应该受到谴责。也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独断专行，结果是 忠臣不敢谏，谋士不敢谋.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而趋于涣散，以致 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史记？秦始皇本纪》）。应该指出，秦始皇的 燔烧文章，以愚黔首 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给中国封建文化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而且也加速了秦朝本身的灭亡。 　　三、秦代的教育设施 　　（一）学官设置 　　秦以吏为师，使他们仅仅是国家法令的宣传者和执行人。而真正的学官，则承担着保全历史文化遗产，充当统治者的顾问或师傅，或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的任务。这表现为在中央设有博士、太傅、少傅，在地方设有 三老.一是 博士 ：博士这个官职在战国时期即已设置。《宋书？百官志》： 六国往往有博士。 如公仪伓为鲁博士（《史记？循吏传》），贾祛为魏博士（《汉书？贾山传》），淳于髡为齐博士（《说苑？尊贤篇》），郑同被人们称为 南方之博士 （《战国策？赵策》）。秦朝沿袭六国之制。史书记载，秦朝博士官多至七十多人，包括儒家在内诸子百家，都可以为博士。 　　当时博士的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议政，充任吏师教授弟子。这些博士的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以及《说苑》、《新唐书》、《通志》等。 　　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前，博士是很受重视的，常常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秦始皇出游巡行郡县往往有博士陪同。例如，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就曾 与鲁诸生议 刻石颂秦德， 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明博士是近臣，可以与始皇共议国家大事。又如卢生、侯生对秦始皇的批评，说明博士了解朝政，并干预朝廷事务。然而，秦代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政治路线，是重法轻儒的，因此，有所谓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种怠慢行为曾引起儒学博士的不满，甚至逃离秦始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秦代博士的地位。 　　秦代实行吏师制度，但吏不一定都能为师，而这些掌握古今历史知识，谙熟诗书的博士，可能也曾担任吏师，教授弟子。例如，曾为汉高祖制朝仪的叔孙通，本是秦博士，在降汉时， 从弟子百余人 （《汉书？叔孙通传》）。 　　说明他在秦时就聚徒讲学，而秦又明令禁私学，他可能是担任吏师。伏生故为秦博士 ，在秦朝焚书时，他藏书于墙壁之内，汉朝建立，他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九篇， 即以此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书以教 （《汉书？儒林？伏生传》），说明伏生在秦时也曾聚徒讲学。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博士是秦代的教育官，但其中的一些人曾担任教师（或称吏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可以说，秦代博士在文化教育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二是太傅、少傅：秦国和统一后的秦朝，虽未见有官立学校设置，但贵族子弟教育未断。太傅、少傅即为教育、辅导太子的教官。依《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时有太傅、少傅古官。如太傅李洪，字道泓（《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玑，字伯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秦孝公时，有太子师公孙贾，太子傅公子虔（《史记？商君列传》）。赵高 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事 ，说明他也当过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的老师。关于这方面，虽史籍提供不多，亦可窥见当时宫廷教育的一面。 　　三是 三老 ：三老之官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史记？秦始皇本纪》）。郡下有县，县下有里、亭、乡。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汉书？百官公卿表》）。三老 有秩 ， 秩，禄也 ，即由国家给与一定公职待遇。 三老 大概是民老中之有文化知识者，《礼记？礼运》说 三公在朝，三老在学.三老名称始于先秦，《礼记》的《东记》和《祭文》都提到 食三老五更于太学.三老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学官，当有相应的教育活动，秦史虽未见记载，但依《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闾里书师台《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 《仓颉》、《爰历》、《博学》既然都是秦时编的文字课本，各地方当必用来教育学童，而执其事者可能就是三老。 　　（二）人才荐举 　　秦历代统治者都颇重视人才，他们曾宣布过 不立子弟为王 （《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载 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 （《范睢列传》）。始皇的先世——穆公——以来，商鞅、张仪、范睢、甘茂、蔡泽、尉缭、韩非等人先后入秦。范睢被魏王打得筋骨折断，牙齿掉落，秦昭王收以为客卿；蔡泽 鼻如蝎虫，肩高于项 ，还有双膝蜷曲的生理缺陷，却继范睢为相；韩非口吃，秦王赞赏他的内才。始皇行征辟制，叔孙通以文学被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被征（《水经？　　 水注》），阜阳人沈逞被征为丞相（未就）（《宋书？自序》）。零陵人周贞宝、居淡山石室，始皇曾三征之（《零陵总记》）；萧何为泗水卒吏，事第一，秦御史亦欲进言征之（《史记？萧相国世家》）。任举亦为秦人仕进途径之一。穰侯魏冉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史记？白起列传》）；秦将白起亦为穰侯任举，将而攻韩魏（《史记？穰侯列传》）；郑安平则由范睢任举使率兵击赵（《范睢列传》）。总之，凡有特殊才能或功绩的人，经大臣任举，即可拜充官职，如始皇拜李斯为长史，又拜为客卿；拜蒙恬为内史（《史记？蒙恬列传》）。 　　二世即位，拜叔孙通为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再则是吕不韦，他于始皇的父亲庄襄时立为相，被尊为 仲父.他招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