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燕山夜话》 作者：马南邨 不单是为了纪念 ——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 《燕山夜话》终于再版了！一以告慰作者于地下。二以告慰广大关心此书的读者，并为“三家村”冤案受到广泛株连的朋友们伸张正气。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了那一伙妄图拒杀此书的丑类们的卑鄙咀脸！ 这本书的作者马南邨即邓拓同志，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一九三○年十八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邓拓同志是长期战斗在我党思想战线上的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毕生挥笔，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讴歌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每一个光辉胜利，向“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斗争。邓拓同志写作是很勤奋的。在战争年代里，他常常是趁行军途中在马背上构思，一到驻地，立即提笔写就；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不放过繁忙工作中的每一点空闲，将自己一点一滴的心得感想，写下来公之于读者。浏览他一生所作，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一颗对党、对革命赤诚的心，充满着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忠贞之爱；表现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对错误思想、歪风邪气嫉恶如仇，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如作者在第一集前的“两点说明”中所讲的：“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在为合集写的“自序”中他又说：“我们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在此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当然，《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瑕的。作者自己在书中也提到“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充任“顾问”的那个人，出于整垮北京市委，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阴谋，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最先举起了屠刀。文痞姚文元充当打头阵的角色，杀气腾腾，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加罪名，霎时间，他们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全部开动，所谓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燕山夜话》变成了“反党黑文，“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邓拓同志无辜遭受打击诬陷，却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权利。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他宁折不屈，以死抗争！他在写给党组织的诀别书中，以铁铮铮的事实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以及他们背后那个“顾问”阴险无耻的两面派嘴脸，批驳了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用他最后一息高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同志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九六六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黑线”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凡，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 邓拓同志饮恨而死，迄今已近十三个寒暑了。他以自己的热血润泽了新中国的文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我相信在这里将会重新开放出更加葱郁茂盛、艳丽多姿的百花、汇织成社会主义文化的灿烂春光。这本《燕山夜话》虽遇严酷的霜雪，却并未失去勃勃生机。许多同志、战友和广大读者怀念作者和他的作品，北京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将《燕山夜话》再版。我想，这不单是我们对作者的纪念，在身后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发挥有益于人民的作用，该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那么，就把它算作邓拓同志献给这美好春天的一束小小的鲜花吧！ 丁一岚 一九七九年二月 两点说明 《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陆续刊登以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支持。我收到许多充满着友情的来信，不能一一作复，在这里统统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谢意。我现在接受许多朋友来信中所提的建议，把已经发表的稿子，辑成一小册，以飨读者，并愿借此机会，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批评和其他意见。 应该说明，这个小册子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朋友们的建议，没有把全部已刊的文章都收进去；但是删掉的文章毕竟很少，绝大多数都保留下来了。又因为原先发表的时候，没有制订什么计划，缺乏全盘的安排，所以发表的先后次序很乱，内容也很杂，现在一看就觉得有稍加整理的必要。不过，这次整理除了有的文章删去以外，也只是把文章大体排个次序，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引文重新核校一过，如此而已。这样的做法未必就是好的，姑且试它一试。 我觉得重要的问题还在内容方面，迫切地希望朋友们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大家今后想要《燕山夜话》多介绍哪些知识，多谈论什么问题，无妨开一个单子寄来，我将尽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当然，我知道读者中有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有科学技术工作者，有文艺工作者，这些朋友的要求和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仍然有所不同。《燕山夜话》本来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的主要干部，虽然都是工农兵出身和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干部，为他们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些干部同志们的要求毕竟不等于工农兵群众的要求，而《燕山夜话》目前似乎又很难完全适应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后将继续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 在这小册子付印的前夕，特作以上两点说明，对与不对，请大家指正。 马南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都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里还写道： “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 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 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拚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 “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不怕天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由毛泽东同志所创办和亲自主持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 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 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好得很，它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的故事。 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决不可怕天。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裴铏《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它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二十多年，每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象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做勇敢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 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教育人民群众。《逸周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天的言化。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制天”的主张，应该承认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省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它。 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 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变三不知为三知 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 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 那末，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瑶帅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轻进。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人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中终皆举之”的意思。 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中、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 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中”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 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末，所谓三知的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 我们决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这样的人即便知道了很多的一个一个分散的互不连贯的现象，实际上还必然是一问三不知；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知其二而不知其一。 当然，过于性急地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 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一个巨大发展啊！ 今天的北京已经可以算得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了；然而，历史上的北京却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历史上也决不会出现劳动群众的队伍。殊不知，事实并不是如此。远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当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群众游行的队伍。 原来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矿已经被开采了。从那以后，北京西山的煤窑不但有官办的，而且有私人经营的，明朝政府派了税官，专收矿税。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太监名叫王朝，充当“西山煤监”，大肆敲诈勒索。他一连搞了五个年头，简直把西山闹翻了。许多民窑的业主和煤窑和劳动者们忍无可忍，不得不联合起来，于一六○三年的春天，采取行动，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压迫。 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当时的煤监王朝是神宗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西山一带催索矿税，超过了民窑的负担能力，于是，民窑业主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一面选派了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一面假借皇帝的“圣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来，事情闹大了，煤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许多窑主停止了生产，挖煤的窑工和运煤的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终于联合了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群众队伍，到北京城里游行，呼冤请愿，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明朝《神宗实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些劳动群众“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另派陈永寿为煤监。虽然这不过是“以暴易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情况，但是这毕竟是明朝封建政府对民窑群众让步的一个表现。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劳动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那时候的煤窑还是用非常落后的原始采掘方法开采的，窑主们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资本家那样的阶级，窑工们也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煤矿工人那样的无产阶级。然而，当时煤窑的出现毕竟是一种新鲜事物，那些窑主们毕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些窑工们也毕竟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因此，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封建统治下所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时轰动北京的这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历史应该承认，万历年间西山窑民进城游行，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斗争事件，当时的窑民队伍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队伍。可惜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的王大京等是什么样的人，如有可能，希望有关单位和专家能够进行一些调查，让他们的事迹更详细地载入史册。 贾岛的创作态度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象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三分诗七分读 一首诗的好坏能不能评出分数来呢？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也应该加以解答。 以前苏东坡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载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 这几句对话很有意思。看来那个人写的诗很不好，所以要靠朗诵的声调，去影响别人的视听，掩盖诗句本身的缺陷。苏东坡却以幽默的含蓄的评语，当面揭了他的底子。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应该从苏东坡的评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我觉得苏东坡的这个评语，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某些诗词作品。 先说新诗吧。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有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可惜现在没有苏东坡对这种现象当面给以批评。 这里必须说明，我近年来还是读到了许多好的新诗，象上边说的很不好的新诗当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苏东坡的评语本来是针对着中国的旧体诗来说的，他无法预见我们的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应该更多地从旧体诗词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 那末，我们现在的旧体诗词水平如何呢？除了几位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外，一般说来情况也很不妙。最突出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往往不合格律。这就很成问题。而且，诗意也往往是很浅薄的。这就越发成问题了。按照苏东坡的评语，如果没有什么诗意，就连三分诗也不象了；再加上不合格律，当然很难读上口，那就连七分读都不可能了。这正如宋代的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读不顺口，叹气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由此可见旧诗词是很讲究格律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诗词的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太厉害了，必须打破它，创造符合于我们现代要求的新格律。这个主张我不反对，并且我同样主张要建立新的格律诗。但是，要不是建立新的格律，如何建立它，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既然还没有新格律，而你又喜欢写旧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末，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杨大眼的耳读法 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遗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璹的《醉翁窈事》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读，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 不要秘诀的秘诀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新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推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早：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少少许胜多多许 “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作官的时候，寄给他弟弟信中的一段话。此信主旨是提倡写文章要痛快，道理要讲透彻，不赞成以不尽之言、言外之意来掩盖文章的空虚。但是，郑板桥处处表示他最讨厌那些颠倒拖沓的文章，连画画也不愿意浪费一点笔墨。他常说自己的画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 就我们现在的情形而论，提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似乎更加必要。虽然，郑板桥说这一点并非左丘明、司马迁、庄周、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本色，而只是他们的一枝一节好处；但是，这些古代的作家，又有谁见过或做过我们现在看惯了的长文章呢？因此，对古人说来不过是枝节的小事，对我们说来却变成一宗大事了。 当然，写文章一定要把意思说清楚，不要吞吞吐吐。而要说得清楚，却未必要用很多文字。宋代的曾南丰，对于苏老泉的策论文字有很好的评价，他说：“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等论，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辱而出也。”如此痛快透彻的史论，内容充实，即便写得再长些，人们也是爱看的。然而，只要读过苏氏父子的《三苏策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史论往往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夺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能行能止，而且行止适当，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每日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文字是可以省略而没有省略的，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对读者缺乏严肃负责的态度。鲁迅给《北斗》杂志的信，曾一再坚决主张，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必须反复看几遍，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作者不肯接受鲁迅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死都不愿删改。看来在这一方面今后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报纸刊物的编辑部特别要大胆认真地帮助作者删改稿件，要收集古今大著作家删改文章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最好要让删改者学习曾南丰，被删改者学习陈后山。 据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载：“陈后山携所作谒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因托后山为之。后山穷日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南丰就座取笔，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你看他们的态度多好！我们现在的作者，抱这船态度的能有几人？ 很明显态度如何是受思想水平决定的。有许多作者不许别人删改文章，因为他觉得，只有反来复去阐述一个问题，才能把意思说透，而不肯努力提高自己的概括能力。其实不论对任何问题，概括的说明总要比详细的说明有力得多。与郑板桥同时的一位清代文人彭绩，写过一篇概括力最强的非常动人的文字，这就是他作的《亡妻龚氏墓志铭》。它写龚氏“嫁十年，年三十，以疾卒。诸姑兄弟哭之，感动邻人！于是彭绩得知柴米价；持门户，不能专精读书；期年，发数茎白矣”。寥寥几句，可以敌得过几千字日常琐事的描述。这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了。 读这样的文章，一点也不会觉得它的内容空虚，相反的，倒真的感觉到它的内容非常充实，情感非常丰富。由此推论，其他各种文字难道不也可以写得更精炼、更生动一些吗？ 从三到万 学习文化知识能不能走终南捷径吗？这是许多初学的同志时常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笼统。一定说能或不能，都不恰当。这要看学习的是什么人，学什么，用什么方法等等，要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一般地说，学文化应该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特别是初学的人不宜要求过急。 “文化”这个词儿在外国文里是一个字；这个字的字义，本来就是积累的意思。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更早就重视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这是符合于一般学习规律的正确方法。因为学习不但要靠理解力，还要靠记忆力。而无论一个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有多强，他要理解和记住刚学会的东西，总要有一个过程。哪一个妄人如果想一下子就把什么都学会，其结果必定要吃大亏。 有一个故事在明清人的笔记中重复出现了多次，尖锐地讽刺了这种妄人。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说：“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遗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 这个故事比较通俗易懂，有的相声演员也曾讲过。但是，人们大都只把它当做笑话，而不把它看成一个严肃的讽刺性故事。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以为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过程中有若干重要的关节，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影响学习的成败。初学的一个最重要关节，就是在刚刚学会一、二、三或外国文Ａ、Ｂ、Ｃ等等的时候。有一些轻浮的人，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欣欣然”起来，以为“得矣，得矣”，什么都懂得了。这也好象学打拳的人，刚学会几个动作的时候，多半以为自己很了不得，处处想跟别人较量几下子。倒是学得多了，真正有一些本领，才反而虚心起来。由此可见，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越是有本领的才越加谦虚谨慎。 从教学的过程来说，不管要学什么，教的人总要从易而难，逐步深入地把知识教给学生。因此，好的教师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给学生一个印象，觉得入门不难，往后才能越学越有信心。而学生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他以为从此可不必再请老师了。殊不知他根本还不曾入门，只学会一、二、三，对于所谓“六书”等起玛的知识一点也不懂，所以他父亲叫他给姓万的新友写一个请帖，他就傻眼了。 实际上、一、二、三这三个字的确很好认，而从三到万，在文字结构上却经过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要懂得这些变化，也好象其他各种知识一样，必须逐渐学习，并且需要教师指导，不可能只凭什么“天才”就可以很快学会的。如果完全没有人教，倒很可能什么也学不会。我们之所以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其理由也就在此。 我们不懂的东西还很不少，都迫切需要虚心学习。但是，在学习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三到万这个故事似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我们无妨以此为例，举一反三，想一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加强我们的学习吧。 大胆练习写字 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我以为这一点意思首先应该告给每一个年轻的朋友。 那末，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把字写好呢？一般地说来，每个人要学写字，总得知道一些书法的常识，从执笔的方法开始，到各种笔法的运用，大略都要懂得，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学一两种字帖，经常还要多看各种字帖，这些也是必要的。虽然这里头仍有若干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值得商讨，但是，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问题，而只是想着重地说明最要紧的一件事，这就是要大胆地练习写字。 人们都记得，我国年轻的乒乓球选手曾经在掌握了基本的打法之后，勤学苦练，大胆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这个经验非常可贵。写字也可以运用这个经验。这就是说，要在掌握基本的笔法之后，大胆地练习写字，经过一个时期不断的练习，自然就会写出一手好字。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必须学会悬腕和悬肘。这是一个关键，然而并不困难。教给小孩子只要练习三次，就完全能够悬腕悬肘，毫不困难；年纪大一些的只要多练几次，也不难养成习惯。至于懂得了笔法之后，写起字来，就不需要一大套清规戒律，以免束缚人的创造性，相反的，必须强调大胆放手，写出自己的字。 写自己的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自己可以随意乱写，写出来别人完全看不懂。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每个人的字毕竟要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都学一种字体。奇怪的是，历代讲究书法的人，动辄就以王羲之父子的法书为范本，殊不知右军父子的书法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倒是南齐张融说的道理，更为透辟。据《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载： “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应该承认，张融的见解很高明，因为他不把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唯一的规范，而主张要加以发展，要独创自己的书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历来的书法家都死守着前人的规范，不敢有任何发展和创造，那末，中国书法的历史早已停止了，怎么能够还有后来的许多辉煌成就呢！ 例如，大家都很熟识的黄山谷的书法，在宋代要算是独树一帜的了。试问，黄山谷是死守着前人规范的吗？显然不是的。黄山谷《题幼安弟书后》写道：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从来学者都非常赞成黄山谷的这种见解。“老夫之书本无法”这句话长期流传，已经成为名言了。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口号，至今还值得我们重视。宋代的另一大作家晁礼之，在《鸡肋集》中也说：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今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是我们完全应该表示赞同的意见。我建议大家按这种精神，大胆地去练习写字。 “一无所有”的“艺术” 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腐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呢？近几年来，人们从西方的一大批充满凶杀事件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以及用打滚、胡闹的法子创作的绘画和音乐等“抽象派的艺术杰作”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回光返照了。然而，我们还不曾理会这种文化艺术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最近，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无所有”的“艺术”，这才真是够呛了。 据西的消息说，最近在汉堡举行了一次“一无所有”的展览会，展出的是一些空白的没有画过的图画纸，雕塑作品也都是一些不盛形的泥团，会上放映的电影也只是墙壁上白色的斑点，展览会的说明书写着：这儿是一无所有。那些新艺术家们向观众宣称：“我们显示一无所有，我们展览一无所有，而你们来买一无所有。”这个艺术展览会倒很直截了当地敲起了资本主义艺术的丧钟。 举办这个展览会的艺术家们，不管主观的愿望如何，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做了无情的揭露。他们比起垄断资本家雇佣的那一班政治舞台上的小丑们，总算要坦率而勇敢得多了。西德的报纸承认：“我们的艺术家们只是把其他领域的情形，在艺术上做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反映罢了。新鲜的是在于他们的诚实。一个政治家在显示一无所有时，看起来他所做的倒象是一种艺术，但是这些艺术家却明白地说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只是一无所有。” 不过，我却以为这一班西方的艺术家们还没有真正做到“一无所有”，还需要“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无”它一个彻底，才足以充分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精神面貌。而他们的展览会仍然展出了一些没有画的纸，也仍然展出了没有塑好的泥团，电影也还有白色的斑点，并且仍然有说明书，上面还写着“一无所有”等字句，这毕竟还是“有”啊，怎么能说是“无”呢？由此可见，他们就还是很不彻底！ 再说，他们所谓的“一无所有”，即便真的做到了，那也不过是“有”的另一种形式。正如说“无党无派”仍然是一种党派，说“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也仍然是一种政治倾向一样。如果把那许多图画纸、泥团、斑点、说明书等等，统统收起来，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展览厅，也还不能说是真“无”。这样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的那班艺术家们，倒还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聊以解嘲了吧。 可是，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在这当中，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毒害。现在西德的青年中，就有一班人完全中毒了。他们被称为“失去个性和表情的浮萍一代”，以叫做“被搞垮的一代”，他们苦闷绝望达于极点。这种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必然表现为“一无所有”。 这种现象无疑地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病症。因为一种艺术往往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反映。目前西方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究竟是反映什么样的社会本质和时代内容呢？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音乐副教授，名叫格尔哈德·阿贝斯海姆，他在答复西德《文化报》的问题的时候，说过：“我们已经达到了伟大艺术世纪的末端，不仅不会再产生有意义的指明未来的作品，而且看来人类已经失掉了自发地、艺术性地、形象化地表达生活的兴趣与需要。” 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然而，它应该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统治的末日；至于说到人类，决不会象这位副教授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初生之犊不怕虎” 最近在人们谈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其他成就的时候，常常引用“初生之犊不怕虎”这句成语，来形容中国青少年队伍里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我看这句话，作为一般的比喻来说未尝不可，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比喻却不很恰当。因为说的是初生的牛犊，实际上比不得老虎，只是不怕而已，也许是不懂得怕；而我们的年轻一代经过实际较量完全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初生之犊所可比，他们的力量比虎还要强。 许多年轻的人所创造的巨大成绩，只能证明一条基本的规律，这就是新生的力量总是不断在生长，总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样。这真好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替旧人”。谁要是稍有自满而放松努力，马上就会被别人赶上和超过。这类事实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很年轻就已成名了。其中二十多岁而成大名的起码有几十人，都是大家比较熟识的；但是二十岁以下的毕竟还很少。现在我倒要谈谈中国古代二十岁以下的著名人物，看看从中还能打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经验。 《宋史》《寇准传》载：“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宋史》《王岩叟传》载：“岩叟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宋史》《张耒传》载：“耒少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随便从《宋史》列传中查一下，十七、十八、十九岁名的例子就都有了。还有年龄更小的。比如孔子的孙子子思，年十六，就与宋国的大夫乐朔辩论，把乐朔驳倒了，乐朔老羞成怒，派兵围攻子思，后来宋君终于救出了子思。历史上象这样的人物相当不少。再举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王维为例，大家都读过他的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大家未必都记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过十六岁啊！ 为什么古人年纪很小就有很大成就呢？关键之一是他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学习。《礼记》《内则》有一条：“子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所以有许多古人，幼年就很有知识。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六岁能接应诸公，专对宾客”。宋代大诗人黄山谷，“七岁作牧童诗去：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相关用尽不如君”。你看这首诗很不错吧！后汉的冯勤，“八岁善计算”。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九岁谙于声律”。这类例子是举不完的。 有人担心年纪很小就开始学习会短命早死，其实不然。以上所举的古人就没有短命早死的。只要脑子和身体各部分相应的官能担负得了，并不勉强，就可以进行一定的学习和锻炼，这完全符合于生理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对于青少年的培养和训练，要注意既不要贪多图快，用力过火；也不要娇养溺爱，过于保守。还应该让年轻的人自己做某些抉择。《后汉书》《张霸传》载：“霸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他自己认为做得到的，却也无妨让他做去，不至于有什么害处。 年长的一辈当然有责任对年轻的一代加以指导和扶掖。比如元太宗就懂得使用青年。据《元史》《杨惟忠传》载：“惟忠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还有许多。 现在我国年轻的一代，受到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教育，具有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又有了空前良好的学习条件，只要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扶掖，今后在他们当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物，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是决无疑问的。 珍爱幼小的心灵 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可爱啊！当你走到一群天真烂熳的儿童中间去，听他们唱一曲儿歌，看他们做一节游戏，你马上会觉得心旷神怡，忽然又年轻了似的。不管古人有什么“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我们看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的意见是不能赞同的；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 但是，正因为儿童们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我们就特别应该加倍珍爱，好好地注意培养，使他们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晋代的傅玄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已经是人人熟悉的成语了。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表明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心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经，想要使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看我们给予儿童们以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得如何。 影响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总的方面说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从具体的关系来说就和家庭、学校等各方面都很密切。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居等人，只要同孩子经常接触，就都必然给予儿童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是年纪小的受影响越深，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由最初开始知道爱和憎，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为了使孩子能够受到较好的影响，古代的人就已经很注意选择生活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好有时就得搬家。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去，虽然可以做种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杀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还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不欺骗孩子。 这一类故事多得很。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意。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当然，现在我们一般地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人毕竟不如今人。 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但愿现在做父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 儿童生理发育的时期和智力发达的时期，本来是互相适应的。简单地把六岁以前划为幼稚期，把六岁到十四岁都划为童年期，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更细致一些，对于乳儿、幼儿、童年、少年的不同阶段的生理发育状况，多加研究，进行不同的保养和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后代更好地成长起来。 说志气 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的参考。 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