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三则

滕固先生： 十二月十九号来函，收阅后，使我精神上添了无穷的快慰！奖誉和期望过当；一面使我对于自己研究的浅薄，发生惭愧！一面又藉你的话引起我努力的希望！ 我常与友人谈及或偶尔零碎发表的文字，都对于中国人艺术性的薄弱，及研究艺术的缺乏，都可令人叹慨！我想人生不能止营机械式的生活和刻板的事务，必先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和生命的安顿，然后人生之花，方开得璀璨有趣。科学，宗教，固然是可以利用厚生，与使人心神有所崇仰寄托，但科学研究，虽令若何高深，若何精密，而比较上总易使人生倦怠之想。至于宗教，在古今社会里，都有一分的势力，然末流所趋，多归于迷信，虚伪，仪式，偶像崇拜之弊。——宗教影响于人心者，自有其正当之势力，但现在的宗教，大都是迷信虚伪，聊以自娱的骗人工具，此事关系较多，不及详言。——故欲安慰人生的情绪和提高人类的精神，当然要偏重到文学与艺术。——我认文学，亦为艺术之一种，不过其外延较广。——你说美术和文学是二而一的，我很赞同。文学上有名的创作，即作者无心于艺术，而自有其真挚的艺术存在其中。即如现代有名诗哲Tagore的诗，哪一首里不是天然的、具体的、有灵思的绘画和美妙的音乐。我们念着，看着，想着，宛同名画佳音，在我们的视觉听觉里，映现颤动似的。——这不过举其一例。我想凡有文学嗜好的人，说起来都当首肯。即如中国旧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及“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感人的印象，与可兴奋的技艺，还不是艺术吗？反而言之，则无论何种的美术，如绘画，雕刻，舞蹈，音乐等，或使人静观沉思，或以动作的声音形态引起人情感，也都多少含有文学的趣味。所以“名画可当卧游”以及“音者生于人心”，由这些道理上，也可以见得出文学美术，二者相须，相应，相成的由来，是一个结晶体，而不可分离。中国以画家兼治文学的，固有其人，即在西洋也是有的，不过二者以分功之故，多专其所长罢了！然详细论起，则文学多偏重于内部的想象，美术多偏重在外形的表出，文学当流传不居，虽无声色的外形，而自有变化无端的力量，而美术则须藉作出之实体，以使人生想象的情感，此二者的微异处，然其有密切的相关，亦可不繁言而解。 Willard Hunting tan Wright他说：“艺术外形的基本，是依次序，以达到感动的产生，而这种外形的反射，与我们的感觉，是有更多的内部联合。”这几句话，我以为确可将艺术作品与人生情绪相调和吸引处的真意义，诠解得当。我们由他论艺术外形的理论上，也可以藉此推论，而找出文学的旨趣来。实则文学藉字体，章句，节奏，描叙记述出人生的种种事实，种种情绪，与我们的内部联合的感觉，是绝对不能分离而无关的。从前欧阳询——或是我误记——出游，见有古碑，因爱玩其字体，遂至流连徘徊，去而复返，露宿其下。又如俄国小说家卡伦辛（Karamzin）作《丽萨》（Liga）一书，称农女丽萨与一个贵族的少年相恋爱，后来这个少年弃之而去，她就投水而死，当时也震动了许多的人，有些人并且由很远的地方，赶到书中所说的所在，找那个池子来凭吊丽萨的。（见我的友人郑振铎君，所作的《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其影响》）这类事实，在古今颇不少见。我写到这里，我记起一段谈话来，就是我前在《曙光》第一卷一号内，所作的小说《真爱》前曾有个外省的女学生，和我的一个友人说起，她说：这内中事实，大约是作者亲经过的吧！不然，怎么说得这样真呢！惭愧得很！我那篇小说，确是事实，不过我替人家记了下来，但是作的实不见得好！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文学和美术的作品，其中足以感人的，二者都有互相涵容的性质在内。德国黑格儿Hegle他主张艺术是表现到现象的现实的一个真，而这个真，是由于心意的产出“A reality that is born of mind”是要经过艺术的陶冶，不止是类似，且是最高的真实。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艺术，简直是藉着彩色，式样，声音等，赤裸裸将人生的感觉，感情，理解，想象，都从一笔，一画，一个舞的式子，一个音调的颤动里，表示传达出来，反射到人的心灵深处，使之生喜怒哀乐的同情，起超越高妙的思想。这与文学的感人，大体说来，总归一致。不过二者，表现的手段，与使人兴感的变化，是有些不同罢了！然有志于艺术的，的确至少要具备文学思想，方可以使其作品能以有生气动人，不然的时候，真可以止于作个“画匠”。目为思想是文学的骨子而文学的思想，又是艺术的本质，不但不可分离，也是不能分离的。这等例证甚多，不能一一遍举。 中国的文学的趋势，——严格说还够不上趋势二字——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似乎少有点改革的动机，但多作为一种时髦学问的装点品，很少去真心专门研究的。至于真正有点成绩，恐怕至少还要待几年以后，现在连介绍外国文学时代还说不上，真正有思想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品更是寥如晨星。现在北京颇有几个朋友，想专从事于此，这也是可喜的事！说到艺术啊，不要说有什么伟大作品出现，我以为社会上一般人，连这两个字了解的也怕不多，可怜中国人，不能有大哲学家科学家出来，就连文学艺术的事业，也是这样委靡消沉，能不令人短气！所以我曾说：中国人的生命之花，简直未曾开过。 文学，艺术，影响于社会非常之大，支配人心的力量，比一切都要加重。况且在中国这等沉闷，干枯，委琐，污秽的现象之下，我认为此二者，最是治疗中国麻木病的良药，想你也以为然。 二者之必须调剂，以求实现美化的人生，这是我平生的志愿，也是我不自量力而欲从事的。我希望你们专心研究艺术的，要努力致志，以无前的精神，注定于此！ 我现在对于文学，美学，都从事研究，只可惜心思纷乱，琐务劳人，又加上学识太浅，不能有所心得，自觉非常的惭愧！ 你愿意与我作朋友，讨论这些事，我很喜悦！我们虽没晤面，你那种志愿，实可令人佩服！至于你的著作，俟美术美育登出后，再当细读。 你作诗歌与绘画分的简单表式，自是无误，美有关于哲学，科学，人生，也是自然的道理。我待读过你的全文以后，再谈吧。 你所说，“我们往后怎样运动”，第一个法子，多开展览会，尚比较易办。第二个法子，多编译艺术书籍，倒是最要急的着手处，然困难之点，亦如你来信中所述。我想研究美术的，大多数没有译述书籍的能力，这也是自然的情形。或者将来即有些美术家，也或许他们要“用志不纷”，没有译述的工夫。我以为这最好是由研究文学的和研究美术的，通力合作，尚易于成功。我虽关于美学的理论，少有点研究，但关于艺术的本身，可惜我也没有多大工夫去学习他，这也是，我常常自以为恨的！但我抱了极端的热诚，希望你们将来的艺术，突飞猛进！ 唐隽兄在一年前，便与我通信多次，作为神交。但自今夏日，我居家中，病了多日，重复来京，曾与他一信，未得回音。但现在是往哪里去？在四川吗？或是已去法国？——他曾来信有志往法研习美术——你与他既是相熟，可否示知他现在的去处，以寄凡君前阅美术是在上海现在又回东京了吗？ 接你来信，就灯下拉杂写来作答，不能有什么精确的理论，望为见谅！ 炉中的火光；窗前的明月，都似表现出一种静微而清洁的美惠来。想东京这时的天气，不能像北京的朔风凛冽啊！匆匆的寄此，不能详尽。 王统照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十点钟 滕固先生： 我上月因事务匆促得很，草草的回了那封信与你，自觉异常的抱歉！好在我们还都可彼此谅解。后来我因事东归，由曙光社转到你的来信：知道《曙光》二卷一号，与前次的信，皆已收到。又读过你的来信，使我生出无限的快慰与同情！文学与美术品，都一样是人们个性的完全表现。人人以其天才的特质，经过学力与经验的陶冶，所产出的作品，万不能从同。这个人的诗与文，绝不能移用到那个人的作品上去。即如绘画，雕刻，所显出的表象，是作者个性的分剖。不要说：如牛普郎以十几岁的童子，偷了牛布衣的诗稿，刻为己作，是欺人自欺的把戏。（见《儒林外史》）就是所谓摹王石谷仿恽南田的那种绘画，我以为也是无聊，无益。文学与美术，是人们心灵表现的符号，哪能说可以标榜他人，蒙却自己的面目。所以“真”与“美”，是不可判分的。——然研究美学，也有一种非真实的美，不过所谓非真实，不是拘于物质的现时的真实，其实还不能离去人精神上真的范围。——所以如你所说：“Tagore一流人的作品，我们开卷读之，我们的灵魂，仿佛被他们的作品夺去一般。”这种见解，可见你对于文学的嗜好，尤可见真正的文学与美术品，都可使人感觉到虽“声闻寂寥，而耳听常满”的程度。在不自觉中，便使心思灵性，都浸在他们的作品里。所若昔时的老年人，不教幼小的子弟阅《红楼梦》《西厢记》，这等消极的防闲眼光，固无足评论，那末也可看出这等文学作品的文学势力来了！ Revolution in art在中国是现在须急起直追的事业。我那篇文字，是一种短评性质，简率的很。后来有机会或能作一篇有比较而有统系有引证的文字再引申这篇不完的意思。我写到这里，我感触到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凡百的事物制度，都要加上Revolution这个字。其实这个字，何曾错了，只是凡作Revolution的事业，第一要有积极的破坏，第二要有消极的建设。这两种关系，须同时预备同时进行。不然瓦砾去了，剩下沙泥，华美的房屋，连个坚固的基础还没有，却待怎样？所以我们想想这种事业——Revolution in Art的事业——我们眼看着中国艺术这样消沉，不能不并力前进。且不论积极破坏的阻力若何，而我们消极的建设，直到现在还没点基础，令人为之失望！所以我们在苦闷中，作一种细微而热望的呼声，希望一般的青年，同来建设这个未来的艺术之宫。然而谈何容易！你们的努力，我诚恳的相信，至少总有点适当的效果！ 哲学，文学，与艺术等，都有很密切的连锁。你能从这各种学问中，综合的研究，先立定艺术的根本，所见非常远大，我很佩服你的见地！有一部西洋研究艺术的书上，我记得他论及美学上教育的效果，大意有一段说：“在人性的深处，是因为种种，而有欲望，普通就可以说是美。Beau-tiful——并且艺术一种的真实理解，与一种的自由，使他们重演到美学的情感上去，不过是借重这些无意识欲望的教育上与哲学上的扩张。”这几句话，虽是简短，然也可见艺术与各种科学，差不多都有关连，而哲学与文学尤其是连锁的中心点。 中国人没有创作的精神，就连批评的精神，也还不能振作。这是由于学力与素养的浅薄，非从根本上想法救药，是无能为力的。在西洋无论是文学上的批评，艺术作品的批评，非专家莫办，且有终身去作这种事业的。中国各种学问，连引人向研究室内走的兴味还没有，你说“批评程度的幼稚”，还不是无可如何？但这一点，也绝不必悲观，只要希望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出现，我以为那也就是有真正的批评出现的时候。 近世美学，还算可以看得去，实在他那段译语赘言，我从前看时，就令我怀疑不少！我常想翻译本有统系而详明西洋美学史，只是卷帙浩繁，又加上我闲暇太少，译时又要慎重，不愿潦草将事惭愧！至今还未能下手。去年想译那本Sense of Beauty译了起首，后因他事耽误下，也未得着笔。 你译的Oscan Wilde的The Artist很好！我读了两遍，实具有优美与清切的印象，在我心里！ 我对于艺术的见地，浅薄得很！承你的厚望，自觉生愧？至于上一号《曙光》中的印度诗人葛拜耳的略传及其诗之表象，虽作了好多字，但不完与疏略的地方太多，你嘱我多作这类文字，我也是很愿努力的！ 新春快要到了！日本温和的风景，想常常激动你精神的快乐！先此作复，望你客居的安健，与学业的日进！ 王统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唯民兄： 我离去我们风朝雪夜，围炉高谈的共同生活和那样境地，已经十余日了！我前日从别处回来，寄与你一封英文长信，想已迟到。不过我在近中由这个人类很小一部分的背影里，得了无限的感触，感触到人生上去，哲学上去。连类而及的想到Friedrich Nietzsche的超人主张；Schap-enhauer的艺术观念，Tagore的自我实现。又如中国古来的隐逸生活；狂士的放荡生活，甚至一人生命的微末：如李太白因醉捉月堕江而死，李长吉因作诗呕血，遂致夭折。这些人的学说，思想，轶事，为甚么在我脑中，使我的思想，这样纷繁扰乱？哦！我虽不是慧眼，但我观察似这等社会，——中国的社会所表演出人生的生活，——中国人生的生活，遂使我不能不想到这些人，遂使我不能佩仰他们思力的高超，与行为的清洁。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们，勿论怎样，“千秋万岁”后，目之为狂人，为浪人，为痴人，为愚人，甚至即使说他们是礼法之贼，社会之蠹，人类之仇敌，但我总不能忘了他们，因为忘不了他们的“真实”！ 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无谓的话？我为什么在这个阴夜的睡前，不一杯香茗，一卷佳诗，自寻消遣，却执笔画纸的写这些无聊的话？但我是受了思想的激冲，看着环境的可怜，使我不得不写与你看。 近来主张“人的生活”的话头，在报纸杂志上，差不多比开放改造，是比较意义较深一层，而谈的较少的第二流流行的名辞了。然我要独标一谛，主张“真的生活”。这是我被虚伪的生活，所逼迫而击打的反应。Tagore说：“‘真’是无所不存在的，所以无论什么事物，都是我们求智识的目的。”（见其Tbe Realisation of Beauty文中）这话非常确切。然而从科学上解释“真”，已经难得很明了的定义，万物由于分子，而分子直到如今，还是层出不穷，分子就是万物本体最后的真实吗？至于从哲学上讨论“真”，古代空想的哲学不必说，近代哲学的新发明，都要立基于科学之上。科学上物理的“真”，尚在不能一定的时代，那末依据科学，讲求哲学的精神上的“真”，更在何处？我的学识浅薄，对于这点，早已怀疑。但上面我又说什么“真的生活”，那不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到底什么生活是“真”？什么生活是伪，然我对于这种空论，——或不止为空论——却要引Russell论真实与虚伪（见其哲学问题中）的主张，少有证明。Russell以为关于“真实”二字性质上的理论，不论如何，须有三条件：（一）论“真实”必容许真实的反面为虚伪存在。（二）“真实”与虚伪，必基于信仰，无信仰则“真”与伪不能成立，亦不能判分。（三）“真实”的性质，乃全恃乎信仰，对于外物的关系而成立。所以我先以Russell的话作讨论的标准。姑不论“真实”的本体如何，要在先承认世界上是否有虚伪的存在？如果没人说世界上没有虚伪的人和虚伪的事，那末虚伪必有对象，——无对象不能成立——对象就不能为认之为“真”。这还是就浅显比较者讨论，若讲究到宇宙的本体，万象的有无，那是玄之又玄的讨论，我们可以暂且不管。再就“真”与伪何由判分得这样清楚，则信仰确为其枢纽，此在少明哲理的人，一思即解。至于信仰必非空无所有的说法，故必有恃于外物的关系而造成。我因为想到“真”的生活的名词，又连类引证到Russell的哲学问题，以求正于你，想你也不能以我的前后主张，是自陷于矛盾的地步。 我们也不必高谈玄妙，畅论学理，只就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说。他人都说非人的生活，我以为简直是虚伪的生活。不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总要至少含着几分作用的意思在内。不要说没有高伟光明的态度与事实，就是那点人类本能的原有性质，被了恶俗的陶冶；吃人礼教的锻炼，非人化的传染，恶俗性的熏浸，也都没得一毫存在。不要说没有真正的超人，就连昔时所说“慕义彊仁”的人，也不多见。且不论仁义二字，昔时与现在是有什么异同的解释。然曰“慕”，曰“彊”，已经是虚名浮夸，不能自信之徒。然或标以名，或趋以利，而总还可以立人有为的志气，启人的奋发。可怜在这个风雨潇晦时代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不幸也同曾国藩所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系旧者同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寥寥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露！”我们不论曾国藩他这等觉悟，是否真实。然后在的人，恐怕连这两句：“中夜以思，汗下如露”！的话，也不肯说。实则欺人之言，与欺人之事，我们不用高瞻远瞩，不用旁征博引，即任听一人之言，任到哪处，或哪一个小社会里去观察一过，他们那里：“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的恶现状，令人可怜！可悯！我也不愿多引证事实，实则引不胜引。不必说政客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就是比较高明的青年界，驯良的安常守故，浮嚣的弃业盲为而己学未得，为人利用，几至到处皆是。至于生活的苦惨，与凡百事业的凌乱，更不必说。总而言之：这等生活，这等生活的表象，还是人类的生活吗？然根本的弊病，却是在于人人以虚伪相逐，攫取利权，将“真”的一字，使同个人同社会远离。却只余了几个热心的青年，忧天忧人，纵论横议的呼出苦闷的呼声！Tolstoy氏晚年所著长篇有名的小说《婀娜传》中，至其的结尾时，称婀娜因种种激刺，种种忏悔，在火车上自思：“人生之初，百苦俱来，互相诈欺，人不自知，犹可共度朝夕，一经识破，则殚思竭虑，欲得挽回之法，势必不能！”这是婀娜将死于铁道上最后的感触。其实这一念明澄，便可澈悟不少！不过我们看到中国人的虚伪生活，若说是蹈海沉渊，自图清净，固然也是志高行洁的人。不过我总希望我们要从事实与鼓吹中心须排除万难，创出“真”的生活来，使中国人尝试一点人生生活的味道。所以改造社会，事大绪繁，合若干年的研究，经若干万代的试验，固然不是一放手即可成功，然而这等人心，这等社会沉沦下去，更要使人性堕落。但是要创造“真”的生活，却要从哪里着手呢？ 我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恨中国人的性质，过于平庸过于怯懦。然恰又有与此相反的性质，就是过于浮张，过于夸诞。又加上古代制度的遗袭，宗法社会的高压，遂致一般人优游于龌龊卑陋的生活里，不知自行超拔，度脱，非真实的生活，成了第二习惯。所说最讲仁义道德礼教的文明古国，倒如今经过世界文明的淘筛，究竟剩得些什么呢？ 我这次东归，经过了数处地方，也有省会，也有别的县邑，然而我比较看来，愈远于都会的人，愈觉得尚有点“真”气。譬如济南，在去年的一年中，也算多少有点文化运动的萌芽。然一般回之而起的恶现相，亦不能没有。在文化幼稚的国家与地方上，这固然是不可或免的现相。我们也无所用其悲观。不过我以为国为什么有文化运动？一般人为什么要提倡文化运动？这四个字，自然是中国人现在人人应负的责任，原不必拘定谁有资格，谁无资格。但我以为无论是研究的，提倡的，总须先将这四个字认真认识一番，有种具体的见解，方可以“事半功倍”，不然“徒劳无益”，则时间，精力，俱有非常的不经济。至于说借此四字的旗帜，作幕中的作用。我不忍说有这等事；我更不愿说有这等事。光明的道路，原在人的眼前，我想有智识的人们，何苦盲着目向荆棘的荒径里，去作拾金的迷梦呢！ 我没研究政治学，我也不相信现在的政治，能以有若何巨大的本领能以作世界进化的唯一先锋。现在的人，日日言改造社会，却只是做政治万能迷梦的太多。我不是说他们目的的不好，但我总觉着他们的方法及手段，有点错误。我们闲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不算少。况且现代社会的趋势，也不用多所征引。新化也好，旧化也好，我希望人们，一面尽力的研求科学；——广义的科学——一面竭诚勇往的普及教育以及改良地方的事业。人的天才有优劣，性质有动静，所学的学问，所为的事业，所有的思想，万不能范在一个模型里，这原是各尽所能，可以并行不悖，社会上也赖此得日进化。若一般人，政治万能的迷梦还打不破，说一句笑话，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却又何及！（我这些话，也不过信笔所书，为现在一般人的说法。至于依我的思想的发越，却还不是这样。） 我以为现在的人，都沉浸在虚伪的生活里，所以万端都无是处。有几个真正觉悟的人，更有几个能有Nietzche, Schopenhauer, Tagore他们的一部分的思想。大定“蹈常覆故”的，以为稳健，持重，不敢作不能作超群轶众的思想与行为。低头在牺牲的架下，愿受屠刀的锋刃，其实亦误人不少。至于说什么超人，什么艺术的观念，满不了解。就是泰戈儿的自我实现，实是恢复人类本能的第一步，然而谁曾梦见？我不是空作偏激的言论，或希望人人都作超人，作狂人，都有这些不世出的哲人思想。但我不信中国的人才，竟这等枯寂，这等的销沉，这等平庸，这等的不努力前进，安于虚伪生活，不知快快的斩荆披棘，走上“真实”的路上去。所以我宁赞叹因殉“真”而死的人，不愿多见随着稳流的波浪，过虚伪生活的人！ 这笔写来，止可以作为一时的感想，想你素来研究社会学，必更有高明的见解。我是因偶有所感便照我的直觉，报告于你。我向来不愿多作这种议论，而且也没有甚么高深的见地，这或者还可以对于你研究的社会现象，有所裨益吗？ 我也不再说了，我记得Tagore有一首诗，就将原文，写在下边。你看了，当能悟到我的意思所在。 If bamboos were made only into flutes, They would dropped die with very shame, They hold their heads high in the sky. Because they are variously useful. 王统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一年《曙光》第二卷第二号 高士倭绥略传 约翰·高士倭绥（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年生于英国撒雷省的高姆地方。他虽生在撒雷省，却是个狄温（Devonishere狄温许儿是英国的一个省名）人，就是他的姓高士倭绥（Galsworthy）的顺序，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狄温的名字，且是他在狄温那里，也住过好多的年岁。即在他的作品里，也是很多关于狄温事实的色彩，如《狄温的一个人》（A Man of Deven）、《缙绅》（The Patrician）、《雾里驰骋》（Riding in Mist），在这些小说、剧本里，很可见得出。他第一次受教育是在哈楼（Harrow）哈罗大学（1881—1886），后来便转入牛津大学，学习了三年的法律。从这时到一八九○年之中，他选了辩护士业，那时他是继续他的法律上的准备，因他父亲愿意并且助着他，使他仍然能与他的父亲营同样的职业。不过，高士倭绥生性便不喜欢研究法律，他曾说：“我在种种的律师事务室里读书，而所练习的，则几乎全不与我性格相近，且是我自始至终，不喜欢我的职业。”由此可以见出高士倭绥自青年对于法律，早已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反感。到后来他有许多著作，差不多是对于现代英国法律，下根本上的总攻击，大约这时已经埋下了那样伟大文学的种子了。 他习辩护士业，既郁郁不得志，家里也还富足，于是他便飘然远出，作各地的旅行。他旅行所经的地方，非常之多，几乎周遍了全世界。如：阿美利加、埃及、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韭吉群岛诸处，都曾经过这位热心社会改革的文学家的足迹。他曾坐了帆船，由阿答拉底（Adelaide）到北阿非利加去，遇见了些危险，后来他作的《约瑟康拉达》（Joseph Conrad）小说，就是追想他遇险的事实。 他本有文学上的嗜好，后来便渐渐留心到著作的事业上去。一八九九年，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是部小说，名字叫Jocelyn，又接连着出了一种短的Novel及一卷短篇小说。他本来是诗人兼小说家及戏曲家，不过他第一次著作的尝试都是小说。在他第一种戏剧创作以前，曾做过四种小说，内两种是《乡居》（The Country House）、《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那时他的文学上，已经有点成功，及至最有名的《银盒》（The Silver Box）出而问世的时候，他的论文、小说、戏剧及诗集，已出得好些了。 高士倭绥是一个严肃而坦白的著作家，他的文学上的作品，在字句中，有非常好的感觉：清楚、简单，直接能予人以最清晰而激动的一种印象，使读者或听者对于他的著作，永不能有印感的欠缺，无论他的戏剧或小说，都有深入人心而不予人以厌烦的这种文艺上的力量。他是一个最仁爱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字，是令人以极宽厚的感觉，比较社会党员及社会改良者，更要仁厚。他简直是最富有同情的艺术家。Sympathetic Art-ist凡属于他的著作，几乎全是为平民抱不平，而与社会上恶劣、虚伪、偏颇的礼教、法律、制度相搏战。差不多不仅可说他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且是纯粹由于人人心底，对于现代各种法制，根本怀疑的文学，他可谓为一个有威权而卓异的作家了！他在英国当代文坛上，与王尔德（Os-car Wilde）、萧伯纳（Bernard Shaw）及巴尔克耳（Granville Barker）诸人，各树一帜，而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他的著作都很精粹，不过他的戏剧，尤为人所佩仰，而富有同情的刺激，传布到人们的灵魂里。所以他的戏剧文学比较诗，小说等，更出名。我以上既将他的历史，和其它著作的梗概，叙述过去，那么再可以先将其著作的主义，及其文学上的艺术说明，使读者更得一个明瞭的观念，然后再专论他的戏剧的特点，庶几于此短文之中，使研究文学的，对于高士倭绥的全体，有个约略而确切的概念。因为他虽是戏剧作品最为著名，然我们要研究他的戏剧的精神，便不能不先将他的思想和他所用的文学上的艺术，解剖一过的。 高士倭绥是个热心改革社会的人，所以若从他的著作里，解剖他的思想，差不多每种著作里，都包含有一种社会问题及法律、道德的问题。他绝不是浪漫派的作家，也非崇拜神秘，借示象征的那种文学。他是以愤世与救济的眼光，借文学来写出，其实他文字中所包含的问题，是人人所能够思及而怀疑的间题，不过他能用痛快淋漓形容尽致的笔墨，叙述与刻画出来，所以感人尤深。这等文字，即是没有什么词句上的优美，韵调上的激荡，已足移人了！高士倭绥他曾自叙其著作的得力处的几句话是：“一个人既能生活，又有思想，所以他便能著作。但是著作要真实的、有良好戏剧的作出，或其他艺术上的练习，必定差不多要有一种磨练的，热烈的爱和一种自重的白热（Whiteheat），一种真诚与明达的欲望，在一种权能里，能以有最好的事物在内，且是必要加上一种眼光，不可退缩。”由此可见高士倭绥平民化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他本着这种精神去努力创作，真可谓不是“玩物丧志”的文学作品了。 无论是谁，能以提得到庄严的观念关系到艺术与生活上去，表示在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关系，那末高士倭绥的小说，却没有一页不是这样。就是他的小说，全是实际生活上的注解与批评，批评及于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在人民的相互关连里，一面可以说是引导出他的同情，一面可以说激动他的嘲讽。他的著作，庄严的态度，就像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差委，而在许多的机会里，表示出些观察，又是受了他自己从前成业上的影响。 他的著作中，统括起来说，便是有最丰富的批评的色彩。如对于社会的批评和道德的批评，而根本上是由于怀疑的观念。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说渗透沉浸在一种人生哲学（Philosonphy of Life）里，对于不满意的、虚伪的、无人道的生活，他便讥讽藐视而攻击他们。 所以我们若是读高士倭绥的著作，当要先说明他的著作里，有更大的计划，比着一个人的微小生命的计划，更要重要，然后高士倭绥那种诚恳、仁爱的精神方可以显得出。他是常常由文字里，表示出讥讽人为较小的情形，我们由他所叙述的一段里，可以见得他是注意在那种“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的愿望。 许多的山和田地，似乎是嘲笑道路，沟畦，被人蹴踏在他们上面，并且也嘲笑栅栏、洞谷、垣墙。在白的天色与绿的平原中，是相合成，去轻忽这些微小的活动。 高士倭绥在他的真诚与热望的文学里，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他那种正义的思想和技巧的艺术，实予人以至深的影响。他本是个思想超越的人，而他的著作，全力注重的，也是人类问题。高士倭绥并不反对批评的主义，不过他的主义，是注重在经济及社会方面的，所以他自己的批评主义，是与恒人不同的。依他自己建立的批评主义的进行，是以他的小说为社会论文。在小说里面，他的性质上的思想，就可代表出民众的思想来。他有一首诗，最可注意，这首诗可以代表他自己的祈祷是： 在春日的夜里， 我是到上帝立的所在。 什么是我向他呼喊的祈祷？ 是这样的祈祷： 哦！Gourage庄严的主啊！ 哦！这是春夜的主人！ 作出个强固的心意，在我的心里， 用伟大的勇敢，去问你一切的事物。 由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高士倭绥求知的想望，及对于世上一切事物，怀疑否定的态度来。 高士倭绥虽说政治上的品性，是非常超卓，而他的作品，在严肃的真诚里，天然的清爽的美，是不可掩饰的。在他所作的小说《小梦》（The Little Dream）里，抒情的描述，比着譬喻的写法，更要动人。是一种热望的灵魂的美妙的空想，而有生命真诚的兴感，与意义的习知。至于他诗歌的妙境，是灰色生活中的红光内动，宛如秋后的树景一般的色彩，或者内中更有活泼的灵魂，藏着里面而作生活的奋斗。他著作上的风格的流动与生机，就像沟水的流动，经过海峡一样的活泼，在他的文学上的内部，像这样感觉，是容易使人接触得到。 他的小说最著名的如《爱尔兰法利塞徒》（The Isand Pharisees）、《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乡居》（The Country House）、《友爱》（Fraternity）、《缙绅》（The Patriian）、《黑花》（The Dark Flower）以及《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诸篇，都是有主义，而兼有文学上的兴感，与美的小说，我也不能一一详细的介绍出来。因为我们要注意他的戏剧上的创作，上面叙他的思想及艺术，已经不少了，那末我们便可看他的戏剧的作品如何。 高士倭绥到现在，所作的戏剧，著名的很多，如《银盒》（Silver Box，一九○六年）、《斗争》（Strife，一九○九年）及《长子》（The Eldest Son，一九一二年）、《裁判》（Justice，一九一○年），这几种都是他戏剧创作上的结晶品。不过我们不能一一的都去说明，只好先将《银盒》及《斗争》两剧的精神及结构，少加解释，然后再将他戏剧的结晶之点记出，那末，我们对于他戏剧上的观察，庶可不至挂一漏万。 《银盒》与《斗争》虽取材不同，叙述亦异，然根本上不外贫富阶级的战争。而高士倭绥，则于字里行间，为贫者、弱者、无知识阶级者，鸣其不平，而抒其冤愤。《银盒》的主旨，系攻击现代法律的失平，而《斗争》则叙资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兹先将《银盒》中的事实叙明。 《银盒》是描写正相反对的两种人，有钱而富厚及势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贫苦无告的一双夫妇，名叫琼司（Jonese），他们的处境及思想，完全立于相反的地位。因为巴斯威克是一个议员的儿子，他头一天在一个私娼家里喝醉了酒，以不正当手段，取了一个小钱袋回家来，不料失业的琼司，——他家一个打扫妇的丈夫——当晚也是一样的喝醉了，糊糊涂涂，将议员儿子的银烟盒和偷来的妇女用的钱袋取去。后来议员的儿子因为遗失了银烟盒告到官里，把琼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离子散。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穷的被告各呈舌战。而高士倭绥于此就向那扶强害弱，威吓贫民的死法律，设下多少问难，由那个真诚的琼司嘴里说出。因为他对于议员儿子的钱囊及银盒是由醉误取，而这些东西，议员儿子也是由偷盗得来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何以独对他这误犯罪，要加以科罪，对于议员儿子犯罪的行为，视为光明正当，置之不理呢？我们看到这里，不能不说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以及“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的几句话，为能洞见人类症结的本源，而为社会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无非是为富贵势厚的作护身符，而贫苦小民及无知识阶级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缛法，束缚剥削，层层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经济上加许多压迫，于是社会暗潮，日甚一日，阶级斗争，愈进愈烈，当然是不可或免的。因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这不是现代的第一个大问题吗？高士倭绥以文学的艺术，描写这种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无怪人家说他的文学上的创作，比社会党员的主张，更要锋利。因这样刺激的，暗示的文学比较改造社会的论文，尤易动人兴感。 近代资本家与劳动家相竞争之点，无非社会上资本及劳力不得其平的原因。因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竞争逐日激烈。至于劳工待遇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女工问题，皆为待决之端。在从前如哈儿德曼（Haupt-mann，德国戏剧家）所作的戏剧，对于当时社会制度，大加攻击，传播自由思想，异常有力。如《织工》（D. le Weber）一剧，尤为迷梦的社会的“当头棒喝”。叙富人的苛暴，劳工的可怜，为工人鸣其不平，惨淡深刻，即读者也至易因其描写，下同情之泪。所以当时在德国舞台上开演，遂震动一时。至于高士倭绥的《斗争》的主义与哈儿德曼的《织工》，可谓后先辉映。其观念与描写，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轻重。其内容为一工厂总理与工人的竞争，一面只图其事业上资产之增进，而不顾工人的生死，一面则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虽至于罢工，至于饥饿，困苦流离，不少退屈。高士倭绥更着眼到工人团结势力的薄弱与涣散，对于罢工与总理相争之时，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没有什么正确主张的，到后来相持日久，终归调和，在工人方面，虽未完全占得胜利，然尚可有望于将来，所以他这篇《斗争》，简直是劳资互争的纪事文了！这篇剧本中，有一段的读话，是资本家的首领Anthong的女儿Enid，她是个很和善的姑娘。她说：“我们看见一切的苦恼！你记得我的婢女安尼，她不是和罗勃儿司结婚了吗！那是很困难的！她的心是柔弱的，所以她开始受这个打击，她不能去预备食物呀！”这不过其中的一端，也可看得出高士倭绥，对于弱者，可怜者的最大量的同情来了！ 他这两种戏剧，是不满意现代的法律及劳工制度，提出这样重大悲惨的问题来，待世人讨论、解决。就中实是包着了一付革命的精神。他与英国萧伯纳氏，同为社会改革的急进的戏剧家，萧伯纳所作《巴巴拉少佐》（Mayor larbefa）一剧，曾说：“贫穷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于死地，……精神因之而颓败，终身由是而牺牲，而人类之为罪恶者，亦莫知其故。”云云，此虽激昂愤慨之言，而与高士倭绥此两篇剧本，异途同归，同为贫苦社会下同情之泪，借笔端、舞台而泄其不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是一样的目的。英国人最重自由，于此也可见一斑。近代以来，新兴的戏剧，有趋于新浪漫主义的；有归于神秘倾向的；有借象征而譬喻人生的；而英国文学界里，除了爱尔兰的新文学不算外，他们有几个作家，却都朴实说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这也可算得近代文学之社会化的唯一倾向，也可看出阶级的战争日甚一日，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这个切肤的问题，也抛不了。尤可看出英国人重实际及爱自由的性格来。 高士倭绥的戏剧，可以说是英国的新戏剧（New Darma），他的思想与观察，本来高人一等，即他的艺术，也非常卓越。 以上将高士倭绥作品的精神，及其戏剧的意义，稍为说明，也可以作为简略的介绍。中国从新文学的研究发生以来，关于戏剧的创作，非常的少，且是中国社会这等的迷乱，果真有高士倭绥，能以在中国出现，我想一定有很重大的影响！ 高士倭绥作的小说、剧本、诗集、论文集很多，今于下面，先将其剧本的名目写出来，以备参考。 《银盒》（The Silver Box）　　　　　　　　一九○六年 《喜悦》（Joy）　　　　　　　　　　　　　一九○七年 《斗争》（Strife）　　　　　　　　　　　　一九○九年 《裁判》（Justice）　　　　　　　　　　　　一九一○年 《鸽》（Pigeon）　　　　　　　　　　　　　一九一二年 《长子》（The Eldest Son）　　　　　　　　一九一二年 《游荡》（The Fugitive）　　　　　　　　　一九一三年 《暴徒》（The Mob）　　　　　　　　　　　　一九一四年 《一点儿的爱》（A Bit o'love） 《基础》（The Foundations） 《皮肤的游戏》（The Skin Game） 陈君大悲嘱我为作此文，以备《戏剧杂志》的登载。不过我对于高士倭绥的作品，也没什么甚深的研究，又加上陈君催稿甚急，我又小病初愈，便草草的作出，聊以作个约略的介绍。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复某女士信 某女士鉴： 来函询安那其主义及新罗曼主义。这两种主义，为近今社会及文学上的两种急流，留心于此，足见嗜学深思，非常感佩！不过安那其的学说和新罗曼的主义，要详细叙述它们的由来与派别绝不是几千百字所能尽的。关于论安那其的中文小册子与杂志，尚有几种，可以参看。至于文学上的新罗曼主义，却很少有论及的。那末我在下面，先分作两条，聊作个简单的答复。 （一）安那其主义Anarchisim就是无强权主义，有译为无治主义的，韦白斯德Webster给这个字下的定义是：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anar chy now usually specif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ary that all government is a evil.若看这段英文的定义便可了解。原来安那其主义，括言之就是要使人类得绝对解放的自由，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私有设施，都是人类真正自由的障碍物。政府，社会，家庭，宗教等，所有的威权，主张安那其主义的人，当然要认那些是减削真正自由和阻碍真正平等的迷信的偶像。安那其主义，至十九世纪，始渐有信之者，是蒲鲁东唱之于前，克鲁泡德金和之于后，蒲氏是主张人类须各尽能，各取所需，这种主义的来源，则与近代的进化哲学有互相关联的影响。因为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虽是派别不同，而有一个共合之点，就是承认人类如企图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须要使所处的团体生活适合于环境又要使每个人要有适合于自由的通力合作的需要。安那其主义的根本学说，是要使一切不合于真正人生的势力与阻碍，完全废去，个人须有完全的自由，私有的、专断的、虚伪的政治经济等，都须一一废掉，至于国家家庭等，一则有害于个人自由的发展，一则适足助私有制度的张目。所以安那其主义是要绝对的排斥强横，废除私有制，否定一切限制自由的虚伪的理法和道德。 去年新死的克鲁泡德金（Kropothin），实是安那其的健者，至于他的略传，与学说，恕我不再详晰论到，请看本志宋介所译“彼得克鲁泡德金”将更明了。 克鲁泡德金曾说：“欲救现在之困难，惟有一法，曰社会革命。社会革命者，毁去一切不平等之制度，而求经济之自由，人道进化，不久将过于有法律时代矣。当日本无法律，彼此以习惯相维持，从事耕织，牧畜，各食其力。自从社会分而为贫富两等，富者求制服贫者，而贫者图免其制服，于是今之强胜者，从而作法律，命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以便使人敬守，此法律之所由来也。” 观于克氏的话，当可了解安那其主义何为而发生与其对于人生解放的目标。不过现在各派的社会主义，都很活动，而安那其家却很沉寂起来似乎他们声势是一时的减衰了。来函问此故我略述大义可先得了正确的观念。而我也没有什么深切的研究，在此短篇通信里，亦不能多述。 （二）新罗曼主义（New Romanticism，有译为新浪漫主义者）。文学上的表象，即人们思想的呈露。虽说是字里行间，却既然将作者的心思，完全代表出来，又能见出时代的背影来。所以文学上主义的变迁，是随时代走的，而且与专一时代的人生及种种学术，思想，俱有密切不可脱离的关系。在欧洲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后，当时文学与艺术，皆一力反古，于是古典主义（Classicism）盛极一时。凡文艺与艺术上的作品，无论为雕刻，绘画，都以模仿希腊为归宿。文学之士，既以多译拉丁文为能事，而作品亦无不规模古人之作，所以古典主义，在当时诚不为无功，而惟知注意形式，却消灭了个性的创作。至十七世纪，浪漫派首创的文学家卢梭Rousseau倡导“复归自然”，于是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打破，凡是因袭的，模仿的，都是在排斥之列。他最注重是人要有感情的发越，藉此以发展自我的意志，而创出带着灵的色彩的文学来。所以后来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偏重直现，情思极烈，奇异，神怪，更力求文学上音韵与风格的谐和，与典丽。如德国的歌德（Goethe），法国的大仲马（Duinao），嚣俄（Hago），英国的拜伦（Byron），司各脱（Scolt），雪勒（Shellgey），伍资华司（Worsdworth）都是浪漫派的有名作者。他们思想的奇诡，情感的发越，以及字句的谐和典丽，真可谓盛极一时。不过他们都是梦想到黄金世界，然虽离开文学，看到眼前的人生，依然是人间的生活，虽是他们的作品，可以使读者兴奋于一时，然而究竟不能向人生谋个切实的解决方法，和现实的针砭，裸体的描述。于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遂应时代的需要，继浪漫主义而起。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根本相反，纯粹是为人生的艺术（Art for Life）。依据自然的观察，用纯粹的客观，作冷酷的描写，既不矜奇立异，也不热烈奔放，是科学的，物质的，虽是极平凡细微的事实，也要用科学的解剖方法，将它赤裸裸完全表现出来。如法之左拉（Zola），便可谓为自然主义的首领，然而物极必反，像这等现实的，客观的文学作品，诚然能以替人间喊出苦痛之声，与表现出丑恶之态，然他的弊处，就是偏倾于物质主义，蔑视心灵情感。当浪漫主义盛行以后，自然是很适当的，不过到了近代，人人都觉着纯粹的唯物观，不能满足人类的欲望，而直接的经验，和客观的态度，以为过于狭小。觉得人于肉的生活以外，当有灵的生活存在。目前的宇宙万有，不能说它是真正的现实人生，情感方面，究竟不可为理智所遮没。于是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的空气，遂弥漫于文学界。 有人批评在自然主义中最名的文学家，法之左拉与娜威之易卜生（Ibson）到了晚年，已经都变纯粹写实的态度，而已有倾于新浪漫主义的（左拉作品译成中文者苟少，易卜生之代表作，为自然主义的《娜拉》和新浪漫主义的《海上先人》（The Lady from the Sea）皆已有中文译本，如细心对阅，当可见其思想的迁移。）自然像这等倾向，作者自身常不自知，也可谓文学的一种内在的努力了。 于此不可有分别的，就是旧浪漫主义与新浪漫主义的异点。旧浪漫主义，是伟大，壮烈，神奇，全是在虚幻中讨生活，不过是纯为娱乐，与思想的奔放的，没有什么目的。而新浪漫主义，是经过了写实的自然主义的阶级，阅历过人生的苦闷，一样是虚幻，然而新浪漫主义的文学，都是从痛苦中的怀疑思想而发生出来，所说这样的新梦想，一方面是重直观的情绪的主体，却更要从事实和情思的高深处，接触着内在的微妙。一方面是合旧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二者的长处，而力求灵的实现，一方面用暗示象征的技术，而期发现人生的真蕴。近来属于这类的诗人，剧曲家，小说家甚多，不能编举了。 中国的文学，在这个新萌芽的时代，实在说不到到什么主义上面，不过我可热心的希望，有文学天才的男女青年，都好好用功，来振作文学的事业，以灌溉中国的生命之花！ 以上所答，忽略得很，也不过于这两种主义，可得个明了的观念罢了！ 剑三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 一九二一年《曙光》第二卷第三号 《宛可》后记 柴霍夫（Chekhov）是俄罗斯著名的讽刺滑稽的小说家。他于一八六○年生于乌克兰的Mkraine塔根洛克（Taganarok）地方。幼年的境遇很苦，后曾学过医学。他的短篇小说，非常的有名。每篇中都能写出人类隐伏在生活之幕下的悲哀，他文学上的美术，异常精巧，都是由讽刺口吻中，细致的描写出他心中所包含的同情。 托尔斯泰曾批评他作短篇小说，能够与莫泊桑（Maupassant）相比较。但塞特则（Thomas Seltzer）说得好：“我是很难的去寻出相仿的地方。”因为虽然他们在短篇小说的著作中，都是把持着一个很超越的宗旨，这是可以说相同的。不过法国小说的创作，多是从空气中吹出来的冷风，使人清醒。而俄国的小说，却是人类的同情的温暖呼吸，使人兴奋。所以莫泊桑永不能告诉出哪里是他的同情（Sympathics）所在，而读者也不能知道，只有自己去猜度去。柴霍夫虽然他也不明告以哪里是他的同情，但同时读者能够知道，不用去猜度的。这便是法俄两位短篇小说家的不同之点。然而其为人类呼出悲哀的呼声的目的，却是一样的。 柴霍夫作品中，所表示的是惊奇的方略，与其艺术的灵活，不是单调Monotony也不是重复Repetition的。他的小说中，每篇都有一种意境，没有两篇是从同的。作短篇小说本来很难，若在很少的字数与页数中，而能将很好的意想描写得十分完善，不是艺术与思想，俱臻绝顶，是难于有成功的。而柴霍夫独擅长此技，如《宛可》此篇，译成中文，也不过两千字；也不过是叙写一个九岁的童子的插话（Episode），而其生活的悲剧，在过去的环境，与将来的预兆中，都显露出。使人读了，由心底里发出一种悲悯的同情，深深地为之长思，而不能忘，也可谓他所有短篇中的佳作了。 但塞特则曾批评他的作品是：“你如要笑，他能同你笑，你如要哭，他能同你哭，你如恐惧他也恐惧”可见柴霍夫的文字，都是真实的对于人们的同情的挥发。 而且我们看《宛可》这篇中，虽是说一个孤苦小童的回想与插话，而字里行间，还时时露出他——柴霍夫——自然滑稽的趣味来，使读者因此感受力更要深入一层。然我们读了却只有替一个忍饥受打的不幸孤露的童子悲哀，这也可见他艺术是如何的高妙！ 以上我所述的，聊当柴霍夫此篇的介绍。而刘女士译此篇，也非常慎重，能将原意曲折达出，文字毫不晦涩，也是很难得的！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一九二一年《曙光》第二卷第三号 剧本创作的商榷 现在真确的，戏剧革命的微光，已经闪烁于中国的舞台上了！戏剧为文学之一，而同时更具有普遍与迅速的传播，与刺激的效力。在群众中，因为诗歌、小说、绘画、建筑，虽都是借声调、色彩、形体表现出的艺术，而在最少的时间，表现出活动而迅疾，且能即予人以深刻的印象的，莫过于戏剧的艺术。英国某诗家曾说戏剧：“是一切美的融合。”这个意思，就是以戏剧为能包括其他所有的艺术，如诗歌，小说、绘画、建筑等，而将一切的幻想的境地与形式的美，韵律的谐和，都被戏剧包起。将人们的生命，完全启示出来。这等理论，是新剧的唯一使命，而绝非旧剧所能梦见的。 我们现在所号为中国之新剧的，其来源早在十几年前，但至五四以前，不但实际上所谓新剧，无丝毫舞台上的进步，即研究讨论者，也是不很多见。至于说的对与不对，那更不成问题了。后来文学革命既已鲜明的打起旗帜，戏剧改良的议论，也屡屡遇到。可是在实际上，究竟还有几分的成功？其实呢，改良戏剧的议论，与实地演作的戏剧，都也好多好多，何以旧剧的势力，仍然旗鼓高张，而新剧的呼声，仍然是细弱微小，不为一般人所注重呢？其中固然有许多的原因：如观众的程度低下，演剧者的艺术幼稚，但我以为没有很好的剧本，却是不可忽视的。 的确，虽有良好剧本，而没有良好的演剧者，虽有剧本，亦等于无。然我们要问，到底是剧本支配演剧者呢？还是演剧者支配剧本？若说演剧者支配剧本，那正如一般流氓式的新剧的病象，原无剧本之可言，只是任那些人的打诨拆科与鬼闹罢了，什么主义，什么演作，他们何曾知道。不但可以说是演剧者支配剧本，也可说演剧者一言一动，都是创作的剧本呢！我以为真正的演剧者，必在一定之程度中，对剧本为忠实的服从，即在演剧者程度异常高明的时候，我想也不能太逾越剧本的范围，况且在现在的演剧者呢！ 在近几年中，译品与创作的剧本，可也披露了不少，且经过实地演出者，也不少，可是成功吗？还是失败？这个问题，简直无答复的必要，由外国介绍来的剧本，勿庸说，中国的演剧者，有几个敢演，有几个能演，即说创作的剧本，依我所目见与耳闻，也有曾经演过的，而比较的成功，尚是居少数。那么，在这等情形之下，演剧者与剧本创作者，是否不共分此责？ 介绍西洋的剧本，固然重要，然将西洋剧本，一字不易，完全表演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其不能成功，已为一般人所共认。我们固然希望有纯正的西洋剧出现，而事实上却不可能，于是改头换面的不得已的办法，就不能避免。既然有这等情形，那末，我们企望有良好创作剧本之作出，是如何的重要！ 创作剧本，本是文学上的最大工作，且亦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绝对不能如小说、诗歌等，凭借一时的神感与经验，就写得出来。一方面剧本的本身主义，先要立定，而他方面又须为演剧者艺术的计划，与观众在片刻中，而有沉重的感动！这绝不是空谈什么主义，与凭一己理想中的艺术冲动，所能有效的。B. Matthews曾说戏剧是：“一个人物肖像画的展览室，我们进去，能够增大我们小己的知识！”又道：“戏剧著作术的才能，是已渐渐地启发文明的形成，戏剧制作的技艺，是人类最后完成的一个。”由此可见戏剧的重要与剧本著作术的讲求，确是不可漠视的。因为没有更好的剧本，即使有天才的演剧者，也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中国这等社会之下，要创作剧本，第一，先不得迎合一般观众的心理，且须努力勇猛地负指导与醒迷之责。而其他一方面，也不能纯为俯就演剧者的程度，而有“削足适履”之弊，然只为趋就自己理想中的艺术之宫，势非至于观众卧睡，演剧者莫知所措不止。既有这样的困难，而创作剧本，又如此的需要，那末，也可有如何创作的商榷的价值。虽然，创作系各个人的天才，不能强为从同，然作大体的讨论，却也未必于今日的剧本创作者，无所小补，以时间的忙迫，只提出三个论点来，以供创作者的参考。 （一）宜注重演作的表情。Moulton为近代研究文学的大家，他将文学的一部分，列表分出，以Ballad Dance为文学的最先出产品，是合言辞（Speech），音乐（Music），动作（Action）三者，为最早的文学形式。其后由此分为抒情诗（Lyric），纪史诗（Epic），戏剧（Drama）。不过此三者，已各有偏重，如抒情诗偏重于音乐，纪史诗偏重于言辞，而戏剧则偏重于动作。由此我们可知戏剧，虽含有其他各种艺术的优点，然其根本上所以与其他艺术不同之点，即偏重于动作。或者以为动作，须全付诸舞台上演剧者之训练中，剧本原是死的，即说得“天花纷坠”，也是无益。于此我可以有个反证，就是，若演剧者的技术程度，都已非常完善，那末，剧本即无表情与布景的说明，自然演剧者，便可体贴得到思想的完全无缺。不过，现在一般的演新剧者，非经验不足，即学识欠缺，习惯于旧戏意会的表现法——这是我自撰的名词——濡染于流氓式新剧的过火的态度，若剧本上又没有详明与正确的指导，其结果，因他们动作的错误与荒谬，反将剧中人的身分与剧本的意义所在，消失以去。不惟不足以改导社会，反可以逢迎社会，不惟不能以引起观众的兴感，反而招观众的厌恶。所以在中国热心的剧本创作者，关于剧中演作的表情，不可不留心研究与有详明的叙述。虽然以自己经验的不足与才能的缺陷，不能“措之裕如”，然既愿努力作剧本，我想这个条件，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因为戏剧与诗歌，小说等的分别，也就在此一点。哪可以动作之权，全操诸演剧者的手中？而演剧者又何尝人人“胜任而愉快”呢？我极信，在现在多有演剧者的正确经验，比著作家脑中的幻想，为合理，为精密，但为实地起见，为大多数演剧者起见，为练习创作的工作起见，则注重表情的叙述，恐也是一个问题吧！ （二）宜表现创作者的个性。艺术是表现个性最相当而适宜的工具，甚至一诗，一画，都相似创作者的为人，这是文学上一个自然而奇异的现象。不过说到创作的剧本上，或者以这个条件，不能有充足成立的理由。因为戏剧，既偏重动作，又须多数人合作而成，不像其他艺术，为完全个人努力的效果。那末，其个性从哪里表现？即著作中有所表现，不将为舞台上的动作所掩蔽吗？但依我的思想，究竟各个人的剧本，确乎须有个人的主义与感想在内包藏着。演剧者即使偶有动作上的错误，那是演剧者技艺的问题，不能有害于剧本的本身。果使剧本真能为创作者个性的表现，演剧者又能忠实从事，则例如托尔斯泰的戏剧，绝不同于梅特林克的戏剧的神秘；易卜生的戏剧，绝不同于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浪漫，只要演剧者，不至有十分的错误，我相信著作者的个性，是真正活现于舞台之上的。或者说，无论作哪种文学与艺术上的创作，当然有各个人的个性在内，又何用再说。然中国目前的创作家，却大半犯了这种弊病，因袭，摹仿，即有点创作的天才，以急图成功，反遭失败的，多得很。至于剧本的创作者，原居最少数，此最少数中，又作的异常之少，真正能完全发挥其个性的有几人呢？思想的因袭与形式上的摹仿，已将他们沉入迷网中，而创作的艺术浅薄，经验又复不足，哪能怪新作的剧本，使人难于满意呢！所以我希望从事此途的，先有一己正确的人生观，有坚确信仰的主义，凡作出的剧本，须真正是我的剧本。再加以著作时艺术的研究，我以为如此忠实作出，即不演于舞台之上，已有几多深重感人的文学上的力量，若果有良好的演剧者，以动作表演出，也容易成功啊！ （三）宜作实地的观察。作剧本，绝不是“闭门造车”所能够“合辙”的。因为戏剧，最重在角色性格的分剖与社会上各种状况的研究。不能说其他的艺术中，没有这两个条件，不过在戏剧中，我以为尤为重要。所以近来新创作的剧本，大多数犯了这两种弊病。只知执笔，伸纸，呈一己的幻想写出，然多不能演出，即敷衍演出，也不易成功，我想学作剧本者，最好有舞台上实地的练习。再不然，须多读西洋的剧本，常在社会上活动，能写出各种人物，恰如其身分与言语，行为，如此，则可至于读其文如见其人，观此剧如见此事，自然容易有感人的效力。关于此点，论者已多，也不必多述。 以上三点，就我一时思想所及的，凑泊而成。其是否自难定论。不过我想至少也可以作一种商榷的资料。匆匆草成，更不暇多事讨论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 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 冰心女士年来所发表的创作，除掉最早在晨报丛书《小说第一集》中所刊行的以外，近二年中的作品，——小说——多散见于本月报上面。女士以其敏锐的感觉，清新的情调，与灵活的艺术，其所作的作品，实可为中国新文坛上别开生命。其作品足以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与感动，而且博得多数人的赞叹，这种情形，实足使我们从事文学的，为之欣喜！的确，这种情形，绝非夸张，我有许多的男女朋友，不论是研究文学者否，差不多异口同声，对于女士的作品有同等的赞美，此等现象，足以证明，一方面：是中国对于真正良好的文学作品的鉴赏并不是绝对的缺乏，一方面：更可见出女士的作品，能得大多数读者的同情。 我以为冰心的小说，细加研究起来，《晨报小说集》中，与本月报内所登载者，确有点大体上的变化，虽然不是绝对的，无论如何，即就在去年一月号本月报内所发表的《笑》便不是从《晨报小说集》中所载的女士的小说内可找得出来的。尤其显著的，便是《最后的使者》这篇小说，稍细心的读者，便知与二年前，女士在《晨报》上所发表者，面目全非，而且不论谁我；以为凡是青年的创作家，他们的思想，恐怕总是年年有转化与变迁的，固然他们的特具的个性，独出的天才，艺术上的巧妙，是不能因时间而有变化的，或者还更加发达，但是光阴中的经验，确足以助成青年作家思想上变化的波澜。我以为那是真确，而且是不能避免的。 以上都似乎是题外的话，但我所以说到此处，也因我将要对于女士所作的《超人》与《疯人笔记》略下批论，所以不能不少为引及。因我以为这二年中，女士在《月报》上所发表的小说，当以这两篇为较重要，而且特别尤其是与在《小说第一集》中，女士所作的小说有点“径庭”。因此我所以有上面这段叙论。 一个人的创作品，固然须以自己特有的天才作骨干，但环境与经验，实在于天才外，有最大的威权，对于每个人的作品。凡研究文学的，大概都知这等事；尤其是要详细曲到的批评一个人的作品，除掉由文字中可见出的天才外，更不可不知其环境与经验。这诚然是不容易的事。然热心而精细的读者，一样多少可由作品中探查得出冰心女士在创作上，自然是富有特异的天才：她的敏锐的感觉，与清新的情调，灵活的艺术，绝非没有天才的人，所能够写得出。女士善能在平凡的事物中，探求出她的特别的观察点，能从一段事实中，掴捉到最精彩的一段，尤能善用其最生动而感人的描写，这的确使我十二分佩服，而以为在中国近时的作家中，不可多得。至于女士作品中的实质，——即题材与思想——则尤易引起他人研究的兴味。在此处我不愿；而且恐怕不能作她的作品的全体的评论，只就我所认为最足令人研究而讨论的这两篇，——《超人》与《疯人笔记》略加申述我自己的意见，本不能说到批评上呵。 冰心的全体作品，处处都可看出她的“爱的实现”的主义来。她的作品，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