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由拜伦重去英国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死于

拜伦最先的作品杂诗二卷，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然而他的不羁之才已在此时露其端倪。当时虽不曾惹起许多批评家的注意，而当其第二卷《嫩散的时间》，刊印于《爱丁堡评论》上时也很惹同时的人的评论。后来他居住纽司提达时，因为作《英国诗人及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始露布其少年的讥讽，对于社会以公布其大无畏与解放的思想，同时也迅速地收到其效果，谩骂的反施，不情的攻击，皆集矢于此少年诗人之身，这也如同有名的诗人司考特Scott，及莫耳Moore的经过一样。而拜伦在此时也大显著其异常的才能，以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的攻击宣战。有人曾说：“他在此时乃如一狮，”这便可以看出他的勇敢，热烈，不向社会作屈伏的拜倒的精神了。 在第一期间，拜伦的诗除掉表示其少年的粗豪的气概与盱衡当世的儿童般的讥讽Boyish satire之外，则颇多缠绵低回言情的著作。热性的少年，多易在青春期陷入于恋爱之途；况在热情的诗人拜伦虽不是同美丽的雪莱视“爱”为生命以牺牲一切，然而他平生的凄艳缠绵的历史，亦足以令人为之思念。当他在哈漏学校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青年，曾对于安娜屈吴丝（Mary Ann Chaworth）强然地发生过单面的潜伏的恋爱，不过安娜屈吴丝于一千八百○五年嫁与他人。此刚过童年的爱情迷惑力的引动与其失望，遂深深植根于此多血质与易感的诗人的心中，这也或者便是他平生哀怨的开始。所以他在二十八岁上作的《梦》（The Dream）诗，其中所叙述的情绪与事实，皆可证明他对于安娜屈吴丝的迷恋力的强大。及至他第一次离英往南欧游历时，经过葡萄牙，及西班牙，又消费其两年的光阴于亚尔巴尼亚，及希腊，在雅典乃有赠《雅典女郎》诗之作。据言Maid of Athons是他于一千八百十年在雅典为一女郎麻可丽（Theresa Macri）作的。麻可丽系拜伦的居停的女主人的女儿，现在我们读他这首悱恻，低恋，如互诉肺腑的著名抒情诗，真有若在玫瑰丛中闻子规啼血，及明漪的湖滨听单飞失侣的鸳鸯之哀鸣。 Give, oh give me back my heart! Or, since that has left my breast, 　 By that lip I long to taste; By that zone-encircled Waist; By all the taken-flowers that tell What words can never speak so well; By love's alternate joy and woe, Zωη µοr, σas araπω. 诸句荡心动魄，诚与他人言情爱的诗句表现的不同，而也可由此中知道拜伦的浪漫的行径了。 即就他在一千八百十六年三月与其夫人将别时所作的临别辞Fare Thee Well，也是委婉深情。例如： These are words of deeper sorrow Than the wail above the dead; Both shall live-but every morrow Wake us from a widowed bed. 　 Then thy heart will softly tremble With a pulse yet true to me, All my faults perchance thou knowest— All my madness-none can know; All my hopes-wher'er thou goest— Wither-yet with thee they go. 　 Fare thee well! Thus disunited— Torn from every nearer tie— Scared in heart-and lone—and blighted— More than this I scarce can die. 此等诗重在音节的缠绵，及意味的往复，绝不是没有真实的性感所能写出的，所以拜伦的好友莫耳说：“这篇韵文是在深沉的感情下压出的呵。” 至于在此期他完成一小部分的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已备受读者欢迎，此起后来的各部分尚为重要，因为在此期内他起首作的这篇长诗，已有谐和的韵文的优美。此诗为叙游之作，全是意大利风景的白描。由威尼斯到罗马去的拜伦想象中的旅程，加以其自己的情绪的挥发。尤其是令后来的人赞赏他这篇名作之处，是在他善于选择材料，而利用艺术的剪裁方法。他的选择题材的标准，全与自己的性格需要与否为去留，这不止是一篇叙写的诗，在其中所表现的宽阔的题目之中，可以见出拜伦的个性及其观察力的敏锐，又可以见出此少年诗人的想象与感觉的解释，而拜伦的伟大人格的启示，也可以显露无余了。 评论这篇长诗，可以从三面看去：第一，拜伦对于他的题目是在同一的经过之中——即含有对于伟大人物，伟大事迹，以及伟大的天然与艺术品的尊敬。其次，则以由意大利写出的……为全诗题材。最后，这篇诗的真正计划，乃是记述从威尼斯而南向往罗马的行程，而兼有抒情的与反映的部分，成为添补的材料。其中，尤以第XXV—XXVI（叙意大利的美及其毁坏）第LXXVIII—CLXIII（叙罗马各都兼及名人胜迹与爱情诸事）及末后数节对于海洋的赞美为佳。此诗在拜伦的著作之中，无论艺术，或对于作者人格的表现上，比其他的诗清显得多。对往古的怀念，自由精神的崇拜，都在此诗中看出。历来的批评家如散资卑勒（Saints-bury），安诺德（M. Arnold），都对此诗有相当的崇敬，亦可见其价值所在了。 及至他初次回国之后，于一千八百十二年，将Childe，Ha-rold又续成一部分，遂博得社会上的真诚欢迎。这位诗人于其尝试成功之顷，也不禁说：“我一朝醒来，而知我自己很有名望了。”又于一千八百十三年到一千八百十六年，印行他的《海盗》（The Giaour）《阿白度的新嫁娘》，（The Bride of Abydos）以及The Corsair，Lara，《考里资的围攻》（The Siege of Co-rinth），《巴里西纳》（Parisina）诸篇，其时最风行的《海盗》一篇，收入的稿费颇为不少；不过拜伦确是为创作而创作，他并不甚注意物质上的报偿及名誉上的赞扬。凡此诸诗，与一千八百十五年他印行的《希伯来曲》（Hebrew Melodies）都是叙故事及抒情的诗歌，而尤以She Walks in Beauty，及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两篇较短之诗，惹人诵读： She wake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 And all that'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Meet in her aspect and her eyes. 相传为名句，即如在《阿白度的新嫁娘》中的《汝等去此地》中的： Know ye the land of the cedar and vine Where the flowers ever blossom, the beams ever shine! 等，也是拜伦的抒情小品中的佳作。 总论此期的拜伦作品以抒情诗为最擅长，这也是生活环境的关系。他在此时安居于祖国，并且名誉日起，且又结婚，没有外出游历的机会，也没有抑郁难堪的痛苦，在和平期内当然是如此。及至他不容于英伦社会，为人所嫉，仓皇再去国以后，遂达到他的思想最激烈与其创作的艺术最完善的高潮。与此期的著作，面目迥非，意大利数年的去国旅程，正是他的成功的机会了。 拜伦重行去国以后，在瑞士与雪莱相遇。此二位同时的少年英国的浪漫派诗人，遂彼此有交互的精神上的贯注，所以他见了雪莱之后曾说：“以我所知这是个最好而且至少的自私者。”同时雪莱也在不意的遇合之中，得与此不羁之才的拜伦相见，也说： “他的令誉罩在他的头上，如上天之微屈其躬。” 拜伦在瑞士曾搜集题材，有Manfred之作，后来在乌柴（Ouchy）村，有《地狱的囚徒》的伟著。本来地狱堡（Castle of Chillon）是古时的建筑物，位置于基尼哇湖（Lake Geneva）的东边，此处在十八世纪时曾作为牢狱，其中有历史上的遗迹。拜伦加以其自己想象上的结构与描写，遂成此《地狱的囚徒》一诗。仅用两天的工夫作成，写一囚人的状况与其思想，对于生活的历述，对于自由的信仰，不但材料生动，而且表现思想的地方异常显著，同时也可以见出拜伦自己的人格。如以下的句子： I had not strength to stir, or strive, But felt that I was still alive— A frantic feeling, when We know That what We love shall ne'er be so 　I know not why 　I could not die, I had no earthly hope-but fairth, And that forbade a selfish death. 后来他定居于美丽的基瑙亚（Genoa），他作成十六节的Don Juan纪事诗，然而终未完卷。此诗为其末年的伟著。又在威尼斯作有波兰遗事的Mazeppa，其中所叙英雄，美人的可歌可泣的事实，仍然是拜伦特有的性格及热情的重现。 总论拜伦一生的诗歌，以在第二次意大利居留中的作品为有最伟大的成就。在此时他的最早的浪漫思想，及在英伦社会时的革命思想，重往意大利后，适遇意大利独立的良机，于是他一方面寻搜材料作纪述诗，一方面历经传统风尚及无情群众的威迫而发抒其自由的意志。同时又有新生活上的趣味，以鼓励其精神。〔即在意大利，拜伦与菊惜奥丽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Guiccioli）相遇，此伯爵夫人有冰雪的聪慧，广博的智识，自与拜伦相识之后，遂互相爱恋。他们在威尼斯，勃老拿，皮西亚及基瑙亚等地方常在一处，直至拜伦离开意大利为止。此事对于拜伦的后期生活至有影响〕遂能产生数种伟大著作，使其名誉及地位日益高起。　　拜伦的诗歌与其思想当然相一致，他生在全欧革命的酝酿期里，他有生之日全为革命的热火燃灼其精神，为有名的叛乱诗人。他的精力与威权，全为此时代的信仰所鼓动。所以他作诗歌不必是先有主义而后写出，但他的思想与情绪俱颠宕于革命的潮流之中，则发成心声的诗歌，自然便引向此途。以上我所述他的诗篇，虽以限于篇幅不能多加译述，而其诗歌中表现的精神，——反抗的，刺激的，牺牲的，为人的世界而寻求自由的珍宝的热烈勇敢的精神，已可概见。他的诗虽也以抒情的描写见长，如《别雅典女郎》及She Wake in Beauty诸作，但是最占据他的诗歌领域之中心的，仍然是革命的根源。固然，他的作品有时不免失之粗疏，不能如华资华司的细意刻划与自然相合，也不能如克茨的细腻的观察与会心的文字，但是以他那热血郁勃的个性的表示作出的诗歌，如闻战场上的觱篥的哀吹，如闻飞湍在丛谷中下泻，使人兴，使人勇，使人能举其剧烈奋发的感情，全投入他的直觉而又委婉的，热烈而又悲望的行间字里。这是他的著作的魔力，也是他的永存的人格的潜感。 拜伦在欧洲文学界内的成就很大，他在欧洲大陆上的名誉也如同第二个莎士比亚一样。他的著作早已有若干译本，用各国文字印出。德国诗人歌德说他是“这一世纪的最伟大的天才者”，其他如圣皮韦（Saint-Beuve），泰纳（Taine），诸有名的批评家都予以伟大的诗人的论定，如意大利的马即尼（Mazzini）说：“拜伦引导着不列颠的天才在巡礼中经过全欧。”许多著作家皆有此同样的普遍的赞仰，也可见他并不是混得虚名了。然而他能有这样赞美的同情之处，却不止在其著作的艺术的巧妙，而在其思想的超卓与精神的发扬上面。 他善于用叙述诗的体裁，而寓有其特殊的见地，使人从字句的优美之中，无形便与其特殊的见地同化。The prisoner of Chillon，及Childe Harold诸作，俱有此格局与引力，他又善用滑稽的讽刺笔墨，以与同时的诗人相抗衡，如《裁判的幻象》一诗，即是他的讽刺诗的最佳者。他每每在最高的想象与节目之中，变形而成为含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而同时他对于自己的感受与由客观上得来的反映的思想也迸入其中。如Don Juan诗，可谓达到这种诗歌的焦点。其次他的言情之作，比起他的同时的诗人来并不见得分外出色，然在She Walrks in Beauty，Stanzas to Au-gusta，及《完成我的三十六年之日》（On this Day I Complete my Thirty-Sixth years）诸作也可当完美而动人的抒情诗而无愧。不过拜伦的心情热烈，思想勇敢，对于这类诗不肯常作，所以他不能作极高尚的抒情诗人处，是其效果上的缺点比威权上的缺点为尤重。其实他平生游泳于爱及情绪的冲动的波涛中者亦自不少，偶有所作也是倾吐胸臆的真情，不与那些徒知借风花的语助，及华浮的词藻的抒情诗一样。 不过拜伦也有其缺点，即是就他的著作看去，缺乏戏剧的才能与建筑术的资力。他在十八年的工夫里，将其两篇纪史诗，十二篇故事，八篇戏剧，七篇讽刺诗以及其他的杂诗，抒情诗等贡献于全世界的读者，已博得后来无量的赞仰，不过他的戏剧不但不能与他的诗歌并论，而且是不成功的。Werner此剧虽曾在舞台上扮演过，究竟失败。他缺少戏剧家特有的主观上特性的赠品。The gift of objective characterization其结果则他只能以自己为中心而作诗人，不能离去己身而创造出真实的人物。至于建筑术的资力（The architectonic faulty），他也缺少，此建筑术的资力的意思，是能使其作品全体的计划与结构，调谐而完全。拜伦虽作许多长诗而皆可分割独立成为多数的小诗篇，如Childe Harold及Don Juan皆是如此。不过读者在统合的阅读之中，仍然可以贯串成一个整体处，即在作者的人格的联合上面，所以拜伦的著作能以有引动读者的力量处，并不是以其描写的人物的经历，而全是经过此诗人自己的注释及其反映，以及他的美丽而生动的注解的抒情的部分。但是假使他人作此等长诗，少却建筑术的资力，自己的天才又不能有分外动人的描写，又焉能有文学上的价值。 拜伦虽缺少这种才力，而他的诗歌有永久价值的所在也绝不与他人相同。他的著作中的特性，就是它们的火热活动，及它们的紧张与丰富的energy，即此一面，拜伦取得莎士比亚第二的位置也无人可与匹敌了。再则拜伦又擅长于吊古之作，如他所游历的高山，大海，在海洋中的啸，歌，在阿利卑司山的游眺，在莱茵河上的感怀，抒发他的血热的胸臆，向这些可悲的可歌的大好山河而洒以热泪，呼其灵魂，与他的歌声共同挥舞于大自然的空中。他能使已死去的人物，风景，事实，重复跃然再生于其笔尖之下，随其丰富的情绪而哀，而乐，这也非其他诗人所能达到的。如上所述，拜伦的著作其优长处全由于他的精力的活跃，及其生成的热烈诗人的天才的鼓舞。 至于他的诗歌，不能有纯粹艺术上的融化，自为公论的批评者所允许。因为他对于一切的景物及事实，并不似艺术的诗人的精细注意，与描写。他虽然能以表现解释它们，却不是一个深沉的精密的思想者。在有精神的鼓励的韵文中，他诚然已高呼出普遍的希望与热诚的声音，但在生活的无限哲学的考求及评判上，以及精思妙理的解析上，则少有达到。这是性格所关，长于此则拙于彼。拜伦也并不能因此——缺乏艺术上的精妙，便失去其特有的价值。反之，如华资华司、及歌德、克茨诸诗人，或以哲理见长，或以艺术见长，而同时也没有拜伦的生气勃勃的特色及其勇烈的精力。 所以将拜伦与他的同时的那些英国诗人相对比，却是极有趣味而又很有差异的。讲到对于自然的亲切与细密的领受，及描写，他不如华资华司；讲到超自然的思想，及丰富的曲调，他不及考莱居；讲到细致的与灵感的美上，以及这类诗歌的完全表现上，他不及克茨；他没有丁尼孙无限的优美及惨淡经营的诗人艺术；也没有雪莱的抒情及有音乐的和谐的才力，然而如上所述他独有的那种性格，诗思，也非他人所能比较。因此他也可以在英文学中，以及世界的著作林中独树一鲜明的旗帜，不与别家的相同。 评论拜伦的诗歌大致已如上述，然最适当而恰如其分的，还是司温拔伦（Swinburne）的一句话是：“他是忠诚与活力的丰富的不朽的卓越。”（He is the splendid and imperishable excellence of sincerity and strength.） 至于后来批评拜伦的以安诺德及散资卑勒（Saintsbury）二人为各有其特殊的见地。散资卑勒曾说：“我以为拜伦是第二级的伟大诗人，虽然第二级不是最好的。……他的韵文是动感情的悲剧之最伟大的诗歌……。”而安诺德却批评道：“依我所见，华资华司与拜伦在实际上都立于第一级超越的地位，在此世纪的英诗人中，此为有荣耀的一对。……”于此可见此两位批评家的眼光不同，散资卑勒是从诗歌的全体上立论，所以虽对拜伦加以相当的赞词，然不免有美中不足的意思包含在内。而安诺德则以精神上的卓异，及其独到之处，以华资华司与拜伦并称为十九世纪英国第一流的诗人。我们看安诺德的评论，他对于拜伦的缺点上并不加掩讳，如在他的《批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中，论拜伦时曾有一段： 拜伦的人格就是“他与所有的过去的英国诗人，及重要的人物有别”。然而他为其生活所困惑，此为希勒尔所说，可使我们分得清楚。拜伦之被困惑，拜伦为其虚假及怯弱所困惑。拜伦的怯懦夫人Blessing-ton，用一种妇人的聪明，优美的持定着说：“他的最大的失败是自己占有（Self-possession）的辨护及其全数的欲望。”不过若将这种戏情的与容易批评的个人性格，论到他的诗歌上去，以及以所有的热心去作的工作上去，于是他乃另成一人，而此戏情的个人性格遂完全消失，而最高的威权乃占据了他并充满了他，而最后乃使其真诚的有力量的人格投入光明之中，以直接的打击，而其良好的势力，讽刺，精力与其痛苦皆可出现。此为真实的拜伦，以戏情上试演的行为批论他是不曾知道他。…… 这一段论拜伦的真有所感受而即知即行的特性，诚为深入于拜伦的心灵之中的议论。尚有一段是： 诚然，——如一人——拜伦不能指挥其自身，不能指导他的道路正直，但一切全是迷荡。诚然——他没有光明——不能引导我们从过去以达于将来，“时间是他反映的”，“他是一个儿童”。……诚然——他也如一个诗人——他对于字及结构上韵节上没有精美的准确的感觉，他也没有艺术家的天性与其赠品。但是拜伦的有力的人格，在生活中已甚充足，而其修辞学的力量在文学中也是甚为充足的。…… 此数语对于拜伦的性格及文学的缺陷，安诺德并不曲为之讳，然而他所有的伟大的成就处也同时赞美。由此看来对于拜伦所下的评论，以安诺德及散资卑勒为最公允而重要了。 一个人的性行及其著作当然有醇，疵，有瑕，瑜，但是我们在后世读其书，论其人，要撷取其精神的特到之处为立论的准则。拜伦的平生，易于冲动，易于感发，所以有革命的思想而成为“叛乱的诗人”，如我在前面所写，具足见拜伦的如火如荼不向恶浊的社会屈辱的性格。所谓任热情的澎涨，任内心的冲动，其精神的遗留至今如生。然而在当时，他独行其是，不顾社会的非议，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思想相同。其精神的奋激，及其成就，能以使血热郁发的青年为之洒泪，为之起舞，则拜伦即没有此数十篇之著作，也可以不朽了。 苏曼殊曾说：“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争光”与否，谁曾知晓？然而在我们现在的情势之中，世变如此，我们宁可只知痛饮醇醪，自乐其生，以此而希望成那种与秋草腐萤般的身后微名？弃置眼前的真实情感，与最大的痛苦而不顾么？拜伦以去国的诗人，尚能“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这等伟大的诗人精神真能使我们在此百年的祭日上遥燃心香，为之洒一掬的同情之泪，不知中国这些少年的新诗人对此有什么感想？ 《文学》编后记五则 《文学》七卷四号编后记 茅盾先生的创作《烟云》，虽自说是短篇小说，字数上却近中篇，本期内不能全行刊出，下期续完。 张天翼先生要给《文学》写一个中篇，所以还要等些日子。 《哀启》这一篇惨痛的文字当我由老舍先生手里接来看过后，我说：“这事实我也听说过，而且有人用同一材料写过一篇，就是《文学》八月号中的《平凡的悲剧》。”（那时老舍先生还没见到。）老舍先生怕于读者有碍，我说不但无碍，像这类亡家似的悲剧，作家听见事实多写几篇，对读者印感尤深。何况是无意中的题材雷同，而布局，描写，与一切处理题材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倒是给读者一个很好的对证，也可启发习作者明白同一事件，同一小说中的人物，可以由各个作者的风格，见解，各有各的写法。末后老舍用郑重态度道：“这没有法，那××字压根儿不能写，只好用‘虾仁’这谜语。您瞧，我们干文字的这一行真糟心！”亏他想到这么普遍的歇后语，（不对，我这儿写错了，应该说歇前语。）虽只两个字，也见出老舍先生的幽默风。 本期内有一篇美丽而严肃的散文小说《荒》，作者取材的别致，与描写的深刻，颇为少见，而《北荒之夜》也是有力的作品。 《和平》原计算在本卷内结束，但以上两期稿件太多，分配为难，故所登无多。从本期起，一例改用新五号字多刊出十几页，（本期的页数也加多）无论如何，总想在十二月号中可以登完。这个长篇译者根据两种不同的译本转译过来的。作者有丰富的材料，变化的表现，从正面，侧面，种种人物的心理与行动上，暴露出欧战停后德国革命中的情形，质，文双胜。令人读后印感颇深，所以即使每期多登一点似亦不至使读者厌烦？ 明年一月特大号我们想出一新诗专号，另有征稿广告。我们盼望全国中对新诗有研究有兴趣的作者，诗人，都在这个特号上发表意见或作品，新诗运动到现在已有快二十年的历史，成绩并不比小说，戏剧别的部分差了多少，我们想借此机会能够见出我们的诗坛的全面目。自然，这不是简易的事，需要对新诗爱护者的全体相助！我们绝不取狭隘的观点，如果说是诗坛上有派别的话，我们诚恳地望各派的作者都各抒己见，各以大作见示，我们将尽可能的刊布。联合各种的弦音谱成一支时代的和曲，无论主张上的不同，作风上的殊异，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有何看法，我们想从这一支和曲里给读者与诗歌习作者以种种的感动，与种种的声音。望研究诗歌与写作诗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如果稿件过多，我们还可以分两期登载。） 在这风雨如晦的夜中，在这山河破碎的严重的时代，我们此举绝非闲情。“低吟长啸”自无大力，但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痛感，无论是“感时，恨别”；无论是“长江，落木”，无论是听到悲壮的鼓角；无论是想到火线下的健儿与流民，……诸般的人生，诸般的世间相，与诸般的想象，诗人，有你们的邑郁壮烈的心胸，有你们的幽深沉痛的情绪，你们有一支笔，任管用什么方法总可写出你们的真诚与对一切的感动。 “我所求于诗人的只要他真实。” “真实”，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不能呆看。在这样的暗夜——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请求披露诗人们的各样真实给我们！——但我们的观点绝不狭隘（又说了），伤时的杜甫也一样写“香雾，清辉”，热烈的拜伦曾有I saw the weep的诗句。时世纵然不同，但只要“真实”，我们欢喜读到的是诗人的真实作品！ 本期通信栏中普鲁司克博士的来信，因辗转转来，未及早日登出。这一封公开信托《文学》宣布出来，读者一定很注意。以一西洋的学者虽所用文字不同而对我们的新文学尚有这样的热诚，我们自己更应努力，联合，使“我们这文坛”整齐阵容，多所收获。 《文学》七卷六号编后记 原约定有几篇研究评论鲁迅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文艺的文字，以时间匆促，多未能及时寄下。但本期的特辑内有茅盾与欧阳凡海二位的论文，又有轻易不动笔的丐尊先生的《鲁迅翁杂忆》。（他以鲁迅先生老友的资格，记述当年这位伟大文人的逸事，使我们能更了解其性格与思想。）想读者也还满意罢？ 因为明年一月号是“新诗专号”，所以在本期内不再登诗了。编辑室内的诗歌存稿极多，我们想不到这两个月来投寄，“新诗专号”的稿件有这样丰富，只就创作说，已有数百份，选定，整理自然须花费极大的时间。由此足见大家对于诗歌的热心，虽然有人以为多数人写新诗是“避难就易”，但以编者的眼光看来，这里头却有不少的佳作。 现在约计以本刊二百页的特大号（一月号）怕容纳不下已决定刊登的稿件，至于是否在明年二月中续出一个专号，须待后来决定。 因为存稿过多，有几篇原打算在本期发表的创作（刘白羽、王西彦、田涛、陈琳诸位的小说），只好等待两期。即如本期内的《号外》，《汽车路》诸篇也是已排成数月的了。望投稿本刊的作者谅解！ 《和平》也因此余稿过多，但为读者的便利，与结束此一卷的关系起见，不能不在本期内完全刊出，（自从上月号以来，每期皆增加页数。）这个题材丰富，意象鲜明的德作家的长篇，如连续看去，自可见出作者的本领，末后几段尤易动人，读者当有同感。 自春徂冬，又是半年过去了，编者就力量所及编完一卷。有几件预定的事因种种关系未能办到，殊觉自愧！从下卷起，我们对于内容上将略有变更，详细在一月号中宣布。 对于文艺刊物，编者主张不必一律从同，像每一个作家一样，各有其姿态与风格。如果这一份刊物准与另一份形式同，编法也一样，反使读者减却兴味。 编者在“固辞不获”的情形中，强抑着心情从春天起续编本刊，每每发愁。（读者诸君！这不是份使人高兴的“差事”，我诚心地说，）好处说，是主持“选政”罢；（多寒伧无聊的话）往坏处说，简直是“自投罗网”。这份粘丝密眼的文网真够挣扎的。要对得起读者作者，还要对得起编者自己的真心！因此便多担上一份心事，终天丢不下。也许有人笑了：你这没勇气没魄力的编辑者，为什么只是对人家诉苦？但这种“差事”，（又是两个寒伧无聊的字眼）若只凭一支丈八蛇矛与一头撞死的傻劲能办的了吗？论来应分有丰瞻的学识，鉴别文字的本事，更需要精心与耐力，这并不够，还得附带上应付环境的“才能”。读者请不要误会了这句话，但这确是必要而不可缺的一种作编辑者的“才能”！如果他想把这件工作继续下去，在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编者却那样也不够！从寓楼窗外的林檎树发出新芽时起，直瞅到现在，那些干枝上只挂着几片枯黄的死叶了，劲风与霜气催迫着我们又挨到隆冬，编者在寒宵的炉火旁边眼看着一堆一叠的函札，文稿，往往低叹。但这是为了什么，自己也说不出。 边塞苦寒，风雪弥天，在我们这样艰苦耻辱的国度中，在这壮烈沉痛的日子里，我还能借了文字联合大家的情感，比起受冻浴血的穷苦士兵们，比起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的人们，我们很惭愧还有这样的舒服与从容！就以文字的事业说，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连成二条线，筑成一堵墙，为民族，为文化，为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尽一份力量呢？ 并非无故向读者饶舌，滥用《文学》的篇幅，编者这一份心思也想在这一卷的终了时对大家吐一吐。如果有人认为这不是在编后记中应该说的话，编者只有认过而已。 《文学》八卷六号编后记 这一期出版后，本刊足足满了四岁。从下期（九卷一号）起，本刊进入了“生存”上的第五个年头。四年的期间，不能说多，然而这四年内文坛上的动态，——用一句成语，正所谓“回黄转绿”，后人若写民国文艺史，至少得给它一大章的地位！ 在这四年间，我们看见了农村生活描写的盛极一时，我们也看见了手榴弹式的“杂文”之大奋厥威，我们看见了“幽默”和晚明小品之流行，但我们也看见了东北人的怒吼与血泪，我们看见了为求理论与实践更能吻合的“反公式主义”的自我批评，但我们也看见了从另一角度加以责难的“差不多说”，以及对此“差不多说”的驳议，我们看见了“速写”和“报告”在文艺园地之植立，但同时，据广大悲壮之背景奋健笔以挥洒的长篇巨著亦方兴未已，我们又看见了戏剧方面的奇才辈出，现代生活的和历史事件的并驾而驱…… 我们没有理由对这横斜侧出，万籁竞作的四年间的文坛抱悲观；我们以为这是新文学积二十年之厚载，经多次之辩证的发展，正到了走进新的一步的大发酵的时期。 同时，我们亦敢说：谁要是无视了或故意抹煞了新文学二十年来辩证的发展之意义，而以为今日之文坛必得重新另给以理论的基础，那就是盲目而无知！而作家之群，倘亦有目迷于当前之五彩，于是而彷徨，而自失，那也是不必要的自馁！ 四年的期间，诚不为久，但在“多事”的民国，尤其在这“多事”的四年，一个文艺定期刊而能继续存在至四年者，实不多见；四年的步数，在一个人正刚从浑浑噩噩而知识渐开，但在一个刊物却或者不免渐因持重而入暮气；本刊幸有四年之生命，是一喜，但若忝为“老大哥”而渐失精进之锐气，是又一惧。本刊以是警惕，未敢自懈，值兹第五年的开始，更当自勉；今后编辑计划已在八卷五号（五月号）略见面目，现在九卷一号特大号的稿件大致就绪，举其重要者，则有—— 一　长篇小说：《大地的海》，端木蕻良作。端木之出现于文坛，是去年间值得大笔特书的一件事。已发表之短篇已经引起批评界和读书界一致之注意，毋待本刊多告。此篇《大地的海》长约十三四万言，是作者的“红梁三部作”的第二部，第一部名《科尔沁旗草原》，约二十余万言，正由开明书店排印，不久想可出版。《大地的海》本亦已定径出单行，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先在本刊发表，预定四期登完。这长篇的背景也是东北，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作者自谓他更爱这《大地的海》，这比长了一倍的《科尔沁旗草原》更多倾注了心血。 二　短篇小说：本刊过去每期总登有短篇小说四五篇，并且努力使一期内的四五个短篇小说题材和风格上都不雷同。今后仍依此方针。九卷一号的短篇小说已有叶圣陶，王统照，艾芜，荒煤，王西彦，沙汀，刘白羽等之作，共十篇。 翻译的短篇小说。有鲁彦译匈牙利大作家育珂的《七个人中间的那一个》。黎烈文允以译稿见惠，题尚未定。本刊今后拟每期登名著的名译二三篇。 三　中篇小说：近来中篇小说出产颇多，良友公司出版的“中篇创作新集”已出了近十种。本刊在前年曾连登中篇十二，每期一篇；今后仍拟多登中篇。九卷一号即有老舍所作中篇《我这一辈子》，一次登完。除中篇创作外，亦拟常选西洋中篇佳著，译登本刊；九卷一号有中篇《白石》（苏联区曼特林作）分两期登完。我们觉得国人创作的中篇虽不乏佳作，但尚颇多是短篇的拉长或长篇的缩紧的现象；今后拟常介绍西洋的中篇小说，想来亦足供作家们技巧上的参考。 四　世界文学动态：介绍世界文学的动态，本属本刊历来所致力之一端。从九卷一号起，我们每期将刊登有系统的论文，或译或著，或纯理论或蕞集事实而为述评。九卷一号中决定刊登者，一《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文艺》，三《一个文学年谱》（叙述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的发展），原文既出名家，译笔亦出名手。 九卷一号尤有“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辑译；最近欧州第一流作家对于翻译的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 五　短评：本刊向来有《论坛》一栏，七卷八卷因故暂缺，读者颇以为念；现自九卷一号起，我们再立《短评》一栏，特约多人，长期撰作。凡所论列，不以文艺为限，一般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乃至社会现象，皆要包罗，观点不求一致，而态度则有一共同：不阿私，但决不回避讨论，不唱高调，但对“市侩主义”决不容情，不忌偏颇，痛恨骑墙圆滑。此项短评，每期至少登四五篇。九卷一号有茅盾，胡愈之，等人所作，约六篇之多。 六　散文与随笔：此栏有著作，亦有翻译。九卷一号有夏丏尊，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茅盾，李健吾，许天虹诸人之作，内容或抒写感想，或描记印象，或述研究旧籍之所得。 七　诗：举其重要者，九卷一号有臧克家的长诗《苏生的风》和傅东华的译诗。 八　书报述评：本刊前已屡登书评，每期多则二篇，少亦必有一篇。现自九卷一号起，拟给以较前更多的篇幅。自今春以来，文艺新刊，月有所见。就我们所知的而言。文艺定期刊之盛，实为前所未有，在上海出版者五六种，而在北方出版者亦四五种。本刊此后拟每月集取南北各主要的文艺定期刊，作一总的述评，九卷一号有《最近的文艺定期刊》一文，即此计划之开始。（我们不但对于已有的定期刊要作每月之总的述评，亦甚愿介绍全国各地之新出的文艺定期刊，把全国文学者之活动告知广大的读者群，盼望各地的同行寄给材料。）至于单行的文艺创作，从九卷一号起，每期亦拟多多注意，此项书评，每期刊登至少三篇。九卷一号揭载者，为欧阳凡海的《论〈日出〉》，茅盾的《〈窑场〉及其他》，及凡海的《读〈栗子〉》。 九卷一号是特大号，约计二十八九万字。 《文学》九卷一号编后记 读者看到这个特大号有何评论，编者自然无从揣测。但当本刊的第五个年度开始，我们却敢说一句近乎夸大的话是：“继续保持着以往的一贯的严肃态度，随着迅速的不容情的时间以日渐更新的精神而自励。”正如人生一样，新与旧，活泼与顽固，并不在他的岁月过的多少，而在他有无健行的力量与青春的精彩！一般刊物办上几年，便难免暮气沉沉，不但失去了主动进取的机能，而且在脸面上罩一层霜痕，态度上自现衰老，使人如见清秋的蒲柳。像这样，成例俱在，而以中国的少有点历史的刊物为尤甚。持久与精进的魄力我们太缺乏了！固然，其间有许多客观的情势不容许，与阻碍横生，而凭一时的兴致，偶然的“心潮”，来也勃然，去也忽焉，浅尝辄止，东扶西倒，我们不能讳言我们的薄弱，我们的虚浮。多少事件难逃此例，文化事业哪能独外。本刊能继续生存至于今日，我们绝不敢以此自诩，自傲，想到文艺的使命与现阶段中文学力的需要，我们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与办理的困难。我们怎样才能达出现代文学的真正使命？我们怎样才能藉文学的形式把时代精神给以正确的说明？我们怎样发抒出黑暗苦闷中的呼声？我们怎样创造出高尚的理想与勇健的力量？——怎样把一切不逃避现实的心弦合奏成一支调谐悲壮的歌曲？怎样培植人类真性情的根茎而使之开成美丽的花朵？……自然也许有人讥笑我们所说过于夸大，我们愿望过奢，但“世界无穷，吾愿无尽”，既无所愿，又何苦虚费作者读者的时间，又哪能藉这本刊物作一条有力的连系呢。 虽在这“风雨交鸣”，艰苦备尝的时代中，我们当时存有“饥喉出金石，植道为嘉禾”的心愿！消沉，悲叹，忐忑，“突梯滑稽”，以及“游于方之外”的骗骗自己的方法与态度，我们当尽力所及一概避免。 由本刊的取材与文字上读者可以觉察得出。 本期共二百五十余页，而临时抽下的稿件也有数万字。预定登十篇短篇创作，只登六篇；预定登五篇散文（作的与译的）也只有两篇，而中篇《白石》与长篇论文《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皆容纳不下，尤为抱歉！在无可奈何中决定商得译者同意，将《白石》在生活书店出单行本，而《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将于八九月号中分期刊完。同一个原因，如郑振铎君的《关于中国戏剧的论文》，沈起予君所译苏俄名文学家的《论文学的模式》也只好迟两期与读者见面了。 因本期内把老舍君的中篇一次登出，自然占的页数较多，但读者能一气读下，感念连接，印象自深。这个中篇是老舍专为我们的特大号写的。以熟练生动的笔姿，写对于北平小市民生活的真切体验。用自传体描绘出那主角的“他这一辈子”。这里面不但无生凑硬拼的痕迹，而且如见真人，如闻其声，使人读去惟恐其尽，久居北平者，固能深深领略作者所写的亲切，即从未到过那个古城的亦能从人情中，生活的激荡中觉出作者写实手法的高妙。——那主角的一生与环境的罪恶，时时在读者的记忆里动荡。这中篇与作者的另一个长篇《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续刊载尚未登完）是他在这一年中重要的收获。 叶圣陶君轻易不写小说了。他的文字的干净，妥帖，纯客观写法的深静，清切，读者早已共喻，不俟赘言。《乡里善人》这个短篇尤其是叶君最近的精心之作。平淡之至，亦深刻之至，无余言，无歧义，老练稳妥，文如其人。 《大地的海》因本刊以后将略减页数，初拟四期登完，大约须在一卷末结束。编者不再说什么话，读者按期读去自能明了，自生感动。就看看一开篇的插画与人物的出现，端木君笔力的奔放，联想的丰富，描写的多姿，究竟如何毋庸“虚报”。 傅东华君将译诗的工作放下，新写成这篇论文，实比译诗更为重要。近来批评的言论多专注于思想，背景等等，而少从文字的技巧上讨论。固然在这时代中粗线条的有气力的画幅给予我们不少新鲜的印象与热烈的感动，不过我们却不要以此自满，不能不希望作者更加锻炼，更求切磋，不止要“清新”，更需要文笔的“老成”。东华君借杜老评庾信文章的一首诗。援引，比证，给庾信的诗赋一种新的评论；也给现在的作者以更完善的取法。这并不专为讨论“遗产”而作的一篇评文，而是针对“我们的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提示。 短篇创作中除《乡里善人》一篇外作者五人，风格不同，笔调不同，而地方色彩的表现尤有显著的差异。读者自能领略。碧野君是第一次在本刊发表文字的，这值得说一句望读者注意。 臧克家君近作长诗两篇，《生命的抓手》与《苏生的风》，自说都用较粗的笔触写出火样的热情。比他以前的短诗写法不同，是以气盛以情感的奔放胜，细微处并不十分用力，但读后的印感却比较沉重些。 像王任叔君辑述的这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文艺学》很值得重视。我们知道纳粹治下也有他们的所谓“文艺政策”。他们利用“民族爱”，“民族使命”的狭义立场，混淆民族的真精神，曲解历史的事实。在铁轮迅转的当代想以虚伪的面目，提倡复古；提倡民族的夸大狂；提倡什么“钢铁的浪漫主义”，想借傀儡手中的武器（文艺），与他们的铁血相合，造成疯狂的战争，以扩大一二专政者的野心。于是，他们造成一些法西斯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与什么“国民文学”的作者，以期统于一尊，压伏异流。我们虽也约略明白纳粹治下的政治文化的现状，然如这篇对法西斯文艺的基点上予以精锐的观察及沉重的打击的文字，殊不多见。不仅就事实上评论，原作者以其丰赡的历史与文艺学的知识，从哲学与心理上加以解剖，判断，使我们透视了法西斯主义的文艺学的真面目，读者应分费点精神阅读它。 其他如黎烈文、王鲁彦二位特为我们译的两个短篇，着墨无多，却各有独特的风格与描写的方法。 李健吾君明森君所译散文，原作者既系名家，亦各有他们的想象与见解，足以耐人深思。 《对于翻译问题的意见》共十四篇，因为每篇可以独立，所以分在三期上刊载。原文系巴黎文化合作社编印的，集合现代各国的翻译名家与名作者的意见，讨论翻译的各种困难问题。原文不易购求，今经陈君精细译出，易稿数次，不止可供我们译书界的参考，亦可借此约略知道文学作品在各国中互译的情形。 末后，我们要将茅盾君的短评特别提出与读者讨论一下。茅盾君久已未作正式的评论文坛趋势的文字了，这可说是他在本年中的第一篇，将现时对文艺关心的议论分作几派，予以解释与评判，而以不必过分为文艺有危机担心作断定。本来，历史的进展何曾轻轻地绕过人生，慌张，忧疑，或走头无路，进退皆非，是一位有识力有定见批评家，一位有眼光有才能的作者，在无论何种时代中应当屏弃，应当一笑置之的。有时代在，有现实在，有我们的心力与笔在，我们为什么疑惑，为什么自馁！ 日本诗人武城康雄热心于中日文坛交流的问题，曾数次来函与编者作私人的讨论。新近在他们的同人杂志《星座》上发表《对于中日文坛交流的希望》一文，所见深切，远大，故本社托陈琳君译出与读者共览。本拟将武城君的来函编者的答复附带刊出，为页数所限，只好移入下期。 《文学》九卷二号编后记 在近百度的奇热中编完了这一期，恰好是华北被敌人炮火威胁的严重关头，我们的“文化城”，——“沙漠的城”已经在人家的包围中了。国难至此，全国人民同声激愤，我们弄笔墨的同人，平常被称为“文化人”，为“知识分子”，值此全民族将受敌人的铁骑蹂躏，全国土地将染遍血迹的时期，有什么表示，有什么一致的力量，有什么悲壮强毅的精神，可以无愧平常时被人称呼的好名称？ 虽然从历史上详细考证，对于历来的所谓“士气”的看法，不能没有一点点的折扣。但几千年立国的精神，知识分子的特殊表现，“士气”这两个字并非全无力量。何况是生当现代，遇到异族凭凌，这空前的奇耻，大辱，——真够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我们便压得住这一腔愤懑，容得住这当前的苦难，以潇洒的态度，幽闲的心情，眼看着“河山变色”，无动于衷？文人，有他们的伟大，有他们的成就；却也有他们的缺陷，与他们的贫弱！仅能弄弄笔头，说说空话，已经愧对杀身浴血的前线上的壮士，与流离饥饿的无数的人民。但凭我们的所能，尚可借文字作激扬愤感，描写残酷，刻画丑恶，揭发黑暗的工具给多数读者一点兴奋的力量，一种真切的认识。我们不是狭隘地说除开这类题材的文字便无文学的价值，我们更不会看轻了每个作者的自由思想与拣选任何材料的自由，也非赞同只有主题的积极性而忽略了巧妙的安置与艺术方法的表现。但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敢对“现实”注视？为什么只能对富于“时代感”的青年人的作品摇头？为什么激不起具有所谓“敏感”者对国难（广义的）的愤慨？为什么永远好在个人的兴趣的偏至中转圈子？这里，不需要多谈理论，就在当前的情形中，凡是具有良心与正义感的作者不容你不“惊心动魄”？将个人兴趣的偏至先放在一边，用我们的心与笔给全民族的垂危的生命注射上一份慷慨悲壮的精神与强健勇往的气力！不论是“言志”也好，“载道”也好，若蔑视这血淋淋的“现实”只求艺术的陶醉；忘却多数人的苦难专以文字抒发个人的兴趣，是非姑且不论，怕连我们自己的心与自己的笔都有点惭恧吧！ 我们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但不能轻看民族的兴亡，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不义之战，但我们即为人道二字设想也应“予打击者以打击”，我们不是盲目的鼓动他人牺牲生命，但我们怎样也忍不住在自己的疆土中任凭敌骑的蹴踏！ 也许有人讥笑我们所见的不免狭隘吧？也许有人说我们对文艺的主张是过于趋重“功利观”吧？但我们的真感所在却愿掬诚贡献于我们的文艺界！我们只是希求我们的作者： 正视这血淋淋的“现实”的时期用组织巧妙的文字传达出悲壮的精神，激发读者的勇气。 至少，在这样的危难中这并不是过分的希求？ 关于本期中各篇的内容不及缕述，惟以篇幅与各门材料的分配关系，创作除长篇连载外只登出三个短篇。本想开始登载《诗歌与苏联的诗歌问题》一文，以“翻译讨论”至九月号内方能刊完，故决定将此长篇译文载入十月号中。 书评两篇字数已超过每期的这一栏的预计，故《最近文艺刊物述评》只好缺登。 九月号中文字可以预告者：除长篇创作与翻译连续登载外，有张天翼孙陵澎岛的短篇创作，有沈起予君的《论文学模式》译文，有茅盾，胡愈之，王统照，屈轶等的短评等。 《山东民间故事》序言 这几十篇民间故事从多年以来便流行于山东的胶东几县，——在诸城、安邱、高密各县所传说的大同小异。本来民间故事自有类型，甚至远隔数千里的地方而故事的性质与事实却有很多相似处，也因此，研究民俗学者能够得到互相参证的资料。 集合起一些同地带的民间故事，能够显示出这一带地方的社会状况，地理的环境，民间的理想与乞求，——爱慕与憎恶，赞美与怨恨等都很清楚地表现于故事中间。 去年由外国归来，以偶然的机会到乡下去住了半个月。一天清早，我的侄子志坚抱了一包小学生的抄本给我看。他说： 小学中练习国语的写作，就出题目上说便不容易，不是敷衍应景，就易至于呆板无味，引不起孩子们的兴致。我与各位先生们从去年秋间想出了这个方法，教高年级生搜集地方上的故事、俗语、歌谣、谜语，详记出来，既可以保存，又便于作他们写国语的练习。……办法很有效果，学生都高兴。他们哪个不知道一些故事与歌谣？自几岁起，听见他们的祖母、母亲、姊姊，在灯前月下讲说的，所以记出来并不费力。这都是学校中五六年级的学生写的，除掉几个字外用不到改正。因为故事是流传多年了，谁也不能作假，先生们是本地人大都知道，学生要改头换面还没有像文人似的那种本领。…… 说到这里，我们彼此笑了。 我的侄子（他是我的故乡的小学校校长）走后，我在三十年前童年读书时的书房纸窗下，将薄薄的小本子看了十多篇，向着窗外呆想。这些故事在三十年前我就听过不少，家里的老仆妇，常到我家说书的盲妇人，为了哄孩子不闹，她们讲述给我听。但谁的年光能够倒流回去！年龄稍大，得用心的事多，又离开故乡那样久了，这些故事的影子在我的记忆里愈来愈淡，渐至于消失得无从记起。那天仿佛把我又牵回童年！繁星闪光的夏夜，凄风冷雨的秋夕，在母亲的大屋里，在妈妈的身旁，听说那些能言能动的怪物，听说那些简单有味的人情，述事，当时何曾有什么教训与警戒的观念，与什么什么的批评，只是一团纯真的喜悦与忧念关心于故事中的人与物而已。现在三十几个年头去了，想不到把忘尽的故事在他们的笔下温回了旧梦。……我那时把难以言说的心情沉落在啼鸟飞絮的庭院里，直待有人喊我吃饭，才将这些故事的记本放下。 后来我劝志坚把这些故事集印起来，不止是可作乡土的教材，也可作民间文艺的探讨。虽然不过在几个县分中流行着，但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样的搜集，我想对于好研究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与童话的都大有帮助。 及至我离开故乡，便把这些小本子带在行箧里。现在儿童书局的陈伯吹先生乐意印出来给小学生们看，我异常高兴！陈先生要我写篇序言，故略述如上，至于分析这些故事中的风俗、思想等，且让于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罢。 但我须代表那个学校与那些笔记的小学生们谢谢陈先生！ 抗战中的文艺运动 自从发动全国的勇壮抗战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地加入各方面的活动，尽一分自己的力量，与我们的暴敌作生或死的争斗，统一了全国的精神，维系住全民族的生命，无论在哪一种活动上表示出我们并非衰老、散漫，我们一致将心血、力气、精神、物质整个献与全民族的抗战，为守卫我们的国土，为打击帝国主义的横暴，为保证人类的文化，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毫无分别，毫不迟疑地对着这个共同目标向前勇敢地跑步。 文艺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它与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是一样的，具有理智、情感、意志的人间性的根据，不过表现的方法不同，因之效果的取得也另有所在。思想与情感的综合，用文字、图画、声音、其他象形的具体表现，由一个人的心中传到每个人的心中，由往古传到现代，激发我们的愁喜哀乐，引动我们的寻思，希求；证实我们的恋念，诅咒，因之影响到我们的思想与行动，这便是文艺的效果。 文艺作品虽出自个人的心中，手下，然而它逃脱不开社会环境的密切关连，或直接，或间接，或本相，或变相，在一个时代的文艺表现中总会找到时代的影子。人类既不能越世而独立，而一向是人类活动之一的文艺，如何可以蔑视了时间与其间的牵连。在种种文艺史上之很多的证明，在每个时代的作家中有很多的表示，现在我不暇一一列举。 简捷说来，我们当前的局势是遇到了一个最伟大最严重的试验。我们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中兴或覆灭，在此一举。这正是一种辛苦艰危的试验！文艺界原有它的使命，在当前，我们更应分整顿起全国文艺界的精神，统一文艺界的步骤，结合文艺界的气力，担负起当前我们的使命！把丰富新洁的血液与悲壮坚强的精神，无畏无愧的信念，维持人类与保卫文化的毅力送予在辛苦艰危的试验中，我们的民族文艺界才无负于他的重要的使命！ 因此我们的文艺运动在抗敌期间需要组织，需要力量，需要大家握起手来迅速地作文艺的动员。 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平时与战时都要有极大的差异。因为当非常时期中，我们不能再像平时那末散漫，拘执，那末从容，那末闲静。诸君，你们自然会想得到现在每一天中，或者可以说每一小时中有多少前线的军士死亡，或伤残了肢体，有多少难民在敌人炸弹枪尖下完结了他们穷苦悲惨的生命！有多少建筑、物产，化为灰烬。诸君，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无论是南方、北方、重要的城市、偏僻的山村，几乎每一小时中都受着火雨的喷射，血流的溃决。当前，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还容得我们不提起精神，不充足气力，作各方面的活动？我们耽误一点时间便减少一分活动的效果。我们不需要空言，当前的惨酷还不能使我们任何界的人民有悲壮勇敢的觉悟？ 追述到过去的——也可以说战前的文艺运动，这几年来，尤其是从九一八以后，虽然文艺界也有过微小的争论与派别的分歧，但潮流所趋，国防文艺的急起直追，已经给文学作品的读者，艺术作品鉴赏者以新鲜有力的刺激。必“有所需”然后才有何种作品出现于读者鉴赏者之前。我们相信，有血有肉的文艺家，他一方面是站在时代的尖端作新潮流的领港人，一方面他也明白时代的需求，用文字、绘画、声音，与各种象形的艺术表现出激动，安慰，引导的工作。试一检视过去数年中我们文艺界的工作，虽有差别，虽有的不免粗疏，但大多数的作家，尤其是青年的作家，他们的字里行间，他们的歌曲色彩中，都充满着憎恨，愤激！他们都有一颗活跃的心与勇往的精神，不消极不悲观，不逃避现实，把一腔为国家为民族的热情寄托在他们的文艺作品里，不必自夸说这几年来的文艺运动已产生了极伟大的效果，然而我们也正不必“妄自菲薄”，认为文艺运动只是一个空壳，与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无所关连。 现在，文艺界要怎样动作才能加强它的力量，与完成它的使命？我以为有下面的几点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