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工与合作。宣传要达到迅速与激动的效果，我

分工的方法有待于大家精密的计划，现在只可举几个例子。类如戏剧，电影具有表演性的文艺活动，可列于一组之中，游艺性的通俗性的宣传，如各地流行的民间歌曲，用方言或自由腔调，便于唱便于简单的表达的弹词鼓词等，也可独成一组，一方创作新的材料，一方与向以此类游艺为生活的演唱者切实联络，把陈旧的词句换掉，供他们利用旧形式有新内容的唱，做，把种种的抗战以及多方面的激动传达于一般民众。类如绘画，木刻等性质多少相近，亦可如上例办理。总之分组不要太散乱，太复杂了，可以省却讨论组织上的小冲突，与彼此取得合作上的联系。如能更扩大，更有资力的基础时，可以派人到战线上，或选定内地的某几处，去选取题材，用记录、摄影、通信等方法。同时又可以在前线，后方，作文艺的表演，宣传。这里需要文艺运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又须担任总组织的负责者能先有策图，有接洽，期用少许的资力收到最有力的效果。譬如联合几种刊物由总组织加以力助，派遣报告通信员到前线与内地去，只要减少困难，我相信有许多青年作者十分愿意去做这等工作。还有，怎样用经济的方法刊印传播文艺的小册子，（包括文字与绘画）与作战中的军士，与各地的民众，又如，团体的戏剧表演，简短的电影传播，怎样明定总组织与各文艺团体的界限，与怎样分工怎样合作便利。这都要经过精详的筹划，与切实的力行。总之，这样的文艺运动是普泛的，通俗的，万不要自限于清高孤独的境界，万不要轻看了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效果。所以，要通俗化，要普遍化的理由，不须多说，不过怎样计划那样推行，这确是目前的文艺运动的急务。以上所举的例子只就想到的略谈一二，自然不是详尽的。 当然，文艺运动要有组织，有力量，要联合一切的文艺作家，有文艺性的表演者，通俗文艺的传播者，来一次崭新的贡献。至于对伟大创作的期待，在这样严重刻苦的时代中，自然有许多动人的题材与不事强求的热诚，未来一定会产生出的！我们从良心上不能把时代抛远去，从责任上不肯把时代模糊过去，从文艺的使命上我们更不忍无所表现！当前！——我们抗战中，也是精神活动最能收到效果的时候，我们的文艺界应该有目光，有认识，有迅捷的动作，向前迈进！ 诸君，我们要怎样才能有 　丰富新洁的血液与悲壮坚强的精神？ 我们怎样方能确定大家的 　无畏无愧的信念，与维持人道保卫文化的毅力！这不是我们的文艺界的当前任务吗？ 《羽书集》序 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那时本想为找一出版处，恰逢大战突发，印刷困难，遂尔搁置。幸而这个稿本随我留此，否则也要与我的存书同一命运——即免劫火，定遭散失。现在它能有与阅者相见的机会殊不易易。 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这是我一向素悉的。他与何君同校任教，尤有交谊，现在听说都在瘠苦的荒地服务。伯箫自从领导一校青年流离各地以后，曾数在前方尽文人的义务。奔走，劳苦，出入艰难，当然很少从容把笔的余暇。然而在《大公报》文艺栏上我读到他的文艺通讯，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沉着，绝没有闲言赘语，以及轻逸的玄思，惆怅的怀感。可是也没有夸张，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调。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经验才是凝合理智与情感的试金石。写文字，文才固居第一，但只凭那点“文才”，不思，不学，其结果正是所谓非“罔”即“殆”。怎样方能开辟出思的源泉备办下学的资料，还不是要多观察，多体验，多懂人生那几句常谈？不必说当此水深火热的时代，就在平时，如果只隐伏于自造的“塔”上，徒凭想象的驰骋，徒炫弄文词的靡丽，至多也不过会涂几笔呆板彩绘的工细山水，或写意的孤松怪石罢了。伯箫好用思，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样面目——我能想到不止内容不同，就论外貌，也准与这本《羽书集》有好大区别。 在这时，使伯箫的旧作与读者相见，看看作者那时的心情与对一切的体认，文章虽旧，似也无妨。何况多少热情早在平静的生活中埋伏下日后开花结实的种子。 回想作者写这些文字时，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那软沙的海滨；那黑石重叠的山谷，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那个小小的庭院中，饮“苦露”（酒名），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现在！——现在，不需说什么感伤话，然而凡记得起的熟人，那个不曾捧一份真诚心愿，切望着总有一天大家从历劫的挣扎后再得欢颜相向？纵使头发白了多少，皱纹多了几条，（其他的损失当然不必计算）算什么呢！ 我为伯箫此集写几句话，向未来先付下约书：——不为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谊，而是每一位在苦难里打过滚的中国人的共同希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还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 《费加罗的出世》序 关于包马瑟与他的文学作品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剧本），本文作者既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而打开任何一本法国文学史自会见到这篇辛辣讽刺中含有时代深痛的名剧，在当时的法国曾发生过多重大的影响，因为包马瑟的剧作所表现的绝非只是轻松惹笑的“趣味”，在人物动作上，与他们的对话间，严肃地提出了政治上的肃清主张，与民众应分享有的民权，以法国人爱好自由、平等与尊重人道的精神。所以，费加罗一剧虽经法皇禁止，可是剧中言词却变成人民的口头宣传，剧中的热情变成了人民的要求革命的主动力量。由此可见文学的伟力是如何的磅礴，如何的奋迅，真可当得起“笔阵横扫千人军”了。这种特殊的文艺成就，这种郁怒热烈的精神，确是法国人民所特有，也因此，所以法国的伟大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他们的社会运动的“先声”。试与他国相比尤易了然。 “费加罗”的时代虽已过去将近二百年了，而文艺伟著的感染性并不会因时不同便会消逝了它的力量，何况，现实全世界正在彷徨苦难之中，物敝人困，谁不希望有个共同幸福的幻影在这倾轧砍伐的世界上成为现实，使“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够脱离厄运，安过真正平等，自由，舒适快乐的生活？ 此剧作者以包马瑟创作的那本伟大喜剧的经过、影响为资料，细密穿合，各别表现，写成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费加罗的出世》的十幕新剧，作者伍尔夫君的组织天才不但使我们惊异，就是借了现成的史实，传世已久的名著，与特殊性格的人物，把那个时代活泼泼的表现出来。尤其是当时贵族的矛盾言行，平民的艰苦情况，以及迫到山穷水尽，酿成徒手革命的真切激情，限于时地，限于材料的搜求，而作者竟然顺手写来，引人入胜，作者的才力，思想，俱值得读者倾服；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与生命奋斗的德人集中营中以惫乏体力的余暇，在一切都不完备的情况下，辛苦写成，但就这点来说，即剧本不十分惬意已足惊叹，何况是表现得分外有力，描摹得热切生动，将种种人物的心理与言行配合得恰切匀称，绝少牵强附会的痕迹。而第八、九、十，三幕的活泼紧张，兴奋与兴会的凑插，完全展露出作者的高才，以及处理材料的细密手段。您想在身体，精神两俱没有自由之时，在过度迫劳与恶劣待遇的交逼之下，在隔绝外面生人世界的苦难环境之中，还能避开监视者偷暇为此；非有过人的忍耐力与崇高的信心，以及对于文艺的丰富修养，哪能写出这么长，这么人物复杂，这么急剧生动的戏剧！ 不信？您将全剧读过，尤其是对于末后三幕，不须我特为介绍，您只要肯读下去，自然使您整顿全神地一行一句不会放松！而热情与信心就像空中的双翼一样，将您的精神鼓展起来，所谓情绪的自然传达，这才叫做“够数”。 译者爱而君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将此剧于百忙中由德文译成。那时日本的“强弩之末”的情势虽已显然可见，但我们这个国度，无论自由区，沦陷区，也正是受着极度艰困考验的期间！所以，比较来说，作者与译者都有他们的文字外的生力与胜利的信念燃于胸中。这与普通文学作品的创作与翻译当然不同。至于对话的恰称，诗歌的趣味，史实的熟习，译者在传达上也显出他的文学运用的技巧。这不需多言，试读自知。 不过，译文完成已经三个年头，可惜未早刊布。但在德日两国败降之后，与大家有共同阅读此剧（如有上演的可能它的力量更为伟大）的机会，尤是证明，凡违犯民众的真实情绪，强迫民众的屈服，蹂躏民众的生活，欺骗或毒害利用民众的，到头总会失败。这是一个永久教训，是人间无数伟大悲剧的成因，也是具有“人心”——诚实，热烈——视察敏锐，表现清晰的文艺作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写出不朽作品的由来！ 这儿，我聊借原文中的两句民歌（见第八幕）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生命对你们有何用处，如果你们不好好生活过？ 金钱对你们有何用处，如果钱是铅铁滥铸的假货？ ………… 我们忍着痛苦，朋友，这是我们的错误！ 痛苦已经够了，起来毁灭这苦痛！ 萧伯纳之新选集 再活一百年我可成为一个胜任的内阁阁员。 ——萧翁之新风语 流行世界的牛津版世界名著丛书（亦称世界古典丛书），新近刊行一种精美装订版本，包罗近代世界名家的文艺作品（在美国出版），其第一号即萧翁的Back of to Meth uselah。原由牛津出版部请求萧翁选定一种著作作为这个新版丛书之一。萧翁遂选定了这本在“创造进化”中的信念的灵活妄想。他把这本书的著名序言裁去，免占好多页数，新加上一段附白，宣称“一本世界的古典书或者是空无所有”。 一九二二年此剧曾由美国剧业公会在纽约的百老汇上演，观众的成绩并不见佳。幸有萧翁风格的崇拜者谈论此剧本身的眩耀力，比较上还不算寂寞罢了。萧翁的各个戏剧，小部分是靠着他那戏剧天才的“隐德来希”（Energy）。而大部分则靠着他的涉想——即他所想最先与最后的事物（可说是始与终的实在）。 萧翁的擅长在此，哄动世界的伟名在此。可是他在那些剧本所奢费的无可匹敌的写作，却不能使一个读者感到他曾把握住若干事物，或一听者曾经在实际上碰到他的剧本中任何事物。 Back of to Meth uselah中之古典部分——确像一本戏剧——是书中之第一部分，是一个伊甸园中美丽的萧翁风格之喜剧。其第二部则见逊色，中有纪元后二千一百七十年与纪元后三千年，纪元后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的三种布置。 至于此剧之主题，其生动有效处，在一九四七年与在一九二一年正复相似，即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得与管制生活两俱良佳，我们却渴望着活得更长久些。我们的政治家“对于他们的职业还不十分衰老呢”。如今，一位勉力撑持九十岁的萧翁，在那篇附白上曾加写道： 虽然我距离大家所想的那么聪明与极好的报告是差得多了，我在政治上的才干并不在一般人之下。对于我，去管理几百万人民比管理一个十二岁的童子还更能适宜啦。在身体上我固然荏弱，我的感觉，我的火车头的气力，我的记忆则腐溃至一种程度，即，如果我坚持着一定活下去，准会威胁着使我成为一个司楚远堡〔按司楚远堡（Strulabvug）乃英国著名狂生司威支持的《格立佛游记》中所描写的衰老人物之一，他们一下生前额上便是一个记号，及至他们到了八十岁高龄，在鲁加纳格王国中（Kingdom of luggnagg）便以公共的化费把他们供养起来〕。可是我的心意则仍然觉得其继长增高的可能。……（如果）生命力能给我一个与我的心意一般经久不衰的躯体……我便开始政治上的课程，像一个低等文官，且于另一百年或在不多的岁月之中，我可进展而成为一个胜任愉快的内阁阁员。 宋末词谭 词至南宋，虽然作者更普遍，雕琢更甚，变化更多，其实已经渐渐过了极盛时代，多数作品纤弱拘束，日趋日下，真如王静安先生所说：“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主要原因还不止是一种文体通行日久遂成习套，即有作手也难在其中自出新意。其实，这与整个的文化盛衰有关。试看当南宋初期，中期，纵说词的宽厚深远难比北宋，可总还有几个称得起过得去的作者。何以快到一个民族趋入沉沦，一个国家快受异族统治的时期，不但政治上拖沓纷乱，党同伐异，积弊丛生，澄清无望，就是表现于文化上的学术文章，又何常有磅礴充实，晶莹雄伟的气象？词虽是宋代文学的一种特新形式，（自唐与五代植其基，至宋才发扬光大。）它又哪能脱离了文化衰颓的氛围而独自存在。中国以诗文作酬赠交际的媒介物由来已久，但一般说来似还有个界限。试阅唐诗，即当唐末却没以词为谀谄工具的那样无耻情形。固然，唐末也是个文化停滞期，但纵在全国纷扰群雄争强的时代，比之南宋度宗以后，一息奄奄，地蹙政昏，小朝廷快要结束，人民也快要被蒙古铁骑蹂躏的时势还可说较为好些。宋末，一般文士，官员，柔媚无耻至于极地。文风如此，足征自己文化的崩溃，其招致亡国外患，开历来所未有的异族统治全中国的局面，这其间消息盈虚，绝不止在君主昏庸，官吏贪顽，或军事疏忽，士马疲敝。（其实宋末的军人军队在襄樊西蜀所表现的防守战斗力量，何尝是一败涂地？可怜若干万熬苦受罪的士兵，多少个忠诚善战的将领，何尝支得住“国运”的衰败与时代的厄难？）根基腐蚀，人心颓散由来已久。而所谓士大夫——知识分子之软媚，纷嚣，造成社会上的文化空虚，甚则是文化痈疽的现象，以致民族国家共趋一掷，终成胡元统制的奇惨时世！真正有史眼的人，应分从这一点上有所研究，而明白一个民族何以渐渐到了“虞渊落日”的危境。或不至陷于只以表面上的政治，军事上判断，而置文化于不顾的错误观点。 在此，我且不谈南宋知识分子的纷纭，冲突，倾轧争持的详细情形，以及上溯自北宋仁宗以后一贯的士夫分党之乱——所谓“始以君子而求胜乎小人，继以小人而还倾君子；继以君子之徒自起相胜；继以小人之还自相胜而相倾，至于小人之递起相倾，则窃名义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窃之名义固即前之君子所执以胜小人者也。”但，无论历来史家所分的君子，小人，总是属于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是直接间接担负着政治运用，文化倡导的责任者。无奈画界自限，党羽自成，以支分系别的组织而实行把持，标榜，廓充，排斥，互胜互制的把戏，而国运民气，而无量数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也都消长浮沉于这士大夫互争的把戏之中！愈演愈烈，愈出愈奇，一线连绵，至于国亡人散。这难道不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有密切的关连？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悲剧的主因？ 南宋末年是个什么时世？而偏安临安的朝廷治下的知识分子，庸沓无力，或则徒能，聚众叫嚣，是如何使读史者为之气愤，感慨，不必尽述。以词论词，当贾似道大权独揽，招人纳贿的情势之下，“卧治湖山”，玩弄风月，除姬妾，财货，楼阁，玩好之外，还以腥手掠来的财帛多多找寻些清客，“名”士，替他捧场，献颂，另外还得“嘉”名。不但敌国外患，民困，军苦，不在他的心上，就连身后的一切他也不管。目前的享受，目前的歌颂，目前的“半闲堂”，目前的“养乐圃”，目前的梦幻般的神仙造境！可是贾似道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前后左右又绝非老粗，豪士，而举朝的大小官员，翘馆誊考的，为颂寿作诗词、文章的数千文士，难道那不是文化圈中的大小随从？这怎么说？而且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谄词呓语。一个社会，一个为国家民族的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集团，竟会在四境残破民困兵苦的环境下，甘心如此。纵有洁身自好者，至多是消极的自了而已，又何救于危亡！ “采衣宰辅，古无一品之曾参，服湖山，今有半闲之姬旦。” “……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鸥太平世也要东还，越上是何年。消得平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 “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 “捷书连画，甘雨洒通宵。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日三时。平生事，想只和天语，不遗人和。……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采衣。” 不过，南宋士风的颓坏并非始自贾似道当国之时，沿袭着北宋的新旧之争，与派别的排挤，援引；道学伪学的争斗，他们自身先腐，祸及家国。一般善用机谋，喜观时势者，随宜处置，或加鼓动，或予化分，或予斥逐，或赐颜色。一片混流，鱼龙杂出。……无怪到了惟利是趋、惟权是图的“半闲堂”前的士大夫之流，腼颜无耻，歌颂权相，以尧舜周公作比。这种知识分子的堕落，矫饰，这种侈靡荒唐的生活，这种心死身腐的现象，还用等到蒙古人铁骑蹴踏了临安？即是没有敌国外患，宋之为宋怕也一蹶难振！ 你想，贾似道受知魏国公之时，距离宋亡不过十几年，竟以湖上的笙歌称颂，当作江淮的金戈铁马。士大夫之流，腹内身上的享受使他们忘了浴血戍兵，被围的城池，更不必说念及“元元”“黎庶”之被人宰割，忍苦捱饥，在兵火纷扰里流离无地了。 除辛稼轩陆放翁数人外，想要从“倚声”的词句意念中找到那种半壁江山回首中原的暗影，真如披沙拣金。缠绵低徊于男女幽情，风云月露，惜别吊梦，伤春感秋的纯系个人主义的笔墨玩弄，固然，以词的格律，结构，音调风趣而言，宜于阴柔情感的委婉表达，细密寻思的闪烁映现，但它与它存在的时代，尤其是，流行时代的文化形态有关。以无心肝总说南宋文人当然不对，可是除词外，就连易于挥发与更易言志的诗而论，南宋中叶的陆放翁与末叶的文、谢、汪诸人外，国家恨事，社会的苦难，又何尝曾在大多数的诗人心中，无怪后人批评南宋覆亡后的词有：“虽举目有河山之异，而遗民无被袵之羞。故胡元入主，骚坛遽绝嗣响，至朱明践阼，坠绪乃获重寻”的感语。 《离骚》中婵媛二字的用法 “婵媛”后代多改为“婵娟”，如唐人诗：“霜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又如孟东野诗：“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妓婵娟，不长艳；月婵娟，真可怜。”其实媛之改作娟，与湲之改为涓是同例的。在诗词中俯拾即是，可举出多少水流涓涓一类辞句。至于“娟娟松，下有漪流”，或“石濑月娟娟”之句，假如现在把娟换成媛字，读者或以为不辞，或以为媛乃名词如何可作状词。由于行之既久见闻已惯，纵无约定却已俗成。正像你每天所说：“我出去玩过了”，“我吃过了饭”，改“余出游归矣”，“余已饭矣”。闻者不说你在做戏，便以为你是犯了咬文嚼字的神经病，一切语文之所以有死语有活语，有古文有今文；有古典字有通用字，都由是理，无足骇异。 “婵媛”在《离骚》（按《离骚》乃篇名不能统括屈原其他作品，但自司马迁以来，例以此篇为主而称屈氏全作。即《文心雕龙》不也是以《辨骚》为目而统论屈原的各篇诗歌？）中凡四见： ①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离骚》） ②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九歌》） ⑧心婵媛而伤怀兮。（《九章》） ④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