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间（道光三年），酉堂携其次子到北京的上科

职贡修东海，奎草捧北辰。 归帆鲸渚月，离席凤城春。 万里生同岁，千秋定及身。 相看俱白发，去住一沾巾！ 及至酉堂诸人回鲜后，山泉的长兄阮堂代父次韵一首，回寄兰雪。 红衫怀旧雨，白发愧雌辰。 双屐匡庐偈，千壶净业春。 金门梅大隐，铁篷鹤前身。 知有天涯梦，东峰一角巾。 其后，兰雪尚有原韵答诗，亦见他的诗集中。 次诗扇韵寄答朝鲜金酉堂书判 一别万余里，论诗记此辰。 月仍元夜满，花已上林春。 晚节方闻道，清时各爱身。 寿觞同日举，横笛有青巾。 兰雪极重金山泉之少年才学，期其力学超进，不以富贵为目的。赠诗曰： 东国佳公子，中华此壮游。 高文摹石鼓，妙墨贶银钩。 家学承应早，天才不易求。 期君在青史，富贵只浮沤。 山泉回国后，将朝鲜名著《李益齐全集》与其他仪物寄赠兰雪。兰雪裁书报谢，以所著《香苏山馆诗抄》三部分赠他们父子。附赠《西山唱和诗》以及山泉所求之楹帖，都托赵芸东归之便带去。原函如下： 山泉先生阁下：即日曼福为颂！昨冬请朔使归，耑缄布复，并以《香苏山馆诗抄》各一部寄呈贤乔梓昆仲大雅之教，此时度已收到矣。今春上元后，重荷手书，注存良厚，所贶嘉仪俱已领谢。《益齐全集》尤为文苑奇珍，至感！来人李德秀者，即前岁附寄洪海居都尉书使，其书浮沈至今未达海居，颇以为恨，故不宜重有所托。承属书楹帖，由赵荟阁寄交，似更妥善。《西山唱和诗》一卷以就正，余详别函。统希监谅，不宣。 兰雪弟吴嵩梁顿。 《益齐全集》乃李齐贤的诗文集，初以《益齐乱稿》之名刊行。李乃朝鲜名臣（时称高丽），少年时文名已著。久从高丽忠宣王滞留燕都，忠宣王在燕都曾有万卷堂之设立，与赵子昂诸人共作书史文字的探讨。那时正值元代盛时。及李氏三十三岁，又充派使至元，当代名手陈鉴如为他描绘肖像，后成希世鸿宝，迄今犹为朝鲜李王家所藏珍品。这部全集乃高丽恭愍王十二年刊成，李朝宣祖三十三年再刊，又李朝肃宗十九年重刊。卷末附栋翁椑说、拾遗、年谱、墓志等。山泉赠与兰雪者系重刊本。清人蒋光煦之《东湖丛记》卷六，对此书颇有记述，足证曾得到中国文人博士的看重。兰雪信中所谓“别函”，大约即系论及此书的专函？ 兰雪曾任国子监博士，仿陆放翁故事，因有“莲花博士”之自称。黄左田、王子卿为之合写莲花博士图，汪澣云、项漪南又各写一图。吴氏自作《莲花博士歌》赋纪其事，友人题赞，装成巨本，名为《莲花博士图咏》。其自序云： 《剑南诗集》原序云：九月十四日夜鸡初鸣，梦一故人相语曰，我为莲花博士，盖鉴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暂为之乎？月得酒千壶，亦不恶也。既觉惘然！作绝句纪之曰：“白首归修汗简书，每因囊粟费侏儒。不如月给千壶酒，得以莲花博士无”。余既补官，用以自号。黄左田官赞，王子卿编修为合写一图；汪瀚云侍御，项漪南孝廉又各写一图。余赋长歌记之。 再则，兰雪性好梅花，十九岁在江宁往谒随园，见园中七百本梅花，深致爱慕。友人为绘《拜梅图》，自袁子才以下名流题咏甚多。以后，兰雪请张茶农为绘《九里梅花村舍图》，曾作一诗记之，当然题咏亦多。兰雪时任内阁中书，遂以《梅隐中书》自号。 金氏兄弟收到兰雪的馈遗、缄札。知其好梅成癖，遂造一龛，龛中供养着兰雪的诗集，龛外环植梅花，香雪海中奉此诗人，以寄景慕之忱。当将经过函告兰雪，阮堂并以“莲花博士”“梅隐中书”为联书赠，与题《九里梅花村舍图》之诗托朝鲜贡使带交。兰雪收后欣感，答诗是： 朝鲜贡使至，金秋史殿撰以手书莲花博士梅隐中书楹帖见寄，未及报谢，今始另补此诗。 （《再生小草》卷一） 鉴湖曾现梦中身，归卧桐江亦外臣。 莲叶四边宜纵酒，梅花九里是香邻。 放翁天上官衔旧，严于祠前钓侣新。 安得君来持使节，冰绡添画鹤城人。 这幅答谢诗的墨迹今藏日人工藤壮平手内。 道光四年正月，兰雪与山泉之和答诗二首纪出“梅花龛”的因缘。 山泉进士来书谓以梅花一龛供吾新诗，因成绝句奉贻，即请正之。 诗佛谁将瘦岛参？海东迢递接天南。 鹤城近日传新句，吾与梅花共一龛。 自题梅龛诗佛图，寄答朝鲜诸君。 瀛海诗人善琢磨，结龛新奉病头陀。 十年面壁心同苦，一笑拈花悟已多。 金铸居然推贾岛，瓣香难得配东坡。 冰衔侬愧称梅隐，合画桐江旧钓蓑。 （《香苏馆今体诗抄》卷十七） 兰雪寄与金氏兄弟的函札择录数段如下： 足下生于华胄，早负俊才，又能好学深思，虚怀集益，时时方以德业未成为惧，其所树立殆不可量……高第显爵岂足为吾辈重轻，然借为匡时济物之资，俾得大抒所学，亦求其无负而已。 尊大人使归，晋领天官，总持国计，所以为苍生造福者无量。霖雨舟楫，企颂益虔。哲兄秋史神交久矣，每以未及同侍苏齐杖履为恨！今承倦倦如此，苔岑之义，永矢弗谖、楹帖三种，集句既妙，书法尤排奡入神。张之香苏山馆，从此“莲花博士梅隐中书”遂因名笔以传，幸甚！ 《兰溪集》细读一过，其论乐律之精实由深于德性，明礼敷教具有本源，不胜钦佩！ （按朴兰溪名堧字坦父，号兰溪，在李朝世宗时侍讲幄。精通音乐，为朝鲜整理国乐极有成绩，官至艺文馆大提学，卒谥文献） 海东乐府句语奇丽，音节亦遒，何东贤之多杰出也。至于道学统诸盖有难言者，郑李三先生之书惜未概见，果得洛闽正传，功且在花潭之上，微言奥旨，愿示其详。 按所谓郑李三先生是指朝鲜郑三峰、李退溪、李栗谷三位。 拙集为阮云台尚书刻于粤中者已毁于火，续刻成当即奉寄。 又题海东乐府后 （《香苏山馆今体诗》抄卷十七） 伽倻遗曲感人多，一笛居然息万波。 从此龙标传乐府，大同江水即黄河。 吴金的酬答资料丰富，不必尽录。但有另一段可记者，即兰雪夫人曾以所画桃李二枝之摺扇赠与山泉，背面则次金清阴之韵题一诗。山泉答谢诗中，有：“恰当佳菊衰兰日，遥忆深红浅白时。海外争传长庆集，灯前怳接紫芝眉。”以后，“忆向都门折柳丝，玉河春水弄清漪。……爱士真能如骨肉，胜人不独在须眉。风流虞赵论先后，何必交游羡仲思。”诸句，所谓虞赵，山泉自注是：高丽李益齐字仲思，入燕交虞伯生、赵子昂”。以己与吴氏的交往比拟元代的异国文士交往的故事。 兰雪夫人后又以所画梅花分赠阮堂山泉各一幅，兰雪更烦张茶农为山泉作梅龛图，题诗寄赠。山泉郑重感谢，和韵作答。 兰雪又寄闺中所写梅花一帧，题二诗寄怀，末言，他日得管夫人画当临以相赠。茶农梅龛图又有兰雪叠前韵，属意郑重，依韵和之。 玉妃绰约雪中姿，驿使东风又一枝。 为问新田图第八，鹿车添写访梅时。 （自注《兰雪有新田十忆图》。） 写就疏枝月印襟，散花身现去来今。 寒梅可是如人否？痴杀西湖处士林。 记昔招提古佛参，九莲香里作和南。 天涯重觅罗浮梦，摄取千灯共一龛。 （自注“余曾于长春寺见管夫人所画像，寺供九莲菩萨.”） 上文记着兰雪酉堂是同年生的，恰值乾隆丙戌。兰雪三月二十五日生，酉堂十二月十七日生。及至道光六年，两人都是花甲一周，以文酒诗墨的因缘互有深契，虽然远隔山河，彼此则以寿诗称颂。阮堂以长诗与日本福寿镜一具、东参三两赠贺兰雪。福寿镜见冯晏海《金索》中所题及者，或为一物。 日本竟五 镜画龟鹤及杂室，有不可尽识者。中央篆书福、寿二字。款题植田山城守吉正七宇，乃官守者人名、地名也。 阮堂之长诗在其《覃揅斋诗稿》二中 次韵答吴兰雪稿 迦叶拈花诗髓求，旧从放翁梦境游。真彩五色梅花树，石溪烟陇知何处。料量罗朱淡浓中，苍茫画理参茶农。袖里东海接一气，鼻观天涯情所钟。东海人家一花坼，遥溯三十万树白，“香苏”“室苏”即此义，百千灯影收息息。问否九里洲与山，那由此身置其间，径欲投笔剑峰去，拟追盟柏岱云还。举似石帆旧偈子，摄到竺影圆镜里。东书堂砚泼奇光，元气淋漓而已矣。宛见红衫日拜花，匡君之屐桐君家，青眼同岑诗境月，紫澜问津净业槎。为补十六年前失，劫于万里墨缘觅，蓬莱伫见文宗祥，天际乌云楼前日，金石兰盟讵可更，莲灯梅卷仍合并、病鹤于今复何似，石铫乳滴松风生。 吴氏既得阮堂颂寿诗人为感谢，即以纪游图册小序十六首奉上，望其题诗。书辞之要语是： 仆于君家乔梓棣萼，倡和之欢海天不隔。益知道义文章永于金石，其庆幸何可言耶。十二月十七日为太翁寿辰以展颂私，未审能胜李进士鹤南飞一曲否？附以山水画幅，并侑华觞，仆忝同年周甲，一无可称。 海东诸名宿能以诗画宠贶者，吾兄汇齐见寄。明年三月二十五日，当于海棠花下酹酒天东，一酬仙翰。幸甚幸甚。 札后附赠物目录如下： 寄　金秋史书一封 诗画二轴 扇二柄 对一联 又附寄李苍皋 画一轴 扇一柄 书一对 并求转交 正月二十八日交郑才弘手收。 此外函中还提及代达李凤冈顾南雅二人之赠品。 顾南雅即顾莼，字希翰，嘉庆五年举人（与兰雪同），又二年同举进士。学术渊深，且通政教源流，官至通政司副使。屡上书论事，直声大震。工诗文，亦善书画，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滇南采风录》，《思无邪堂诗文集》。阮堂对于南雅之人品、文章，闻风景慕，遂自作楹联书赠。联曰：“直声留阙下，秀句满天东”。因嘉庆二十五年南雅上疏，力言以热河都统任命松筠殊为不宜，主张擢用为左都御史，因此获严议，而当时北京的士大夫对南雅之敢于直谏，声闻传播。阮堂于赠联一边，书曰： 顾南雅先生，文章风裁天下皆知之。向为湘浦一言，尤为东人所传诵而盛道之。万里海外，无缘梯接。近阅《复初斋集》，多有南疋唱酬之什，因是而敢托墨缘之末，集句寄呈，以伸宿昔憬幕之微私。 海东秋史金正喜具草 按：文中之湘浦即松筠之字。松筠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历官至军机大臣，国史馆总裁，署吉林将军，驻藏办事大臣，伊犁将军。敛历中外，卒于道光十五年，达八十二岁之高龄，谥文清。平生练达老成，清勤正直，嫉恶甚严。当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清宣宗任他作热河都统时，顾南雅上疏谓宜使在左右为谏臣。这是顾氏不识时务更不了解清帝对于松筠任重之意。以此触怒，竟然降官。检《清史列传》三十二松筠传具载其事。当时传于朝鲜，阮堂诸人对顾氏之直谏大为赞叹，遂有上联之寄赠。据说，阮堂是时年三十五岁，此联笔法大有覃溪风致，端雅雄浑，是阮堂壮年期代表的逸品。由兰雪转送顾氏，经过这些年为朝鲜朴锡胤氏收藏云。 至吴氏请金氏兄弟所题《纪游十六图》，乃兰雪六十初度托友人画成的纪念品。兹从《香苏山馆文集》中录出此纪游图之缘起。 纪游图序 道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余六十初度，自念平生无可称述，惟以忧患之余，纵游山水。屐齿所至，名胜颇多，因属友人纪于图画。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借娱吾老而已。澈翁。 其图名如下，说明略去。 嵇山题竹　栖霞献赋　汉江旅泊　岱岳观云 康山秋　虎阜嬉春　灵严踏雨　瓜庐寻碑 韬光望海　泖湖话别　惠山啜茗　武夷泛月 黄岩观瀑　蒲涧听泉　净业莲因　富春梅隐 末一题后，兰雪之说明较长，且将与金之文字交往叙明故择录之。 富春梅隐 九里洲在富春山水住处，计亩种梅可得三十万树，花田茅屋寝食俱香。余欲投老于此，因刻梅隐中书私印。题所居曰九里梅花村舍，朝鲜学士金秋史与其弟山泉嘱张茶农为绘此图。自以一龛供吾诗，龛外皆种梅花，寄诗乞和。重读流传，而买山未就，良可慨已！ 阮堂远在海东为兰雪的《纪游十六图》每图题五言绝句一首，以过长不录。惟附其序聊以见意。 题吴兰雪（嵩梁）纪游十六图。并序 乙酉三月二十又五日，为吴兰雪六十初度。以其平生筇展山水嘱友人作纪游十六图，并系小序。要做诗以寿其传。第十六图序云：秋史，山泉为绘此图，自以一龛供养吾诗，龛外皆种梅花。寄诗云云，盖纪实也。余于十六图诗亦及此意，万里墨缘也。 《香苏山馆今诗体抄》卷十六中有二诗： 朝鲜金酉堂判书及其予秋史、山泉，置酒梅龛为余遥祝六十初度，寄此奉酬。 金刚云气接匡庐，寄句飞来梦亦符。 天下几人宗老杜？海东今日又三苏。 紫裘腰笛能高唱，白发簪花愿补图。 重识同斟周甲酒，生辰佳话古曾无。 　 弓衣绣字碧笼纱，中外虚名享太奢。 三岛门生持使节，一龛诗佛供梅花。 济时愿切酬无地，学道年深望有涯。 茅屋香田堪送老，扁舟归去定移家。 吴氏《纪游图》画者张茶农，也是金山泉父子到北京时认识的文人之一。茶农名深，字叔渊，茶农是别号，丹徒人。嘉庆十五年解元，善画法，山水花卉尤力追文衡山、王石谷两大家。后以山泉的恳请为之画兰雪诗句，即所谓《梅龛图》寄去。那时是道光六年正月十七日由山泉之手札中见出。山泉又求他摹画黄大痴的《富春山图》，茶农亦应其请。两图之请相隔一年。下文乃茶农于道光七年冬将摹图画成后的题记： 黄子久《富春山卷》乾隆朝已归内府，人间不可复观。石田、南田当时犹及见于宜兴吴氏，二公俱有临本。余家旧藏一卷乃石田钩勒子久富春底稿。用笔筒古，超然尘表。董香光所谓平淡天真，从巨源风韵中来者，犹可想见。山泉先生走笔京师索余图此，余于王恽无能比拟，矧大痴老人也那！重违所请，谢客兼旬，追摹王藁。虽大痴面目未能仿佛豪厘，而桐君、严陵因可晤对于茶熟香温际也。即求教鉴。 叔渊，张深识。 兰雪见此摹本以为深得元人神髓，极加赏叹，归后梦中得句。因此茶农更有记言： 兰雪见余此画谓为得元人神髓，移神久之。归寓梦中得句云：富春山畔愿携家，添个柴门傍水涯。沽酒偶然移棹去，一江明月动梅花。因画得梦，因梦得诗。附题于此，以证墨缘。 茶农又记。 以后，茶农更恳兰雪题诗，兰雪为题一律，并附说明。 仙句吟成梦亦闲，卧游重认此柴关。 一天明月成摇艇，九里梅花导入山。 缄素遥传沧海外，结茅终在翠微间。 炉峰云瀑桐江水，图画何妨互往还。 金刚山上有香炉峰，九龙瀑布，秋史曾作图以寄陈婿砚孙。赏别画一卷见赠。异日属茶农写庐山胜处奉报，何如？ 山泉居士属茶农作富春山图，图成茶农既录余梦中绝句于后，复索余题此。即以寄怀山泉，且邀哲兄秋史壎篪同和也。 道光七年季冬望日　　　　书于京师。沏翁吴嵩梁。 此图后尚有道光八年试灯日，吴清鹏陈嵩庆张祥河之题诗，以及人日后五日顾元恺跋文，且录其高祖嗣立之《富春山歌》。又同年正月十八日，有熊碧昂题诗，同正月下浣茶农自题诗句。其后装成卷轴，朱为弼（号叶堂）篆《富春山图》四大字横书卷头。此摹卷托人寄到海东后，山泉阮堂自然欣感，为朝鲜半岛的艺林增加不少辉光。今此逸品据说归朝鲜医学博士朴昌薰所收藏云。 阮堂因先到北京故得认识阮芸台、翁覃溪、因之与叶东卿，李月汀、刘燕庭、汪孟慈、徐钧卿诸位交往，探讨经术、道义、天算、金石、朴学，义理的研究，获得不少启发。而兰雪则以纯粹诗人主持艺林，阐扬翁氏诗风，与金氏切磋唱酬。其后山泉随父至北京时，阮翁已殁兰雪亦过中年，因同属苏门，有“异苔同岑”之契，游宴，寄赠，因之不绝。他们结此墨缘互相传介，而与朝鲜的文人学士如申紫霞、洪海居、朴心田、李藕船诸人，传诗，论文，尤以中洪二氏与兰雪多文字因缘。申紫霞曾有《紫霞山庄》《碧芦吟舫》二图，其子小霞为请兰雪画梅题诗。又洪海居兄弟曾将兰雪之十世祖吴叔瞻著之《表忠录》诗文寄兰雪，兰雪报以诗歌。凡此都由金氏的介绍，故有诗文的交流，呼应。至金氏与那几位朴学金石家的谈论不在本文之内，故不笔及。 随金酉堂到中国来过的金清山与李、叶、汪三位关于经义上的辨难，痛快周至，亦是中鲜学术交换的宝贵资料。 清嘉道间，朝鲜使臣到中国来者对于汉文多富有造诣，且向慕中国文化最深者。即如刘（燕庭）王（苌友）陈（颂南）诸名儒之诗文中往往见到与朝鲜使者的谈宴，酬答。可谓自明代以来中鲜文化交流的最盛时期。降及鸦片战争，中国国势渐衰，西力渐至，然中国尚为鲜人心目中之宗主国。及甲午一役，东邦成为日人的殖民地后，时势一变，中鲜不但没了文化的关系，并且都是国运衰颓，穷乱相寻的同病怜者。（自有程度之差）至抗战胜利后情形又一变了。今以日人藤冢邻氏搜集之资料，参合吴氏诗文与诸学者文人逸事写成此篇。藤冢之集材殊见辛勤，盖朝鲜的此类资料亦非易得。借吴金二氏之诗画交谊便可证明那个时代两国的学士文人的融合程度与汉文化在朝鲜的影响。即从诗画上便可推测其他了。 《离乱十年》序 一般说法，以为身边琐事，限于一个人的观感，当此时代，不宜写为文章，强人徒费时力精神。但这话殊嫌笼统，哪个文人，不是直接间接，多多少少，将其己身所经所念所见闻的，用种种方法达出。至于有无意义，并不在事的琐屑与伟大，而在作者的人生观与其情感的真挚与否。譬如杜甫诗里，尽多对于小鸡白鱼红花茅屋的描写，尽多命儿子树鸡栅叫童竖摘苍耳的感怀，并非一首首一句句全是“致君尧舜上，许身稷与契”那样话。然而极琐极细甚至极俗的事，都变成了他的好诗。又如卢梭的《忏悔录》、高尔基的《母亲》等震惊世界文坛的不朽之作，虽时代不同，思想各别，然在这种著作里，其为身边琐事则无以异。他们并不板起面孔，俨然以大道以训言教诫世人，使读者望而生畏。反之，把自己的幼年或青年的生活，琐琐碎碎，和盘托出，甚至就连世人俗见以为不可告人的自己的冲动情热，亦复述出，为什么感人？为什么价值永在？ 并不是题材的琐不琐，也非身边的琐细便不能写，要在是写作的态度如何，情感如何。 抗战八年中，多少人流离死伤，艰辛苦痛，整个说是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悲壮史诗。就这其间播荡沉浮的个人说，我想每个有心的中国人，具有其永久记忆的宝贵经验，纵然所处地方不同，所经过的生活不同，所负的任务不同，但除却毫无心肝者流，如果总集起那漫长的岁月中的己身经历，笔记出来，岂止是自己的记录？无论如何想法，总与那个伟大的时代，以及社会人心的变动，在在有关。但胜利已过三年，至今则连这等直抒胸臆，记述当时情况的著作，并不多见，更不必说因八年血战而启引出的划时代的伟著了。自然以种种关系，执笔与印刷，都有许多困难，可是我们的创作力，甚至翔实的记述文章也如此阙少，不能不令人兴叹！ 哲渊女士于每日公暇与理家务照顾儿女之余，以半年工夫写成此书，校样印成，出以相示，使人读去不易释手。她本身与玉庐先生的经历以及情思踪迹，变化错杂，抛开文艺不论，其中情感之真切，风物之描绘，前敌抗战之窘苦，后方生活之艰难，虽处处以个人为基，而在在都有此一时期中国与强敌抗衡的社会缩影。除此外，作者的热诚真感，尤其是超乎文字以上的特点。 哲渊女士以有限时间，并没意匠经营，有意的使成为文学上的著作，但就娓娓而谈，平直叙达，已足动人。不妆点，不弯曲，不矫饰，自有明白如画的长处。原是内容的生动，比起有意修饰的布局文词实更重要。何况一切都是真实的记录，恋情与战斗，个人与国家，打成一片，结为一体的生活表现，此中自有真境。 盼望这类记录，当时身经的抗战期中的著作，能够多多刊出，给那场伟大悲壮的史诗，多留下几部插曲，也使人不易把那段艰苦的岁月，被当前的纷扰忘却。即使是身边琐事，是这样的有关国家民族的身边琐事，则琐细中固有其价值所在。 作者与玉庐先生心嘱略写阅后所见，遂拉杂写此，视作“常谈”便好。 论高尔基的戏剧《野蛮人》及其他 谁是野蛮人？ “野蛮”的大概意思是说没有教化，不懂礼仪，“不会文明”，几乎与野兽二字有差不多的解释。我们静下心想一想，就咱们以前的社会阶层上说，像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观念：“野人”“真村野”“庄稼人”“卖力气的”，这些常常挂在一般士大夫、乡绅、地主口头上带着不屑的意味说出的，还不是一般的被支配被统治的“小人”阶层——也就是一般的工农大众！可是，这还只是很普通的看法，更深进一层，就是在旧日的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他们因地位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小利害的关系不同，也还有彼此合不拢，彼此瞧不起的实情。譬如官僚与商人，士君子与乡绅恶霸，都会中的所谓“上流阶级”与县乡的小统治集团中的分子，虽然口里或者还不至像对待所谓“下等人”的口吻，直接了当地以“野气”“村野”等等的话相加，他们的心里却有这类意念的铸型。这就是旧日资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本身的坏根性，也就是他们在彼此互相蔑视、互相讥评中的裂痕。自然，在压迫工农大众，在维持他们普通的共同利益上是趋于一致，除此一点外，他们也有其内部的冲突。 我们想一想在以前未经解放的时候，中国的各个地方是否有此现象？ 正是一片臭污的泥塘，也有些高低不同而自以为高出他处的烂泥层次。 高尔基于一九○六年写成的《野蛮人》剧本，岂但在那时的帝俄时代的各个角落里有那样逼真的事实，在咱们未经解放前的国度里，也是有那些角色的存在。 我先按照剧情略叙事实与其主要发展。 剧中故事所在之处是当时俄国的外省中一个偏僻县分叫做外尔号波里Verkhopolye离渥尔嘎不远，交通不便。忽然来了两位工程师（当然是奉命而去的），到那边计划着修筑铁路。一位叫做契嘎诺夫，四十五岁，他的助手叫做叶高尔切尔孔，三十二岁，还带来了切尔孔的太太，二十三岁，与他们的使女方二十岁的史提姚潘。契嘎诺夫与他的助手是不折不扣的在大都会住久了的知识分子，惯熟于城市中的虚伪冷酷，又狡又猾的那些世面。契嘎诺夫到了这个偏僻地方之后，找到了与他同来人共住的一层舒适楼房，就是塔杰雅娜（城里一位有产业的贵妇人）的家里。可是这位领导的工程师，他到了此处，对于应该计划的业务全不在意，仅管以喝酒闲谈追求女人，与一些妇女喋喋闲谈消磨时间，把一切都看成游戏，可说腐化俗庸到了极点。然而他还是对于本地人瞧不起，以为本地人没有教化，他们到这个地方是降低身份，是十分委屈的。他自己的责任呢？一古脑儿丢在九霄云外。他那位助手性格上与他不同。切尔孔一股冷峻残忍的凶劲，把一切都放不在眼里，老是在感情上自私，又是在玩弄他人中兜圈子，表面上像是颇有毅力——有一股子强劲，实际上却是专横是下命令，是用手法侮弄别人并且以此自示高明，自觉愉快。至于他的出身虽则自穷苦中来，而对于一些穷苦人的种种现状并不了解。他的太太安娜，是一位典型的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的妇女，柔荏，无主张无能力，更缺乏的是勇气，她专心专意爱她的红发的强悍丈夫，没了他就活不下去。她明明知道切尔孔自下降到这个小地方来就追逐着房东的老太太——城里有产业的贵妇人塔杰雅娜的侄女，二十八岁的丽狄雅潘夫老芙娜，而当地小税官莫纳号夫的太太，娜结日达（与丽狄雅同年岁）则从第一次碰到了这位表面上似是很热情的红头发切尔孔，便从心里对他着迷，疯狂般地强要把目的物揽到自己的怀里。娜结日达便在这种爱的冲突复杂的圈子中深受苦痛，却又跳不出去，丢不了。她的丈夫，处处时时绝不避忌地摧毁她，侮弄她，她可老是那一套没有他活不了。 契嘎诺夫呢，一直跟在娜结日达后头，以为他比切尔孔会有希望，一股劲在这几个男女中转圈子，时常以酒自娱，说着像是冷静的不关心的闲话。 本地方上还有一位傻头傻脑的医生，原来就对税官的太太不顾死活的追；情愿“情死”，敌视着新来的两位工程师。他被痴騃的单思病遮住了自己的理智，甚至到了惨剧快要演出的时候，还搞不清哪一位是他的敌对的目标。莫纳号夫这小税官，早已被太太看不上眼，不须提。在第四幕中，医生竟然拿出又大又旧的轮转手枪，扳动簧机，要把契嘎诺夫打死，幸而子弹轧住没有出膛。及至过了一会，他才明白有点张冠李戴，便问娜结日达：“你看上了谁”？娜结日达手指切尔孔骄傲地说“他”。到这时水落石出，医生方大彻大悟道：“你，（向契嘎诺夫）我的温文高贵的君子！对不住！似乎我弄错了！我应该奔他才是，——无论如何，全一样。你们两个人都是猛兽。可惜我没打死你们两个人——真可惜”。 至于这位以男女之爱当做人生第一要事的税官太太，梦魔一般向切尔孔强冲，硬要以为千准万确——连切尔孔的太太也信以为真，因为切尔孔，不但一下手并没拒绝，而且像是在与她谈情说爱甚至亲过她。但是切尔孔有的是残酷和变相，以玩弄女人当写意动作。末后，在医生放枪失败被人劝说悻悻而去之后，我们看下面的对话： 莫纳号夫：（向切尔孔，平静地）把我太太还给我——请。我什么也没有——她在我等于一切——我拿我的生命全给了她——我为了她偷钱—— 切尔孔：（坚定地）好极了——带她走！ 娜结日达：（向切尔孔，惊呆）你说什么？带我走？ 切尔孔：（坚定地）我说的，注意，娜结日达·波里喀尔波芙娜——我请你原惊我—— 娜结日达：原谅你什么？ 切尔孔：别看重我的举动——那是一时的闪烁——你自己点亮的——那不是爱—— 娜结日达：（声音紧涩）说明白——我好了解你。 切尔孔：我并不爱你！ 娜结日达：（不相信）可是，不可能！你亲过我——从来没人亲过我——只有你！ 莫纳号夫：亲爱的，那我算什么？ 娜结日达：（声调沉重）安静，死人！ 切尔孔：就这么结束了罢。你了解我，不吗？原谅我——假如你能够。 （他转身要走。） 娜结日达：（显出困惑的样子。忧悒她）不——不！让我坐下来！你，乔治，坐在我的旁边——好罢？叶高尔·彼得罗维奇（即切尔孔）。 切尔孔：我并不爱你——我不！ 剧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把这几个知识分子与带着一颗浪漫心向空虚里找爱的女人的矛盾全行显露出来，结果是娜结日达用从想杀死他的虚拟的情敌的医生手上夺出来的手枪在凉台上自杀了结。而凶狠粗暴的切尔孔还在这时想找那医生，娜结日达的丈夫莫纳号夫恰好进来说：“用不着医生——什么也用不着——你们好好儿杀死一个活人。为什么？” 及至安娜替切尔孔辩护时，莫纳号夫又说（平静地，带着一种恐怖的表情），“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告诉我，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 全剧就以这句问话终结。 不要以为我们的文学的伟大导师在这个《野蛮人》剧本里强调这种多角式的恋爱，徒以情节的紧张与他们性格上的剧烈像纯粹写实主义者那样表现方法。如果你细读全剧便可了然，这里不过引用这个剧本末一幕的重要事件，借娜结日达之死除却给读者观者以一种有力的值得提问的戏剧效果。此外，作者借重那个小税官说的一句，从痛苦的压迫下迸发出的一句问话：“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 留心的头脑清醒的读者与观众，自会从这句问话中想起问问当时那些小市民，那些愚昧保守自私，永远停滞在混水泥塘里的统治集团，小而至于一个县分的县长、议长、商人，还有自觉高傲，糟塌时间，尽力享乐，干着无聊勾当，不肯把其所学的知识好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闲得没有事做只知在争宠夺爱与喋喋谈说的氛围里过日子的妇女们：“你们一向干的是些什么呀”——这还不是一句使人能打冷颤的问句？ 在《野蛮人》剧中有一个赖道汝包夫，是这个小城的议会议长，还有一个木材商人浦芮提金。前者是六十岁看上去严重的老头子，起初听说新来了两位工程师，装模作样的说：“那呀，叫全城欢迎他们。”及至同他们两位刚刚见面，就开门见山的替木材商拉生意（自然老头子也有份在内）。想利用“一城的头儿”——议长的威势叫新来者一例听话。偏偏这两位又狡又狠的知识分子，从都会里下临偏僻之区，一个当地的议长哪会看在眼中，切尔孔口头更为厉害。这两种新旧势力在一见后便彼此恨恨。切尔孔向他太太说：“我知道这些钻营的家伙。一城的头儿，是吗？”与其说是头呀，还不如说成一张愚蠢的贪婪的嘴好，我清楚这类人物。他们自然不能接近。而议长平常所勾搭的县长，其后也是与工程师们一道，胡混，吃吃酒，耍耍牌，谈谈女人。于是赖道汝包夫有气没处使，他的议长权力施不到两位工程师身上，他想捞摸点甜头更办不到。反因为他住的房子与那位城中贵妇人（就是切尔孔与契嘎诺夫的房东）比邻而居，仅仅隔着一条篱笆，由于好新奇之故，议长的二十岁的儿子格芮莎时常偷过篱笆加入工程师们的集团，极力喝酒。他们也极力怂恿这騃笨的在封建式的旧家庭中受无理逼迫的青年纵饮。后来他把一瓶瓶的好酒偷去痛饮。独有他的妹妹（小两岁）喀嘉，生来有些野性，也不会讲那一群人中虚伪的礼貌，敢说敢冲，与她的哥哥不同。她与切尔孔交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你还看不上眼！”及至切尔孔要她从篱笆后面出来，喀嘉道，“你以为我怕你？”她同大学生史泰潘（花匠养蜜蜂的伊瓦金的外甥）相爱；可绝没有那群人那么撕撕扯扯糊里糊涂，他们能说能闹，富有反抗的心思，从心中看不起那群人。史泰潘是喀嘉的思想的开导者，也是引着她渐渐挣扎着要离开那个营私舞弊把持地方权利的老头子（议长，她的父亲）的掌握的青年。 喀嘉……大学生全荒唐，他们不信上帝，他们读禁书！我知道。你读禁书吗？ 史泰潘：哎呀！我读。 ………… 喀嘉：（低声）借我一本有点儿内容的——成不成？我顶喜欢读书。呕！ 这是表露起初的一点，后来史泰潘为了生活，在工程师那边干着会计职务，冷眼看他们这群自骗自的知识分子与当地的县长，木材商，男男女女酗酒纵赌的无聊生活，他又与喀嘉有段露骨的谈话： 史泰潘：理智的大火在那儿燃烧，正直敏悟的人，映着火光，看见生活极其龌龊，极其零乱。 喀嘉：（平静地）正直敏悟的人那边多吗？ 史泰潘：（带着微笑），那，不太多。……正由于这个我才说——到那儿去！哪怕只为献上你的青春的三年，来做一个新的生活的梦，来为这些梦奋斗。拿你的心的一小部分扔过来，一同抗议这庸俗的整洁和虚伪。 喀嘉：（单纯地）我来。 史泰潘：可能你一害怕，又回到你的烂泥坑——可是你会搞到点东西纪念你的青春——不管你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这总是一份好奖品。 喀嘉：我不会回来的。 史泰潘：那种生活从来就没有一点点音响传到这个地方——这个魔鬼的死水塘子。只要看看这儿人们是多么盲目，耳聋，愚蠢—— 在全剧本里自然还没看出这年轻的一代（大学生与喀嘉）怎样走上了他们的新人生的艰苦，而终是光明的大道，却从陪衬的口气与诅恨中像耀明的光辉映射着一堆又臭又脏的垃圾。史泰潘与喀嘉，乍一看在剧本里只是配角，不演正戏，不像戏中的主要人物，然而十分明白的作者的寄望在他们身上，时代的觉醒与有力的斗争就在这年轻一代的影子上愈来愈向前赶，善读剧本的有心的观众要从这些地方这些迅速而有力的表现上注意。仅仅从这点你便了然高尔基不是位旧式的写实作家，不但与巴尔扎克不同，与莫泊桑不同，就与哥戈里比，他是有光亮的，有希望的有确实的暗示的。再晚点与他时常赞美的老友契诃夫的作品衡量起来，无论在情调上，主题的处理上，作者意念的企图上，表现的手法上也是迥不相同。譬如丹钦柯在他那本《文艺·戏剧·生活》中曾根据着契诃夫的一封信而加以申述： “剧中（指契诃夫的戏剧）的故事往下逐渐发展，恰如现实生活在这种期间慢慢发展的情形一样，慢慢地，慢得有些教人生厌，也教人看不出一点逻辑的痕迹。人类的活动，常是受偶然事件的影响的；人们一点也不给自己的生活自行起建什么东西。比如，他要写的这个剧本，第一幕的材料是这样的：一个过生日的宴会，春天，愉快，有鸣叫着的鸟，有光明的太阳。第二幕：琐碎的，平凡的事件渐渐抓到了势力压在敏感而有高贵倾向的人们的身上。第三幕：邻居大火，全街都烧起来；平凡的琐事之势力，滋长得更结实了，人类自己的经历中开始自己有一点在挣扎了。第四幕：秋天，一切希望的崩溃，平凡琐事的胜利。人类就像下棋的赌注一样握在看不见的赌徒的手中。……” 而最简要最明显的丹钦柯对这两位重要的伟大文学家的评论（对比的评论）却有下面的句子： 来观察一下契诃夫与高尔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这样不同的人物！一个是——对落日起着甜绵的想望，对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微叹着作自由的幻梦，绘画出颜色与线条的柔和与纤细；另一个——也致力于昏暗的今日之描写，但所用的是战争的呼喊，是紧张的筋肉，是一个对明日而不是对“也许两三百年以后”的勇敢而愉快的信心。 这种巧妙而切合的比喻与描述契诃夫与高尔基的基本创作态度的两样，以及对人生的看法的不在一个目标上可谓极其妥贴，极其明了。尤其是他们两位的戏剧创作更是有十分清晰的划分。 由高尔基的这本戏剧谈起，所以与契诃夫的剧本不同的所在，我们不能不回顾到俄国九十年代的文学趋势。在九十年代中俄国的工人的运动，在起初几步中还不容易猜测出工人运动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所达到以及把这运动倾向到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胜利的那一气魄。因此，俄国九十年代在文学上以及一般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时期……旧的和习惯的制度眼看快要崩坍，得在生活中搜寻些新的道路。但是新道路在哪里？朝哪方走？如何走法？这种问题显然浮现于当时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中。不过文学虽是时代的反映，但在这大变动方有预兆的前期，那易会使文学骤然提出很明确的答案。就是有答案，在那时当然不会归纳一致可作为对所有作家是共同的提案。 然而这些年中俄国的作家们，有的感到对现实主义的不满，要脱离而走上反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也有的并不放弃现实主义，也不放弃古典文学传统，而又不想在创作上随合着新的历史条件而加以改造。这里只取列夫·托尔斯泰与契诃夫为例，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创作经验与创作中感到的苦闷，以及寄望于未来的话复述如下。 在七十年代中，列夫·托尔斯泰曾在他的一封信上说出文学在普式庚的创作中升到最高点之后已经逐渐下降，可是人民正在等待它的复兴，它会重新“涌现出来”。他还说“参加涌出的那些人是幸福的，我这样希望。”而契诃夫呢？这位心情那末悲悯柔细，艺术上又是那末炉火纯青受到普遍欢迎的小说家与剧作家，他曾写到：“我们把生活写成它原来的样子，此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既没有近的，也没有远的目标，我们的心里是完全空的。” 他这种看法是猛烈地向那些只知批判地表现生活的片面性的作品予以攻击。没有远景，——没有对于未来的企图与希望，就算对现实表露的如何恰切，如何真实，就是对这些现实加以批判认为不满，可是时代到了那么紧张，社会到了快要把旧的摧毁，新的即将萌生的阶段，一个有思想的文人难道只知表现生活的片面，便尽了他的任务？便会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有所提示，有所催动，有所指示吗？ 并不是古典文学传统全是要不得的，重在能够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又能更明确的向新的一步跨入，这里便是高尔基所能负起且真能体验与认识到的新时代的他那文学的任务了。 高尔基从幼年就出身贫苦，到少年期老早体验到革命理论的影响的生活经验，又以他的天才在那种意义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自然“会捕获到新的生活要求，也捕获到生活向文学提出的那些任务。” 契诃夫是他的良友，在创作的时期上可以说是他的前辈，他对契诃夫的作品不论小说剧本都深深喜悦，也佩服这位乡下医生的才华。但在谈到契诃夫的很有名的《万尼亚舅舅》戏剧时；他曾给剧作者有这样话的通信： “您有巨大的才华。但是，您请听！您想用这种打击来获得什么呢？人因此会复活吗？……您可知道您在做些什么！您在铲除现实主义。您不久就要把它抑杀到死，永久地。这一形式过完了自己的时代——是事实！……您在铲除现实主义。我对这非常高兴。已经够了！去它的鬼吧！不错，需要英雄的事物的时代到了：大家都要有唤醒作用的、辉煌的事物，这样的，您知道的，就是不要像生活，而且要超过它，比它好，比它美丽。……” 这些话是在一九○○年说的，虽说内容不能不受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就在那样情形之下，高尔基也已高呼：“需要英雄的事物的时代到了”，自然要有新的辉煌的事物在前途作光明的引导。后头那几句话正是一针见血的，他意念中的新的文学任务——也就是新的文学的创作大道。 “就是不要像生活，而且要超过它，比它好，比它美丽。”不以表达现实，打击现实为满足，期望有比现实更好更美丽的东西——这东西也就是他所说的辉煌的事物。与契诃夫有上面通信的前两年（一八九八），高尔基在短篇小说《读者》中他明白道出了自己对文学及其任务的意见如下： “文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仰，发扬他心中对真理的憧憬，同人间的卑劣斗争，善于找到人间优秀的事物，在他们的灵魂中唤醒羞耻，愤怒，刚毅，尽力使人变的崇高而有力，使人能够用美的整洁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不须多引，就是这两段话，高尔基——这出身寒微，幼小即受种种苦痛，流浪俄国各地，富于反抗心而老早便具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斗士的资格的他，当二十八岁文才已露的时期即已看得清，想得到，有上面的正确的有关文学任务的新见解。必须明白这一点，才能够细读他一生的伟大作品；才能完全了解他与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那些成名已久的俄国文人的迥异的特质。 契诃夫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他以小说戏剧的形式精细描绘出许多代表知识阶级和忧郁的空想者无力的性格的种种人物。他们富有的是感伤，缺乏的是正直强硬的战斗意志。对生活沉浮敷衍，对社会冷淡落寞。或者相信不须他们怎么挣扎努力，用什么方法几百年后这世界便会摇身一变而成为人间的乐园，会确立下美丽的合理的生活。契诃夫用轻冷的讽刺笔墨对这些昏昏然的冷淡角色描摹尽致，但作者的领域也止于此，他的艺术本质就是完全疲惫了的智力，和反应的精神之安稳的哀愁，这两者之间静的妥协。纵然他笔下有不少居心善良的勤劳者，而对于推倒当前的困苦，改造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毫无作用。不是姑息忍受，便是与现实妥协；否则把作为空空地寄托于光明的未来，像勉强聊以娱慰的“望梅止渴”地强自欺骗！其实是没了改革的实力，也把不住热烈坚定的信心，更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战斗表现。 可是事实所在俄国当一八八七年已有了三万多个企业，一百三十万的劳工，再过十年到一八九七年却有四万个的企业与二百万的工人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早已形成，而且是已有醒悟的。一八九六年后来的列宁格勒当时的彼得堡发生了那时大规模的同盟罢工，共有约三万工人参加，并且这样的罢工，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醒觉的心理的结合。对于文学创作赋予了一种时代的新力量，也就是在当时倾向于幻想与忧愁的知识阶级的一片疑云笼罩下的文学间突起了暴风雨刚刚来临的景象。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俄国的肥沃的文学园地里诞生出有力的富有光辉的新芽，高尔基便是从这有力的富有光辉的幼芽中坚强生长，与周围的摧残势力奋斗而终于成为高及云霄、根深入地的伟大的树株。 关于这位文学导师的无比的成就与对于俄国九十年代，以及大革命前后关于苏联文学的影响有好多人细密论及，在这里不须多说。单由他的剧本说起。当这个世纪的初年，高尔基对于戏剧特具热心，他集中精力创造剧本，而这个几年所写成与上演的戏可以概括地说十之九是对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写的。把他们的无聊生活，他们的颓废与狭隘的心思，他们的情绪只限于小小的个人主义的圈子中。他们的技能无所用；他们也不会好好地用，而仅管度着可笑又是可悲的生活。没有雄伟的力量，没有向新的社会迈步的勇气。更没有对于快要降临的巨风雷雨的感应。至于与人间的卑劣斗争有向前推进的志趣没有？没有。他们只是像一些偶尔聚合偶尔浮泛的臭水池上的轻萍；像是在血肉狼藉的食桌上一群嗡嗡的苍蝇，像一群饱食后在大树林中争噪的昏鸦。 高尔基于一八九九年发表了《福玛·高尔杰叶夫》，是实行他的第二期的文学运动的一部重要小说集。因为他既十分精细地把那时的各种社会集团予以解剖，又要在这些各个集团的人物之间，企图发现那为了人类而必须共同要走上去的合理的自由幸福的大道的社会的要素。高尔基在这个小说内以商人阶级第二代为题材，也显示出与商人福玛本人及其周围的人完全不同的工人，虽然工人的形象在这个小说里显露的还不太多，而他们的力量已经现出了。在《福玛·高尔杰叶夫》发表前两年（一八九七年）高尔基的有名作品《曾经为人的动物》，真是以富有小市民性的退职大尉克瓦尔达作主要描写的对象，这与《福玛·高尔杰叶夫》不同。他是流浪人，也是流浪汉的头目，他欢喜高谈空虚哲学与不可知的命运，他与教师们胡扯起来便觉得十分愉快，他对商人憎恶，因为商人是剥夺了生活的缘故。 高尔基以真确描绘与批判的眼光写出上述两种小说。还有一九○○年的《三人》，主角伊利亚是小市民出身，而努力从苟安的个人圈子中的趣味与空想出发成为首饰店主。一切生活起初他很感满意，可是时间稍久，他又有不满足的感想。老是天天呆在帐房里自觉不对，可是怎么样，既然没有见地，没有毅力，能创造出未来的新生活，又不安于当前，自然烦懑苦痛，这主角终以碰壁了却一生。 在商人阶级中，在空想的流浪人的社会中，在苟安而又时常有不安的心理的小市民阶级中，都不会找出能够作新社会的建设，或为未来而点起火把勇敢前行的人物。因此，我们的伟大作家更推广开向一般的知识分子注意，看看那些自觉高出他人之上的人物能否作为生活的建设者？高尔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与含有未来的光明希望的暗示力，便在上述几篇小说之后连续用戏剧形式发表了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暴露与批判的作品。 如《小市民》是一九○○年写的，又过两年便是著各的《底层（夜店）》，《消暑客》与《太阳的孩子们》发表于一九○五年，《野蛮人》与《仇敌》则是一九○六年的他的大作。 除却《底层》一剧，可说其他五种全是对知识阶层以及小市民的根性与其环境所造成的习惯加以适如其分的刻画，绝不用特别夸张。他们的真情，他们的行动，他们由于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聊以优游聊以混过自己也觉出是没有意义的时日的种种表现。总之他们的生活是布满了糊涂、懒惰、卑陋、意志薄弱、东西无定的毒菌难以拔除，难以洗涤。善疑空想，自大，看不起一切而又过着没意思的生活。他们的性格就在这样生活中互相变换，甚至周围的人也不易了解，可是无论怎样跳不出他们自己的圈子。还有的则想逃避生活，想象闭了眼睛离开争斗的人群而自觉内心的自由，可是这是妄想，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而深受着小市民性的支配与旧知识分子的掉空的意念。 然而高尔基除用戏剧形式对这类人予以鞭挞暴露外，还在每篇戏剧中有晶光闪烁的暗示。他以新生的一代与有了觉悟的工人显示出来的道路，显示新时代的种子的播散者，其中有敢于面向生活而想追求真理的少年男女，有以力相抗合起群体力量而争斗的工人——这在《野蛮人》与《仇敌》两剧中尤可看出。还由于那时俄国检查制度的严厉与戏剧的表现方法，这种人物的谈说与动作要观众与读剧本者的细心，不要只注意那些“反派”角色而忽视了作者的提示。作者在尽力描绘种种无聊与过着无目的与悲剧生活的人们，他却随时都在发掘出新人的形象，与新人的倾向于未来的革命斗争的热望，以及对于那些无聊者的深深憎恶，与对那种生活的抛弃。 因为谈及高尔基的《野蛮人》剧本，便接连说到他与他所赞美的契诃夫的戏剧之不同方向与不同的力量，因而也稍稍说到在他那几本戏剧发表时间不久以前的几部中篇小说，自然就把文字拖长。虽不是专论高尔基的戏剧的文字，但由《野蛮人》一剧说起，草草写成这一篇。至于谈谈《仇敌》一剧，拟俟过日，另为一文。 纪念鲁迅先生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十五年了！这些年来尤其是全国解放后，关于研究鲁迅遗著与阐发他的思想的文章年年增多，这是应该有的一个好现象。足见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对于文艺，对于思想，对于我们新文化的方向的指导，他的影响是怎样巨大，虽是他的死距今已经十五年，可是他所遗留下的著作、译述，与伟大坚强的精神则历久不朽，永有它的可宝贵的可尊崇、可学习与研究的价值。 鲁迅的一生，从开始以文章与世人相见始，他是一个一贯的坚强不屈的战斗者；是一个将他的身心完全贡献于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伟大指导者；是一个具有高度分析力批判力的思想家；是现代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导师之一；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 自然，我们考证他从幼小时候直至他在上海逝世的一生经过，详密研究他的著作以及他的思想的转变，谁也不能否认他那“如火如荼”的热诚，他那“一往无前”的勇敢与毅力，他那锐利明确的分析一切的观察，他那勤劳、奋迅、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工作的努力。但，他之所以能有这样可宝贵、可敬爱的热诚、勇敢与毅力、观察以及工作的努力，我以为全由于他一生是完全忠诚地实行了他的爱国主义，并把这样高度的爱国主义用各种形式的文章表达出来，献与全国人民。这其中自有他的忠实热烈的性格，也有与困苦危难搏斗的经验，也有随时随地受到的刺激，但可以说都是附因并非主因。主因还在他自青年的早期对热爱祖国的信念，与救护祖国的决心，早已扎下深根，坚固不拔，后来才能长成树木，开花、结果。 鲁迅在少年期所经历的不幸与对于旧社会的观感，已经使他具有了反抗与改革陈旧的因袭的封建主义的意念。而在勤于搜寻、抄录一些并不属于那时代的正统书籍的野史、杂记等书，以及对于故乡先贤中具有反抗精神与爱国精神的诗人学士的著作有特别爱好与崇念；再则，他曾亲身接触那时的农村社会，知道农民的痛苦与被压迫的情况。这些，都已使他在幼年时期受感深重，培植起爱国思想的萌芽。及至他十八岁由于憎恶与对他故乡的周围的人们的反感，决意离开绍兴，另走新路。便用他母亲张罗来的八元路费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不久，因不满意这个学洋务的学堂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自然，他也还不满意。现在我们查证鲁迅在南京的四年中，那时的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 当鲁迅十四岁那年正值甲午中日之战，七月一日两国宣战，第二年二月中国的北洋海军完全覆灭，日寇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强行占夺。这年四月满清政府投降于日帝国主义，订立了《马关条约》。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更大的一次对外作战的失败，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耀武扬威进攻中国的第一步。而当一八九八年，鲁迅初到南京那年，日本又对满清政府要求福建及沿海不得割让他国，而德帝国主义者已强占山东的胶州湾，筑路、开矿，法帝国主义则把广州湾强行租去。这些接二连三地丧权辱国的大事件，正表明各个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这片广大市场用明争暗斗的手段，进行分割，把要全中国逐渐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也就是这一年“戊戌维新变法”，中国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运动正式开始。可是，就连这种不彻底的改良主义运动己引起满清政府中的守旧派的不满，于是很快即被所谓“后党”扑灭，于是有六君子被杀，与康、梁逃亡的一连串事件。一九○○年是鲁迅在路矿学堂的第二年，有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攻陷京津的大事。至一九○一年，满清政府在势迫力逼，毫无反抗的快到崩溃的局面下，与帝国主义者订立了《辛丑条约》。鲁迅以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正在南京读书，当然，几年内这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个古老的中国已到了瓜分豆剖的关头，以他的热诚与对于国家社会的关念，岂能无动于衷？虽在这几年的学校生活中，鲁迅没有文章留传下来，而外面的热烈的激动与对他内心的启发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四年内，他反对满清皇朝的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思想，当然已深深地有了坚固的根基了。 由于他在校时读了好些译出的新书，尤其是严复译的《天演论》曾给予他颇大的影响。 及至一九○二年他考上官费往日本留学，直到一九○九年他回国在浙江任教，这些年来使他日益坚定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以及走什么途径方能达到这革命的目的，即在他，当时也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在同时他坚信文艺起的宣扬与启发的大力，可以更有效更普遍地治疗中国人的病根。所以，在一九○六年他便决心离开学过两年的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专心一志从事新文学的运动。这是他献身于文艺事业的最早期。据他自己的记述，在仙台医校时，起初是由于第一学年考试成绩颇好，惹起日本同学们的猜疑。认为这个中国学生所以考得好，是他们的先生——藤野先生在鲁迅的讲义上作了记号，“漏”了题目，于是向这位到异邦留学的失败国的青年提出警告，加以侮辱。后来虽经证明，真相大白，日本学生再也无的可说，可是这给鲁迅以何等刺激！至于第二学年因学校教细菌学，用影片显示，间映时事片子，这正是日本维新后施行“军国民”教育的新颖方法。正当一九○五年，是日俄战争终止的一年。据鲁迅所作《呐喊·自述》所述：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我那同学们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密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从此中止了医学的研究，投身于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他经过深刻的思考，他决定要以文艺表达他的爱国热诚，视文艺为他最好的，最有力的战斗武器，就这样决定了。这个决定是他的一个重大的也是有关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转折点。可以证明他的热切而深入的爱国思想是如何的时时刻刻萦绕心头，又如何地寻出最易达到启发、宣传、激动的效果的大道，而自己确是最合于作这样实践的工作的一个。 还有，我们从他对于章太炎先生的始终敬佩上，可以见出他对于富有革命精神与实际行动者的推崇，更可明了他对于那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怀抱着如何的热情与期望。 章太炎于一九○六年由上海出狱到日本，主持提倡革命的刊物《民报》，鲁迅对《民报》也是爱读的。又因他对章太炎的坚强的人格素来崇仰，便与几个朋友同往听章太炎讲学。据他后来的记述是：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章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很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即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在逝世不久以前，还追念太炎先生写出此文，足见他对于这位富有反抗与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老人具有深沉的怀念。虽因太炎晚年有些举动言论不满人意，而鲁迅从青年时对这位革命思想传播者，却认得很清楚。以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这样怀念并推崇章太炎，基本上是由于敬佩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坚定的人格与爱国的表现。 鲁迅从一九○六年春回到东京，决心从事文艺运动，到一九○九年六月回国任教止，这几年中他的著译文章，奠定了他以后创作与大量译述的基石。曾经发起策划专办一个名叫《新生》的文学杂志，因受到一般自觉为热血磅礴的青年的冷嘲热讽，以及由于担当文字的人与资本都已散去，遂致未能出刊。但就在这时期，鲁迅却为《河南》杂志写过四篇颇长的文章，即：《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 我们从这四篇大文章里可以具体地明了鲁迅那时的思想，与他对于爱国精神的发扬。原文俱在他的全集之中，为了节省篇幅起见，不可能多加引证。但《科学史教篇》末后，引法国丁达尔的话：“法国尔时，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可以证明一七九二年法国在内争外祸危急的时期，赖有人民强烈的爱国心与科学来挽回危机。《文化偏至论》乃对当时中国的“维新变法”与枝枝节节的“洋务运动”来一个总的批判。因为那时的封建统治者妄想用这些皮毛的方法维持他们对人民的统治权，并非真正有意想从根本上着手以救中国的危亡。他在这篇文章里，注重在要求群众的解放，群众的自由，达不到这个目的便无救于当前的危机。至《摩罗诗力说》一篇是鲁迅从文艺基点看出来的诗人的伟力。对于各国具有反抗精神与富有革命思想的诗人介绍、赞叹，希望古老的中国有这样的诗人出现。篇中对帮助希腊独立与强敌战争的拜伦尤多称美。 总之，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关于自己的民族革命的意志与希望，极为坚定，极为热烈。同时他勤于读、写，接受了欧洲进步的科学思想与革命文艺的影响，这就使他的爱国思想更打下了深固的基础。而在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的实际活动中，他也有所参加，在一九○八年曾加入过著名的革命政党“光复会”。 当他回国后刚刚三个年头，便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第二年，他应蔡元培先生的邀约任那时教育部的部员，直到一九二六年为军阀所迫，离开北京。 他为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政权反而被一般军阀、官僚拾去，而帝国主义者在这期间发纵指使，利用各系派私利的斗争，对中国更深远的伸出了各个侵略的魔手，鲁迅也曾因此而陷于失望与思想上的苦闷之中，他在那时，对于中国将来的革命也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及至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全世界为之震动，而方在一片混乱中的中国，也像在迷蒙的云雾里窥见了晴空的透影。中国工人阶级受了这个巨大影响与指导，以后将本阶级的力量逐渐充实起来，领导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鲁迅也因此存在着新的希望。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是中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虽有资产阶级——代表这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而实际领导者却是受了十月革命影响而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些青年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青年，同时也代表了工农群众。而如鲁迅这样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这个伟大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一直沉默了几年的鲁迅，开始以白话文写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出。这是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的创作；也是鲁迅对中国陈腐虚伪封建主义所发出的第一声呐喊；第一支猛烈而射中的力箭。 接着，他在《新青年》与当时的报纸上把他多年来所密切观察到的，精细观察到的，深深感愤到的，那些非人的脏污的有毒害的种种制度、混乱的思想，一概加以无情的与尖锐的攻击，表现出他那坚强的战斗力量。 他在那时，对旧社会的“五花八门”，由于封建势力造成的种种现象，如节烈、亲权，扶乩、打坐、国粹、安天乐命主张、虚无混纯的妄想，以至于后来的寡妇主义，“费厄泼赖”，无不揭露出它们的真相，与说明它们的病态。 鲁迅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烈的爱憎分明的唯物主义者，他毫没有那种旧日偏狭的浅薄的“爱国”观念。对一切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