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盘夫索夫》的构材

中国戏曲在事实与人物的安置上，大体可分两种（我说的是与历史有关的事实、人物，其完全出自空想的，不在其内）；一种如京剧中的《三国》戏，隋唐时的戏，某些《水浒》戏的剧目，其取材的十之七八是根据说书或小说，如《群英会》、《回荆州》、《取成都》等，一种则仅仅借用历史上的现成人物，就其行为，标示出群众的爱憎，完全虚构事实，把现成人物再加上艺术的塑造，如《打严嵩》便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在这一种的类型中，有的虽则借用现成人物，而在戏曲里却还要另外虚构出与真人物有关的主要脚色，加上虚构的事实，予以渲染，传达出公共的喜爱、愤怒，以及间接地对历史人物加以评衡，又不背那种人物的性格、行为的真实性。这与《打严嵩》的表现方法稍有不同。 以越剧的《盘夫索夫》为例，记得好多年前我头一回看这个戏的演出，认为虽然表扬严嵩的孙女，在那种家庭里勇于反抗，与遭难而想复仇的丈夫合作，但总觉得在题材上不免有些强扯。后来华东戏曲会演时又上演整理后的这个剧目，觉得另有道理。作者居心虚构严氏曾氏的后代关系，并非专为戏剧的巧合性，而是借以显示群众的好恶，从这一方面打击严嵩父子和赵文华的凶狠、恶劣。 当然，历史性的戏剧并不是把历史分毫不动地搬上舞台，小说、诗歌尚且不能这样，何况须要立体表演的戏剧。 这个剧目的整理本和原本比较，自然是后来者居上，在这里不专作讨论。我还是谈本事，以便有助于观众的了解，对这个剧目的创造或有更深的体会。 剧中严兰贞有无其人，（明人传奇里也有赞美严嵩的孙女，帮助一个少年解元逃出她父亲的陷害圈套的，如《飞丸记》。不过男的名字是易弘器，女的名严玉英。这与《盘夫索夫》或多少有些关连，但不重要。）无可考，即使严嵩有孙女，也当然不会有这种婚事。至于曾荣，据“华东地方戏剧丛刊第五集”，这个戏的前记说：“……明代嘉靖时，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权，构陷三边总制曾铣，曾铣之子曾荣逃亡在外，严之党羽鄢茂卿不察，将他收为养子，改名鄢荣；严嵩见其才貌出众，以孙女兰贞配与为妻”。不错，曾铣在嘉靖二十五年夏以原官（副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御敌有功，这就是剧目前记中所说的“三边总制”。他有才力，懂军情，善攻守，那时朱厚熜（嘉靖）十分夸奖他，赞许他上陈的恢复河套的八议，并且下了“今铣倡恢复议甚壮，其令铣与诸镇臣悉心上方略，予修边费二十万”的旨意（如曾铣上奏欲西自定边营东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筑边墙御寇费用，）曾铣又与诸边镇巡抚条上方略十八事，还是“优旨下廷议”，及至廷臣拍合这个反复无常的皇帝的旨意，回奏“一如铣言”时，朱厚熜忽而来了一个大转弯，“出手诏谕辅臣”，切言如无把握，不能按曾铣的话办此大事。于是事情变了，廷臣们再议时，得到皇帝意图的手诏，自然望风转舵。严嵩方与站在曾铣一边的辅臣夏言斗争，极言河套必不可复，说是以前拟旨褒铣他都没预闻，显然是夏言独断独行的事。这样才把曾铣逮到北京去问罪，又加上仇鸾的一段，严嵩遂替原在狱中的仇氏（以前是曾铣领兵时的部下，被曾劾奏下狱的。）草疏，说曾铣克扣军饷巨万，连带曾铣的儿子曾淳也下了狱。后来曾铣问斩，曾淳押狱追银，幸而没死。这就是剧中所写的曾荣？或许作者是指的曾铣的别的儿子？概无可考，也不必考。 倒是叙鄢茂卿坐船把曾荣救了上来，认为义子，改名鄢荣，这与鄢茂卿的官职多少有点关合，自然，编剧本的不需用这种关合，一样借用人物虚构故事。 按史传上的记载，鄢茂卿也是江西（丰城）人。在嘉靖三十五年他已升官到左副都御史了，可是早就巴结上严氏父子。恰值那时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汉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茂卿。……”他一手把住全国的盐政，自然是发财谋利的“泉源”，又有严氏的靠山，到处“市权纳贿”。他的奢华生活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他的罪恶多端连“虐杀不辜”都有。后来严嵩失势，他当然也被他人参倒，以赃银关系“戍边”充军，总算落了便宜。《盘夫索夫》中把他拉入作一个没出场的脚色，据曾荣在开场独白时说是他家被奸臣陷害，满门被斩，他改姓张，投奔杭州他的母舅。在路上遇见鄢茂卿的坐船失盗，把他也当窃贼捉住，及至看他清秀，认为义子，带往北京严府试验才学，又被严嵩看中，遂把孙女与他作配。剧作者转了好大的圈子，为的是要凑成曾荣与严兰贞的婚姻。观众对此信以为真的自是少数，好在这只为剧情发展与矛盾而造成的虚构背景，真假与否，在观众心目中无大问题。独有曾荣说鄢茂卿坐船失盗，这与鄢任盐政总理，时在江浙道上往来有点暗合吧。 至于赵文华比附严嵩，屡掌兵权，尤其是在江南一带种种行为自为广大群众深恨痛恶，所以在这个剧本中借严兰贞“索夫”的关系，把他刻画的十分狼狈，最后还得立了字据，恭送这对夫妇回去。是剧作者从正面对这个奸党的攻击，与对鄢茂卿的暗写不同。赵文华是浙江慈溪人，偏偏他得到严氏的信任，几次被任命到江南去防倭，一时江南浙江的文武大员都得听受他的指挥、参劾。他的为非作恶也是江浙一带的人民吃亏最甚。我以为在地方剧中像这个剧本从正面攻击赵文华是一特点，却偏偏又是越剧的老剧目之一，或与明代的浙江人民痛恨赵文华倚仗权势糟践地方有点关系。因为身受其害，知道得更为清楚的缘故，所以憎恶也分外强烈。这虽是我的臆测，却似乎不无道理？ 有关鲁迅的杂忆 从《阿Q正传》的初刊谈起 当初《阿Q正传》刚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时，作者署名巴人，除了孙伏园（他是《晨报副镌》的编辑）外，知道作者真名实姓的可说极少。从报上第一次披露了这一篇，由于题名、说明、本文的开首，便已惹起精细的读者的注意，我也是其中之一。试猜猜看：这不是一位青年新手的试作，不要说在那几十句短练的说明（所以叫做“正传”的说明），非读书无多的所能谈；就以本文回溯到辛亥革命以前，也不像青年学生所能下笔。当时凡是年纪比我们一辈大十几岁到二十岁能写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一类的，无论在南方或北方大都还可以知道。周启明的年龄差不多，但他向来不从事创作，文笔更不像；刘半农颇好写些杂文，也没见过他作的小说；至于其他一些人只管常写文章，却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读鲁迅作品略多（当时自然他还没有甚多的创作与杂文集子出版），从笔调与风格上看，大概是他？隔了没多日，与伏园见面，急急询问，果然不出所料。这倒无甚希奇，只要从《狂人日记》与当时《新青年》刊出的以唐俟署名的若干段杂文中融会、了解，就猜个大概。 我与几位朋友知道了这篇小说是鲁迅先生的新作，大多数读者却还弄不清楚。当时是每星期中有一天在《晨报副镌》上续刊一次，它吸引着青年读者，每周总盼望着刊出的那一天。我每到是日，早上收到《晨报》，照例先找《副镌》读过《阿Q正传》的续文再看其他。 记得第二年的夏天在上海，茅盾还谈起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第一次见到《阿Q正传》在北方报上刊出，也极为惊异。觉得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也猜测作者何人，也是每每盼着有这篇新小说的《晨报副镌》的寄到。足见《阿Q正传》刚刚在报上发表时，就惹起文艺界深切的注意。鲁迅的文笔、风格、见解，就是数百字的一篇杂文，到一个精细的读者目前，也会“耀眼生光”。使你看过以后，在脑子中总要经过一番融化、寻思。至于引起读者明正的爱、憎，深切的喜、恶，更不须提。 《阿Q正传》全部作品中包括的人物共有多少，某些人的行动如何，态度如何，心理状态如何，事件的叙述如何，……你读过一遍，不须用心去加强记忆，自会一一摆列目前，神态活现。作者虽着墨无多，可是人物都清楚得很，像一幅凸出纸面的速写，绝无模糊不清、可有可无之感。 以我读文艺著作的经验说，凡是好的、动人的、有价值的作品，即是仅仅读过一遍，也自深入中心，很难忘怀。如《红楼梦》、《水浒传》、《战争与和平》、《死魂灵》、《双城记》、《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等等名著，都有这份魔力，使读者不忍释手，与书中人物事件打成一片。这样才真正有了“刺”、“熏”、“浸润”、“启发”的作用，所谓移风易俗，所谓受其刺激——也就是文艺对读者起了最大的感化。《阿Q正传》的魔力正是如此。从它头一次在报纸上与读者见面，直到现在，它的魔力一直存在于字里行间，就在未来，它也是世界文学创作中的一篇不朽的作品。 有关恋爱的几句话 记不清是在一九二○还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是穿袷袍的时候，有一次与鲁迅先生晤谈，似是在他住的老房子里（北京八道湾）。那两年由于提倡男女同学，大学也对女学生“开禁”。“北大”与其他的几个大学，既已开了风气，而自由恋爱的空气在青年男女中也是盛极一时。可是有些“悲”剧也随之演出。如某些青年已经婚配，但新恋情殷，要离婚则家庭与社会都不易容许，因此有的便病死客舍，有的颠颠倒倒成了神经病患者。这是当时在北京各大学里成为“谈资”的新问题。那次我与鲁迅先生面谈，不知怎样忽然及此。他深深地吸着纸烟，脸色十分坚定地道：“为恋爱弄成神经病多没出息！为了达到自由恋爱的目的，要死，还不如日本人跳火山口，男女一同情死来得痛快！中国人这些地方便有些不中用。……”以上几句话虽因年岁久了，记不十分真切，大意却是如此。这种看法，这种口气，与鲁迅先生的思想、个性都有密切关联。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这几句话的神态，还清清楚楚，如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