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之间
类别:
其他
作者:
郁达夫字数:10494更新时间:23/03/02 14:26:34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象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
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憩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dreamsofred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之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直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这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状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海上通信
晚秋的太阳,只留下一金光,浮映在烟雾空蒙的西方海角。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更加红艳得可怜了。从船尾望去,远远只见一排陆地的平岸,参差隐约的在那里对我点头。这一条陆地岸线之上,排列着许多一二寸长的桅樯细影,绝似画中的远草,依依有惜别的余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返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只带着一道红圈。上薄寒浅冷的时候,是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我又上了这天涯漂泊的轮船。
以我的性情而论,在这样的时候,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伤里,满满的享受一场感伤的甜味。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使我自家感到自家的风尘仆仆,一事无成。若上举两事都办不到的时候,至少也应该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伟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这三种情怀,我一种也酿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龌杂乱的海轮中层的舱口,我的心里,只充满了几个人,才肯甘休。这愤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因为上船的时候,海关上的一个下流的外国人,定要把我的书籍打开来检查,检查之后,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宁的一册著作拿去。而是因为新开河口的一家买票房,收了我头等舱的船钱。骗我入了二等的舱位。
啊啊,掠夺欺骗,原是人的本性,若能达观,也不合有这一番气愤,但是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酥教的上帝一样,若受者不平,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我的女人曾对我说过几次,说这是我的致命伤,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改不过这个恶习惯来。
轮船愈行愈远了,两岸的风景,一步一步的荒凉起来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愤,却终于渐渐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
天色暗了下来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怀中在那里咿唔学语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还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涛,你若能这样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恼。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阳光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污泥深处去,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
啊啊!这些感伤的咏叹,只能博得恶魔的一脸微笑,几个在资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将要拿了我这篇文字,去佐他们的淫乐的金樽,我不说了,我不再写了,我等那一点西方海上的红云消尽的时候,且上舱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这是日本人所说的yakez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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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鲁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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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之夜
黝黑的天空里,明星如棋子似地散布在那里。比较狂猛的大风,在高处呜呜地响。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断。汽车过处,或天风落下来,阿斯法儿脱的路上,时时转起一阵黄沙。是穿着单衣觉得不热的时侯。马路两旁永夜不熄的电灯,比前半夜减了光辉,各家店门已关上了。
两人尽默默地在马路上走。后面一个穿着一套半旧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纺绸长衫。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着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都是失业者。
“你上哪里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的问穿长衫的说。
穿长衫的没有回话,默默地走了一段,头也不朝转来,反问穿洋服的说:
“你上啊里去?”
穿洋服的也不回答,默默地尽沿了电车线路在那里走。二人正走到一处电车停留处,后面一乘回车库去的未次电车来了。穿长衫的立下来停了一停,等后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长衫的身边的时侯,停下的电车又开出去了。
“你为什么不坐了这电车回去?”
穿长衫的问穿洋服的说。穿洋服的不答,却脚也不停慢慢地向前走了,穿长衫的就在后面跟着。
二人走到一处三岔路口了。穿洋服的立下来停了一停。穿长衫的走近的穿洋服的身边,脚也不停下来,仍复慢慢地前进。穿洋服的一边跟着,一边问说:
“你为什么不进这岔路回去?”
二人默默地前去,他们的影子渐渐儿离三岔路口远了下去,小了下去;过了一忽,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三岔路口,落了天风,转起了一阵黄沙。比较狂猛的风,呜呜地在高处响着。一乘汽车来了,三岔路口又转起了一阵黄沙,这是立秋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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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缨花开的时候
约莫到了夜半,觉得怎么也睡不着觉,于起来小便之后,放下玻璃溺器,就顺便走上了向南开着的窗口。把窗帷牵了一牵,低身钻了进去,上半身就象是三明治里的火腿,被夹在玻璃与窗帷的中间。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而现在却已经是深沉的午夜了,这些吃慈善饭的人,实在也太没有良心,太不负责任,太没有对众生的同类爱。幸而这病,还是轻的,假若是重病呢?这么的一搁,搁起十几个钟头,难道起死回生的耶稣奇迹,果真的还能在现代的二十世纪里再出来的么?
心里头这样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额部抵住了凉阴阴的玻璃窗面,双眼尽在向窗外花园内的朦胧月色,和暗淡花阴,作无心的观赏。立了几分钟,怨了几分钟,在心里学着罗兰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无为的牺牲者,养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贤人!”
直等怨恨到了极点的时候,忽而抬起头来一看,在微明的远处,在一堆树影的高头,金光一闪,突然间却看出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来。
“啊吓不对,圣母马利亚在显灵了!”
心里这样一转,自然而然地毛发也竖起了尖端。再仔细一望,那个金色十字架,还在月光里闪烁着,动也不动一动。注视了一会,我也有点怕起来了,就逃也似地将目光移向了别处。可是到了这逃避之所的一堆黑树荫中逗留得不久,在这黑沉沉的背景里,又突然显出了许多上尖下阔的白茫茫同心儿一样,比蜡烛稍短的不吉利的白色物体来。一朵两朵,七朵八朵,一眼望去,虽不十分多,但也并不少,这大约总是开残未谢的木兰花罢,为想自己宽一宽自已的心,这样以最善的方法解释着这一种白色的幻影,我就把身体一缩,退回自己床上来了。
进院后第二天的午前十点多钟,那位含着神秘的微笑的牧母又静静儿同游水似地来到了我的床边。
“医生说你害的是黄疸病,应该食淡才行。”
柔和地这样的说着,她又伸出手来为我诊脉。她以一只手捏住了我的臂,擎起另外一只手,在看她自己臂上的表。我一言不发,只是张大了眼在打量她的全身上下的奇异的线和色。
头上是由七八根直线和斜色线叠成的一顶雪也似的麻纱白帽子,白影下就是一张肉色微红的柔嫩得同米粉似的脸。因为是睡在那里的缘故,我所看得出来的,只是半张同《神曲》封面画上,印在那里的谭戴似的鼻梁很高的侧面形。而那只瞳人很大很黑的眼睛哩,却又同在做梦似地向下斜俯着的。足以打破这沉沉的梦影,和静静的周围的两种刺激,便是她生在眼睑上眼睛上的那些很长很黑,虽不十分粗,但却也一根一根地明细分视得出来的眼睫毛和八字眉,与唧唧唧唧,只在她那只肥白的手臂上静走的表针声。她静寂地俯着头,按着我的臂,有时候也眨着眼睛,胸口头很细很细的一低一高地吐着气,真不知道听了我几多时的脉,忽而将身体一侧,又微笑着正向着我显示起全面来了,面形是一张中突而长圆的鹅蛋脸。
“你的脉并不快,大约养几天,总马上会好的。”
她的富有着抑扬风韵的话,却是纯粹的北京音。
“是会好的么?不会死的么?”
“啐,您说哪儿的话?”
似乎是嫌我说得太粗暴了,嫣然地一笑,她就立刻静肃敏捷地走转了身,走出了房。而那个“啐,你说哪儿的话?”的余音,却同大钟鸣后,不肯立时静息般的尽在我的脑里耳[口宏][口宏]地跑着绕圈儿的马。
医生隔日一来,而苦里带咸的药,一天却要吞服四遍,但足与这些恨事相抵而有余的,倒是那牧母的静肃的降临,有几天她来的次数,竟会比服药的次数多一两回。象这样单调无聊的修道院似的病囚生活,不消说是谁也会感到厌腻的,我于住了一礼拜医院之后,率性连医生也不愿他来,药也不想再服了,可是那牧母的诊脉哩,我却只希望她从早到晨起就来替我诊视,一直到晚,不要离开。
起初她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含着微笑,量量热度,诊诊我的脉,和说几句不得不说的话而已。但后来有一天在我的枕头底下被她搜出了一册泥而宋版的baudelaire的小册子后,她和我说的话也多了起来,在我床边逗留的时间也一次一次的长起来了。
她告诉了我soeursdecharite(白帽子会)的系统和义务,她也告诉了我罗曼加多力克教(catechisme)的教义总纲领。她说她的哥哥曾经去罗马朝见过教皇,她说她的信心坚定是在十五年前的十四岁的时候。而她的所最对我表示同情的一点,似乎是因为我的老家的远处在北京,“一个人单身病倒了在这举目无亲的上海,哪能够不感到异样的孤凄与寂寞呢?”尤其是觉得巧合的,两人在谈话的中间,竟发现了两人的老家,都偏处在西城,相去不上二三百步路远,在两家的院子里,是都可以听得见北堂的晨钟暮鼓的。为有这种种的关系,我入院后经过了一礼拜的时候,觉得忌淡也没有什么苦处了,因为每次的膳事,她总叫厨子特别的为我留心,布丁上的奶油也特别的加得多,有几次并且为了医院内的定食不合我的胃口,她竟爱把她自己的几盆我可以吃的菜蔬,差男护士菲列浦一盆一盆的递送过来,来和我的交换。
象这样的在病院里住了半个多月,虽则医生的粗暴顽迷,仍旧改不过来,药味的酸咸带苦,仍旧是格格难吃,但小便中的绛黄色,却也渐渐地褪去,而柔软无力的两只脚,也能够走得动一里以上的路了。
又加以时节逼进中夏,日长的午后,火热的太阳偏西一点,在房间里闷坐不住,当晚祷之前,她也常肯来和我向楼下的花园里去散一回小步。两人从庭前走出,沿了葡萄架的甬道走过木兰花丛,穿入菩提树林,到前面的假山石旁,有金色十字架竖着的圣母像的石坛圈里,总要在长椅上,坐到晚祷的时候,才走回来。
这舒徐闲适的半小时的晚步,起初不过是隔两日一次或隔日一次的,后来竟成了习惯,变得日日非去走不行了。这在我当然是一种无上的慰藉,可以打破一整天的单调生活,而终日忙碌的她似乎也在对这漫步,感受着无穷的兴趣。
又经过了一星期的光景,天气更加热起来了。园里的各种花木,都已经开落得干干净净,只有墙角上的一丛灌木,大约是蔷薇罢,还剩着几朵红白的残花,在那里妆点着景色。去盛夏想也已不远,而我也在打算退出这医药费昂贵的慈善医院,转回到北京去过夏去。可是心里虽则在这么的打算,但一则究竟病还没有痊愈,而二则对于这周围的花木,对于这半月余的生活情趣,也觉得有点依依难舍,所以一天一天的捱捱,又过了几天无聊的病囚日子。
有一天午后,正当前两天的大雨之余,天气爽朗晴和得特别可爱,我在病室里踱来踱去,心里头感觉得异样的焦闷。大约在铁笼子里徘徊着的新被擒获的狮子,或可以想象得出我此时的心境来,因为那一天从早晨起,一直到将近晚祷的时候止,一整日中,牧母还不曾来过。
晚步的时间过去了,电灯点上了,直到送晚餐来的时候,菲列浦才从他的那件白衣袋里,摸出了一封信来,这不消说是牧母托他转交的信。
信里说,她今天上中央会堂去避静去了,休息些时,她将要离开上海,被调到香港的病院中去服务。若来面别,难免得不动伤感,所以相见不如不见。末后再三叮嘱着,教我好好的保养,静想想经传上圣人的生活。若我能因这次的染病,而归依上帝,浴圣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悦就没有比此更大的了。
我读了这一封信后,夜饭当然是一瓢也没有下咽。在电灯下呆坐了数十分钟,站将起来向窗外面一看,明蓝的天空里,却早已经升上了一个银盆似的月亮。大约不是十五六,也该是十三四的晚上了。
我在窗前又呆立了一会,旋转身就披上了一件新制的法兰绒的长衫,拿起了手杖,慢慢地,慢慢地,走下了楼梯,走出了楼门,走上了那条我们两人日日在晚祷时候走熟了的葡萄甬道。一程一程的走去,月光就在我的身上印出了许多树枝和叠石的影画。到了那圣母像的石坛之内,我在那张两人坐熟了的长椅子上,不知独坐了多少时候。忽而来了一阵微风,我偶然间却闻着了一种极清幽,极淡漠的似花又似叶的朦胧的香气。稍稍移了一移搁在支着手杖的两只手背上的头部,向右肩瞟了一眼,在我自己的衣服上,却又看出了一排非常纤匀的对称树叶的叶影,和几朵花蕊细长花瓣稀薄的花影来。
“啊啊!马缨花开了!”
毫不自觉的从嘴里轻轻念出了这一句独语之后,我就从长椅子上站起了身来,走回了病舍。
一九三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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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我们因为在日本住的日子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日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以常识及平时的谈吐,修养,抱负来看,总以为文士是日本的优秀分子,文人的气节,判断力,正义感,当比一般人强些。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暴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点色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会引起我这一段感慨来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读到了《日本评论》三月号上的一篇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的创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义的立场来批评的。文人对于作品中模特儿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来提出抗议的。但是,至少至少,对于事实的歪曲、诬蔑,总也应该在一个不超过常识的范围以内才对,使用挑拨离间的策略,也应该不远离开艺术家的立场才对。
让我先来介绍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亚细亚之子》的内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在十七八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流亡在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共过了十余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来学的是医学,他的妻子,本来是大学里学助产的看护学的。儿女也已长大了,大约两个已经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的中国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他了。这姓郑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国最高领袖的密谕,去煽动他回国来作抗日的宣传的。
终于芦沟桥事件勃发了,汪一个人便悄然留下了给妻与子的遗书,逃回了中国。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日的宣传。
最后他发见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报复的牺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他的老友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于是他就翻然变更,要求日本人容许他去作救济华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个日本式的医院,在倭寇保护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日本去作汉奸的技巧。至于中国人的人格呢,对男人则说是出卖朋友的劣种,如姓郑者之所为,对女人则说是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爱人之所为。
介绍了这一篇劣作的内容之后,读者大约总也已经可以明白我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娼妇还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平时变化莫测的日本女人,如林房雄之类的行动,却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一个时候,即使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卵袋,原也应该,倒还可以原谅。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
当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说的。我们有我们的理知与判断,我们亦有我们的矜持,我们决不愿意像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谀的漫骂。日本老作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还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坚作家如鹿地亘及其他的诸非战作家,更加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文士了。我们对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作
原载1938年5月14日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