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宋代文学

**** **** **** 　概说 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北方的北汉，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西南的后蜀等一一收服或讨平，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叠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据说，宋太祖赵匡胤还在“微时”就吟过些踌躇满志、表现其宏大志向的诗，诸如咏日的“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的“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陈岩肖《庚溪诗话》）之类。但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他自比初日实是过甚其辞，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 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一贯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 以军权的高度集中为核心，宋代皇帝还通过削弱和分散宰相的权力，严密控制地方官，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通过建立直属朝廷的财政管理系统、司法系统，实现了财权和司法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历史是个多面体。宋王朝虽然长期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它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稳定的。尽管朝臣间的所谓“党争”时起时伏，民间的造反也从未平息，但确实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而这一种特点，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习惯了“汉唐盛世”的说法，但实际上，疆土狭小，国威不振的宋代，也有很多值得后人引为骄傲的地方。譬如说，在宋代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中，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传播方面，印刷业开始真正发生重大的作用，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扩大；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仅仅通过纸币的使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最早的）、通过《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也能够感觉得到；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多种笔记中关于士大夫及民间生活的记载，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代人们对于生活享受的前所未有的考究；宋代学术，不管怎样去评价它，它的思想方法的精深细致，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研究者对于宋代文化的一般成就普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有根据的。 至于说到文学，则需要同时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城市经济也有更明显的发展，这对促进文学的繁盛起着积极的作用，并造成若干新的特点；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的精神气质，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下面，我们还是首先从最基本的问题——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心境说起。 宋代社会一个显著特点，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凡此种种，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从理论上说，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由科举逐步攀升，成为高官（实际上当然还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这倒不是虚言，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 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即使不受贿赂不刮地皮，也吃用无忧，就连堪称清廉自觉的王禹偁，也承认“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更不必说天天吃鸡舌汤的吕蒙正和夜夜拥妓豪饮的宋祁。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人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很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鼓励文人仕进，设立许多职位以安置他们，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宋初时宰相赵普收到钱俶十瓶沙金的贿赂，正巧被宋太祖撞见了，吓得惶恐谢罪，宋太祖只是一笑，让他无妨收下，并扔下一句话：“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宋史·赵普传》）这其实是由轻蔑而来的宽容。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唐代那种自由议论、各抒己见、展示才情的考试方法固然难以确立取士的规范与标准，但宋代这种考试方法，则更有碍于思想的自由。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有时甚至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强大的势头，清楚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趋向，并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从庆历年间以来内忧外患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振兴国运，他们希望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新设计，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括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说：他们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作为宋代社会中坚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种思想性格上的特点，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打算轻率地提出肯定或否定，在这里也不加讨论。但如果单从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它的不利方面无疑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跃的情感、直接来之于生活的亲切感受、富有个性的自由创造，乃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根源。文学正是凭借着这一种生命力，与社会已形成的规制相抗衡，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学相当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明代祝允明说“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自然是偏激之论，不必作为客观的诗歌评论来引用，但他所看到的，正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道德，当然是文学中重要的主题。 问题是这一主题的表现，究竟出于个人对社会本身的真切感受与真切认识，还是出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代表政权意向的理性观念，两者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宋代文学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继承“诗以讽谏”、“文以明道”的观念，把文学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于是就有了“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的感慨和“敦谕词臣，兴复古道”（范仲淹《奏上时务书》）的呼吁，而朝廷也鼓励文人“务明先圣之道”、“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形式的诗文中常常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不能说这些作品都没有真诚的情感，但确实有不少模式化的悲天悯人、堂皇冠冕的表述，让人感觉到虚伪成分的存在。而且，由于过多地表述规范化的政治观与道德观，这一类诗文既缺乏对社会陈规的冲击力，也显得沉闷和不堪重负。 在辽、西夏、金、蒙古轮番向宋王朝发起进攻、多次对宋王朝的存在带来绝大危险的时刻，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这也是宋文学的一个特点。 应该说，这一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不尽相同。因为，在这一类作品中，作为政治姿态的成分要少些，真实的忧患与激情要多些。但即使如此，同类作品之间仍有区别。像辛弃疾词所表现的人生欲望与情感，就要比陆游的诗复杂得多。 总的来看，宋代文学创作还是相当繁盛的，在许多方面也确有新的发展；而且，由于宋代文人所处的相对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给了他们创作的闲暇，使他们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无的精致和细腻。对这些成就应给予充分的评价。但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那些现象，却对宋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倘若把唐、宋、元三代文学联系为一个流程来看，不能不说宋代的文人文学是处于衰退的状态。 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这一点从宋代论诗的著作大盛上也能得到证明。 由于一方面宋代文人的性格已经与唐代文人有很大不同，又一方面，唐诗作为一个难以企及的诗歌巅峰也在他们心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撇开宋初沿袭晚唐五代诗风不说，到了宋人有意识地开辟自己的诗风的时代，他们就不能不特别小心地在唐诗之后绕开烂熟的套路去别开生面。只不过，唐诗的影响实在太大，宋代文人没有可能完全绕开前代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别搞一套。毕竟都是写诗，沿袭传统也毕竟可以作为创新的基础，于是，他们便着意选择了两种唐人虽已开创但尚有开拓余地的路数。一是打散诗歌的节奏、语脉，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等待读者来体验感悟其中的韵味；二是紧缩诗歌的节奏、语脉，使诗歌向拗峭瘦硬方面再进一层，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的句式引入诗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组合、意脉结构引发读者的探究与惊异。他们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加上机智与用心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让人仿佛嚼橄榄似地咀嚼其中的深意。因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有人提起宋诗就以为宋诗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或以为它平淡流畅，或以为它拗峭瘦硬，其实各说对一半，宋诗中两种风格并存，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代表其全体。只是在这两种诗风背后，都有宋人深刻的心思、复杂的心境、细腻的感觉，倒和唐人大不一样。宋代诗歌恰恰就是以这两种语言技巧、两种诗歌风格及其背后的深刻、复杂、细腻摆脱了唐诗的笼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评价，往往因个人爱好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大致激情发越者多喜唐诗，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但不管怎么说，宋诗毕竟也另辟了一片天地，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不应否认的。 在宋代，词的意境、形式、技巧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五代词虽然从艺人的歌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完全独立并取得与诗体抗衡的地位，却要有待于宋代诗歌“言情”功能的衰退与让位。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个人那些不那么正经和荣耀的情怀不宜于在“言志”的诗中宣泄，而在词中却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词为艳科”、“词为别体”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宋词逃避伦理准则的审查的免战牌和保护伞。虽这种保护也是有限的，却使词得以承担唐诗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风月”的功能。正是由于宋诗的缺陷，使得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了较之前代更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仍不像诗那样崇高庄严，实际上它已经赢得了与诗相当的文学地位。 由于在传统上，词与乐歌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更为贴近，宋词的正宗家数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怀，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考究得多。从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一流词人虽然很被现今文学史家贬斥，但在宋代却是词家正脉。他们恪守词的传统，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虽然他们也受了诗歌风气的影响，有的趋向平易流畅，有的追求清空恬淡，有的着意雕饰典雅，但终究保持了词家本色当行的特点，维系了词作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的传统。当然，宋代还有另一流词人，并不理睬诗与词习惯上的分界。这些词人，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苏轼、辛弃疾，原本是气概豪雄、不受羁勒的人物，他们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在各个方面作自由畅达的表现，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业已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谑语都写入词中，仿佛把花旦青衣换成了乡间村姑，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词人，常常会把词写得粗糙无味。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散文，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曾有很显著的发展。 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而且，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较唐代尤盛，他们所受的束缚也更大。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这种束缚中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们既需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则，又需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他们都有些不合适了，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散文风格。 在抵制了极端的道统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韩愈、以生涩险怪为特征的文风之后，宋代散文开始走上自身的道路。在文体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不过相较于韩、柳之文，可以感觉到北宋诸大家散文的感情强度及语言的张力是有所减退的。 但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无论韩柳还是欧苏，尽管他们标榜儒道，却还是文人气过重；他们的文学追求仍然有害于道。 因此随着理学渐盛，宋代散文也不得不走向衰落了。而自唐宋古文受到程朱等人的攻击，后起的所谓“古文”如明之“唐宋派”、清之桐城派，都沾上一股道学气息，并非直承唐宋古文一脉了。 一直到宋代为止，正统的文人文学仍旧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某些深刻的变化，在宋代已经发生了，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古代文化烂熟时期又是一个向近世文化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就是这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它开始直接地影响了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的嬗变与演进。 文人文学中诗、词、文的传播便与这一现象有关。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的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买卖兴隆，其实都反映了流通的加速与拓展。文人的作品有时也会成为这种流通中的商品，因而越出了孤芳自赏的小天地而走向众人传观的市场。例如曾巩《苏明允哀词》称三苏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种广泛的传播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文人的圈子内。商人为了赢利，常选择迎合读者趣味的名家作品来粗滥地刊刻，曾使得苏轼跌足而叹，毫无办法（见苏轼《与陈传道》）。这虽然未必投合文学家之心意，但也无意中张扬了他们的声名，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北宋汴京相国寺书肆、南宋临安陈道人书铺、尹家书籍铺等，实际上成了文人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成了文学传播的中心。又如城市中的歌楼酒馆也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之一。汴京与临安都有官库酒楼与市楼，其中多有歌妓唱曲侑酒，前者“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后者则贩夫走卒百业杂工，无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词唱曲，使文人词不胫而走，在这种极为迅捷的传播中取得了与诗匹敌的地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传闻或不免有所夸张，但歌妓集资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说明他的词在城市消费集中处的传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在柳词中表现出的市俗情趣，也正显示着文人文学的一种新趋向。总之，纸张成为普通的商品、印刷术的普及、书肆的活跃、大众娱乐的发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传播，传统文学不再是少数阶层的专利，而出现了一个普及化的进程。同时，随着这种普及进程，一大批本来被摒除在文人文化圈外的下层读书人、商贾市民，也追时趋势地加入到文人文学的创作界来，这就有可能改变文人文学的内容、思想、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江湖诗人聚集于书商陈起周围的现象。书商陈起出资刊刻诗集，使一大批本来诗风未必尽同的文人聚在了一道，并互相影响形成所谓“江湖诗派”；而江湖诗派的诗歌内容、思想与情调显然又与传统颇有违异，倒与世俗口味逐渐靠拢。诗歌与商品如此密切地结缘，商人如此有力地左右了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它表现了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对文学的影响。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更直接地刺激了市民文学的兴盛。据宋人笔记记载，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称为“瓦舍”、“勾栏”的娱乐场所，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最流行的是说话。吴自牧《梦粱录》和耐得翁《都城纪胜》均载有当时的“说话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尽管现在已无法看到真正出于宋人的话本（以前视为宋元话本集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造），但在各种书籍记载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宋代民间说话艺术的繁盛情况和说话的许多名目；元代所刻讲史话本的内容有些显然在宋代就已流传，明人的小说话本集中有些作品也保留了源出于宋人之作的痕迹。所以虽然现在无法对宋代白话小说作出具体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宋代宫廷和瓦舍勾栏中都有杂剧的演出，脚色已增至四人或五人，其表演虽以“滑稽唱念”为主，但已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见《梦粱录》），比较唐代“参军戏”一类简单的滑稽表演有了明显的进展。《武林旧事》记录有宋官本杂剧戏目二百八十种，都没有剧本留传下来，也可能当时就没有确定的文学剧本。但作为成熟的戏剧——元杂剧的前身之一，宋杂剧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另外，南宋时期在温州一带流行的南戏，也是中国戏剧的重要源头。 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白话小说与戏剧，在宋代尚未取得特出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宋代的文人对此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从事这方面的创作。但由于在社会中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显露出来。而到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增长，随着一些优秀文学家的直接参与，小说与戏剧不断走向成熟，进一步占领了文学市场，汇入了文学的主流。 这种情况也说明文人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和同步发展的关系。 由于资料的缺乏、分辨的困难，也是从叙述的方便考虑，我们将把宋代小说与戏剧的情况归并在元代文学的有关章节中介绍，在这里仅从总体上加以简单的提示。 与宋王朝同时存在的辽和金政权统治地区的文学，习惯上也归于宋代文学的范围。但由于前人的不重视造成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辽金文学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简单说来，辽、金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以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所以，用汉文写作诗歌散文，在辽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汉族文人，他们在这方面的素养并不比南宋文人差。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名家的不多，但至少像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南宋诸大家相提并论的。而由于辽金文人受儒学的约制毕竟不像宋朝文人那么严重，他们的文学观念以及创作也较少拘禁。当宋朝文人的创作转向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方向时，辽金文人的作品仍较多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这种特色一直延伸到元代。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保持着同样的步调，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特别在戏剧方面，沿袭宋杂剧的金院本更接近成型。陶宗仪《辍耕录》记录金院本戏目近七百种，虽然也没有剧本留存，但从名称来看，它所涉及生活范围已相当广泛，其中有不少内容为元杂剧所继承。元杂剧的直接来源是金院本，元初几位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也都是由金入元的。所以，绝没有理由轻视辽金文学——特别是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 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 北宋统一以后，在文化包括文学方面，并没有立即带来显著的变化。北宋前期的诗歌，大体依然是晚唐五代最盛行的三大流派——以浅俗平易为特点的白居易体、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的姚、贾体和以绵密富丽为特点的李商隐体并立的格局。只是这几种风格又互有渗透，畛域不那么清晰而已。宋初的词，大体也是沿着晚唐五代词的方向自然地延伸，而更接近南唐的风格，一般说来，篇幅较小巧，语言也比较清新晓畅。 唯一例外并引人注目的是，自晚唐五代以来几乎已经中断了的古文运动在北宋初期就开始复兴。这主要是因为文章在政治和伦理方面具有更直接的实用性，所以如柳开、穆修等文人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必要途径而为之大声疾呼。但他们的功利意识过于强烈而对散文的艺术性方面几乎无所注意，因此在当时也没有带来太大的改变。 不过，这种纷乱的文学状况毕竟启示着一个新的变革时代的到来。文学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表现，既然宋代文学不能够追溯初盛唐那种明朗、闳放的气势和自由、高昂的力度，它必然要找到适合于时代心理的形式和风格。实际上，在宋初王禹偁的诗文中，一些新的苗头已经在显露出来，只是在短时期中其影响还不大。 ------------------ 第一节　北宋初期诗歌的三大流派 北宋最初一个阶段，诗人效仿白居易诗体曾经成为一种风气。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徐铉和王禹偁，正如《蔡宽夫诗话》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但过去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王禹偁描叙为似乎是有意识与“西昆体”对抗的诗人，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不但白体诗的流行很早，而且当《西昆酬唱集》问世而使“西昆体”广泛流行时，王禹偁已经去世了。 徐铉（916—991）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本是南唐末年的重臣，那时南唐受着宋王朝的压迫，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后随李后主降宋，虽然做到散骑常侍，但言行不能不十分谨慎，心情也始终是压抑的。他在痛苦中挣扎，只好求宁静于山水，求解脱于佛道，或在繁忙的交游宴饮中排遣愁闷，总算维持着心理的平静。有《骑省集》。 徐铉的诗大多有一种索寞中略带怅惘的情愫，他把这种情愫写得很淡，语言也是清淡自然的，少有生涩的地方，如《登甘露寺北望》： 京口潮来曲岸平，海门风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见日影，舟过江中闻橹声。芳草远迷扬子渡，宿烟深映广陵城。游人相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 这诗可以推断是写于南唐覆灭后。末二句用“橘迁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表现对江南故国的依恋。但全诗大半部分只是在写一片萧索迷蒙的景色，看不出很强烈的情绪；末二句也是借“游人相思”着笔，不正面写自己。此外，像《和钟郎中送朱先辈还京垂寄》的“春愁尽付千杯酒，乡思遥闻一曲歌”，《九日落星山登高》的“黄花泛酒依流俗，白发满头思故人”等等，大抵都浅切流丽。也许是他生长于江南的缘故，他也写有若干首《柳枝辞》一类的拟民歌，虽不像民歌那样朴素俚俗，语言还是通畅浅易的，如： 老大逢春总恨春，绿杨荫里最愁人。旧游一别无因见，嫩叶如眉处处新。 白居易后期的诗，在清淡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雍容闲散的心情，北宋初崇尚白体的诗人，也常有这种情况。如曾两度拜相的李昉就是一个例子，他常用随意闲谈的笔法，写出绝无焦灼苦闷的心境。而徐铉的情况并非是如此的。他只是努力求得平静，排遣苦闷，内心实际是失意而灰暗的，这种心境总是会在某种触景感伤时显露出来。再则，徐铉也是一位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他在写作那些清丽流畅的白体风格诗篇时，对声律、字句和意象的选择，都比较讲究，这在前面举出的例子中是可以体会到的。而有些五言诗，更有精致细巧的一面，例如《和明道人宿山寺》中“磐声深小院，灯影迥高房”，《临石步港》中“吹浪游鳞小，黏苔碎石圆”，《寄从兄宪兼示二弟》中“断云惊晚吹，秋色满孤城”等诗句，都于自然浅近中加入了推敲锤炼之功，并且呈现出幽逼的意境，这又带有贾岛诗派的特点。 在宋初学白居易诗风的诗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为白体所缚、能写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又三次受黜外放，晚年曾任黄州地方官，故又称“王黄州”。 他为人刚直，怀有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来自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敢于说话。他自称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在第三次遭贬斥去黄州时，还是很不服气地寄诗给当权者说：“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有《小畜集》。 出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王禹偁写下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如他在京任谏官时所作《对雪》，从寒冬大雪无公务、一家团聚饮酒落笔，写到自己因此而想起“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在此酷寒天气中会是如何艰辛，最后归结到自责：自己身为谏官，却并未充分尽责，实是“深为苍生蠹”。还有贬官商州时所写的《感流亡》，描述一户因旱荒而从长安流亡到商州的贫苦人家的艰难情形，最后同样归结到自己仕宦十年，无所作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应该因被放逐而悲叹。这种构架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是已经出现过的。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类诗歌，我们会感觉到这些诗的感动力要差得多。这是因为：第一，诗人对自己表示同情的对象的心情并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优秀作品中那样具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显得干枯；第二，诗歌的后半部分归结到自身时，在自谴中显示出很强的自我表白意味，实际上这成了诗歌的重心；第三，这些诗在艺术上往往有些粗糙，表达“意义”的欲望比抒发情感的要求显得更加强烈。所以说，这一类诗固然有其可贵之处，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上述特点，在后来的宋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真正能反映王禹偁诗歌艺术造诣的，还是那些描绘山水景物、抒发内在情怀的作品，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这二首诗作于商州，王禹偁当时一方面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老庄哲学来宽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怀个人命运的不幸。前一首中“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以拟人手法写自然景物，使之带有生动的趣味，这种写法在唐代还不多，在以后的宋人诗词中渐渐多起来，所以值得注意。 二首诗的结句，虽着眼点不同，但都是试图把苦闷加以淡化，也已表现出宋诗的理智倾向。这二首诗的写法很有白居易诗的特点，语言浅切，叙述从容连贯，层次清楚，没有突兀惊人的意象，也没有跳荡的表现，色彩鲜明但并不浓腻。诗中的对句，虽工整却颇为自然，让人感到亲切而不吃力。王禹偁诗常是这样浅易流畅、娓娓道来，而颇有情味的，像《初入山闻提壶鸟》中“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刘博士》中“下岸且寻甘露寺，到城先问惠山泉”等等，可举的例子很多。他在《冯氏家集前序》中所赞扬的“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畅的风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风格。 另一方面，王禹偁也吸收杜甫诗的某些特点。据说，他儿子说他的诗与杜诗相似，他便喜不自胜，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他还说过“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甫备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偁诗中常可以看到杜诗的痕迹，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 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 诗写羁旅中的孤独凄凉之感和对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内涵与杜甫的诗近似，那种严谨的、开合变化的结构，起伏顿挫的格律、工整的对仗、情与景的相互衬托，都与杜诗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诗那样沉郁有力，气象壮阔。而比起率意浅切、舒缓流畅的白体诗来，它显得结构紧密多变化，语言上经过更多的锤炼。其实，就是前面所举出的《村行》和《寒食》，虽说学杜诗的痕迹没有《新秋即事》这样明显，但也是写得比较细致而又曲折和含蓄的，并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再泛吴江》、《今冬》，七绝《杏花》、《春居杂兴》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贺裳说他“虽学乐天，然得其清，不堕其俗”（《载酒园诗话》）。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么可以说：王禹偁虽羡慕白居易的放达，却学不到白居易后期那种闲适自在，内心总有拂不去的苦恼；虽敬仰杜甫的为人，却也学不到杜甫的执着与激情，故其诗风亦依违于两人之间。 北宋初年，白体是许多人喜爱的诗歌风格，但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它浅近易学、流利爽滑，所以不免写成顺口溜似的缺乏诗味的作品。欧阳修曾举“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为例，讥笑达官贵人“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六一诗话》），徐铉与王禹偁则在学白居易的同时，汲取了其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点。尤其王禹偁，对北宋下一代诗歌风气，在多方面具有开启的意义。 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与所谓“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其中除了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很冷落，又需要显示“不事王侯”的清高，所以写这种诗也就颇为自得。 贾岛一派诗歌的特长，在于对所描绘对象的细致体察和新颖巧妙的语言表现，北宋初这一派诗人也在这一点上煞费苦心。如魏野的《冬日书事》中“松色浓经雪，溪声涩带冰”，不但对仗精整，“浓”、“涩”两处“诗眼”的表现力也确实很强；他的《书逸人俞太中屋壁》中“洗砚鱼吞墨”之句，是常人注意不到的景象，极小巧之妙。九僧之一惠崇的《池上鹭分赋得明字》中“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两句，据说他曾“默绕池径，驰心杳冥以搜之”（见僧文莹《湘山野录》）。这两句写鹭鸟的活动，一动一静，互相映衬；后一句写出在一片灰暗的烟霭中呈现白鹭的一点亮色，给人以醒目之感，难怪惠崇对此很自负。 在这一批诗人中，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而《梅花》（一作《山园小梅》）则是他的代表作：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其中“疏影”、“暗香”一联，素来被誉为“警绝”。首先，作者从水中的倒影写梅，从虚处着笔，这就多一重意味，便于渲染静寂的气氛。疏淡的梅枝横出斜逸于水上，香气在空中若有若无地浮动，前者打破了纵的图式，形成视觉上的平衡，富有画面之美，后者又打破视界的局限，给人以身临其境似的飘渺之感。而“水清浅”与梅枝的配合，更显出苏轼《书林逋诗后》所谓“神清骨冷”的情趣；“月黄昏”与暗香的配合，也更显得朦胧清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清雅超逸的意境，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意趣。但从全诗来看，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鸣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北宋初这一批追踪贾岛的诗人，对后代宋诗在语言上喜欢翻奇出新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大多有以下几点毛病：一是意象单调。《六一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僧一起分题咏诗，提出不许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字眼，“于是诸僧皆搁笔”，由此可见他们生活情趣的偏狭。二是形式呆板。他们效仿姚、贾，所作以五律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对仗的中间二联上，句式大体是前两句为二一二，后两句为二二一，而把单音节处作为“诗眼”，格外加以琢磨。由于他们生活狭窄，才气有限，常在同流前辈的诗里乞讨，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并不多。像“多”或“全”与“半”的搭配（希昼《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会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简长《送僧南归》“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入”的使用（惠崇《访杨云师淮上别墅》“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送迁客》“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等等，都成了套路。三是诗中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所以色彩比较单一。 李商隐一路的诗歌风格，在宋初也有人效仿。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僚，以文学为显示才学与身份的手段，在唱酬应和时往往写一些深婉绮丽、多用典故的诗篇，在表面特征上很容易向李商隐诗的方向靠拢。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所羡，所以这种诗在上层有相当的影响。到真宗时期，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为首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使这种诗风进一步流行起来。正如当时人所记载：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引《丹阳集》）大中祥符二年（1009），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如《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贾体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赡开阔之优。而且，西昆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如一般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如刘筠、杨亿等七名馆臣以《汉武》为题的唱酬诗，即是针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而以汉武故事借古讽今。刘筠一首如下：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匏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此诗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实，包涵丰富的内容，并无堆垛之病；语言典丽，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隐的诗实在很难学。它的表面特征很强烈，只要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能把握，而李商隐那种深刻的思想、炽烈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所形成的诗歌的张力，却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这些佳作也难以同李商隐的诗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诗而写诗，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杨亿写《夜宴》，便是用些“绮宴”、“芳罍”、“飞舄”、“珠喉”、“薄云”、“流雪”之类的辞藻，除了显示富贵的生活氛围和高雅的文化素养，再无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贫乏的。 在下一阶段，西昆体遭主张诗文变革的人们的集中攻击，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西昆体确有很大的弊病，而这种诗体出于朝廷馆阁诗人之手，在社会中的影响又特别大，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这和道统文学观的日渐强化相抵触。 ------------------ 第二节　北宋初期的词 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词撰一词”（《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而不是正面向社会表现自己人格、情操、抱负的文学形式，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突破。 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也许，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诗歌上，所以留下的词作数量较少。而词的风格，往往和各人的诗歌风格有些近似。如钱惟演的词，也像西昆体诗一样辞采华丽，注重于外表的雕饰，如《玉楼春》以“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写新竹，真是金碧辉煌，却实在毫无意趣。而寇准的《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结构很精致，视线从春天的远景拉回到画堂的中景，再拉到妆台的近景，然后又从倚楼人的极目长眺拓开去，构成一个回环往复的变化，写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怅苦闷。 在这批作者中，王禹偁可以说是胸襟比较开阔的一个，他的《点绛唇》虽说篇幅小，境界却颇为远大，是北宋初期词中的佳作：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写登高临远，视界广大，以此衬托出末句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词《相思令》，则是语言朴素，多少保存了民间曲子的生活气息：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这一时期，宋词的创作尚未进入兴盛阶段。但有一点仍可以注意到，即晚唐五代词中那种对男女之情的热烈大胆、有时很直露的表现，在北宋初期词中已经看不到了，这终究还是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变迁。 ------------------ 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映于文学，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在北宋初就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只不过，这里也存在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虽强调“道”的至高地位，但对于“文”仍有相当的重视。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继承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他自己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补亡先生传》）他是以维持道统不堕的一代新教主自居。穆修（979—1032）字伯长，他比柳开小三十多岁，但思想与柳开很相似，也是以继承韩柳的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 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穆修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答乔适书》）。 这种批评即使也有一点积极意义，但他们所要引导的方向，却是另一个更严重地束缚文学生机的极端。他们的主张大体是崇道与尊韩。“崇道”的旗号说来是历史很悠久的了，但具有文学爱好的人，总是要把这一理论原则的内涵多少加以扩充，以便为文学的审美性质与抒情性质留下余地，自刘勰至韩愈等都是如此。而柳开、穆修的“崇道”，则完全限制在宣扬封建政治与道德准则的范围，甚至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写的议论说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说教。“尊韩”当然是和“崇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又把韩愈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而把他作为道学家的一面加以强调，如穆修说：“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叶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唐柳先生集后序》）其实这和韩、柳的情况都是不尽相符的。在文章风格方面，由于他们没有韩柳那样的才气和个性，只是很机械地反骈文而行，人为地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僻，因而很难吸引人。所以，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柳开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穆修也说自己的古文被人视为“语怪”，被人“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答乔适书》）。 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于是在《答张扶书》和《再答张扶书》中谈了一通自己对文章的看法。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提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传道”与“明心”并论，实际上就是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他们所主张的广泛。同时，他又提出，文既然是传道义明心迹的，就不应该“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而应该“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论上，后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与影响，却把柳开、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为宋初文风改革的开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论及五代文体薄弱后便说：“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邵伯温《闻见前录》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这是因为：在宋代文学尤其散文中，道统文学观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而柳开、穆修的创作虽无所成就，甚至谈不上是文学家，但他们对于“道统”的鼓吹却远比王禹偁积极有力。后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学渊源时，首先不是从散文艺术，而是从“道统”的意义上去寻找一个连结韩愈、柳宗元与自己的中介环节。创作现象常常是复杂的，而理论的归纳往往会被简单化，这是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 ------------------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并因此引起广泛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斗争。宋代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形成不同于前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这种情形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虽立国未久，统一、安定和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就已开始消失，各种危机都已显露出来——对西复、契丹作战不利，使得版图原本狭小的王朝面对外部的强大压迫；冗官、冗兵难以缩减，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间一再发生反抗活动，使政府疲于应付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其次，中国历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这时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自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成为风气。再有，宋王朝虽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却也同时利用佛、道，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而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既需要争取和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需要对儒学本身加以适当的改造。于是，所谓“变旧更新”成为时尚，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倡导变革者，具体主张并不一样，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重心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既维持这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权而又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庆历革新”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纯正的社会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内化来克服社会矛盾（由此形成了刘敞、欧阳修、二程等人对儒学的改造）。 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上述作家中，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够吸引许多优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文学上又具有一种包容和调和的能力，能够在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中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因而成为这一场文学变革的名副其实的领袖。而苏轼既与这一文学变革相联系，又有超出这一变革之主旨的较为豁达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 ------------------ 第一节　道统文学观的盛张 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坛上很有势力的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以震动人心，二是不仅涉及古文与骈文之争，而且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石介的《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本来，西昆派的文学是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