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工作

 关于竹枝词 七八年前曾经为友人题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写过一篇小文，上半云：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余年，则最久矣。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白门，无物作纪念也。”去年冬天写《十堂笔谈》，其九是谈风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品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分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这些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艺林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河山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不忍舍弃，其人又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与《梦忆》，都是此例。其三是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后者则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纪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遗，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 上边两节虽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主，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诗化吧。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此后作者甚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余言，又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垞《棹歌》第十九首云： 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 “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谈胡俗 萧伯玉《春浮园偶录》，在崇祯三年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条下有一则云： “读范石湖《吴船》《骖鸾》诸录，虽不能如放翁《入蜀记》之妙，然真率之意犹存，故自可读。惟近来诸游记正苏公所谓杜默之歌，如山东学究饮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也。”《入蜀记》多记杂事，有《老学庵笔记》的风格，故读之多兴趣，如卷四记过黄州时事，八月二十一日条下云： “过双柳夹。回望江上远山重复深秀，自离黄虽行夹中，亦皆旷远。地形渐高，多种菽粟荞麦之属。晚泊杨罗洑。大堤高柳，居民稠众，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又卷一之金山寺榜示，赛祭猪头例归本庙，卷五之王百一以一招头得丧，遂发狂赴水几死，诸事皆有意思，更多为人所知。石湖记行诸录自较谨严，故风趣或亦较少，唯在三录中我读《揽辔录》却更有所感，这是乾道六年八月使金的纪事，元本二卷，今只存寥寥数叶，盖是节本，不及楼攻媿的《北行日录》之详，但因此得见那时北地的情形，是很有意义的。八月丁卯即二十日至旧东京，记其情状云： “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案《北行日录》卷上记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入东京城，十日条下有云： “承应人各与少香茶红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自二帝北狩至乾道初才四十年，中原陷没入金，民间服色行动渐染胡风，观二书所言可知其概，唯民情则仍未变，《北行日录》记十二月八日至雍丘即杞县，有云： “驾车人自言姓赵，云向来不许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纵观。我乡里人善，见南家有人被掳过来，都为藏了，有被军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又《老学庵笔记》卷二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习俗转移，民间亦难免，但别方面复自有其不变者在，此在放翁石湖攻媿诸君亦当察知，而深以引为慰者也。 两年前的秋天我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汉文学的前途”，后边附记里有这样的一节话： “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维系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亦甚寻常，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史书，见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是而已。”当时我是这样想，中国幸亏有汉字这种通用文字，又有以汉字能写下来的这种国语，得以彼此达意，而彼此又大抵具有以儒家为主的现实思想，所以能够互相维系着，假如用了一种表音的文字，那么言语逐渐隔绝，恐怕分裂也就不可免了吧。这个意见现在还是如此，虽然在欧洲民族里也尽有言语宗教以至种族相同的，却仍然与同族分离，倒去和别民族合组国家，有如比利时等，可见这例在西洋也不能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国这总是联系的一部分原因，又一部分则或者是民众的特殊性格，即是所谓一盘散沙性吧。这句话想不出更好的说法，说来似乎很有语病或是矛盾，实在却是真的。因为中国人缺少固执的粘性，所以不分裂与不团结是利弊并存的。有权力的或想割据，讲学问的也要立门户，一个个的小团结便形成一块块的小分裂，民众并无此兴趣，但也无力反抗，只得等他们日久坍台，那时还是整个的民众。这正如一个沙堆，有人拿木板来隔作几段并不大难，可是板一拿开了，沙还混作一堆，不像粘土那么难分开，分开之后将板拿去也还留下一道裂痕。或者说是沙还不如用水来比喻，水固然也可以被堤所隔绝，但防川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水总要流动，要朝宗于海是他无目的之目的，中国人民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倾向着整个的中国动着。德国性学大家希耳息菲耳特在东方讲学旅行记《男人与女人》里，拿中国与印度比较，说中国的统一和复兴要容易很多，因为他没有印度那样的社会阶级与宗教派别的对立。这话很增加我们的勇气，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的一句警告，关于治病的宜忌指示得很明白。 上边这趟野马跑得有点远了，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范石湖他们所说的胡俗吧。当时他们从临安走来，看见过淮北衣装异制，或语音微改，不禁伤叹，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来切实的一查考，这些习俗的余留似乎也很是有限。诸人记行中所记是南宋初期的事，去今已远，又都在开封一带，我们不曾到过，无从说起。且以北京为例，少加考察。燕云十六州自辽迄元历时四百四十年，沦陷最久，至满清又历二百七十年，建为首都，其受影响应当很深了，但自民国成立，辫发与翎顶同时销除，普通衣服虽本出胡制，而承袭利用，亦如古来沿用之着靴着袴，垂脚而坐，便而安之，不复计较其原始矣。清末革命运动勃兴，其目标殆全在政治，注意礼俗方面者绝少，唯章太炎先生或可以说是唯一的人。太炎先生于民国二年秋入北京，便为袁世凯所羁留，前后幽居龙泉寺及钱粮胡同者四年，其间曾作《噀伧文》，对于北方习俗深致笑骂，可以考见其意见之一斑。此文似未曾发表，亦本是游戏之作，收在《文录》卷二中，寒斋所有一本乃是饼斋手录见贻者，前有小序曰： “民国二年，北军南戍金陵，间携家累，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弥年以来，夭殙相继。昔览《洛阳伽蓝记》，载梁陈庆之北聘染疾，杨元慎水噀其面而为之辞，今广其义而噀之。”案杨元慎原文见《洛阳伽蓝记》卷二，严铁桥编《全后魏文》中未收，嘲弄吴儿语虽刻薄，却亦多隽，可谓排调文之杰作。太炎先生被幽于北京，对于袁氏及北洋政府深致憎恶，故为此文以寄意，而语多诙谐，至为难得。如云： “大缠辫发，宽制衣裳。呷啜卵蒜，唼嗍羊肠，手把雀笼，鼻嗅烟黄。”又云： “眙目侈口，瓮项大瘤，毡袍高履，胡坐辕辀。梆子起舞，二簧发讴。”关于妇女有云： “高髻尺余，方胜峨然，燕支拥面，权辅相连，身擐两当，大屣如船。长襦拂地，烟管指天。”这里所说乃是旗装妇女的形状，现在全已不见，只有旗袍通行于南北，旗女的花盆底则悉化为软底鞋矣。民初尚存大辫，至张勋败亡后此种胡俗亦已消灭，只吃灌肠一事或者还可以算得，其他不过是北方习俗，不必出于胡人也。我们翻阅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点心有萨齐玛是满洲制法，此外也还多是古俗留遗，不大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并没有什么，虽然有些与别处不同的生活习惯，只是风土之偶异而已。明永乐是个恶人，尝斥名之曰朱棣，但他不怕胡俗之熏染，定北京为首都，在百无可取之中，此种眼光与胆力实亦不能不令人佩服，彼盖亦知道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耶。 关于红姑娘 日前校阅《银茶匙》，看到前编二十四节讲庙会里玩具的地方，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红姑娘，这是一种野草的果实，生得很好玩，是儿童所喜爱的东西。据说在《尔雅》中已经说及，但是普通称为酸浆，最初见于《本草》，陶隐居曾说明过他的形状，《本草衍义》里寇宗奭却讲得更详细一点，今引用于下： “酸浆，今天下皆有之，苗如天茄子，开小白花，结青壳，熟则深红，壳中子大如樱，亦红色，樱中复有细子，如落苏之子，食之有青草气。”明周宪王《救荒本草》也说得好： “姑娘菜，俗名灯笼儿，又名挂金灯，《本草》名酸浆，一名醋浆，生荆楚川泽及人家田园中，今处处有之，草高一尺余，苗似水莨而小，叶似天茄儿叶窄小，又似人苋叶颇大而尖，开白花，结房如囊，似野西瓜，蒴形如撮口布袋，又类灯笼样，囊中有实如樱桃大，赤黄色，味酸。”鲍山《野菜博录》卷中所记大旨相同，唯云一名红灯笼儿。此外异名甚多，《本草纲目》卷十六李时珍说明之曰： “酸浆，以子之味名也。苦蘵，苦耽，以苗之味名也。灯笼，皮弁，以果之形名也。王母，洛神珠，以子之形名也。”红姑娘之名盖亦由于果实之形与色，此在元代已有之。张心泰著《宦海浮沉录》中有塞外鸟兽草木杂识十一则，其第一则云： “《天禄识余》引徐一夔《元故宫记》云，棕毛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今京师人家多种，红姑娘之名不改也。乔中丞《萝摩亭杂记》卷八，北方有草，其实名红姑娘，见明萧洵《故宫遗录》。今北方名豆姑娘者是也。崞县赵志，红姑娘一名王母珠，俗名红梁梁，囊作绛黄色，中空，有子如红珠，可医喉痛。《归绥志略》云，即《尔雅》所谓葴也。”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十一酸浆条案语中引《元故宫记》，又云： “燕赵彼姝，披其橐鄂，以簪于髻，渥丹的的，俨然与火齐木难比丽。”元迺贤诗，“忽见一枝常十八，摘来插在帽檐前。”则以为常十八亦即是红姑娘，不知确否。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作于清末，中有云： “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案赤包儿即栝楼，斗姑娘当初不明白是甚么植物，看上文豆姑娘的名称，可见这就是酸浆，虽然其意义仍不可解，豆与斗二字不知那个是对的。（或当作逗？）综结各种说法看来，大概酸浆的用处除药料以外，其一是玩，其二是吃，现今斗姑娘这名称之外普通还称作豆腐粘。但是在日本，儿童或者说妇孺爱酸浆的原因，第一还是在于玩，就是拿来吹着玩耍。据有些用汉文写的日本书籍来引用，如《本朝食鉴》卷四云： “酸浆，田园家圃皆种之，草不过二三尺，叶如药匙头而薄，四五月开小花，黄白色，紫心白蕊，状如中华之杯，无瓣但有五尖，结一铃壳，凡五棱，一枝一两颗，下悬如灯笼之状，夏青，至秋变赤，壳中一颗如金橘而深红，作珊瑚色。女儿爱玩，去瓤核吹之，嚼之而鸣作草蛙之声。或盐渍藏封，为冬春之用，以为庖厨之供，或贮夏土用（案，土用者土王用事，在夏中即伏天也）之井水，渍连赤壳之酸浆子，至冬春而外壳如纱，露中间之红子，似白纱灯笼中之火，若过秋不换水则易败也。”又《和汉三才图会》卷九十四上云： “按酸浆五月开小花纯白，盖亦白色，蒂青，武州江户，丰后平家山，河州茨田郡多出之，宿根自生。小儿除去中白子为虚壳，含之于舌上，压吹则有声，复吹扩则似提灯。其外皮五棱，生青熟赤，似绛囊，文理如蜻蛉翅而不柔脆。盐渍可久贮。”这里特别注意细密，如说白纱灯笼中之火，又说文理如蜻蛉翅膀，都很有趣味，又一特色则说到儿童怎样吹酸浆子，盖平常一提到酸浆，第一联想便是如上文所说的鸣作草蛙之声，据说原语保保豆岐意思即是鼓颊，虽然这在言语学者或者还未承认。吹酸浆子是中流以下妇女的事情，小女孩却是别无界限，她们将壳剥开，挑选完全无疵的酸浆子，先用手指徐徐揉捏，待至全个柔软了，才把蒂摘去，用心将瓤核一点点的挤出，单剩外皮，这样就算成功了，放在嘴里使他充满空气，随后再咬下去，就会勾勾的作响。不过这也须要技术，不是随便咬就行的。小林一茶有一句俳句，大意云：〔咬〕酸浆的嘴相是阿姉的指教呀。这里如《草与艺术》的著者金井紫云所说，并无甚么奇拔之处，也没有一茶那一路的讽刺与飘逸，可是实情实景，老实的写出。这样用的酸浆普通有两种，一稍大而色红，日本名丹波酸浆，即中国的红姑娘，一小而青，名千成酸浆，意云繁生，中国不知何名，姑称为小酸浆，此外有海酸浆，那就不是植物的果实了。辛亥年若月紫兰著有《东京年中行事》二卷，卷上有一节讲卖酸浆的文章，说及酸浆的种类云： “在店头摆着的酸浆种类很多，丹波酸浆不必说，海酸浆部门内有长刀，达磨，南京，倒生，吹火汉等等，因形状而定的种种名称。有一时曾经流行过很怪相的朝鲜酸浆，现在却全然不行了。近时盛行的有做成茄子，葫芦，鸽子这些形状的橡皮酸浆。所有这种酸浆，染成或红或紫各种颜色，排列在店头，走近前去就闻到一阵海酸浆的清新的海滩的香味，觉得说不出的愉快。闻了这气味，看了这店面，不论东京的太太们或是小姑娘，不问是四十岁的中年女人，都想跑上前去，说给我一个吧。”海酸浆从前说是鲎鱼的蛋，后来经人订正，云都是海螺类的蛋壳，拿来开一孔，除去内容，色本微黄，以梅醋浸染，悉成红色，有各种形相，随意定名，本系胶质，比植物性的自更耐久，唯缺少雅趣耳。橡皮酸浆更是没有意思，气味殊恶劣，不及海酸浆犹有海的气息，而且又出于人为，即使做得极精，亦总是化学胶质的玩具一类而已。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续草木虫鱼之一。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嶔崎，除衖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坦夷如砥，井里嘉叹。”《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阛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霁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遝，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遝仍如旧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联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傍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傍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子算了。俗语云，挜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联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这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灯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龛，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七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再谈禽言 禽言诗盖始于宋朝，这几百年里作品颇不少，但是写得好的却是难得看见。光绪己卯观頮道人即杨浚编刊《小演雅》，集百禽言为一卷，又以鸟自呼名，鸟声及通鸟语等分为续录，别录，附录各一卷，以木活字印行，寒斋幸得有一册。大抵为禽言诗者多意主讽刺，然而不容易用的恰好，往往得到这两种毛病之一：抓住题目做，不免粘滞，而且又像是赋得体，此其一。离开题目，又太浮泛了，令人觉得何必硬要做这一篇，此其二。本来禽言多出于勉强，说穿固未免杀风景，却也是实在的事。陆以湉著《冷庐杂识》卷六有禽言一则云： “黄霁青观察禽言诗引，谓江南春夏之交，有鸟绕村飞鸣，其音若家家看火，又若割麦插禾，江以北则曰淮上好过，山左人名之曰短募把锄，常山道中又称之曰沙糖麦果，实同一鸟也。余案此鸟即布谷，《尔雅》所谓鳲鸠鴶者，是也，《本草释名》又有阿公阿婆，脱却布袴等音。陈造《布谷吟》序谓人以布谷为催耕，其声曰脱了泼袴，淮农传其言云郭嫂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个，人以意测之，云云。吾乡蚕事方兴，闻此鸟之声以为扎山看火，迨蚕事毕，则以为家家好过，盖不待易地而其音且因时变易矣。”王济宏《箨廊琐记》卷五记鸟声云： “李国扬，鸟声也，俗传国扬不知何许人，贩茶六安，客死不归，其妻化为是鸟，黔翼绀喙，形似鸲，啼呼之声甚苦，吻际往往出血。朅来飞鸣麻埠杨家店等处，昼则呼李国扬，夕则呼天黑了，音甚了了。茶春始至，迨买茶客散，而此鸟亦不知何往。及余来蜀中，乡间亦有是说，细审乃是子规。昔蜀人思望帝，闻子规鸣，皆曰望帝也，故蜀人以子规为望帝所化。合俗说乃知鸣者自发其响，而听者各绎其音，亦如割麦插禾，阿公阿婆之类，俗说纷纭，方言传讹，无足深辩云。”这本也是老生常谈，鸣者自发其响，听者各绎其音，故禽言多因地或至因时而异，只要绎得有意思有风趣，也是很好的，无论用作诗料，或当作民间传说去看。可惜这不大多，《小演雅》的一百个题目强半是强勉的，有点意思的不过十分之一，如泥滑滑，提壶卢，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割麦插禾，婆饼焦等，至于附属的传说更是缺少。姑恶这一种似乎最可以有故事讲了，可是据东坡《五禽言》的自注，也只是说，“姑恶，水鸟也，俗云妇以姑虐死，故其声云。”婆饼焦项下，杨君注曰俟考，所引诗第一首是梅尧臣的《四禽言》，其词云： “婆饼焦，儿不食。尔父向何之，尔母山头化为石。山头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这里边显然藏着故事。钱沃臣《乐妙山居集》，《蓬岛樵歌》续编中有一首云： “婆饼焦兮婆饼焦，儿不食兮空悲号，生恨不为抱儿石，千年万年无相抛。”注云： “婆饼焦，禽言。俗传幼儿失怙恃，养于祖母，岁饥不能得食，儿啼甚，祖母作泥饼煨于火以绐之，乃自经，而儿不知也，相继饿毙，化为此鸟，故其声如此。《情史》又云，人有远戍者，其妇从山头望之，化为鸟，时烹饼将为饷，使其子侦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往见其母化此物，但呼婆饼焦也。《谈荟》又云，鸣于麦秋，曰婆饼焦，儿不食。余读书于山寺，常闻此鸟，声甚悲惨。邑南乡有抱儿石，宛然慈母之乳子。”案象山地方俗说甚为悲苦，是本色的民间传说，有老百姓的真情存在，与儒生在书房中所造者不同。《情史》所说便多支离处，但梅圣俞的诗似即根据此说，可知相传亦已久矣。 商廷焕《味灵华馆诗》卷五中有《补禽言》二首，小引云：“余读禽言诗，见其语多讽刺，殆托鸟言以警世，使闻者知戒而已。但鸟之鸣也，土人以意测之，而各有不同。吾粤有黄雀者，春间鸣于园林城市之中，其音云大荷包。又有山鸟者，春夏之交栖于岩谷，其音云走不起爬爬。皆《禽经》所未备，爰作二章以补之。”乾隆中无闷居士著《广新闻》卷四中又有家家好一则云： “客某游中峰，时值亢旱，望雨甚切，忽有小鸟数十，黑质白章，喙如凫，鸣曰家家叫化，音了如人语。山中人哗曰，此旱怪也，竞奋枪网捕杀数头。天雨，明日此鸟仍鸣，听之变为家家好，家家好矣。”因晴雨不同，禽言的解释亦不同，这是常有的事，最显明的例即是鸠鸣。鸠在吾乡称为野鹁鸽，亦云步姑，文人则曰斑鸠，范寅《越谚》卷上翻译禽音之谚第十五中记之曰： “渴杀鸪，渴杀鸪。呼雨。 挂挂红灯，挂挂红灯。呼晴。”此两种呼声小时候常常听到，觉得很像，也颇应验。又记燕子鸣声云： “弗借呒乃盐，弗借呒乃醋， 只要呒乃高堂大屋让我住住。”呒乃者，方言谓你们。此数语音调呢喃，深得燕语精神，又恰是小儿女语，故儿童无不喜诵之者。猫头鹰夜叫，若曰掘汪掘汪。汪者小坑，道路凹处积水汪荡，掘汪联想到埋葬，故闻者甚为忌讳，唯山中人习闻，亦不以为意。又一则云： “得过且过。早鸣。 明朝爬起早做窠。暮鸣。”此盖从寒号虫的得过且过引伸出来，意在用以讽刺懒惰的人，但寒号虫越中无此物，无从闻此啼声，或云亦是鸠鸣，因传说鸠性拙不能营巢，故为此语耳。冯云鹏《红雪词》乙集卷一有禽言词二十二首，其中亦有新题目，可以增补，但惜少说明也。 “一，折鸟窠儿晒。二，修破屋。通沙间有此鸟声，张萼辉为予言。三，叶贵了。浙土有之，俗名天燕子。四，锅里麦屑粥。报麦鸟声，通邑多有之。五，半花半稻。予在狼山侧闻之，农人告语，是鸣半花半稻也，肖甚。六，桃花水滴滴。桃花鸟声，其类甚小，予于石渚闻之，至则桃花水发矣，故土人译其音云。”这些题目都颇好，有兴致补咏禽言者大可利用，但是更有意思的则因其出自民间，有些可以看出民众生活的反映，故尤宜为留心民俗的学人所珍重也。 乙酉，夏至节。 关于遗令 蒋超伯《麓澞荟录》卷四，有遗令一则云： “六朝人最重遗令。《南史》王秀之传，遗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则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纯，至欲以多声相乱，魂如有灵，吾当笑之。 张融传，遗令曰，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吾生平之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 顾宪之传，遗令曰，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施几席，惟下素馔，勿用牲牢。孔子云，虽蔬食菜羹瓜祭，必斋如者，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 孙谦传，年九十二，临终遗令曰，棺足周身，圹足容棺，旐书爵里，无曰不然，旒表命数，差可停息，直就轜床，装之以，以常所用者为魂车，他无所用。 沈麟士传，遗令云，含珠以米，单衣幅巾，既殡不复立灵座，四节及祥权铺席于地，以设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复尔，亦不须旐。成服后即葬，作冢令小，后祔更作小冢于滨，合葬非古也。不须轜车灵舫魌头也，不得朝夕下食。 《北史》韦敻传，以年老预戒其子等曰，吾死之日可敛旧衣，莫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尔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蔬素，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为受。 以上各说未尝非达观，乃陶贞白遗令，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烦杂殊甚，非高遁之风矣。”案陶隐居虽以神虎门挂冠得名，其人实道士耳，所著书唯关于《本草》之别录差有意义，若《真诰》则是鬼画符，非迷则妄矣。大抵关于此事唯信神灭者始能彻底安于虚无，次则学佛老者亦庶几以淡泊为旨，若方士既求长生，其看不透正是难怪。六朝末的颜之推著《家训》，有《终制》一篇，文情均胜，可为学佛者之一例，其中云： “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殓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时，属世荒馑，家涂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无砖。吾当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至于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粮罂明器，故不得营，碑志旒旐，弥在言外。载以鳖甲车，衬土而下，平地无坟，若惧拜扫不知兆域，当筑一堵低墙于左右前后，随为私记耳。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干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亲友来餟酹者，一皆拒之。汝等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随力所至，勿刳竭生资，使冻馁也。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同是学佛人而意见稍有不同者，则有李卓吾，但他已是明季的人，前后相去已有千年了。据李氏《续焚书》载其遗言，系七十六岁时在通州所书。文云：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后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予心之为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若实与予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殁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这遗言的对象大概是几个从人，故其言直捷了当，只指示埋葬事宜，不说及祭祀，由此亦可知卓吾之去儒入释，目的与削发住寺相同，其归心之程度与颜君殆有异也。葬法极佳，唯墓碑似太大，在万历时价当甚廉，故亦未可算费耳，至云板复抬回以还主人，颇有幽默之味，想见卓老此时情意透彻，已是炉火纯青之候，故涉笔成趣，为各家遗令所未曾有。卓吾写遗言之翌月，闰二月廿二日乃为张问达所劾，以惑世诬民被拿，三月十六日卒于狱。遗言后汪本钶附记云：“闻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难，竟殁于镇抚司。疏上，旨未下，当事者掘坑藏之，深长阔狭及芦席缠盖，讵意竟如其言。此则预为之计矣，谁谓卓老非先见耶。”李卓吾太重情理，一肚皮不合礼教的，随时发泄，终于为守正统之士大夫所害死，此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事，为后人所不能忘记，但在李君则可谓如愿以偿，殆未必有甚么怨怼耳。 比李卓吾更彻底的要算是杨王孙的裸葬。《前汉书》杨王孙传云：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无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毋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传中又载王孙友人祁侯遗书劝止，王孙覆书，皆极佳妙，覆书中有云： “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祁侯称善，遂从命裸葬云。《西京杂记》丙卷记其事云： “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案《杂记》署刘歆撰，歆本系人，即使著作非伪，亦只代表士大夫的正统意见，对于非常的行事表示其不满而已，其实裸葬矫俗，本意不在省费，且掘土凿石所费之钱亦未必多也。陶渊明《自祭文》末，亦徇俗说云，俭笑王孙，而《饮酒》之十一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则陶公毕竟是解人也。 以布囊盛尸入坑的办法殊妙，及后再从足引脱其囊，风趣有似卓老，此殆是学黄老者之妙味，余人未能及也。闻宋时有吃菜事魔之教，其祖师是张角，与天师道似又不同，教徒死时盛衣冠，有长老二人坐头足边，问生时有衣服冠履否，答曰无，则一一去之，末问生时带来何物，曰有胞衣，乃以白布袋盛尸，埋诸土中云。其方法与王孙相似，且无去袋之烦，惜出于土俗密教，又有秘仪礼式，不为大雅所取耳。毕竟葬者藏，因此空不如水，水不如土，已有定论，但土又不如火，则西天荼毗法实为第一，而先哲少言及之者，固由教俗道殊，亦或似俭反奢，以视李卓吾遗言所云，事烦费重，当过数倍也。 乙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读书疑 《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中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 “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 “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之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序，考试之体，非为学之序也。”卷二云： “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止添一《书》。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又卷一云： “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 “金圣叹曰，子弟到十余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唯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末了说的有点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育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藉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 “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又卷一云： “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古近体，雅也。试帖，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谙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 “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 “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骘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骘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唯其排斥《阴骘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宇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唯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唯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骘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记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 “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腊烛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爇其须，则何故耶。谀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又卷三云： “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穀人《墦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用纸钱之考证则呆矣。”又云： “《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十余官，唯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唯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像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修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 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 东昌坊故事 余家世居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其地素不著名，唯据山阴吕善报著《六红诗话》，卷三录有张宗子《快园道古》九则，其一云： “苏州太守林五磊素不孝，封公至署半月即勒归，予金二十，命悍仆押其抵家，临行乞三白酒数色亦不得，半途以气死。时越城东昌坊有贫子薛五者，至孝，其父于冬日每早必赴混堂沐浴，薛五必携热酒三合御寒，以二鸡蛋下酒。袁山人雪堂作诗云：三合陈醑敌早寒，一双鸡子白团团，可怜苏郡林知府，不及东昌薛五官。”又《毛西河文集》中题罗坤所藏吕潜山水册子，起首云： “壬子秋遇罗坤蒋侯祠下，屈指揖别东昌坊五年矣。”关于东昌坊的典故，在明末清初找到了两个，也很可以满意了。东昌坊口是一条东西街，南北两面都是房屋，路南的屋后是河，西首架桥曰都亭桥，东则曰张马桥，大抵东昌坊的区域便在此二桥之间。张马桥之南曰张马衖，亦云绸缎衖，北则是丁字路，迤东有广思堂王宅，其地即土名广思堂，不知其属于东昌坊或覆盆桥也。都亭桥之南曰都亭桥下，稍前即是让檐街，桥北为十字路，东昌坊口之名盖从此出，往西为秋官第，往北则塔子桥，狙击琶八之唐将军庙及墓皆在此地。我于光绪辛丑往南京以前，有十四五年在那里住过，后来想起来还有好些事情不能忘记，可以记述一点下来。从老家到东昌坊口大约隔着十几家门面，这条路上的石板高低大小，下雨时候的水汪，差不多都还可想像，现在且只说十字路口的几家店铺吧。东南角的德兴酒店是老铺，其次是路北的水果摊与麻花摊，至于西南角的泰山堂药店乃是以风水卜卦起家，绰号矮癞胡的申屠泉所开，算是暴发户，不大有名望了。关于德兴酒店，我的记忆最为深远。我从小时候就记得我家与德兴做账，每逢忌日祭祀，常看见用人拿了经摺子和酒壶去取掺水的酒来，随后到了年节再酌量付还。我还记得有一回，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到德兴去，在后边雅座里找着先君正和一位远房堂伯在喝老酒。他们称赞我能干，分下酒的鸡肫豆给我吃，那时的长方板桌与长凳，高脚的浅酒碗，装下酒盐豆等的黄沙粗碟，我都记的很清楚，虽然这些东西一时别无变化，后来也仍时常看见。连带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酒店所有的各种过酒胚，下酒的小吃，固然这不一定是德兴所做的最好，不过那里自然具备，我们的经验也是从那里得来的。鸡肫豆与茴香豆都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七年前在《记盐豆》的小文中曾说：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三十粒，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为什么叫作鸡肫的呢？其理由不明了，大约为的是嚼着有点软带硬，仿佛像鸡肫似的吧。茴香豆是用蚕豆，越中称作罗汉豆所制，只是干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是一文钱起码，亦可以说是为限，因为这种豆不曾听说买上若干文，总是一文一把抓，伙计即酒店官他很有经验，一手抓去数量都差不多，也就摆作一碟，虽然要几碟或几把自然也是自由。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咸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是卖酒附带喝酒，与饭馆不同，是很平民的所在，并不预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上边所说这些豆类都似乎是零食，在供给酒客之外，一部分还是小孩们光顾买去，此外还有一两种则是小菜类的东西，人家买去可以作临时的下饭，也是很便利的事。其一名称未详，只是在陶钵内盐水煮长条油豆腐，仿佛是一文钱一个，临买时装在碗里，上面加上些红辣茄酱。这制法似乎别无巧妙，不知怎的自己煮来总不一样，想吃时还须得拿了碗到柜上去买。其二名曰时萝卜，以萝卜带皮切长条，用盐略腌，再以红霉豆腐卤渍之，随时取食。此皆是极平常的食物，然在素朴之中自有真味，而皆出自酒店店头，或亦可见酒人之真能知味也。 东北角的水果摊其实也是一间店面，西南两面开放，白天撤去排门，台上摆着些水果，似摊而有屋，似店而无招牌店号，主人名连生，所以大家并其人与店称之曰水果连生云。平常是主妇看店，水果连生则挑了一担水果，除沿街叫卖外，按时上各主顾家去销售。这担总有百十来斤重，挑起来很费气力，所以他这行业是商而兼工的，有些主顾看见他把这一副沉重的担子挑到内堂前，觉得不大好意思让他原担挑了出去，所以多少总要买他一点，无论是杨梅或是桃子。东昌坊距离大街很远，就是大云桥也不很近，临时想买点东西只好上水果连生那里去，其价钱较贵也可以说是无怪的。小时候认识一个南街的小破脚骨，自称姜太公之后，他曾说水果连生所卖的水果是仙丹，所以那么贵，又一转而称店主人曰华陀，因为仙丹当然只有华陀那里发售。都亭桥下又有一家没有招牌的店，出卖荤粥，后来改卖馄饨和面，店更繁昌起来了。主人姓张，曾租住我家西边余屋，开棺材店多年，我的曾祖母是很严格的人，可是没有一点忌讳，真很可佩服。我还记得墙上黑字写着张永兴字号，龙游寿枋等语。这张老板一面做着寿材，一面在住家制荤粥出售。荤粥一名肉骨头粥，系从猪肉店买骨头来煮粥，食时加葱花小虾米及酱油，每碗才几文钱，价廉而味美，是平民的好食品，虽然绅士们不大肯屈尊光顾。我们和姜君常常去吃，有一天已经吃下大半碗去了的时候，姜君忽然正色问道，你们没有放下什么毒药么？这一句话问的张老板的儿子媳妇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姜君乃徐徐说道，我怕你们兜揽那面的生意呢。店里的人只好苦笑，这其实也是真的，假如感觉敏捷一点的人想到店主人的本业，心里难免有这种疑问，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这荤粥的味道至今未能忘记，虽然这期间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间隔，上月收到长女的乳母诉苦的信，说米价每升已至三四千元，荤粥这种奢侈食品，想必早已没有了吧。因为这样的缘故，把多少年前的地方和情状记录一点下来，或者也不是全无意思的事。 乙酉（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焦里堂的笔记 清朝后半的学者中间，我最佩服俞理初与郝兰皋，思想通达，又颇有风趣，就是在现代也很难得。但是在此二人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这便是焦里堂。《雕菰楼集》以及《焦氏遗书》还是去年才买来的，《易余龠录》二十卷却早已见到了，最初是木犀轩刻板的单行本，随后在木犀轩丛书全部中，其中还有焦君的《论语通释》一卷。《龠录》本是随笔，自经史政教诗文历律医卜以至动植无不说及，其中我所最喜欢的是卷十二的一节，曾经引用过好几次，现在不禁又要重抄一遍，其文曰：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焦君这里自述其家学，本来出于《礼记》，而发挥得特为深切著明，称为圣人不易，确实不虚。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论权第五条，反对释教化的儒生绝欲存理之主张，以为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后又申明之曰： “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戴氏此项意见可以说是与古圣人多相合，清末革命思想发生的时候，此书与《原善》均有翻印，与《明夷待访录》同为知识阶级所尊重，焦里堂著《论语通释》及集中《性善解》等十数篇，很受戴氏的影响，上文所引的话也即是一例。本是很简单的道理，而说出来不容易，能了解也不容易，我之所以屡次引用，盖有感于此，不仅为的我田引水已也。 但是这里我想抄录介绍的却并非这些关于义理的话，乃是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部分，这是于后人最有益的东西。如卷八有一则云： “《汉书》霍光传，光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如淳曰，以珠饰襦也。晋灼曰，贯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按此太后即昭帝上官皇后也，《外戚传》言六岁入宫立为皇后，昭帝崩时后年十四五，当昌邑王废时去昭帝崩未远，然则太后仅年十四五耳，故衣珠襦，读诏至中太后遽曰止，全是描摹童稚光景，说者以为班氏效左氏魏绛和戎篇后羿何如之笔法，尚影响之见也。晋灵公立于文公六年，穆嬴常抱之，至宣公二年亦仅十四五耳，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熊蹯不熟，杀宰夫寘诸畚，皆童稚所为。故读史必旁览博证，其事乃见，仅就一处观之，则珠襦之太后以为老妇人，嗾獒之灵公且以为长君，以老妇而着珠襦，以长君而弃人用犬，遂出情理之外矣。”此则所说可谓读书的良法，做学问的人若能如此用心，一隅三反，自然读书得间，能够切实的了解。这一方面是求真实，在别方面即是疾虚妄，《龠录》卷二十中实例很多，都很有意思，今依次序抄录数则于后： “《鹤林玉露》言，陆象山在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俱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 “《酉阳杂俎》记一行事，言幼时家贫，邻母济之，后邻母儿有罪求救于一行，一行徙大瓮于空室，授奴以布囊，属以从午至昏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奴如言往，有豕至悉获寘瓮中。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一行请大赦天下，从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按一行精于天算，所撰《大衍术》最精，然非迂怪之士也，当时不学之徒不知天算之术，妄为此言耳。近时婺源江慎修通西术，撰《翼梅》等书，亦一行之俦也，有造作《新齐谐》者称其以筒寄音于人，以口向筒言，远寄其处，受者以耳承之，尚闻其声。又称其一日自沉于水，或救之起，曰，吾以代吾子也，是日其子果溺死。此傅会诬蔑，真令人发指。嘉庆庚申六月阮抚部在浙拒洋盗于松门，有神风神火事，（余别有记记之，在《雕菰集》，）遂有传李尚之借风者。尚之精天算，为一行之学者也，余时在浙署，与尚之同处诚本堂，尚之实未从至松门。大抵街谈巷议，本属无稽，而不学者道听涂说，因成怪妄耳。” “《宋史》，庞安常治已绝妇人，用针针其腹，腹中子下而妇苏，子下子手背有针迹。旧《扬州府志》乃以此事属诸仪征医士殷榘，而牵合更过其实，前年余修《府志》乃芟去而明辨之。又有一事与此相类。相传高邮老医袁体庵家有一仆病咳喘，袁为诊视，曰不起矣，宜急归。其仆丹徒人，归而求治于何澹庵，何令每日食梨，竟愈。明年复到袁所，袁大惊异，云云。按此事见于《北梦琐言》，亦如庞安常事傅会于殷也。（案，原本录有《北梦琐言》原文，今略。）所传袁何之事，正是从此傅会。余每听人传说官吏断狱之事，或妖鬼，大抵皆从古事中转贩而出，久之忘其所从来，偶举此一端，以告世之轻信传闻者。” “张世南《游宦纪闻》记僧张锄柄事云，张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往谒，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