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分　补树书屋旧事

一　缘起 前几时有一位在东北远处的中学教员写信来问我，鲁迅“抄碑文”的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我仔细的写了一封信回答了他。话虽如此，也不见得能说得仔细，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年代相隔颇久了，有如书桌的一只多年不用的抽屉，里边收着的东西多半忘记了，抽开来翻一下，才能慢慢的回想出来。因了谈抄碑文，我把绍兴县馆的一段旧事记了起来，因为抄碑的工作都是在县馆的补树书屋所做的，有些事情比较记得清楚的，略记数则，总名便叫作“补树书屋旧事”。 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是山阴会稽两县的会馆，绍兴府属八县另有会馆在虎坊桥，名为越中先贤祠，清末废除府制，府城内的山会两县合并为绍兴县，这邑馆也就改称为绍兴县馆了。不明白是什么缘故，有些人不喜欢绍兴这名称，鲁迅也是一人，他在文章中常称这县馆为S会馆，人问籍贯也总只说是浙江。虎坊桥的会馆名为越中先贤祠，难道李越缦等人也是这个意思么？前清时因为部吏和师爷的关系，绍兴人在北方民间少有好感乃是实情，但鲁迅等人的讨厌绍兴的名称或者还是因为小康王的关系，在杭州设了小朝廷，还要摆架子自称绍兴，把这庸俗的年号硬给人做地名，这的确是有点可厌的。 二　会馆 绍兴县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这地段不算很好，因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所以出入总还是自由清净的。会馆在路西，门额是魏龙藏所写，他是鲁迅的父亲伯宜公的朋友，或是同案的秀才吧，伯宜公曾几次说起他过，但他一直在外，在写匾时不知是否在张勋的幕中。进门往南是一个大院子，正面朝东一大间，供着先贤牌位，这屋有名称，仿佛是仰蕺堂之类，却不记得了，里边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平时关闭着，一年春秋两次公祭，择星期日举行，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在十点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了。这堂屋南偏有一条小弄堂，通到堂后的小院子，往北跨过一个圆洞门，那里边便是补树书屋了。顺着弄堂再往前去，后面还有房屋，我也没有去看过，虽然是在前一进里住过三年。那大概是一间楼房，因为这名为希贤阁，恐怕是供着什么文昌魁星之类吧，向来空着没有人住。我不知道仰蕺堂而记得希贤阁的名字，这是另有理由的，因为在旧日记中记有这个名字。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不久讨逆军进逼京城，城里的人纷纷逃难，有同乡的官僚来住在阁下，大家不答应，要赶他出去，因此那阁名也就记了下来了。 三　树 会馆里的住人要驱逐逃难的官僚，本来也是小事，但是这与补树书屋很有关系，所以要说一下。旧日记云： “七月六日晴，下午客来谈。傍晚闷热，菖蒲溇谢某携妾来住希贤阁下，同馆群起责难，终不肯去，久久始由甘某调停，暂住一夕。”大家反对的理由并不在官僚，而是由于携妾，因为这会馆是特别有规定，不准住家眷以至女人的，原因是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是补树书屋，不在屋里而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现在圆洞门里边一棵大槐树，妇女要上吊已经够不着了，但在几十年前那或者正是刚好，所以可能便是那一棵树。这女吊的故事害得谢某不得不狼狈的搬出，可是对于鲁迅却不无好处，因为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去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边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槐树绿阴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槐树虫，遍地乱爬，有点讨厌，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时候，在空中摆荡，或戏称之曰吊死鬼，这又与那故事有点关联了。“补树”不知道是什么故典，难道这有故事的槐树就是补的么？总之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四　抄碑的房屋 补树书屋本身是朝东一排四间房屋，在第二间中间开门，南首住房一间，北首两间相连。院中靠北墙是一间小屋，内有土炕，预备给佣工居住，往东靠堂屋背后一条狭弄内是北方式的便所，即是蹲坑。因为这小屋突出在前面，所以正房北头那一间的窗门被挡住阳光，很是阴暗，鲁迅住时便索性不用，将隔扇的门关断，只使用迤南的三间。这里边的情形，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民六春天我到北京以后所看见的事，以前自然是别一种布置，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可说。鲁迅在搬到补树书屋之前，还在会馆北部的什么藤花馆住过，但那我更不能知道，或者去查鲁迅自己的日记，可以得知年月大概。《鲁迅日记》已经发表，有些事情我不再去查考援引它，因为那已是周知的文献，用不着再来做文抄公的工作，这里只是凭自己的见闻记忆来说，说不定会有点出入。抄碑文的事开始于民国四年，我那时也不在北京，但这抄碑一直抄到民国八九年，有一大段是我看见的，所以可以一说。 五　抄碑的目的 鲁迅抄碑就在补树书屋那两间房里，当初是在南偏，后来移到北边的一间去了。他从民国元年被蔡孑民招了去，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职，随后跟了教育部移到北京来，一直是佥事兼科长，不曾有什么调动。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六　抄碑的方法 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复辟打倒以后，钱玄同和他辩论那么一场之后，这才开始活动起来。那场辩论也正是在补树书屋的槐树下进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么照理在袁世凯死后，即是从民国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抄下去，在民国七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 七　猫 这三间补树书屋的内部情形且来说明一下吧。中间照例是风门，对面靠墙一顶画桌，外边一顶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桌子都极破旧，大概是会馆的东西。南偏一室原是鲁迅住的，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那一间里去了。那些房屋都很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到了夏季上边糊一块绿的冷布，做成卷窗。我找了一小方玻璃，自己来贴在窗格里面，可以望得见圆洞口的来客，鲁迅的房里却是连冷布的窗也不做，说是不热，因为白天反正不在屋里。说也奇怪，补树书屋里的确也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房屋相当阴暗，但是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虽然门外面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年旧日记，里边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上有无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抵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朝华夕拾》中有一篇讲到猫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与这有关的。 八　避辫子兵 住在补树书屋这几年中间，发生过的大事件是帝制与复辟两事。民六的上半年黎段关系闹得很僵，结果是公民团包围议院，督军团逼迫总统，而督军团的首领又是有辫子的张勋，这情形是够吓人的了。张勋进京以后，六月末我往北大替鲁迅借《海录碎事》，去访蔡孑民，问他意见怎样，他只说“如不复辟我不离京”，但是过了三四天，即七月一日，那一天是星期，起来得较晚，佣工送脸水来，说外边挂龙旗了。鲁迅的朋友中有些想南下，可是走不成，有些预料这事不久就了，只消避一下子，等得讨逆军起来，大家就安了心，虽然对于段的印象一直也是不好。六日有过希贤阁的一剧，便是有人从热闹地方逃到会馆来避的一例。可是会馆地方也太偏僻，兵火不打紧，辫子兵的骚扰倒很可怕，鲁迅就同了些教育部的朋友，于七日移到东城船板胡同的新华饭店里，因为那天上午有飞机来丢了一个炸弹在宫城里面，所以情形陡然紧张起来了。十二日晨四时半，大家都还睡着，我上便所去，突然听得炮声一响，接着便大打起来，一直到下午二时枪炮声没有断绝。这中间辫子兵在天坛的先被解决，南河沿的张勋宅放火自烧，他坐汽车飞奔交民巷，投了荷兰公使馆，这一件事就完毕了。十四日从饭店搬回会馆去。这些事在《鲁迅日记》上当然也有记录，现在只从我所记得的来说罢了。 九　金心异 在张勋复辟之前，鲁迅继续在抄碑，别的什么事都不管，但在这事件以后，渐渐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事他自己说过，是由金心异的一场议论起来的。金心异即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鲁迅文中那么说，所以这里也沿用了，虽然知道的人或者并不多了。钱玄同和鲁迅同是章太炎的学生，常看他与太炎谈论，高兴起来，指手画脚的，连坐席也会移动，所以鲁迅叫他诨名为“爬来爬去”，后来回国在浙江师范，在读音统一会，都是一起，所以本是熟识的。但是在那时代大家都是好古派，特别在文字上面，相见只有关于师友的事情可谈，否则骂一般士大夫的不通，没有多大兴趣，来往因此不多。来了这一个复辟，大家受到很大的激刺，觉得中国这样拖下去是不行的，这个趋势在《新青年》杂志上也发现了出来。 钱玄同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五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一〇　新青年 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四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所以也随即搁下了。那时《新青年》还是用的文言文，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在那里骂封建的贵族的古文。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但是在夏夜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鲁迅小说里的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中间，如《明天》的单四嫂子与宝儿，《风波》里的七斤嫂与六斤，《祝福》里的祥林嫂与阿毛，都是些孤儿寡妇（七斤嫂自当除外），这色彩便很明显，在同时代的小说家中正可以说是惟一的吧。 一一　茶饭 补树书屋的南头房间西南角是床铺，东南角窗下一顶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并不放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盛夏天热时偶然把椅子搬放檐下，晚间槐蚕不吊下来了，可以凉爽些，但那是不常有的。钱玄同来时便靠在躺椅上，接连谈上五六小时，十分之八九是客人说话，但听的人也颇要用心，在旧日记上往往看到睡后失眠的记事。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总是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到半夜，佣工在煤球炉上预备足了开水，便径自睡觉去了。 一二　办公事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识，姓名生疏，大都也记不得了。他又讲到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请求旌表具呈人的母亲的节孝，有的文字还写不清楚，有将旌表写作旅表的，想见是穷乡僻壤的愚人，却是那么的迷信封建礼教，想起来实在可叹。也有呈文写得很促狭下流的，显得是讼师玩笑之笔，是《新青年》里“什么话”一栏的材料，这里只好从略了。 一三　益锠与和记 部里中午休息，鲁迅平常就不出来，买点什么东西充饥，有时候也跑到外边来吃，在手边略为有钱的时候，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迤南，不多几步就是西单大街，吃饭很是方便，鲁迅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益锠西餐馆，一是和记牛肉铺，益锠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平常的一家餐馆罢了，和记在绒线胡同的拐角，也是平常的一家肉铺，可是楼上有“雅座”，可以吃东西。它的肉铺门面朝着大街，但朝北的门可以出入，走上楼梯，在一间半的屋子里有两三顶桌子，吃的都是面类，特别的清汤大块牛肉面最好。这地方外观不雅，一般的士大夫未必光临，但是熟悉情形的本地人却是知道的。鲁迅往和记的次数也比益锠要多得多，每次必定拉了齐寿山同去，我想这地方大概是齐君告诉他的，我只记得有一次还拉了一个陈师曾同去，至于许寿裳似乎不曾同去过。过了十年之后，看见和记大举的扩充，在它的东边建造起高大的楼房来，正式开张饭馆兼旅馆，想见它在过去赚了不少的钱，可是改建之后生意似乎并不太好，不久旅馆倒闭，连那牛肉店也关门了。鲁迅傍晚回到会馆，便吃那里的饭，除临时发起喝啤酒，茵陈酒，去叫广和居的炸丸子之外，有时在星期日叫佣工买一只鸡或肘子，白煮了来喝酒，此外添菜则有现成的酱肘子或清酱肉，以及松花即是南方的皮蛋，大抵也是喝酒时才添的。 一四　老长班 会馆的长班是一个姓齐的老人，状貌清瘦，显得是吸雅片烟的，但很有一种品格，仿佛是一位太史公出身的候补道员。他自称原籍绍兴，这可能是的确的，不过不知道已在几代之前了，世袭传授当长班，所以对于会馆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在那时将有六十岁了，同光年间的绍兴京官他大概都知道，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他蓄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的近旁了。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两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如李越缦也有同样情形，王止轩在日记里写得很热闹，所以随便讲讲，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去谈，许多他所知悉的名人轶事都失掉了，也是很可惜的。他的大儿子算是给鲁迅当听差，住在自己家里，早出晚归，他的职务便是拿脸水茶水，管开饭，晚上点洋灯，平时很少看见，反正长班总是在门房里的，走到外边叫一声，便来替代办事，譬如钱玄同来谈天，有时迟到一点半钟才走，那时自然更只有长班一人清醒着的了。鲁迅叫那听差诨名为公子，长班则名为老太爷，这名称倒都很是适当的。公子的下一辈似已不做长班，改从生产工业了，也是很好的事。 一五　星期日 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有两次，在琉璃厂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时候起床，吃过茶坐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都不记得了，那里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碑，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比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他也看旧书，大抵到直隶书局去，可是买的很少，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从厂西门往东走过去，经过一尺大街，便是杨梅竹斜街，那里有青云阁的后门，走到楼上的茶社内坐下，吃茶点替代午饭。那里边靠墙一带有高级的坐位，都是躺椅，鲁迅不但嫌它枕垫不洁，而且觉得那么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懒洋洋的样子也很难看，所以他总是挑选桌子坐的，靠边固然更好，否则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没有什么关系。泡茶来了之后，照例摆上好些碟子来，这与南京茶馆的干丝相同，是堂倌额外的收入，鲁迅不吃瓜子，总适宜的吃他两三样蜜饯之类，末了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无不及吧。从青云阁正门出来，便是观音寺街，买点日用什物回会馆去，已是二时以后，来谈闲天的客人也就渐渐的要到来了。 后记 这本书的写成与出版全是偶然的，最初给上海的《亦报》写稿，每天写一段，几乎没有什么结构，而且内容以事实为主，不杂议论，这个限制固然很有好处，但同时也就有了一个缺点。五六十年前左右的事实，——因为我最初是想只讲到庚子为止的，——单靠记忆怎么能行？有些地理的位置，历史的年代，有可查考的还可以补订，家庭个人的事情便无法核对，因为有关系的人八九都是不在了。但是我总还怀着这么一个希望，有哪一位读者给我帮助，能够正误补阙，使这缺点多少补救一点过来。这个愿望却幸能达到一部分，因为我在今年春间得有机会和仁房义支的族叔冠五先生通信，承他指示出几处错误，还有好些补充，使我能写成这一节后记，在我是很欣幸，对于读者也正是很有益处的。冠五叔谱名凤纪，字官五，后改冠五，小名曰朝，是藕琴叔祖的儿子，他在陕西生长，于一九〇一年回家，和我们一同住在新台门里，直至一九一九年台门卖掉为止。他是我们叔辈，但年纪比较要小两三岁，所以在好些年中，朝叔叔差不多是我们的顶好朋友，在“百草园”中本该讲到他，但是我始终想以庚子为界限，所以把关于他的话搁置起来了。他看了《故家》之后，提出些可珍重的意见，依原书页数写下，现在也就照样的抄录，随时加上一点必要的按语，以供读者参考。 六页：新台门项下说覆盆桥周家派别不很清楚，我以为应该这样的记述。覆盆桥周家分作三房，叫作致（长房）中（次房）和（小房）三支，本来都住在一个台门里，即是老台门。后来因生齿日繁，致房又析为智仁勇三个分支，中房也析作恕慎裕三个分支，仅和房丁衰单传，没有分支。（按十一世十五老太爷以坶还是由智房承继过去的，）原有屋宇不敷分配，于是在东昌坊和覆盆桥堍迤南各建住宅一所，台门和厅堂以及厅匾抱对，样式色泽都和老台门一律。落成后，把致房的智仁两分支析居东昌坊的新台门内，又把中房的恕慎两分支析居桥南的过桥台门内，其致房的勇支，中房的裕支连同和房都留居原处即老台门。概括一句话，凡是留在老台门的都是小房。（和房本系小房，勇是致房的小房，裕是中房的小房。） 七页：张永兴寿材店是吴万盛之误。案此处不据以改正，因为凭我的记忆是张永兴，又平常总认为在都亭桥下兼营荤粥面食生意的他们家属是姓张，所以在没有更客观的证明之前，不想依据别个人的记忆来改正自己的记忆了。 九页：“三间头”据老辈传说系为防止火烛，储藏柴草用的。但有一个时期也曾有人住过，就是六四的姑夫陈秋舫（章锡）夫妇，他们结婚后，以新姑爷的资格住在这里，大概时间还很长吧。那时秋舫还只是个秀才，他在岳家留连忘返，介孚公素性好批评人家的长短，对他曾批评说：在布裙底下躲着的是没出息的东西。这话传进了秋舫的耳朵，他立向岳家告辞，说：“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果然他也中了进士，但不做官而就幕。科场事发，恰巧苏州府知府是王仁堪，他的刑名幕友正是陈秋舫，王仁堪以案子太大，牵涉过多，要想消灭，向秋舫商讨办法，秋舫坚执不允，说非揭参法办不可，也就是他的乘机报复。 五五页：三味书屋的同学中，“小头鬼”不姓余，原名吴书绅。胡某名胡昌熏，张翔耀乃是章翔耀之误。（案本文中已改正。）仁寿即梅卿。案仁寿盖是小名，我们叫他仁寿叔叔，号乐山（“乐”字读作“耀”，出典是与仁寿有关的），后改字梅卿，今尚健在。 五七页：广思堂的塾师名为王陶如。 五八页：鹏更岁考的事，据梅卿说当系鹏飞之误。案此说未可信。本书所说的系根据鲁迅，所传明说系瀍哥（鹏更字涧邻，盖与小字瀍相关，或误作“传”非）的事，而且强调他跛行的情状，鹏飞字洙邻，小名泗，与他无关。 六一页：沈老八名守愚，诨名大头阿八，他也是一个塾师，屡应童试不利，其得意佳作中有“肚子饿，身上寒”等警句，常常对人背诵。他的住屋系老台门西面的一部分，为中房所有，他系向中房典用者。 六八页：朱小云是朱可铭之误。他名叫鸿猷，后改天蒸，字可民，是鲁迅前妻之弟。案原文是引用己亥日记，不拟改正，或者他那时候曾叫作小云，亦未可知。 七一页：戊戌六月玉田公去世，是丁酉之误。案此处原文不误。查辛丑日记，六月十九日项下云：玉田叔祖三周年拜忏。又我于丁酉年初往杭州，至戊戌五月回家，玉田公去世的时候我曾往送入殓，所以不可能是在丁酉年间。 七三页：义房十二世兄弟中间，应把黻臣（即恩老爷，亦称恩官）加入。藕琴公下应加“子四，长冠五，次凤华，凤翎，凤安，返绍时只剩冠五一人，余皆夭折，因黻臣无子女，以冠五兼祧”。 七九页：施姓师爷即施理卿，名燮。那时他由幕而官，所以离开南京，辛亥后还曾做过江海关监督，湖北交涉员兼海关监督，并未先归道山。 八〇页：周氏子弟往南京进水师学堂的共有五人，因为继你之后还有一个我。我到南京后住在椒生的后半间，由你和奚清如给我教英文，预备英文稍有门径，再予补入，据椒生告我说要先读好英文的。我是一九〇二年壬寅二月同伯到南京，未及补入副额，即于秋季因疟疾而由仲阳送回，年下椒生回家，藕琴公责其不肯给我补入，因之两老兄弟大闹一场，所以第二年我就不往南京而进府学堂肄业了。 八二页：椒生在绍兴府学堂是总办，徐锡麟是副办。你到府学堂来是来看我的，这我还记得。 八三页：说利宾搬在大门内的大书房，其实他们是搬到内堂前东屋的后面披厢里去了。 八六页：讲《西游记》项下可以这样补充说明：藕琴公在陕西做钱谷幕友，在华阴长安富平一带。他和介孚公同在辛丑（一九〇一）年先后回绍，两老兄弟久别重逢，乍见格外亲密，介孚公时常到他那里去谈天。介孚公向来是欢喜谈论人家的短长的，因之往往谈到衍太太的那一件事，一而再的谈论不已。藕琴公素性是刚而且扭的，所以他的小名是叫铁牛，有一天又谈到这事了，藕琴公就说这其实也没有什么，“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这句成语，也就说的是这些旷夫怨女吧！你想他们近在咫尺，年龄相近，而又正是一鳏一寡，虽然有乖伦常，却也是人情，你何必一再的刺刺不休呢？介孚公听了大不以为然，于是反驳说道，那末猪八戒游盘丝洞也是合乎情理的了。自此以后，他们两人一碰到，介孚公就大讲其《西游记》，而所讲都只限于盘丝洞这一段，大堂前恰巧正是衍太太住房的窗口，所以藕琴公只好却步不前了。案冠五叔的这一段补充对于本书最有价值，因为有了它那讲《西游记》的意义才得明了。我在本文中也曾经说及冠五，希望他能了解，现在果然达到目的，这在我觉得是十分可喜可感谢的事。 八八页：伯升进水师学堂，由椒生为其改名曰文治，号则仍旧。伯升那时外出，常常叫我替他帮忙，因为我是住在椒生房里的，他未出去以前，先到椒生房里来打一个照面，对我做鬼脸，我就把他那红皮底响鞋拿到外面去等着，等他出来经过椒生窗口以后，换上响鞋而去。换下来的旧鞋由我拿进房里代为收藏，到晚上约定时间到了，我再拿着旧鞋去等，好在椒生是深度近视，所有一切的做鬼脸，和旧鞋响鞋的调进调出，他都是不接头的。 一〇一页：给桐生募钱买一套卖麻花烧饼的家伙，和替他向麻花摊担保的，乃是伯 而不是仲翔，这是蓝老太太和谦少奶奶在骂桐生的时候，每次据为口实的。至于仲翔他是一个势利刻薄的人，他不向桐生剥削，已属万幸，哪肯干这样赔钱负责的傻事情呢？所以他在新台门卖掉后，拼住到老台门里，在他将死的前两年，也和他的老父一样，念经茹素，忏悔平生了。 一〇三页：在有一年年终，椒生和藕琴公在祝福祀神后，说起阿桐有好多天没有出来了，该要饿死了吧？他两人商量着叫我和仲翔各去拿了廿块年糕两串粽子，由我和仲翔拎着糕粽照着灯，四个人一道到大书房。桐生是面墙躺着，见了亮光，抬头一看，仍复躺下。仲翔叫了两声“桐店王”，椒生和藕琴公接着说，这是给你过年的，你慢慢的吃，一下子吃的太多是要吃坏的。他却仍然高卧，爱理不理的说：“安东好者！”（放在那里好了）根本不是馒头，也不是仲翔的事。你的记载大概是误信了仲翔的谰言吧。案这两则关于桐生的订正都很好很有价值。仲翔的势利刻薄大家也多知道，但他人很聪明，戊戌以后就颇有新党的气味，当时与鲁迅很谈得来，因此时常听他的谈话，无意中就把有些谰言也听了下来了。 一〇七页：十五老太爷一直活到己亥以后，己亥是一八九九年，我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回到绍兴的，还曾见过他。 一一九页：近邻以摇船为生的四十，系六十之误。 一四一页：屠宝林太娘的柴店叫屠正泰。锡箔店的老板名叫王咬脐。 一四四页：申屠泉不是被人抛砖击死的，乃是和一个名叫阿意的泥水匠盗掘了朱姓的祖坟，事发潜逃，不知所终。 一四六页：傅澄记米店老板名傅阿三，小老板傅德全。 一四七页：屠宝林太娘还有两个儿子，一名阿焕，已娶妻，一名阿燮，没有成家，本来都是锡箔司务，后来不知为何均出外谋生。阿燮一去不返，传说已做了和尚；阿焕回来过一次，再出去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一四九页：唐将军庙在长庆寺南首，庙与寺之间尚隔一关帝庙，不过里面和寺是走得通的。穆神庙在长庆寺的斜对面，说间壁误。 一五六页：鲁老太太的放脚是和我的女人谢蕉荫商量好一同放的。“金鱼”在说了放脚是要嫁洋鬼子的话以外，还把她们称为“妖怪”。金鱼的老子（即椒生）也给她们两人加了“南池大扫帚”的称号，并责藕琴公家教不严，藕琴公却冷冷的说了一句：“我难道要管媳妇的脚么？”这位老顽固碰了一鼻子灰，就一声不响的走了。 此外有一条不注明页数，现在并录于此，看来或者是该属于八一页的吧。这条特别有题目云“蒋老太太的幽默”： 有一天乔峰到我家来，回去的时候恰巧“金鱼”正在大发其呆病，双手插腰，站在后边的白板门（蓝老太太窗外的那道单扇门）中间，乔峰从他的腋下擦过，“金鱼”拿起靠在旁边的长旱烟袋，向乔峰头上掴了一下，口说：“见长辈为什么不叫！”乔峰回去告诉了蒋老太太，她正在吸旱烟，一声不响，一边吸烟，一边走到神堂下坐下。刚刚“金鱼”怒气冲冲的走出来了，走到蒋老太太的面前，她举起手里的长烟袋，向“金鱼”头上掴了一下，也对他说：“见长辈为什么不叫！你会教训阿侄，我也会教训阿侄。”“金鱼”赶紧说道：“八妈不要生气，阿侄错者，阿侄错者。”案这个故事当然是真实的吧，虽然我不曾听到家里的人讲过。这作风也与蒋老太太有点符合。八妈意思那是八伯母，因为介孚公在第十二世中大排行第八，而椒生则是十八，所以蒋老太太该是伯母而不是叔母了。原文注云：乔峰那时大概是十五六岁，那末该是在壬寅癸卯（一九〇二至三年）之间吧。 一八五页：浙江初任教育司长是名钧业的沈馥生，而不是衡山，大概是由钧业误忆到钧儒吧？案此处本文中所说不误，我到在杭州头发巷的教育司去住过一个多月，看见沈衡山好多次，不会得误记。沈钧业虽是绍兴人，常听陈子英说起，却始终没有见过面，所以和他是毫无关系的。 一九五四，十，二十。 --- 全 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