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饭小品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然而此事亦大难，书既难得，力亦有所未逮，结果是搜到的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什么名著善本了。有一天，在大路口的一家熟识的书摊里，用了两三角钱买到一本残书，这却很令我喜欢。书名“谑庵文饭小品”，山阴王思任著，这只是卷三一册，共九十四叶，有游记二十二篇。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气节有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据说是游记最好，所以这一册虽是残佚，却也可以算是精华。其中有《游西山诸名胜记》，《游满井记》，《游杭州诸胜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都是我所爱读的文章。如《游杭州诸胜记》第四则云： “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图画天开，镜花自照，四时皆宜也。然涌金门苦于官皂，钱塘门苦僧，苦客，清波门苦鬼。胜在岳坟，最胜在孤山与断桥。吾极不乐豪家徽贾，重楼架舫，优喧粉笑，势利传杯，留门趋入。所喜者野航两棹，坐恰两三，随处夷犹，侣同鸥鹭，或柳堤鱼酒，或僧屋饭蔬，可言可宿，不过一二金而轻移曲探，可尽两湖之致。”又《游慧锡两山记》云： “越人自北归，望见锡山，如见眷属。其飞青天半，久暍而得浆也，然地下之浆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买泥人，买纸鸡，买木虎，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贻儿辈。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使文君当垆，置相如何地也。”谑庵孙田锡于卷头注曰，“口齿清历，似有一酒胡在内，呼之或出耳。”《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述裂帛湖边一小景云： “有角巾遥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则哄唤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见似人而喜也。至则共执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贼者。必大叫曰，无梏我，有有有。耳语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岁戊子乡荐，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顷，在瓮山，构居积谷，若眉坞，可扰。不二时，酒至，酒且薏，肉有金蹄，有脍，有小鱼鳞鳞，有馎饦，有南笋旧芥撇兰头，豉酱称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挥拳歌舞，瓶之罄矣。必大张其说曰，吾有内酝万瓶，可淹杀公等许许，三狂二秃何足难。邀往便往，刑一鸡，摘蔬求豕。庄妇村中俏也，亟治庖。又有棋局，一宵千古。”又《雁荡记》起首云：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以上几节文章颇可以代表谑庵的作风，其好处在于表现之鲜新与设想之奇辟，但有时亦有古怪难解之弊。他与徐渭倪元璐，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罢。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谑庵的文集上也该当题上这两句话去。 王季重的九种十一种后来在图书馆里也看到过，但是我总不能忘记《文饭小品》。今年春天在北平总算找到一部，据说是从山东来的。凡五卷，谑庵子鼎起跋称戊戌，盖刻于顺治十五年也。卷一为致词，尺牍，启，表，判，募疏，赞，铭，引，题词，跋，纪事，说，骚，赋。卷二为诗，内分乐府，风雅什，诗，诗余，歌行，末附《悔谑》，计四十则，《鸿宝应本》中有一序，今未收。卷三四为记与传。卷五则为序，行状，墓志铭，祭文，以《奕律》四十条附焉。据余增远序中云： “向其所刻星分棋布，未归一致，乃于读书佳山水间手自校雠，定为六十卷，命曰‘文饭’，雕几未半，而玉楼召去，刻遂不成。”此五卷盖鼎起所选，其跋云： “蓄志成先君子《文饭》而制于力，勉以小品先之。而毁言至，曰，以子而选父篡也，以愚而选智诞也，以大而选小舛也。似也，然《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则大成者小成之引伸也。智者千虑，不废愚者之一得。父子之间，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语也。吾第使天下先知有《文饭》，饥者易为食而已。知我罪我，于我何有哉。”宋长白于康熙乙酉著《柳亭诗话》，卷二十九有倪王一条云： “明末诗文之弊以雕琢小巧为长，筱骖飙犊之类万口一声。吾乡先正如倪文正鸿宝王文节季重皆名重一时，《代言》《文饭》，有识者所共见矣。至其诗若倪之曲有公无渡药难王不留，王之买天应较尺赊月不论钱，歇后市语，信手拈来，直谓之游戏三昧可耳。”歇后市语迥异筱骖之类，长白即先后自相矛盾，至其所谓“文饭”殆即《文饭小品》，盖《文饭》全集似终未刊行也。王鼎起以选本称为小品，恰合原语本义，可为知言，又其跋文亦殊佳，可传谑庵的衣钵矣。知父莫若子，他人欲扬抑谑庵者应知此理焉。 张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立言文学类中列王思任像，后幅文曰： “王遂东，思任，山阴人。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官不显达，三仕令尹，乃遭三黜。所携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姊妹，外方人称之曰，王谑庵虽有钱癖，其所入者皆出于称觞谀墓，赚钱固好而用钱为尤好。 赞曰：拾芥功名，生花彩笔。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传世小题，幼不可及。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孝友文章，当今第一。”李慈铭批云： “遂东行事固无甚异，然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与马士英书气宇峰举，犹堪想见。若其诗文打油滑稽，朱氏谓其钟谭之外又一旁派，盖邪魔下乘，直无足取。此乃表其钱癖，而赞又盛称其文章，皆未当也。唯郡县志及《越殉义传》邵廷采《思复堂集》杜甲《传芳录》温睿临《南疆佚史》诸书皆称遂东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鲒埼亭外集》独据倪无功言力辨其非死节，陶庵生与相接而此赞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征矣。”李氏论文论学多有客气，因此他不但不能知道王谑庵的价值，就是张宗子的意思也不能懂得了。宗子此赞又见《瑯嬛文集》中（光绪刻本卷五），其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二句盖其主脑，宗子之重谑庵者亦即在此。《文集》卷四有《王谑庵先生传》，末云：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此与《文饭小品》唐九经序所云： “惟是总漕王清远公感先生恩无以为报，业启□□贝勒诸王（案纸有腐蚀处缺字下同）将大用先生，先生闻是言愈跼蹐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迨至九□□初，而先生正寝之报至。呜呼，屈指其期，正当殷谷既没周粟方升之始，而先生□□□逝，迅不逾时，然则先生之死岂不皎皎与日月争光，而今日之凤林非即当年之首阳乎。”语正相合。盖谑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又邵廷采《明侍郎遂东王公传》引徐沁《采薇子像赞》云： “公以诙谐放达，而自称为谑，又虑愤世嫉邪，而寻悔其虐。孰知嬉笑怒骂，聊寄托于文章，慷慨从容，终根柢于正学。”当时“生与相接”者之言悉如此，关于其死事可不必多疑，惟张宗子或尤取其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王谑庵先生传》中叙其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从事，末乃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虐》，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倪鸿宝《应本》卷七有序文亦称“悔虐”，而《文饭小品》则云“悔谑”，其所记在今日读之有稍费解者，康熙时刻《山中一夕话》卷六曾采取之，可知其在当时颇为流行矣。传后论云： “谑庵先生既贵，其弟兄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余家，取给宦囊，大费供亿，人目以贪，所由来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钱极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无不称以孝友文章，盖此四字唯先生当之则有道碑铭庶无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寻遍越州，有乎，无有也。”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三十五云：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燕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陶篁村生于乾隆时，去谑庵已远矣，其所记如此，盖或本于故老流传，可与宗子所说互相印证。叶廷《鸥波渔话》云： “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小卷，盖自书书画润笔例也，见之友人处，其文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属书谢客，板桥郑燮。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板桥的话与篁村所说恰合，叶调生的评语正亦大可引用，为谑庵张目也。 李越缦引朱竹垞语，甚不满意于谑庵的诗文，唯查《静志居诗话》关于谑庵只是“季重滑稽太甚有伤大雅”这一句话，后附录施愚山的话云： “季重颇负时名，自建旗鼓，其诗才情烂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坌出，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盖即为李氏所本，其实这些以正统自居者的批评原不甚足依据，而李氏自己的意见前后亦殊多矛盾，如上文既说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在《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中又云风流文采照映寰宇，可是对于诗文却完全抹杀，亦不知其所谓风流文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李氏盛称其致马士英书，以为正义凛然，书亦见邵廷采所著传中，但似未完，今据张岱所著传引，录于下： “阁下文采风流，吾所景羡。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职为阁下计，无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尔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召豪杰。乃今逍遥湖上，潦倒烟霞，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此书出，触怒阁下，祸且不测，职愿引领以待麑。”此文价值重在对事对人，若以文论本亦寻常，非谑庵之至者，且文庄而仍“亦不废谑”，如王雨谦所评，然则李氏称之亦未免皮相耳。今又从《文饭小品》卷一抄录《怕考判》一篇，原文有序，云： “督学将至，姑熟棚厂具矣，有三秀才蕴药谋爇之，逻获验确，学使者发县，该谑庵判理具申。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谋而几就，不待教而可诛。万一延烧，罪将何赎，须臾乞缓，心实堪哀。闻考即已命终，火攻乃出下策。各还初服，恰遂惊魂。”二文一庄一谐，未知读者何去何从，不佞将于此观风焉。唯为初学设想，或者不如先取致马阁老书，因其较少流弊，少误会，犹初学读文章之宁先《古文析义》而后《六朝文絜》也，但对于《怕考判》却亦非能了解不可，假如要想知道明末的这几路的新文学与其中之一人王谑庵的人及其文章。至于自信为正统的载道派中人乃可不必偏劳矣，此不特无须抑住怒气去看《怕考判》了，即致马士英书亦可以已，盖王谑庵与此载道家者流总是无缘也。 （夜读抄之二十二） 江州笔谈 从小时候就在家里看见一部《巴山七种》，无事时随便翻看，三十年来不知道有几次了，及今才知其妙。书有同治乙丑（一八六六）序，木刻小本，纸墨均劣，计《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术》一卷，《衡言》四卷，《放言》二卷，《江州笔谈》二卷，《白岩文存》六卷，《诗存》五卷，共二十二卷，云有《治官记异》及《字通》二书已先刊行，则未之见。著者为栖清山人王侃，《文存》卷四有自撰墓志，知其字迟士，四川温江人，以贡授州判不就，撰文时为咸丰辛酉称行年六十有七，计当生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也。墓志自称“山人喜事功，不解渊默，心存通脱，死生不以置怀，何有名利，其为人直口热肠，又性卞急，以故于时不合，然与人无町畦，人亦不忍相欺云”。又云“良恨前后执政庸庸，不能统天下大计，建言变法，以致世局日坏”，可见在那时也是一个有心人。但是我所觉得有意思者还在他对于一般事物的常识与特识，这多散见于笔记中，即《衡言》《放言》与《江州笔谈》。据他在墓志里说，“随时自记其言，论古者可名‘衡言’，谈时事者可名‘放言’，一听后人分部统名‘笔谈’，”其实内容大略相似，随处有他的明达的识见。《江州笔谈》大约是在江津所记，因为较是杂记性质，所以拿来权作代表，其二言所谈及者便即附列在内。栖清山人论小儿读书很有意思，《笔谈》卷上云：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读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卷下又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衡言》卷一亦有一则可以参考，文云：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寻绎其义不过数语可了，有似故为艰深者，不知当时之民何以能解，岂一时文体所尚如是乎，抑果出于下吏之手乎？授小儿强读之，徒形其苦，未见其益。”山人又痛恶八股文字，《笔谈》卷上云： “唐宋金石文字间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衔名长短参差有致，虽寥寥数语，出自巷曲细民，文理亦形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语言名称尤甚不伦，良由独习进取之文，不暇寻古人门径。独惜土木之工壮丽称于一时，而文不足传后，千载下得不笑今世无人耶。”又云： “诗以言情，感于所遇，吐露襟怀，景物取诸当前，何假思索，若本无诗情而勉强为诗，东抹西涂，将无作有，即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语不伦耶。至以八股之法论诗，谓此联写题某处，此句写题某处。岂知古人诗成而后标出作诗之由，非拟定此题然后执笔为诗，梦梦如是无怪人以作诗为难，亦犹人皆可为圣贤，自道学书连篇累牍，言心言性，使人视为苦事，不敢有志圣贤也。”又云： “文之最难者无如八股，故虽以之名家，其一生不过数艺可称合作，然置之场屋不必能取科名，取科名者亦不必皆佳，而皆归于无用，昌黎所谓虽工于世何补者尚足以记载事物称颂功德也。今捐班有诗字画皆能而独不通八股者，以其能取科名，不敢轻视，倘或知其底里，恐不愿以彼易此也。”《放言》卷上云： “执笔行文所以达意，不但不能达意，而并无意可达，徒将古人陈言颠倒分合，虚笼旁衬，欲吐还吞，将近忽远，作种种丑态，争炫伎俩，而犹以为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尚不明了而待此乎。又况登第之后日写官板楷书，得入翰林亦第以诗赋了事，今世所谓读书人者止此。不解韬钤，不明治术，而又拘于宦场习套，庸庸自甘，安得贤豪接踵，将此辈束之高阁也。”又云： “农谈丰歉，工谈巧拙，商谈赢绌，宜也。士之为士只宜谈八股乎？求进取不得不习八股，既已仕矣，犹不可废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愚则诚愚矣，其如人才不竞，不能以八股灭贼何？”其对于武人亦大不敬，《放言》卷上云： “服物采章以表贵贱，然异代则改，异域顿殊，一时一地之荣何足为重。今饰功冒赏，冠多翘翘，蓝翎倍价而不可得，貂可续以狗尾，此则将何为续？当此之时犹复奔竞营求，抑知无贼之地固可拗项自雄，一旦遇贼，惧为所识，又将拔之唯恐不及乎？”卷下又云： “军兴以来，州县官募勇先挑围队自卫。此辈近官左右，习于趋跄应对，自矢报效，有似敢死，一旦遇贼，借事先逃，给口便言，官犹信其无贰，此与孙皓左右跳刀大呼决为陛下死战，得赐便走者何异。然皓犹出金宝为赐，不似今日但赏功牌遂欲人致死也。”语涉时事，遂不免稍激昂，却亦有排调之趣。但我更喜欢他别的几条，意思通达而明净，如《笔谈》卷上论薄葬云： “周主郭威遗命纸衣瓦棺以葬，至今要与厚葬者同归于尽。回人好洁，葬法有衾无衣，有椁无棺，血肉时化入土。余生无益于人，死亦不欲有害于人，安得负土而出之石，掘土数尺，凿空足容吾身，即石面大书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时襚以布衣，纳入其中，筑土种豆麦如故，但取古人藏其体魄勿使人畏恶之意，虽于礼俗未合，亦非无所师法也。”又《衡言》卷三云： “习俗移人，聪明才智之士苟无定见，鲜不随风而靡。长乐老历事四姓，亦以其时不尚气节，故反以为荣耳，使其生于南宋，道学中未必无此人也。”此外还有好些好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这虽然不能说怎么新奇，却难得那样清楚，而且还在七八十年前，有地方实在还比现在的人更是明白。现在有谁像他那样的反对读经做八股呢？《巴山七种》随处多有，薄值可得，大家破工夫一读，其亦不无小补欤。 （廿三年六月） 五杂组 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觿》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杂组》刻于宽文辛丑（一六六一），《文海披沙》在宽延庚午（一七五〇），《麈余》在宽政戊午（一七九八），《小草斋诗话》则在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宽文时已有百七十年了。小草斋论诗大抵是反钟谭而崇徐李，我也看不出他的好处来，《麈余》全是志异体，所记的无非什么逆妇变猪之类而已，我买来一读完全为的是谢在杭名字的缘故。《文海披沙》见于《四库存目》，焦竑序中云，“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属余为序，”可知当时曾有刊本，而世少流传，《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其《续书目》中缕馨仙史提要云：“唯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然则鸡林贾人之购《长庆集》不得专美于前矣。”恐或有误。关于此书，《四库提要》及《读书记》大加轻诋，焦竑陈五昌二序又备极称扬，其实都要打个折扣。在许多笔记中这原是可读的一部，不过也并没有多少独自的特色，比起《五杂组》来就难免要落后尘了。 《五杂组》十六卷，前有李本宁序，却没有年月。原书卷九云，“物作人言，余于《文海披沙》中详载之，”今案《文海披沙》有万历辛亥（一六一一）序，则成书当在此后。卷五云，“大同中翰马呈德其内人孕八岁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发长尺许，今才三岁，即能诵诗书如流，”计其记此文时当在万历壬子，但卷三又云，“万历辛丑四月望日与崔徵仲孝廉登张秋之戊己山，”则又系隔岁事。大抵在此几年中陆续所记，而在万历末年所编成者欤。全书分五部，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物部事部各四卷。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乃是物部，物类繁多，易引人注意，随处随事可见格物工夫，博识新知固可贵重，即只平常纪叙，而观察清楚，文章简洁，亦复可诵，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其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在杭与柯古均好谈异，传说和事实往往混淆，然而亦时好奇喜探索，便能有新意，又善于文字，皆其所长也。《五杂组》卷九记海滨异物云： “龙虾大者重二十余斤，须三尺余，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又记南方虫蠹云： “岭南屋柱多为虫蠹，入夜则啮声刮刮，通夕搅人眠，书籍蟫蛀尤甚。故其地无百年之室，无五十年之书，而蛇虫虺蜴纵横与人杂处，著依稀蛮獠之习矣。”又记小虫二则云： “山东草间有小虫，大仅如沙砾，噆人痒痛，觅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闽中亦有之，俗名没子，盖乌有之意也，视山东名为佳矣。 浙中郡斋尝有小虫，似蛴螬而小如针尾，好缘纸窗间，能以足敲纸作声，静听之如滴水然，迹之辄跃，此亦焦螟之类与。”案《元氏长庆集》虫豸诗之五为《蟆子》，序云，“蟆，蚊类也，其实黑而小，不碍纱縠，夜伏而昼飞，”盖即没子欤，今北平有白蛉亦相类，但白而不黑耳。又《续博物志》云，“有小虫至微而响甚，寻之不可见，号窃虫。”日本亦有之，云似蚜虫，身短小，灰黄色，头部较大而颚尤强大，住于人家，以颚摩门窗，发声沙沙如点茶，故名点茶虫，又称洗赤豆虫，英国则称之为送终虫（Death-watch），民间迷信如闻此虫声，主有人死亡云。读在杭小文乃极潇洒可喜，唯比之焦螟亦未免嗜奇之过，至论命名之有风致则殆无过于日本矣。卷九记燕市食物云：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无所有，鸡鹅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累累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卷十一记青州食物云： “青州虽为齐属，然其气候大类江南，山饶珍果，海富奇错。林薄之间，桃李樝梨，柿杏苹枣，红白相望，四时不绝。市上鱼蟹腥风逆鼻，而土人不知贵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状，人家皆以喂猫鸭，大至蛑蝤黄甲，亦但腌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无遗利，水无遗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又卷九论南人口食云： “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闽有龙虱者飞水田中，与灶虫分毫无别，又有土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燕齐之人食蝎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门人家取草虫有子者炸黄色入馔，余诧之，归语从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缙绅中尤雅嗜之，然余终不敢食也。则蛮方有食毛虫蜜唧者又何足怪。”清王侃在《江州笔谈》卷下亦有关于这事的一节话： “北人笑南人口馋，无论何虫随意命名即取啖之，以余所见，大约闽人尤甚。然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虫豸之类蠕然而肥，得脱于人口者，必其种类太少，不足以供大嚼。不然，如九香虫（案即上文所云龙虱）者，水涸丛聚江石下，泄气令人掩鼻，入釜中以微火烘之，泄气既尽，遂觉香美，使人垂涎，舟人以一钱易数十枚呷酒，小儿亦喜食之，其他蜣螂蚱蜢之属亦皆香美。然则欲不为人所食，必小如蚊虻蚍蜉而后可。”二文皆平正可喜，谢云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王云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语益精要，由此言之，口食异同亦殊不足论矣。我们所想知道的是何种虫豸何法制作是何味道，而此可食及诸不可食的虫豸其形状生活为何，亦所欲知，是即我们平人的一点知识欲，然而欲求得之盖大不易，求诸科学则太深，求之文学又常太浮也。此类文艺趣味的自然史或自然史趣味的文集本来就该有些了，现在既不可得，乃于三百年前求之，古人虽贤岂能完全胜此重任哉。我们读《五杂组》，纵百稗而一米，固犹当欢喜赞叹，而况所得亦已不少乎。 （廿三年六月） 百廿虫吟 《百廿虫吟》一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年刊，平湖钱步曾著，末附诸人和作一卷，凡九十七首。本来咏物之作没有多大意思，其枯窘一点的题目，往往应用诗钟的做法，只见其工巧而已，此外一无可取。但是对于这一册我却别有一种爱好：难得这百二十章诗都是咏虫的，虽然把刺猬与虾蟆之流也都归入虫豸类里未免稍杂乱，总之是很不容易的了。其次是他不单是吟咏罢了，还有好些说明，简单地叙述昆虫的形状，而有些虫又是平常不见著录的，儿时在乡间戏弄大抵都见识过，然而《尔雅》不载，《本草》不收，有的简直几千年来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姓名。著者自序云： “盈天地间皆物也，而其至纷赜至纤细者莫如昆虫。有有其名而罕觏其物者，有有其物而未得其名者，有古之名不合于今者，有今之名不符于古者，有同物而异名者，有同名而异物者，分门别类，考究为难。暇日无事，偶拈小题，得诗百余首，补《尔雅》笺疏之未备，志《齐民要术》所难周，蠕动蜎飞，搜罗殆略尽矣。明识雕虫末技，无当体裁，或亦格物致知之一助云尔。”他的意见我觉得很不错，格物致知也说得恰好，不比普通道学家的浮词浪语。所可惜者只是记的太少，若是每种都有注，可以抄成一卷《释虫小记》，那就大有益于格物之学了。 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生物的范围很广，无一不可资观察，但是我仿佛偏重虫豸者，这大抵由于个人的爱好，别无什么大的理由。鳞介沉在水底里，鸟在空中高飞，平常难得遇见，四脚的兽同我们一样的地上走着，我却有点嫌他们笨重，虽然也有鼬类长的像是一条棒，也有象和麒麟的鼻子脖子那么出奇的长，然而压根儿就是那一副结构，到底也变化不到什么地方去。至于虫豸便十分复杂了，那些样子既然希奇古怪，还有摇身一变以至再变的事情更有《西游记》的风味，很足以钓住我们非科学家的兴趣，再说儿时的经验里，因为虫豸的常见与好玩，相识最多也最长久，到后来仍旧有些情分，至于法勃耳（J．H．Fabre）的十卷《昆虫记》所给我们的影响，那或者也是一个颇大的原因，可是如今只好附加在这末后了。 野马似乎跑得太远一点了。《百廿虫吟》是专咏昆虫的，想叫他负上边所说的那种责任当然不大可能，但是注意到这些虫而且又有这许多，又略有所说明，这是很难得的。讲到诗，咏物照例是七律，照例以故典巧搭为事，如蝇虎颈联云，百年傲骨教谁吊，终古谗人向此投，是最好的一例，虽然有读者朱批云“激昂感慨”，却总不能令人感到蝇虎之为物，只是蝇与虎的二字的搬弄而已。其小注多可喜，有些昆虫还都未见记载，所以更觉得有意思。如第二十九算命先生云： “算命先生亦蜘蛛之属，体圆如豆，足细而长，不能吐丝，好居丛草中及古墙脚下。儿童捕得之，戏摘其足置地上，伸缩逾时方已，谓之算命。俗因名为算命先生，遍查类书无有载是物者。”又第四十三灰蚱蜢云： “灰蚱蜢有两种。一种名舂箕，身有斑点，两股如玳瑁，红痕殷然，飞可数步。一种名石蟹，纯褐色，短小精悍，翼端有刺，善跳跃而不能飞，其生最早，踏青时已有之。”《本草纲目》虽有灰蚱蜢一项，但语焉不详，不及此远甚。所云名舂箕的一种，疑是尖头的，越中有尖头蚱蜢，绿色亦有灰色者，小儿执其后足下部，以一手撷其尖头，则颠顿作磬折状，歌云，“我给你梳头，你给我舂米”，俗称之曰舂（读若磉）米郎。第四十六云棺材头蟋蟀，无小注而只有诗，词云： “月额红铃几度猜，头衔猜不到棺材。未蒙相国图经载，直讶将军舆榇来。秋草依栖磷影乱，荒坟酬答鬼吟哀。诸君力斗终何益，顾此形模百念灰。”此虫越中多有之，称棺材头蛐蛐，形如普通蟋蟀，头作梅花式，稍前倾，状丑名恶，见者憎且忌，随即打杀，亦不知其能斗否或鸣声如何也。小儿秋间多捕促织玩养，无不知棺材头蛐蛐者，而未见著录，方旭著《虫荟》其昆虫一卷虽有二百十九种，范寅著《越谚》卷中虽录有牛蜻蛚（俗呼牛唧呤，即油胡卢），亦均未收此虫。又第四十九赃螂注云： “蟑螂见吴府志，而蟑字无考。近阅《谭子雕虫》一书，载行夜俗呼赃螂，市语谓臭秽之物为赃东西，故恶而名之。形类蚕蛾而瘦，腹背俱赤，光滑似油染，两翅能飞，亦不甚远，喜灯火光，辄夜行。其体甚臭，其屎尤臭，本生草中，八九月入人家，壁间灶下，聚至千百，凡器物着之俱不堪向迩。能入蜂匣中食蜂蜜罄尽，养蜂者尤忌之。又赃螂花生阴湿地，长二尺余，至秋乃花，花开于顶，似凉伞然，瓣末微卷，有长须间之，作深红色，月余方萎。俗谓供此花能辟赃螂，然试之亦不甚验。”关于赃螂，《春在堂随笔》卷八有一条考证颇详，唯此记亦殊有致，末说到赃螂花也有意思，此即石蒜，日本称之曰死人花，彼岸花，曼珠沙华，亦不知是何缘故也。第一百七水马云： “《本草》，水黾亦名水马，长寸许，群行水上，水涸即飞去。《五杂组》，水马逆流而跃，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儿童捕之辄四散奔迸，唯嗜蝇，以发系蝇饵之则擒抱不脱。一名写字虫，因其急走水面，纵横如直画。《列子》云商蚷驰河，盖谓此也，今我乡呼为水蜘蛛者是。又一种枯瘠如柴杆，贸贸然游行水上，若有知若无知，不知何名。”第百十虾鳖云： “水鳖状略似地鳖，其色青，渐老则变为黑，四五月间登陆，坼背化为蝉。虾鳖状如伊威，好寄居长须君颊辅间，拥肿如瘤，与水鳖截然二物，前人类书多误混为一。”又第百十一水蛆云： “《蟫史》载水蛆一名蚩虫，生积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长二三分，大如针，夏月浮水面化为蚊。予尝观荷花缸中有红黑二种，尾着于泥，立其身摇曳不休，见人影则缩入泥穴，即水蛆也。俗呼水虱为水蛆，非是。”《虫荟》卷三昆虫类蜎下引《尔雅》云，蜎，蠉。疏云，井中小赤虫也，名蜎，一名蠉，一名蛣蟩，又名孑孓。方旭案云： “其身细如缕，长二三分，灰黑色，亦有红色者，生污水中，其性喜浮水，见人则沉入水底。其行一曲一直，以腰为力，若人无臂状。水缸内亦有之，又名水蛆，老则化豹脚蚊。一种相似而头大尾尖者，名缸虎。”此所说较详细，但与上文《蟫史》相同也只讲到孑孓而已，所云在荷花缸中立其身摇曳不休的小红虫终于未曾说及。此虫与孑孓及打拳水蛆（即头大尾尖者）在荷缸中都很普通，而比较地尤为儿童所注意，我们如回想儿时事情便可明了，钱朋园能够把他记录出来，这是我所觉得很可喜的。其他说虾鳖以及那枯瘠如柴杆的水虫也都自有见识，只可惜太少罢了。其实这是很难怪的，不知道有多少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才力都分用在圣道与制艺这两件物事上面，玩物丧志垂为重戒，虽然经部的《诗》与《尔雅》，医家的《本草》，勉强保留一点动植物的考察，却不能渐成为专门，其平常人染指于此者自然更是寥寥了。钱君既不做笺疏，又不撰谱录，原只是做咏物诗耳，却加上这好些小记，而且多是别人所未曾说过的事情，那也就大可佩服了。古人评萨坡遗诗云，花朵虽少，俱是蔷薇。比拟或少有不伦，正无妨暂且借用耳。 （二十三年七月） 厂甸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胡卢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柎阁诗》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已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柎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庳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赵本据《郘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窃以鸮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着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枭首之象取之。”猫头鹰之被诬千余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枭不食母与乌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也。 （廿三年三月） 再论吃茶 郝懿行《证俗文》一云： “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牙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据《世说》云，王濛好茶，人至辄饮之，士大夫甚以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又《洛阳伽蓝记》说王肃归魏住洛阳初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来虽然王肃习于胡俗，至于说茗不中与酪作奴，又因彭城王的嘲戏，“自是朝贵燕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但因此可见六朝时南方吃茶的嗜好很是普遍，而且所吃的分量也很多。到了唐朝统一南北，这个风气遂大发达，有陆羽卢仝等人可以作证，不过那时的茶大约有点近于西人所吃的红茶或咖啡，与后世的清茶相去颇远。明田艺衡《煮泉小品》云： “唐人煎茶多用姜盐，故鸿渐云，初沸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薛能诗，盐损添常戒，姜宜着更夸。苏子瞻以为茶之中等用姜煎信佳，盐则不可。余则以为二物皆水厄也，若山居饮水，少下二物以减岚气，或可耳，而有茶则此固无须也。至于今人荐茶类下茶果，此尤近俗，是纵佳者，能损真味，亦宜去之。且下果则必用匙，若金银大非山居之器，而铜又生腥，皆不可也。若旧称北人和以酥酪，蜀人入以白土，此皆蛮饮，固不足责。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花荐茶者，虽风韵可赏，亦损茶味，如有佳茶亦无事此。”此言甚为清茶张目，其所根据盖在自然一点，如下文即很明了地表示此意： “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真者自胜耳。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谢肇淛《五杂组》十一亦有两则云： “古人造茶，多舂令细，末而蒸之，唐诗家僮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则自本朝（案明朝）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细末之耐藏耳。 《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清乾隆时茹敦和著《越言释》二卷，有撮泡茶一条，撮泡茶者即叶茶，撮茶叶入盖碗中而泡之也，其文云： “《诗》云荼苦，《尔雅》苦荼，茶者荼之减笔字前人已言之，今不复赘。茶理精于唐，茶事盛于宋，要无所谓撮泡茶者。今之撮泡茶或不知其所自，然在宋时有之，且自吾越人始之。案炒青之名已见于陆诗，而放翁《安国院试茶》之作有曰，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只应碧缶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芽。其自注曰，日铸以小瓶蜡纸，丹印封之，顾渚贮以红蓝缣囊，皆有岁贡。小瓶蜡纸至今犹然，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龙爪，则撮泡矣。是撮泡者对硙茶言之也。又古者茶必有点。无论其为硙茶为撮泡茶，必择一二佳果点之，谓之点茶。点茶者必于茶器正中处，故又谓之点心。此极是杀风景事，然里俗以此为恭敬，断不可少。岭南人往往用糖梅，吾越则好用红姜片子，他如莲菂榛仁，无所不可。其后杂用果色，盈杯溢盏，略以瓯茶注之，谓之果子茶，已失点茶之旧矣。渐至盛筵贵客，累果高至尺余，又复雕鸾刻凤，缀绿攒红以为之饰，一茶之值乃至数金，谓之高茶，可观而不可食，虽名为茶，实与茶风马牛。又有从而反之者，聚诸干烂煮之，和以糖蜜，谓之原汁茶，可以食矣，食竟则摩腹而起，盖疗饥之上药，非止渴之本谋，其于茶亦了无干涉也。他若莲子茶龙眼茶种种诸名色相沿成故，而种种糕餐饼饵皆名之为茶食，尤为可笑。由是撮泡之茶遂至为世诟病，凡事以费钱为贵耳，虽茶亦然，何必雅人深致哉。又江广间有礌茶，是姜盐煎茶遗制，尚存古意，未可与越人之高茶原汁茶同类而并讥之。”王侃著《巴山七种》，同治乙丑刻，其第五种曰“江州笔谈”，卷上有一则云： “乾隆嘉庆间宦家宴客，自客至及入席时，以换茶多寡别礼之隆杀。其点茶花果相间，盐渍蜜渍以不失色香味为贵，春不尚兰，秋不尚桂，诸果亦然，大者用片，小者去核，空其中，均以镂刻争胜，有若为饤盘者，皆闺秀事也。茶匙用金银，托盘或银或铜，皆錾细花，髹漆皮盘则描金细花，盘之颜色式样人人各异，其中托碗处围圈高起一分，以约碗底，如托酒盏之护衣碟子。茶每至，主人捧盘递客，客起接盘自置于几。席罢乃啜叶茶一碗而散，主人不亲递也。今自客至及席罢皆用叶茶，言及换茶人多不解。又今之茶托子绝不见如舟如梧橐鄂者。事物之随时而变如此。” 予生也晚，已在马江战役之后，儿时有所见闻亦已后于栖清山人者将三十年了。但乡曲之间有时尚存古礼，原汁茶之名虽不曾听说，高茶则屡见，有时极精巧，多至五七层，状如浮图，叠灯草为栏干，染芝麻砌作种种花样，中列人物演故事，不过今不以供客，只用作新年祖像前陈设耳。因高茶而联想到的则有高果，旧日结婚祭祀时必用之，下为锡碗，其上立竹片，缚诸果高一尺许，大抵用荸荠金橘等物，而令人最不能忘记的却是甘蔗这一种，因为上边有“甘蔗菩萨”，以带皮红甘蔗削片，略加刻画，穿插成人物，甚古拙有趣，小时候分得此菩萨一尊，比有甘蔗吃更喜欢也。莲子等茶极常见，大概以莲子为最普通，杏酪龙眼为贵，芡栗已平凡，百合与扁豆茶则卑下矣。凡待客以结婚时宴“亲送”舅爷为最隆重，用三道茶，即杏酪莲子及叶茶，平常亲戚往来则叶茶之外亦设一果子茶，十九皆用莲子。范寅《越谚》卷中饮食门下，有茶料一条，注曰，“母以莲栗枣糖遗出嫁女，名此。”又酾茶一条注曰，“新妇煮莲栗枣，遍奉夫家戚族尊长卑幼，名此，又谓之喜茶。”此风至今犹存，即平日往来馈送用提合，亦多以莲子白糖充数，儿童入书房拜蒙师，以茶盅若干副分装莲子白糖为礼，师照例可全收，似向来酾茶系致敬礼。此所谓茶又即是果子茶，为便利计乃用茶料充之，而茶料则以莲糖为之代表也。点茶用花今亦有之，唯不用鲜花临时冲入，改而为窨，取桂花茉莉珠兰等和茶叶中，密封待用。果已少用，但尚存橄榄一种，俗称元宝茶，新年入茶店多饮之取利市，色香均不恶，与茶尚不甚相忤，至于姜片等则未见有人用过。越中有一种茶盅，高约一寸许，口径二寸，有盖，与茶杯茶碗茶缸异，盖专以盛果子茶者，别有旧式者以银皮为里，外面系红木，近已少见，现所有者大抵皆陶制也。 茶本是树的叶子，摘来瀹汁喝喝，似乎是颇简单的事，事实却并不然。自吴至南宋将一千年，始由团片而用叶茶，至明大抵不入姜盐矣，然而点茶下花果，至今不尽改，若又变而为果羹，则几乎将与酪竞爽了。岂酾茶致敬，以叶茶为太清淡，改用果饵，茶终非吃不可，抑或留恋于古昔之膏香盐味，故仍于其中杂投华实，尝取浓厚的味道乎？均未可知也。南方虽另有果茶，但在茶店凭栏所饮的一碗碗的清茶却是道地的苦茗，即俗所谓龙井，自农工以至老相公盖无不如此，而北方民众多嗜香片，以双窨为贵，此则犹有古风存焉。不佞食酪而亦吃茶，茶常而酪不可常，故酪疏而茶亲，唯亦未必平反旧案，主茶而奴酪耳，此二者盖牛羊与草木之别，人性各有所近，其在不佞则稍喜草木之类也。 （二十三年五月） 附记 大义汪氏《大宗祠祭规》，嘉庆七年刊，有汪龙庄序，其《祭器祭品式》一篇中云大厅中堂用水果五碗，注曰高尺三，神座前及大厅东西座各用水果五碗，注曰高一尺。案此即高果，萧山风俗盖与郡城同，但《越谚》中高果却失载不知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