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方面，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安全的生活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的要求，人类也自然是一律的，算不得什么新理想，不过求这生活的方法与内容有点不同罢了。以前的争存，固然也有同类互助与异类相争，但同类中也一样剧烈的争斗。现在是想将生存竞争的法则加以修正，只限于人与自然力或异类的中间，若在人间同类，不但不应争斗，而且还应互助了平和的生活才是。生活的内容也与以前的不同。在这互助的平和的生活里面，什么功名富贵本已没有价值，第一重要的，还是衣食住这几件生活必要的事项。要是这几件事没有正当的解决，生活就根本上摇动，人人觉得不安，同现在情形一样。所以新村关于这个问题，特别的注重，他们主张以协力的劳动，造成安全的生活，换一句话，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但照新村的理想，劳动与生活这两件事，各是整个的，是不可分割的。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应无代价的取得衣食住，但这生活的资料，须从劳动得来，所以又应尽劳动的义务。这与平常说的“不劳动则不得食”不同。因为新村的劳动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义务，并非将力气来抵算房饭钱。倘若说“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那就与现今的劳动者将一日的劳动换一日的生存，把生命与劳动切片另卖，没有什么区别。在自然界中，这原是当然的法则，在特别情形底下——譬如鲁滨孙的样子，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在现今，这种不安全的生活，是人情所不能堪的，所以想设法救正，至于办法上的困难，大约可以信托人智，容易解决。因为人的智识进步，一方面可以利用机械的力，增加出产，一方面道德思想改变，许多恶德也可减去了。大家在这村里，各依了他能力所及，拣一种工作去做，能做难重的工作，或是做的好的多，固然最好，即使只能做平常的工，也不妨事，一样的能得安全的生活——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譬如一个人在村里，只作了一天的工，却害了一年的病，他的待遇，在作工的一天与害病的一年里，都是一样，就是无代价的取得康健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及医药。他的一天的工作是他对于人类所尽的义务，他的一年的待遇是人从人类所得的权利。因为各人于自己劳动，也就为不幸的邻人劳动了，所以那不幸的病的，老的，幼的，不能劳动的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 新村的物质的一面的生活，完全以互助，互相依赖为本，但在精神一面的生活，却是注重自由的发展的。我们承认全人的生活，第一步是物质的满足，但我们不能就认作人生的全体。人生的目的不仅是在生存，要当利用生存，创造一点超越现代的事业，这才算顺了人类的意志——社会进化的法则，尽了做人的职务，不与草木同腐。英国有一个人说，“与其使工人能读Bacon（培根），还不如使他们能吃Bacon（火腿）。”这话固然也有一半真理，但应该知道，工人如真能有吃火腿的时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培根的功劳。我们如得到文明的恩惠，不能不感谢创造这文明的人们。新村的理想是不但要工人能吃火腿兼读培根，还希望其中能出多少培根，来惠益人类。所以他们一面提倡互助的共同生活，一面主张个性的自由的发展。他们希望因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每人每天只要四点钟劳动，就够用了，留出其余的工夫，做自己的事。有特别才能的人，并可以免去工作，专心研究，因这科学或艺术的研究，其在社会上的利益，不下于生利的手的工作，所以可以相当。但倘这研究与劳动没有抵触，无免除的必要，那当然不成问题了。这个办法，有人或者疑心是不平等的，似乎一种阶级制度，实在是不然的。我们以人类的一个相对，各各平等，但实际上仍然是各各差异。性情嗜好的不等，天分的高下，专门技工的不同，都是差异，却不是阶级。阶级的不好，在于权利义务的不平等。现在权利却是平等，不过义务不同，不是量的不同，只是性质的不同。力气大的人，去伐木凿石，不很觉的辛苦，或者反以为愉快，但叫他做一问代数反很为难了。倘使强迫霉菌学家，立刻丢下显微镜，去修理马路，不但在他很是为难，而且成绩也未必能好，都是极不经济的。这原不过是两个极端的例，在这中间能够调和，放下显微镜拿起铁锤的人，自然也可以多有的。总之尊重个性，使他自由发展，在共同生活中，原是不相抵触的，因为这样才真能使人“各尽所能”，不仅是为个人的自由，实在也为的是人类的利益。 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类分子论，是一律的，以个人论，不妨各各差异，而且也是各各差异的好。各国各地方各家族各个的人，只要自觉是人类的一分子，与全体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而生活，其余凡是他的国的，地方的，家族及个人的特殊性质，都可以——也是应该——尽量发展，别人也应当欢迎的。不过这小异的个性，不要与大同的人性违反就好了。譬如法国他的对于文化的贡献，都是法国人民的荣誉，也是人类的喜悦，但是那绝对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思想，当然是例外了，倘若藉口大同，迫压特殊的文化与思想，那又是一种新式的专制，不应该有的。大同与统一截然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假使统一的世界居然出现，大家只用数目相称，作息言动，都是一样，所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大家也都不知道，无论社会进化必不可期，就是这生活的单调与沉闷，也就够难受了。所以新村的理想，这将来合理的社会，一方面是人类的，一方面也注重是个人的。 或者因此说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新村的人虽不曾说过他们是根据什么主义的，但照我个人的意见，却可以代他们答应一个“是”字。因为我想人类兼有自己保存与种族保存的两重本能，所以为我与兼爱都是人性里所有的，但其先如没有彻底的自觉做根本，那为我只是无意识的自私自利，兼爱实只是盲目的感情的冲动。愈是彻底的知道爱自己的，愈是真切的能够爱他人里的自己。王尔德（O．Wilde）在《从深渊里》（De Profundis）中间，曾说过基督是世界第一个人主义者，这虽然还含有别的意思，但我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不从“真的个人主义”立脚，要去与社会服务，便容易投降社会，补苴葺漏的行点仁政，这虽于贫民也不无小补，但与慈善事业，相差无几了。 上面所说的是新村的理想的大略，但在实际上办到怎么一个情形呢？老实说，正同村里的人自白一样，现在的村还没有发达成了正式的新村。第一，他们已经设了两个村，一共不到一百亩地，现在有三十九个人在那里生活，但出产与消费还不能相抵，须仰给于村外的帮助。不过这一件事据他们预算，再过一年，可以改去了。第二，村里每月的生活费金五百元，大半须别人捐集，目下自然没有余力，设备各种研究医疗娱乐的组织。因此表面上看来，还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其中是一般遁世的少年，在那里躬耕，享红尘外的清福。其实是大谬不然的。他们的现在的生活，因为物质力的缺乏的缘故，很是简陋，看来或有狠像中国古代的隐逸，——虽然这些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们是毫不知道，——但那精神完全是新村的，具体而微，却又极鲜明确定的，互助与独立的生活。——他们相信人如不互相帮助，不能得幸福的生活，决不是可以跳出社会，去过荒岛的生活的。他们又相信只要不与人类的意志——社会进化的法则相违反，人的个性是应该自由发展的。这种生活的可能，他们想用了自己实行的例来证明他。这件事可以说有了几分的成功，安全的生活的确定，还要略等时间的经过，其余试验的成效多是很好。他们每天工作，现在暂定八小时，但因了自己的特别的原因，多少也自由的，工作是分工的，现在只是农作，但不是如孟子所说的并耕。他们不预备在现今经济制度底下，和资本的组织去角逐，所以不必要的剧烈劳动，在男子也努力免去，在女子更无去做的必要。他们主张“男人做男的事，女人做女的事”，但这也不过是各尽所能，不是什么阶级。村里没有行政司法等组织，也没有规定的法律训条，只以互相尊重个性为限，都可以自由言动。每月第一日开一次会议，商量本月应行的事项，总以大家了理容纳为定，不取多数决的办法。男女交际与恋爱是自由的，但结合是希望永久的，不得已的分离，当然是正当的例外。结婚的仪式，纯是亲友间披露的性质，夫妇本位的小家庭就算成立。子女仍在家庭养育，不过这资料也是公共的，所以儿童公育这制度可以不要了。现在的这问题的困难，差不多全由于现今经济制度的迫压，倘没有这迫压，便也没有困难了。就是妇女解放也是一样。嘉本特（Ed．Carpenter）在《爱的成年》上曾说过，“女子的真自由，终须以社会的共同制度为基础。”这样的社会里，从前的夫妇亲子结婚家庭各名称，自然的失了旧有的坏的意义，更没有改换之必要。要是现今的社会里，即使改称夫妇作朋友，事实上的牵制还是一样的。村里工作的余暇，都用在自修上面，现在学术研究的设备还全然缺如，科学是很难的，又因为性质的相近，大都从事于艺术上的研究与创作。这艺术的空气的普遍，的确是新村的一种特色，或者有人要说，这正表明他们是空想家，“乌托邦”的住民，也未可知。但我想这种空气，在一切的新社会里，是必要的。“生活的物质的满足，结果不免成为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静的生活。学术艺文的精神，常能使我们精神相通。”村里第二种的特色，是宗教的空气。他们对于自己的理想，都抱着很深的确信，所以共通的有一种信仰。信教全是自由，但依归那一宗派却也没有，他们有喜欢佛陀的，孔子的，可是大多数是喜欢耶稣的教训。他们相信有神的意志支配宇宙，人要能够顺从神的意志做去，才能得真正幸福的生活，世人的圣人便是能够先知这意志，教人正当的生活的人。神的意志是这样呢，这就是人类的意志，——社会进化的法则。这思想本来很受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影响，但实际却又与尼采的进化论的宗教相合了。 总之新村的人不满足于现今的社会组织，想从根本上改革他，终极的目的与别派改革的主张虽是差不多，但在方法上有点不同。第一，他们不赞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来。第二，他们相信人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醒觉，回到正路上来。譬如一所破屋，大家商量改造，有的主张顺从了几个老辈的意思，略略粉饰便好，有的主张违反了老辈的意思，硬将屋拆去了，再建造起来。新村的人主张先建一间新屋，给他们看，将来住在破屋里的人见了新屋的好处，自然都会明白，情愿照样改造了。要是老辈发了疯，把旧屋放火烧起来，那时新屋也怕要烧在里面，或是大家极端迷信老辈，没有人肯听劝告，自己改造，那时新村也真成了隐逸的生活，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但他不相信人类会如此迷顽的，只要努力下去，必然可以成功。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实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长处，但同时也或可以说是他的短处，因为他信托人类，把人的有几种恶的倾向轻轻看过了。可是对于这个所谓短处，也只有两派主义的人才可以来非难他，这就是善种学（Eugenics）家与激烈的社会主义者。我相信往自由去原有许多条的路，只要同以达到目的为目的，便不妨走不同的路。方才所说的两派与新村，表面很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想造起一种人的生活，所以我想有可以互相补足的地方，不过我是喜欢平和的，因此赞成新村的办法罢了。 访日本新村记 今年四月中，我因自己的事，渡到日本，当初本想顺路一看日向（Hyuga）的新村（Atarashiki Mura），但匆促之间竟不曾去。在东京只住了十几天，便回北京，连极便当的上野（Ueno）尚且没有到，不必说费事的远处了。七月中又作第二次的“东游”，才挪出半个月工夫，在新村本部住了四日，又访了几处支部，不但实见一切情形，并且略得体验正当的人的生活的幸福，实是我平生极大的喜悦，所以写这一篇记，当作纪念。 七月二日从北京趁早车出发，下午到塘沽，趁邮船会社的小汽船，上了大汽船，于六时出帆。四日大雾，在朝鲜海面停了一天，因此六日早上才到门司（Moji），便乘火车往吉松（Yoshimatsu）。当日从基隆来的汽船也正到港，所以火车非常杂沓，行李房的门口，有几个肥大波罗蜜，在众人脚下乱滚，也不知谁掉的，这一个印象，已很可见当日情形了。从门司至吉松，约二百英里，大半是山林，风景非常美妙。八代（Yatsushiro）至人吉（Hitoyoshi）这三十英里间，真是“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白石（Shiroishi）与一胜地（Isshochi）两处，尤其佳胜。火车沿着溪流，团团回转，左右两边车窗，交互受着日光，又不知经过若干隧道，令人将窗户开闭不迭。下望谷间，茅舍点点，几个半裸体的小儿，看火车过去，指手画脚的乱叫。明知道生活的实际上，一定十分辛苦，但对此景色，总不免引起一种因袭的感情的诗思，仿佛离开尘俗了。据实说，在别一义上，他们的生活，或真比我们更真实更幸福，也未可知。但这话又与卢梭所说的自然生活，略有不同；我所羡慕的便在良心的平安，这是我们营非生产的生活的人所不能得的。过人吉十二英里到矢岳（Yadake），据地图指示，是海拔四千尺。再走十英里，便到吉松，已是七时半，暂寓驿前的田中旅馆。这旅馆虽然简陋，却还舒服，到屋后洗过浴，去了发上粒粒的煤烟，顿觉通身轻快，将连日行旅的困倦也都忘了。 吉松是鹿儿岛（Kagoshima）县下的一个小站，在重山之中，极其僻静；因为鹿儿岛线与宫崎（Miyazaki）线两路在此换车，所以上下的人，也颇不少。但市面很小，我想买一件现成浴衣，问过几家，都说没有，而且也没有专门布店，只在稍大的杂货店头放着几匹布类罢了。鹿儿岛方言原极难懂，在火车或旅馆里，虽然通用东京语，本地人却仍用方言；向商店买物，须用心问过一两遍，才能明白他说有或没有，或多少钱。杂货店的女人见顾客用东京话，却不很懂她的语言，便如乡下人遇见城里人一般，颇有忸怩之色。其实只要有一种国语通用，以便交通，此外方言也各有特具的美，尽可听他自由发展，形式的统一主义，已成过去的迷梦，现在更无议论的价值了。将来因时势的需要，可以在国语上更加一种人类通用的世界语，此外种种国语方言，都任其自然，才是正当办法；而且不仅言语如此，许多事情也应该如此的。 七日早晨忽晴忽雨，颇不能决定行止，但昨日在博多（Hakata）驿已经发电通知新村，约了日期，所以很难耽搁，便于九时半离吉松，下午二时到福岛町（Fukushimamachi），计七十八英里。从此地买票乘公共马车往高锅（Takanabe），计程日本三里余，合中国约二十里，足足走了两时间。到此已是日向国，属宫崎县，在九州东南部，一面临海，一面是山林，马车在这中间，沿着县道前进。我到这未知的土地，却如曾经认识一般，发生一种愉悦的感情。因为我们都是“地之子”，所以无论何处，只要是平和美丽的土地，便都有些认识。到了高锅，天又下雨了，我站在马车行门口的棚下，正想换车往高城（Takajo），忽见一个劳动服装的人近前问道，“你可是北京来的周君么？”我答说是，他便说，“我是新村的兄弟们差来接你的。”旁边一个敝衣少年，也前来握手说，“我是横井。”这就是横井国三郎（K．Yokoi）君，那一个是斋藤德三郎（T．Saito）君。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这两人便是首先来通告的。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斋藤横井两君同我在高锅雇了一辆马车，向高城出发，将横井君所乘的脚踏车，缚在马车右边。原来在博多发出的至急电报，经过二十四时间才到村里，大家急忙出来；横井君先乘脚踏车到福岛町驿时，火车早到，马车也出发了，于是重回高锅，恰好遇着。我们的车去高锅不远，又见武者小路实笃（S．Mushanokoji）先生同松本长十郎（C．Matsumoto）福永友治（T．Fukunaga）两君来接，便同坐了马车，直到高城，计程二里余（约中国十二三里），先在深水旅馆暂息。这旅馆主人深水桑一（K．Fukamizu）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本业薪炭，兼营旅宿；当时新村的人在日向寻求土地，曾在此耽搁月余，他听这计画，很表同情，所以对于新村往来的人，都怀厚意，极肯招待。我们闲谈一会，吃过饭，横井君到屋后的大溪里去捕鱼，一总捕到十尾鳅鱼一匹虾，非常高兴，便将木条编成的凉帽除下，当作鱼笼，用绳扎了口。六时半一齐出发，各拿灯笼一盏，因为高城至新村所在的石河内（Ishikauchi）村，计程三里（中国十八里强），须盘过一座岭，平常总费三时间，到村时不免暗了。雨后的山路，经马蹄践踏，已有几处极难行走，幸而上山的路不甚险峻，六个人谈笑着，也还不觉困难；只是雨又下了，草帽边上点点的滴下水来，洋服大半濡湿，松本君的单小衫更早湿透了。八时顷盘过山顶，天色也渐渐昏黑，在路旁一家小店里暂息，喝了几杯汽水与泉水，点起蜡烛，重复上路。可是灯笼被雨打湿，纸都酥化了，斋藤君的烛盘中途脱落，武者先生的竹丝与纸分离，不能提了，只好用两手捧着走，我的当初还好，后来也是如此。其先大家还笑说，这许多灯笼，很像提灯行列；现在却只剩一半，连照路都不够了。下山的路，本有一条远绕的坦道，因为时候已迟，决计从小路走。这路既甚峻急，许多处又非道路，只是山水流过的地方，加以雨后，愈加荦确难行，脚力又已疲乏，连跌带走，竭力前进，终于先后相失。前面的一队，有时站住，高声叫喊，招呼我们。山下“村”里的人，望见火光，听到呼声，也大声叫道oi！这些声音的主人，我当时无一认识，但闻山上山下的呼声，很使我增加勇气，能自支持。将到山脚，“村”里的人多在暗中来迎，匆促中不辨是谁，只记得拿伞来的是武者小路房子（Fusako）夫人，给我被上外套的似是川岛传吉（D．Kawashima）君罢了。到石河内时，已经九时半，便住武者先生家中；借了衣服，换去湿衣，在楼上聚谈。这屋本是武者先生夫妇和养女喜久子（Kikuko），松本君和春子（Haruko）夫人，杉本千枝子（Sugimoto Chieko）君五人同住。当时从“村”里来会的，还有荻原中（W．Hagiwara）弓野征矢太（S．Kiuno）松本和郎（K．Matsumoto）诸君。大家喝茶闲话，吃小馒头和我从北京带去的葡萄干，转瞬已是十二时，才各散去。这一日身体很疲劳，精神却极舒服，所以睡得非常安稳，一觉醒来，间壁田家的妇女，已都戴上圆笠，将要出坂工作去了。 八日上午，只在楼上借Van Gogh和Cézanne的画集看，午饭后，同武者先生往“村”里去。出门向左走去，又右折，循着田塍一直到河边。这河名叫小丸川（Komarugawa），曲曲折折的流着，水势颇急，有几处水石相搏，变成很险的滩。新村所在，本是旧城的遗址，所以本地人就称作城（Jō），仿佛一个半岛，川水如蹄铁形，三面围住，只有中间一带水流稍缓，可以过渡。河面不过四五丈宽，然而很深，水色青黑，用竹篙点去，不能到底。过河循山脚上去，便是中城，村的住屋就在此，右手是马厩猪圈，左手下面还有一所住屋，尚未竣工。我们先在屋里暂坐，遇见的人，除前日见过的以外，又有佐后屋（Sagoya）土肥（Dohi）辻（Tsuji）河田（Kawada）宫下町子（Miyashita Machiko）今西京子（Imanishi Keiko）诸君。这屋本是近村田家的旧草舍，买来改造的，总共十张席大的三间，作为公共住室，别有厨房与图书馆两间；女人因新筑未成，都暂住在马厩的楼上。这屋的前面，有一条新造大路，直到水边，以便洗濯淘汲。再向右走，是一片沙滩，有名的Rodin岩便在这里，水浅时徒涉可到，现在却浸在水中，宛然一只虾蟆，真可称天然的雕刻。从屋后拾级而上，到了上城，都是旱田，种些豆麦玉蜀黍茄子甘薯之类；右手有一座旧茅蓬，是斋藤君住宿兼用功的所在。看过一遍，复回石河内，翻阅Goya的画，有关于那颇仑时法西战争和斗牛的两卷，很是惊心动魄，对于人的运命，不禁引起种种感想，失了心的平和。晚间川岛荻原诸君又从村里来，在楼上闲谈，至十二时散去。 新村的土地，总共约八千五百坪（中国四十五亩地余），住在村里的人，这时共十九人，别有几人，因为省亲或养病，暂时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马一匹，山羊三头，猪两只，狗两只，一叫Michi，一叫Bebi（baby？），是一种牛犬；此外还有家鸡数种。那狗都很可爱，第二次见我，已经熟识，一齐扑来，将我的浴衣弄得都是泥污了。就是那两只猪，也很知人意，见人近前，即从栅间拱出嘴来讨食吃，我们虽然还未能断绝肉食，但看了他，也就不忍杀他吃他的肉了。现在村中的出产，只有鸡卵，却仍然不够供给，须向石河内田家添买；当初每个一钱五厘，后来逐渐涨价，已到四钱，这一半固然是物价增加的影响，但大半也因为本地人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有钱人，聊以种田当作娱乐，不妨多赚几文的。此地风俗本好，不必说新村，便是石河内村，已经“夜不闭户”，甚可称叹；只有因袭的偏见，却终不能免，更无怪那些官吏和批评家了。石河内区长也有几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买，区长说非照时价加倍不可，其实他钱也够多了，何必更斤斤较量，无非借此刁难罢了。耶稣说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钻过针孔还难，这话确有道理，可惜他们依然没有悟。 新村的农作物，虽然略有出产，还不够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补助。预计再过三五年，土地更加扩充，农事也更有经验，可以希望自活，成为独立的生活；这几年中，却须仗外边的寄赠，才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麦费六圆（约中国银三元半），副食物一圆，零用一圆，加上一切别的杂费，全部预算每月金二百五十圆。这项经常费，有各地新村支部的寄赠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于土地建筑农具等临时费，便须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项了。我在村时，听说武者先生的我孙子（Abiko）新筑住屋，将要卖去，虽然也觉可惜，但这款项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没有什么遗憾。新村本部更在日向（详细地名是日向国儿汤郡木城局区内），其余东京大阪京都以至福冈北海道各地，都有支部，协力为新村谋发达。会员分两种，凡愿入村协力工作，依本会精神而生活者，为第一种会员；真心赞成本会精神，而因事情未能实行此种生活者，为第二种会员。第一种会员的义务权利，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平时衣食住及病时医药等费，均由公共负担。第二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应每月捐金五十钱以上，“以忏除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这是现行会则的大要。照目下情形看来，这第一新村经济上勉强可以支持，世间的同情也颇不少；只是千百年来的旧制度旧思想，深入人心，一时改不过来，所以一般的冷淡与误解，也未能免。但我深信这新村的精神决无错误，即使万一失败，其过并不在这理想的不充实，却在人间理性的不成熟。“要来的事，总是要来”，不过豫备不同，结果也就大异。新村的人，要将从来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来，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们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国人生活的不正当，或者也只是同别国仿佛，未必更甚，但看社会情形与历史事迹，危险极大，暴力绝对不可利用，所以我对于新村运动，为中国的一部分人类计，更是全心赞成。 九日上午，横井君来访，并将自作的诗《自然》及《小儿》二章见赠。他的话多很对，但以中国为最自然最自在的国，却未免过誉。午前同武者先生松本君等渡河至中城，刚有熊本（Kumamoto）的第五高等学校学生五人来访新村，便同吃了饭。饭是纯麦，初吃倒也甘美；副食物是味噌（Miso一种豆制的酱）煮昆布一碗，煮豆一碟。食毕，大家都去做事，各随自己的力量，并无一定限制，但没有人肯偷懒不做的。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极自由，一面却又极严格。“村”人的言动作息，都自负责任，并无规程条律，只要与别人无碍，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发的制裁，要比法律严重百倍，所以人人独立，却又在同一轨道上走，制成协同的生活。日常劳动，既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将劳力卖钱，替别人做事，只是当作对于自己和人类的一种义务做去；所以作工时候，并无私利的计画与豫期，也没有厌倦。他的单纯的目的，只在作工，便在这作工上，得到一种满足与愉乐。我想工厂的工人，劳作十几小时之后，出门回家，想必也有一种愉快，但这种心情，无异监禁期满的囚人得出狱门光景，万分可怜。义务劳动，乃是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这劳动遂行的愉快，可以比生理需要的满足，但这要求又以爱与理性为本，超越本能以上，——也不与人性冲突，——所以身体虽然劳苦，却能得良心的慰安。这精神上的愉快，实非经验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愿世人也能够分享这幸福！ 当日他们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随同前往。种过小麦的地，已经种下许多甘薯；未种的还有三分之二，各人脱去外衣，单留衬衫及短裤布袜，各自开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学生，也学掘地，但觉得锄头很重，尽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时间，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两个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拿了一篮甘薯苗走来，叫我帮着种植。先将薯苗切成六七寸长，横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余露出地面。这事很容易，十余人从三时到六时，或掘或种，将所剩空地全已种满，都到下城Rodin岩边，洗了手脸，坐在石上，看Bebi钻下水去拣起石子来。我也在水滨拾了两颗石子，一个绿色，一个灰色，中间夹着一条白线；后来到高城时，又在山中拾得一颗层叠花纹的，现在都藏在我的提包里，纪念我这次日向的快游。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这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极大的喜悦。还有一种理想，平时多被人笑为梦想，不能实现，就经验上说，却并非“不可能”，这就是人类同胞的思想。我们平常专讲自利，又抱着谬见，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遇见别人，——别姓别县别省的人，都是如此，别国的人更无论了，——若不是心中图谋如何损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损。所以彼此都“剑拔弩张”，互相疾视。倘能明白人类共同存在的道理，独乐与孤立是人间最大的不幸，以同类的互助，与异类争存，（我常想如能联合人类知力，抵抗霉菌的侵略，实在比什么几国联盟几国协约，尤为合理，尤为重要，）才是正当的办法，并耕合作，苦乐相共，无论那一处的人，即此便是邻人，便是兄弟。武者先生曾说，“无论何处，国家与国家，纵使交情不好，人与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们当为‘人’的缘故，互相扶助而作事。”（《新村》第二年七月号）这话甚为有理，并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虽然已没有“敝国贵邦”的应酬，但终被当作客人，加以优待，这也就是歧视；若到田间工作，便觉如在故乡园中掘地种花，他们也认我为村中一个工人，更无区别。这种浑融的感情，要非实验不能知道；虽然还没有达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这经验，略得证明这理想的可能与实现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极大喜悦与光荣了。 我当初的计画，本拟十日出村，因为脚力未复，只得展缓一日，而且入村以来，精神很觉愉快，颇想多留几日，倘没有非早到东京不可的事，大约连十一日也未必出村了。武者先生本要我在村中种树一株，当作纪念，约定明日去种；到了晚间，忽然大风大雨，次日也没有住，终于不能实行。武者先生便拿一卷白布，教我写几个字，以代种树；我的书法的位置，在学校时是倒数第二，后来也没有临帖，决不配写横幅单条的，但现在当作纪念，也就可以不论了。村里的一张是，“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武者先生的一张是，“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两节的文句，都是武者先生选定的；他本教我写爱读的诗，我虽然偶看陶诗，却记不起稍成片段的了，武者先生现在正研究耶稣和孔子，有《论语》在手头，便选了这两节。房子夫人的一块绫上写了我的《北风》一首诗，又将这诗的和译为松本君写了一张。村里的川岛荻原诸君，冒雨走来，在楼上闲话；到下午雨更大了，小丸川的水势增涨，过渡很难，他们便赶紧回村去了。晚间同松本君商定路程，他本要回家一走，因我适值也往东京，便约定同行，由他介绍，顺路访问各地的新村支部，预定大阪（Osaka）京都（Kyoto）滨松（Hamamatsu）东京（Tokyo）四处；照路线所经，还有福冈（Fukuoka）神户（Kobe）横滨（Yokohama）三处，因为时间不足，只好作罢了。 十一日仍旧下雨，上午八时，同松本君出发，各着单衣布袜，背了提包；我的洋服和皮鞋，别装一包，武者先生替我背了。房子夫人春子夫人喜久子千枝子二君，也同行，送至高城。村里的诸君，因为川水暴涨，过来不得；我们走上山坡，望见那虾蟆形的Rodin岩已经全没水中，只露出一点嘴尖了。山上的人与村中的人，彼此呼应，一如日前到村时情景，但时间既然局促，山路又远，我们不得不离远了挥手送别的村人，赶快走路。竭力攀上山岭，路稍平易，但雨后积水很多，几处竟深到一尺，泥泞的地方，更不必说了。十一时到高城，在深水旅馆暂息，却见昨日动身的佐后屋君也还未走，听说高城高锅间与高锅福岛町间的木桥都被山水冲失了桥柱，交通隔绝了；所以我们没法，也只得在高城暂住。从楼上望去，高城的桥便在右手，缺了一堵柱脚，桥从中间折断，幸而中途抵住，所以行人还能往来，只是要乘马车，必须过桥。十二日早晨松本君往问车马行的人，才知道高锅福岛町间的桥并未冲坏，于是决计出发。我同松本佐后屋二君，雇了一台马车，武者先生千枝子君也同乘了，到了高锅，才是十时半。在店里吃过加非果物，到街上闲走，心想买几本书籍，当作火车中的消遣，但村中书店只有一家，也拣不出什么好书，缩印本夏目漱石（K．Natsume）的《哥儿》（Botchan）之类，要算最上品了。七月号的《我等》（Warera）却已寄到，其中有武者先生的剧本《新浦岛的梦》（Shin Urashima no Yume）一篇，便买取一册，在宫崎线车中看完，是说明新村的理想的，与《改造》（Kaizo）中的一篇《异样的草稿》（Henna Genko）反对战争的小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十二时别了武者先生诸人，换坐马车，下午二时到福岛町驿。四时火车出发，九时至吉松换车，夜三时到大牟田（Omuta），佐后屋君别去。 十三日晨到门司，过渡至下关（Shimonoseki），乘急行车，晚十一时到大阪，茶谷半次郎（H．Chatani）君到车站来迎，便在其家寄宿。十四日上午开发（Kaihatsu）福岛（Fukushima）奥村（Okumura）诸君来访。下午往京都，茶谷君同行，至内藤（Naito）君家，见村田（Murata）喜多川（Kitakawa）小岛（Kojima）诸君，晚饭后同游丸山（Maruyama）公园。京都地方虽然也很繁盛，但别有一种闲静之趣，与东京不同，觉得甚可人意；东京的日比谷（Hibiya），固然像暴发户的花园，上野虽稍好，但比丸山便不如了。回寓之后，东京的永见（Nagami）君也来了。十二时半离京都，茶谷君也回大阪，将富田（Tomida）氏译的Whitman诗集《草之叶》（Leaves of Grass）第一卷见赠。十五日上午七时到滨松，住竹村启介（K．Takemura）君外家，见河采（Kawakatsu）君。晚十时出发，十六日晨六时半抵东京驿，长岛丰太郎（T．Nagajima）佐佐木秀光（H．Sasaki）今田谨吾（K．Imada）诸君来迎，在休憩室稍坐，约定下午六时在支部相聚。我先到巢鸭（Sugamo）寓居，傍晚乘电车至神田大和町（Kanda Yamatocho）访新村的东京支部，到者除上列诸人以外，有木村（Kimura）西岛（Nishijima）宫阪（Miyasaka）平田（Hirata）新良（Nira）诸君共十二人，九时散归。统计十日间，将新村本部与几处支部历访一遍，虽然很草草，或者也可以略得大概。Bahaullah说，“一切和合的根本，在于相知，”这话真实不虚。新村的理想，本极充满优美，令人自然向往，但如更到这地方，见这住民，即不十分考察，也能自觉的互相了解，这不但本怀好意的人群如此，即使在种种意义的敌对间，倘能互相知识，知道同是住在各地的人类的一部分，各有人间的好处与短处，也未尝不可谅解，省去许多无谓的罪恶与灾祸。我此次旅行，虽不能说有什么所得，但思想上因此稍稍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气，都是所受的利益，应该感谢的。所以在个人方面，已很满足，写这一篇，以为纪念。但自愧表现力很不充足，或不能将我的印象完全传达，这都是我的责任，不可因此误解了新村的真相。 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在东京巢鸭村记。 游日本杂感 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从前本来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进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斲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唯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　　* 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绍介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所闻。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的。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行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　　*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增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坐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吃辨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辨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辨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frock-coat，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的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啰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　　* 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艺职工，劳动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种人，很可嫌憎，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限定是那一行职业，大抵满口浪花节（一种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颂扬武士的故事），对人说话，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这厮可恼”这类句子，举动也仿佛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说，可称一种戏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星期评论》八号内戴季陶先生说及日本浪人的恶态，也就可以当作他们的代表。这种“小军阀”不尽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会上鼓吹武力主义，很有影响，同时又妄自尊大，以好汉自居，对于本国平民也很无礼。所以我以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只有这种人最可厌恶，应得排斥。他们并不直接受过武士道教育，那种谬误思想，都从浪花节，义太夫（也是一种歌曲）与旧剧上得来，这些“国粹”的艺术实在可怕。我想到中国人所受旧戏的毒害，不禁叹息，真可谓不约而同的同病了。 *　　* 日本有两件事物，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说及，本国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与艺妓（Geisha）。国粹这句话，本来很足以惑人，本国的人对于这制度习惯了，便觉很有感情，又以为这种奇事的多少，都与本国荣誉的大小有关，所以热心拥护；外国人见了新奇的事物，不很习惯，也便觉很有趣味，随口赞叹，其实两者都不尽正当。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现在本应该早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凡公私宴会及各种仪式，几乎必有这种人做装饰，新吉原游廓的夜樱，岛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读作Tayu，本是艺人的总称，后来转指游女，游廓旧例，每年太夫盛装行道一周，称为道中），变成地方的一种韵事，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况，与颓废派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决不以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于多数假颓废派，更是“无病呻吟”，白造成许多所谓游荡文学，供饱暖无事的人消闲罢了。我们论事都凭个“我”，但也不可全没杀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乐，虽然满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识上有点不安，便不敢定为合理的事。各种国粹，多应该如此判断的。 *　　* 芳贺矢一（Y．Haga）著的《国民性十论》除几篇颂扬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说几种国民性的优点，如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等，都很确当。这国民性的背景，是秀丽的山水景色，种种优美的艺术制作，便是国民性的表现。我想所谓东方文明的里面，只这美术是永久的荣光，印度中国日本无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术，日本的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能详细绍介，不过表明对于这荣光的礼赞罢了。中国的古艺术与民间艺术，我们也该用纯真的态度，加以研究，只是现在没有担任的人，又还不是时候，大抵古学兴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后，因为这时才能觉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与恩惠，虚心鉴赏，与借此做门面说国粹的不同。日本近来颇有这种自觉的研究，但中国却不能如此，须先求自觉，还以革新运动为第一步。 *　　* 俄国诗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归国后将他的印象谈在报上发表，对于日本极加赞美，篇末说，“日本与日本人都爱花。——日出的国，花的国。”他于短歌俳句锦绘象牙细工之外，虽然也很赏赞武士与艺妓，但这一节话极是明澈，—— “日本人对于自然，都有一种诗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们很多的劳动，而且是美术的劳动。有一次我曾见水田里的农夫劳作的美，不觉坠泪。他们对于劳动对于自然的态度，都全是宗教的。” 这话说得很美且真。《星期评论》八号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节说，—— “只有乡下的农夫，是很可爱的。平和的性格，忠实的真情，朴素的习惯，勤俭的风俗，不但和中国农夫没有两样，并且比中国江浙两省乡下的风习要好得多。” 我访日向的新村时，在乡间逗留了几日，所得印象也约略如此。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但在江北一带，看男人着了鞋袜，懒懒的在黄土上种几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这半因为单调的景色不能很惹诗的感情，大半也因这工作的劳力不及耕种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别，与什么别的地理的关系是全不相干的。 *　　* 我对于日本平时没有具体的研究，这不过临时想到的杂感，算不得“觇国”的批评。我们于日本的短处加之指摘，但他的优美的特长也不能不承认，对于他的将来的进步尤有希望。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中国，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现在两位师傅——中国与德国——本身，都已倒了，上谕家训的“文治派”，与黑铁赤血的“武力派”，在现今时代都已没有立脚的地位了，日本在这时期，怎样做呢？还是仍然拿着两处废址的残材，支拄旧屋？还是别寻第三个师傅，去学改筑呢？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第三国土”——地上的天国，——实现人间的生活，日本与中国确有分享这幸福的素质与机会。——这希望或终于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种颇强固的信念。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 全 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