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六五　往日本去 这回的启行也同癸卯（一九〇三）年秋天那一回差不多，有伴侣偕行，而且从绍兴直到日本，所以路上很是不寂寞。这同行的是什么人呢？这人乃是邵明之，名文镕，绍兴人留学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学造铁路，北海道是日本少数民族多须的虾夷聚居之地，多雪多熊，邵君面圆而黑，又多胡子，所以鲁迅送他一个日本绰号叫作“熊爷”。（日本语用一个“樣”字，加在名氏下面，用作称呼，不问身分高低，悉可通用，很是方便，犹如法文里的M一样。就是中国没有适宜的字，现在一般公用，例如税关邮局银行的通信，一律都是直呼姓名，未免太是简单。老实说来，那种称呼或者是封建遗风倒未可知，直截的叫法反是民主的，现在学生中间和一般社会通行，可以为证。但是也有应了年龄，加上一个老字或是小字的，例如说“老赵”或是“小钱”，或将老字加在姓的底下，表示尊敬，可见也有相同的表示，不过没有一个可以一切通用的称呼罢了。）平常鲁迅是很看不起学铁路的，虽然自己是矿路学堂的出身，因为那一班进岩仓铁道学校的速成班的，目的只是在赚钱，若是进高等专门的学习铁道，那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面，有一张插画，后边站着许寿裳和鲁迅，在许寿裳前面的即是邵明之其人，鲁迅前面的则是陈公侠，即是后来的陈仪，一时改为陈毅，民国以后这才恢复原名。在照相那时，可能是弘文学院刚毕业，开始分别进高等专门，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年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活动。其时邵君适值回乡，于是约定一同回日本去，那时候有邵君的友人张午楼也要同行，所以我们这一行总共有四个人，都是由绍兴出发，可是分作两批，约定在西兴会合，共乘小火轮拖船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邵君的主意，特别在后马路或是五马路的一家客栈里住下，这不是普通的客栈，乃是湖州丝业商人的专门住宿的地方，不过别人也可以住得，邵君不晓得以什么关系，得到了这一种的特权，现在却是忘记了。因为不是普通的客店，所以多少觉得清净，可是因为我们住客太不老实了，以致别的客人啧有烦言，这其实要怪我们的不好。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年少气盛，难免自高自大，蔑视别人，因为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平常上厕所去总使用报纸，其实这是很不合卫生的一件事，尤其是犯人家的嫌恶，讨厌你亵渎字纸还是其次，第一是要连累他也犯了罪了。那客栈的住客于是联合抗议，表面上很是和平，说愿意供给上茅厕用的草纸，请勿用字纸，以免别人望而生畏。对于这种内刚而外柔的抗议，结果只好屈服了事，因为没法僵持下去，事实显然是我们理曲的。在这里大约也停留了三五天之久，因为一则要候买船票，二则我和张午楼都要剪去辫子。我的剪发很花工本，那时上海只有一个剃头匠，他有一把“轧剪”，能够轧平而不是剃光，轧发的工钱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剪下来的辫子是归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发或假辫，又有二三元的进益。他寄住在一家什么小客栈里，顾客跑去请教，倒还相当便利清闲，张午楼为的贪图便利，只叫普通剃头匠一刮了事，虽然是省事，但是刮得精光像是一个和尚，一时长不起来，在日本去的船上很被人家所注目，却也是一种讨厌的事情。 六六　最初的印象 一个人初到外国的地方，最是觉得有兴趣的，是那里人民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其有一般习得的文化生活，虽然其时也颇觉得新奇，不过总是还在其次了。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泡制。可是我却是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于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譬如维新时候的学德国，现在的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固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这个看法或者是后来经过考虑这才决定的也未可知，大体从头就是这样看法，不过后来更是决定罢了。 关于日本民族的问题，我们是门外汉，不容得来乱开口的，但说他是属于太平洋各岛居民有关的大洋洲系统，那总是没有十分错误的吧。他的根本精神是巫来由的，但是表面却又受了很浓厚的汉文化与佛教文化，所显出很特殊的色彩来，这是我所觉得看了很有兴趣的。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他的一切好的和坏的行动，不单是限于文学艺术一方面的成就，这需要从宗教下手，从他的与中国人截不相同的宗教感情去加以研究，这事现在无法讨论，所以只好不谈，因为这所谓宗教当然并不是佛教，乃是佛教以前固有的“神道”，这种宗教现在知道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但与南洋的宗教的关系现今还没有听说去调查研究，我们外行更不配来插嘴了。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也只是一个旅客在日本所得的最初的印象，说是最初却也可以延长到最后，因为在这方面我的意见始终没有什么改变。 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在日本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本来江南水乡的妇女赤脚也是常有的，有如张汝南在所著《江南好词》中第九十九首，便是歌咏这事的，其词云： “江南好，大脚果如仙。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原注云： “大脚妇女其美者皆呼为大脚仙，其妆饰如此，过者能知之。谚云，大脚仙，头绾白玉簪，脸像米粉团，走街边，走起来一溜烟。”但这是说街边行走，不是说在屋里。我在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名为“天足”的短文，第一句便说道：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但后边却做的是反面文章，随即翻过来说道： “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意思是说，我嫌恶缠足。”二十年后，在我给日本二千六百年纪念作《日本之再认识》那篇文章，里边仍是说这个话，不过加以引伸道：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蔼理斯（H.Ellis）在他的论‘圣芳济及其他’的文中有云： ‘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诉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我现今不想来礼赞裸体，以免骇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此亦别无深意，不过鄙意对于脚或身体的别部分以为解放总当胜于束缚与隐讳，故于希腊日本的良风美俗不得不表示赞美，以为诸夏不如也。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每一出门去，即使别无所得，只是憧憧往来者皆是平常人，无一裹足者在内，如现今在国内行路所常经验，见之令人愀然不乐者，则此一事亦已大可喜矣。”这文章写了之后，现今又过了二十年了，可是出去的时候，还皆遇见“愀然不乐”的现象，这不能不感慨系之了。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我对于日本的平常生活方式，即是衣食住各方面的事情，觉得很有兴趣，这里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由于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日，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但“古写经”是如此，即现时墨笔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不单是唐朝书法的传统没有断绝，还因为做笔的技术也未变更，不像中国看重翰林的楷法，所以笔也做成那种适宜于书写白摺纸的东西了。用了翰林们所爱用的毛笔来写字，又加上翰林字的范本，自然也只是那一派的末流罢了。 纪录日本生活，比较详细而明白合理的，要推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注里所说的为第一。卷下关于房屋的注有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笫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玩器，则缘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幙，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宁那样，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以席数计算，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裱糊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即壁厨，分上下层，可分贮被褥及衣箱杂物，床笫原名“床之间”，即壁龛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的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张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厨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他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富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的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虽然日本北方的屋里，别有一种取暖的所谓“围炉里”的设备，）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入门便可以各处自在游行也。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关于衣服，《日本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中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玢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唯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胫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萱《疑耀》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官人使令皆为穷祷。服虔曰，穷祷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看“埴轮”土偶便可知道，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祷而转为灯笼祷，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的所谓袴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裈，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袴，只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得着袴才行。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的“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钱袋等物，与中国和尚所穿者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的总称。日本衣裳之制大抵都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于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相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则是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众指。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用的，我觉得这比广东的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公度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为中国男子多包脚，脚指互叠不能衔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甲戌（一九三四）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菊坂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大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丌字形而不很高的，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请教了。在大正时代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雨具中的要品，后来却是可以无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注里，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是说生鱼片的：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罗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案即公元六七六年，但史称三年诏禁食牛马鸡犬猿等，次年乃令诸国放生），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日本的吃食，第一感到奇异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四十多年前，我在三田地方确实还看见过山鲸的招牌，这是卖猪肉的，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马肉称为樱花肉，但也不曾见诸招牌。虽然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鸡与猪牛，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的确有过一次，因为下宿的老太婆三日两头的给吃“圆油豆腐”，有点受不住了，只好买罐头咸牛肉来下饭。这是因为烹调得不好的缘故，这种圆豆腐原名为“假雁肉”，用胡萝卜等切成丁，和在豆腐内制成，加酱油糖煮，也是很好吃的，但是那老太婆似乎只拿盐水来煮，而且几乎天天是这个，所以吃厌了，那只算是例外吧。——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蒟翦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可资研究。——刺身读如萨西米，即是《杂事诗》注所说“聂而切之”的鱼肉，黄君乃广东嘉应州人，是知道鱼生的，但日本所不同的就是这样的生吃了，这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吃醉虾即是。鱼用鲔和鲷，亦有用鲤者，此外多骨的河鱼皆不适用。——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则并没有什么高明，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难得恰好。东京神田有“维新号”，当初系一小杂货店，乃浙江宁波郑君所经营，专售卖中国食品，略如稻香村那样，小楼一间作为雅座，可以小吃，昔日曾经请教过，却做得很好，四十年来闻已大为发展，开有各处分号了。 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说。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苦咸的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左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一好例。总之对于食物中国一般大抵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小的训练。中国有一句很是陈旧，却很是很有道理的格言道：人如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所以学会能吃生冷的东西，虽然似乎有背卫生的教条，但能够耐得刻苦的生活，不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吧。 七〇　结论 刚才说到了东京，就说上这一大堆话，总论日本的衣食住，也可以说是结论，这是什么缘故呢？总之这似乎不是说初到时最初的印象吧？是的，这的确是结论，是我多年之后观察所得的结果，如今说在起头的地方，实在有点倒果为因的毛病。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凡一个人对于一地方的意见，无论是爱憎如何，总是有一种结论做根据。我现在便把这个根据说在前边，再来叙述我的事情，希望它可以说得清楚一点。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时对于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点宿命观的色彩也说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我最喜欢的是永井荷风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说过的一节话，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我还要引用了来，说明我的一点意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是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那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他的话或者也有过于消极悲观的地方，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这样说，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都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但是日本的气候与天象与草木，和为黑潮的水流所浸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的时候，初夏晚秋的夕阳亦将永远如猩猩绯的深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将永远如蓝靛的青，落在茶花与红梅上的春雪也将永远如友禅印花绸的绚烂。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了，恐怕也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然则浮世绘者，将永远对于生在这太平洋上岛屿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传达亲密的私语。浮世绘的生命，实与日本的风土，永劫存在，盖无可疑。而其杰出的制品，今乃悉不在日本了，岂不悲哉！” 这是著者论“浮世绘”的几节话，但是这里我引用了来，却也觉得是恰好。我那时喜欢这“东洋”的环境，所以愉快的过了留学时期，不过这梦幻的环境却也到时候打破了，那便在我关闭了“日本研究”的小店的门，正式发表在《日本管窥之四》里边，已经是在卢沟桥的前夕了。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的结论我还是没有什么修正，但是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这是我从前看错了的。 七一　下宿的情形 我最初来到东京，住在伏见馆下宿屋里。伏见馆在东京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是中下等的下宿，——我这样说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只是凭我的估计罢了。本来下宿是按月计算房饭钱，与按日计算的旅馆不同，这是最大的区别，至于下宿本身的等级也大有高下，大的有三四层的楼房，用人众多，有点像是旅馆的样子，小的则房子不到十间，只用着一两个下女，有的还用自己的女儿们充任。伏见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进栅栏门是脱鞋的地方，走上去时右手是一个楼梯，随后即是所谓账房，即是店主人的住所，便所与厨房就在这后边，左手外边是两间四席半的房间，大约就算是第一二号，不过因为房间太是气闷也不方便，所以不大有人居住，只有我们有一个时候，曾经借住第一号有一个月左右，再往后是一个通往便所的楼梯，以后是一间浴室，这之后是一间安放什物的房间，楼下的情形便是如此。楼上楼梯之后是第一间客房，却算是第八号，因为这就是鲁迅所住的房间，所以记得清楚，上边偶然需要茶水，一按电铃，底下便有人报告说，“八番样”，这意思也就是说第八号叫，但是直译起来是“第八号的先生”，而意义又略为不同，“样”字很有一种柔软性，这里译作先生也觉得有点儿硬了。第九号是一间三席的，平常总是闲空着，本来也尽有较为寒苦的学生足够居住，但这里是专住中国留学生的，所以没有人看得起这种小屋，一般的房间总要有四席半大小才好，里边是往三楼的楼梯了，其实三层楼上只有一间四席半的房间，便是第十号了。再回来说二楼，楼梯上面右边一间，左边接连三间，其第三间便与第八号相对，便算是第三至第六号，第七号单独一间，位置在往便所去的楼梯与往三楼的楼梯的交叉点，最是静僻，没有左右邻居的烦扰。据上边所说的情形看来，我那中下的考语或者下得算是公平吧。它的确有浴堂的设备，每星期或者烧两三次，但这乃是一种家常的入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待遇，那里也设有叫人的电铃，却是还没有电灯，仍旧用洋油灯照明，电铃是用干电池的。高等下宿则每间房里都装有电话，可以与账房通话，也可以打到外边去，从前蒋观云住的地方便是这样的。 下宿屋所供给客人用的，除房间之外，有一个火盆，这并不限于冬天取暖，平常也供烧热开水并点火之用，和一套茶具，但如是客人自己有，就不再供给了，不过谁也觉得麻烦去自办，故而多是借用下宿的，此外则晚上点的洋油灯，以及三餐所需的食器，也都由下宿制办。坐具即垫子之类，也可以暂时借用，但这样东西既是必需的，所以结果以自备为宜，此外则有书桌也须自备，大小悉可随意，但是一般留学生习惯于桌椅的生活，不肯席地而坐，在日本房子里也一定要用桌椅，不特狼抗很占地方，也觉得不合适，如穿和服而冬天高坐，实在也是很冷的。我们所用便只是日本的“几”，这与日本房屋是相配合的，而且坐在垫子上面，即使不能正式跪坐，就是胡坐也不妨事，也总是盖住两腿，比“垂脚而坐”要暖和得多了。房饭钱每月不出十元，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早上两片面包加黄油，牛奶半磅，也就够了。但留学经费实在也很少，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则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实在是很拮据的，不过那时管理也特别麻胡，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顾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 七二　学日本语 我们在伏见馆住了下来之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其次是预备办文艺杂志的事情，不过那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是在短时间所能完成的。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留学生会馆是一所洋房，在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上，这是本乡与神田两区的交界处，那时我们住在本乡的汤岛，靠近“御茶水桥”，一过桥就是神田的甲贺町，桥旁右折即是骏河台了。所以从下宿去上课，倒是极近便的，走了去至多只花十分钟左右罢了，但是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这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只是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形一直继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时为止。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若是要进大学本科另有一种豫科，学习普通中学课程，须三年工夫才能毕业。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在校里遇到事务员，说你要不是为了迟到缺考一门功课，怕不是第一么？很替我可惜，但是这却省得我好些麻烦，不必去当同班的代表，去致毕业式的答辞，只领到学校所发给的一本奖品日本译的《伊索寓言》就算完事了。我这样说，好像是在同班里自己是怎么了不得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的，但事实上的确有些怪人，说来像是笑话，却是实在的事情。有一个英文教员姓风见，年纪五十来岁，看样子似乎是很神经质的，教学生拼法，说ba——赔，学生跟不上，说错了，也是有的，总不会差得很远。可是班里有一位仁兄，却错得很离奇，不是说ba——罗，便是说ba——歪，先生以为是故意开玩笑，气得个不亦乐乎，而那位仁兄却是神气坦然，一点都没有捣乱的模样。风见先生终于因此辞职了，换了一位教日文的兼任，这位先生的对付的方法很好，毫不生气，于是结果成功了。他只是一味的镇静，说道：“不是的，不是罗。ba是赔。”如果学生这回说是歪，他便说道：“不是的，也不是歪。ba是赔。”他不厌其烦的回答，听着的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是奏了效，那位有特别拼法的人也逐渐会得学说普通的拼法了。这种怪人怪事，我以后也没有遇见过，但那时读书人初次从书房里解放出来，与外边的事情相接触，便会现出类似的情形来。鲁迅当时形容他们，常与许寿裳骂“眼睛石硬”，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到了近几十年来，这似乎已过了时，说起来有点不尽可信了，辛亥革命以来这五十年间，社会情形确实改变了不少，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多费一点事，需要些多余的说明罢了。 七三　筹备杂志 刊行杂志，开始一种文学运动，这是鲁迅在丙午（一九〇六）年春天，从仙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新方针。在这以前他的志愿是从事医药，免除国人的病苦，至是翻然变计，主张从思想改革下手，以为思想假如不改进，纵然有顽健的体格，也无济于事。他本来也曾经在同乡留学生所办的杂志《浙江潮》上写过些文章，又翻译焦尔士威奴的《月界旅行》，但还没有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大约只是读了梁任公的《新小说》，和他的所作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所受的一点影响罢了。当时的计画是发刊《新生》杂志，这件事便开始筹备。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在《域外小说集》的新版序文上，他曾这样说道：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虽然是这样说，其实所缺少的就只是资本，在当初筹办的时候上三样东西原是充分满足的。所说第一件是学问，说没有原是句客气话，其实要来领导一种文学运动，至少对于自己的主张有些自信，至于第二件的工夫，则事实上是多得很，因为既如上边所说，我在起头的两年麻麻胡胡的学日本话，大半是玩耍的时候，鲁迅则始终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名学习德文，自然更多有自己的工夫了。倒是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弗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 我在南京的时候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也就只是梁任公的《新小说》里所载的那些，主要是焦尔士威奴的科学小说，以及法国雨果——当时因为用英文读法称为嚣俄的名字，此外则是林琴南所译的哈葛德等，后来有司各得，其《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比较的有点意思。至于我所有的外文本文学书，就只有一册英文《天方夜谈》，八册英文雨果选集，和美国朗斐罗的什么诗，坡的中篇小说《黄金甲虫》的翻印本罢了。我到达东京的时候，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内计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古典神话》虽是主要在于说明英文学上的材料，但也就有了希腊神话的大概，卷首并说及古今各派的不同解释，使我对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说法有了理解。恰巧在骏河台下的中西屋书店里有多少本的“银丛书”，安特路朗的主要著作就收在这里边，这便是《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和两册《神话，仪式和宗教》（Myth, Ritual and Religion），我便去都买了来，这就是研究神话最早的根据。后来弄希腊神话，更得到弗来则与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更有进益，但在那时候觉得有了新园地跃跃欲试，便在那一年里（一九〇六）用了《新生》稿纸，开始写一篇《三辰神话》，意思是说日月星的，刚起了头，才写得千余字，有一天许季茀来访，谈起《新生》的稿件，鲁迅还拿出来，给他阅看。大概他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兴趣，我的文章也当然写得很糟，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也算侥幸《新生》未曾出版，不然这样不成样子的东西发表出来，岂不是一件笑话吗。 七四　徐锡麟事件 我们在伏见馆始终住的是第八号房间，后来对面的第六号空出来了，遂并借了这一间，因为仿佛是朝东的，所以在夏天比较要好一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忽然的来了新客，不得不让给他们住了，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姉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姉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这大抵是关于妇女生活的特殊事情，鲁迅经手办理的也有这种的事，不过最初由男人传述，还没有什么困难，第二步却要说给下女听，如托她们代买月经带等，这在当时实在有点别扭的。好在这事也只头一次为难，以后进了学校，她们会得自己办理了。 那年夏天，确实的说是阴历五月廿六日，中国突然发生一件不平常的革命事情，这便是徐伯荪刺杀恩铭的所谓安庆事件。如今暂且借用鲁迅的《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写范爱农的起头一节如下：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akurin刺杀，刺客就擒。’[1]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的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安徽做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恩铭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豫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案，这是六月初五日的事，）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的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鱿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接着是绍兴同乡会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发电报的事，结果分成两派，主张发的是想借了主持公论的幌子，去和当时清政府发生接触，所以表面主张民主，要政府文明处理，以后不再随便处刑。这派的首领是蒋观云，他本是老诗人，寄寓在东京，素来受到同乡青年们的尊敬，鲁迅和许季茀等人也时常去问候，可是这时受了康梁立宪派的影响，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这时竭力主张发电报，去和政府接近。反对的是比较激烈的，以为既然革命便是双方开火了，说话别无用处，鲁迅原来也是这一派，所以范爱农所说的话：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根本是不错的，鲁迅当然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和那态度很是特别，所以鲁迅随后还一再传说，至于意见却原来是一致的。那篇《范爱农》的文章里说，自己主张发电报，那为的是配合范爱农反对的意思，是故意把“真实”改写为“诗”，这一点是应当加以说明。关于蒋观云的事，我有一节文章收在“百草园的内外”里，节录于下： “当时绍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连络，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在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七五　法豪事件 自从安庆事件以后，来伏见馆访问的客人似乎要比从前增加了。以前来访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季茀，要不然便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斋罢了。这回来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豫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是在日本留学，专门药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不过那些事情大半乃是我们迁居东竹町以后了，这里须得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搬出伏见馆的因缘了。 简单的一句，由于环境不合适，住的很不痛快。老实说，下宿生活不会是住得痛快的，寓居的人既然杂乱，吵闹势所难免，但伏见馆的情形还算好的，因为它房间少，住不到十个人，而且多数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志趣很低，为鲁迅所看不起，却还是专心用功，整天上学，晚上也很安静，所以一时可以共处得来。可是后来蔡君夫妇搬到别处去了，我也另外找了第七号住下，这边第五六号来了几个江西客人，这情形便大不相同了。不晓得共总有几个人，但是却也同我们一样，平常不上学校去，一天里以在家的时候为多，而且经常高谈阔论，又复放声狂笑，对门第六号里住的一位豪杰，尤其是了不得，醒时大笑大叫，睡了又立即鼾声大作，声如猪嗥，他的同伴叫他做“法豪”，——后来在民国初年在议员当中，发见了江西的一位议员名叫欧阳法孝，才知道他的正式的大名。这位法豪老爷又似乎头脑特殊的坏，日本房子特别是下宿的房间，外观构造都很相似，可是外边标着号数，自己住惯了也很有数，可是他却时常走错，冲进别人的住房里去，又复愕然退出，也不打一个招呼。这些江西客人似乎对于洗澡又特有兴趣，本来下宿里有一个不文律，凡是住得最久的客人对于洗浴有优先权，遇着澡堂烧开了之后，由下女按着次序来请，大约那里是平日一星期两次吧，每逢期日水刚烧好，法豪便不等来通知，径自钻了进去。鲁迅并不怎么热心于剃头沐浴，平常住在没有洗澡设备的下宿的时候，往往两三个月也难得去浴堂一次，可是这回因为憎恶这班人的缘故，又因他们大抵不懂得入浴的规矩之故，时常把浴汤弄得稀脏，尤其令人觉得不快。这仿佛是一件小事情，不值得计较，但是日日听着狗叫似的吵闹，更是四日两头的有那洗澡这一幕，实在叫人不好受，所以在踌躇好久之后，终于决心迁居，离汤岛不过一箭之路，在东竹町的一户人家租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了。这一件小小的“法豪事件”虽然是渺小得很，可是搅乱我们的心绪，影响实在很大，所以这里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或者不算是怎么夸大吧。 七六　中越馆 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我们的住房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要比下宿的普通房间为宽大。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一个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这是一家住家，有房间出租给人，只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方面一定要以下宿营业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的二房东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一间屋里，西边的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没有左右邻居，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许，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很可以吃，但是煮得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我们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盐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种爬走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 “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我们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门老太婆便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得奇怪，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瞭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 这下宿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什么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后来也是政治界的名人，但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本名是刘成禺，可是刘麻子的名字却更为人所知）从美国回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元来是他夜里回来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刘麻子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放在中间的火钵踢翻了，并不返顾一下，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大概因为这里比普通的下宿较为方便的缘故，所以来访的人也多一点了，主要是因安庆事件而亡命来日本的几个同乡，便是陶焕卿和龚未生，他们常是一起来的，陈子英，陶望潮是东湖时代的学生，但因年龄关系，还只能算是朋友，因为他只比我小三四岁罢了。其中最常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的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谈到吃饭的时候，假如主人在抽斗里有钱，便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燕菜，他也只当作粉条喝了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来搜查，这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元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道：“要封一个么？”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 七七　翻译小说上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这种标准维持到民国十年以后，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我在这几年间所译出者，计有长篇中篇小说共五种： 一，《红星佚史》，英国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共著，共有十万字左右。 二，《劲草》，俄国托尔斯泰著，约有十多万字。 三，《匈奴奇士录》，匈牙利育凯摩耳著，六万多字。 四，《炭画》，波阑显克微支著，约四万字。 五，《黄蔷薇》，育凯著，三万多字。 上边中间只有一三两种，总算买卖成功，得到若干钱，买了些参考书，余下的也都贴补了日用，其他便卖不出去，就此搁浅了。第二种《劲草》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正是在中越馆的时期所翻译，似乎值得来一说，至于其余的也就只是连带的说及罢了。 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作，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说老实话这里面的故事虽然显得有点“神怪”，可是并不怎么见得有趣味，至多也就只是同那《金字塔剖尸记》仿佛罢了，不过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总觉得这里有一部分是安特路朗的东西，便独断的认定这是书里所有诗歌，多少有这可能，却没有的确的证据。这在哈葛德别的作品确是没有这许多的诗，大概总该有十八九首吧，在翻译的时候很花了气力，由我口译，却是鲁迅笔述下来，只有第三编第七章中勒尸多列庚的战歌因为原意粗俗，所以是我用了近似白话的古文译成，不去改写成古雅的诗体了。据序文上所记是在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译成，那时还住在伏见馆里，抄成后便寄给商务印书馆去看，回信说可以接收，给予稿费二百元，还要一个卖稿的中保人，这时我们恰好便请蔡谷卿做了，因为他是当时场面上的人物，是最好没有的了。十一月中《红星佚史》就出版了，作为说部丛书的初集的第七十八种，但是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这是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虽然当时没有知识，还把希腊罗马的神名混在一起，而且音译也不正确，——如把阿普洛狄德照英文读作亚孚罗大谛之类，但总之是很费些工夫去抄集拢来的，但似乎中国读者向来就怕“烦琐”的注解的，所以编辑部就把它一裹脑儿的拉杂摧烧了，不过这在译者无法抗议，所以也就只好默尔而息，好在学了一个乖，下次译书的时候不来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傻事情，这就很好了。 七八　翻译小说下 初次出马成功，就到手了两百块钱，这是很不小的一个数目，似乎可以买到好些外国书了。在钱还没有寄来之前，先向蔡谷清通融了一百元，去到丸善书店买了一部英译屠介涅夫选集，共有十五本，每本里有两三张玻璃板插画，价钱才只六十先令，折合日金三十元，实在公道得很。我们当时很是佩服屠介涅夫，但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总是没有翻译他的小说过，大约是因为佩服的缘故，所以不大敢轻易出手吧。此外又看见出版的广告，见有丹麦的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在英国出版，也就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一册，这书是伦敦的海纳曼所出，与屠介涅夫选集是同一书店印行的。勃阑兑斯大概是犹太系的丹麦人，所以有点离经畔道，同情那些革命的诗人，但这于我们却是很有用的。他有一册《俄国印象记》，在很早以前就有英译了，在东京也很容易得到，这与后出的克鲁泡金的《俄国文学上的理想和现实》，同是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好参考书。至于《波兰印象记》，尤其难得，在后来得着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学史》以前，差不多没有讲波兰文学的资料，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边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支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讲匈牙利的，有一册《匈牙利文学史论》，是奥大利系的匈牙利人赖息所著，也是很有用处，但那是偶然买到，不是这一回所特地去订购的。 我们第二种翻译的乃是俄国的一部历史小说，是大托尔斯泰所著，他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同姓，但是生的更早，所以加一“大”字以为识别。原书名叫“克虐支绥勒勃良尼”，译起意思来是“银公爵”，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英译则称为“可怕的伊凡”，伊凡即是教名约翰的转变，伊凡四世是俄国十八世纪中的沙皇，据说是很有信心而又极是凶暴，是个有精神病的皇帝，被人称作可怕的伊凡。银公爵虽是呱呱叫的忠臣义人，也是个美男子，可是不大有什么生气，有如戏文里的落难公子，出台来唤不起观众的兴趣，倒是那半疯狂的俄皇以及懂得妖法的磨工，虽然只是二花面或小丑脚色，却令人读了津津有味，有时回想起来还不禁要发笑。这部小说很长，总有十多万字吧，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阔的大房间里，我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都一点都不感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很有兴趣的说说笑笑，谈论里边的故事，一直等到抄成一厚本，蓝格直行的日本皮纸近三百张，仍旧以主人公为名，改名“劲草”，寄了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是失败了，不久接到书店的覆信，说此书已经译出付印，原稿送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自然只好罢了，但是觉得这《劲草》却还有它的长处，过了几时那译本果然出来了，上下两册，书名“不测之威”。看了并不觉得怎样不对，但敝帚自珍，稿本一直也保存着，到了民国初年鲁迅把它带到北京，送给杂志或日报社，计划发表，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展转交付，终于连原稿也遗失了。 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书中讲一神宗徒的事情，故书名“神是一个”，即不承认三位一体之说，但里边穿插恋爱政治，写的很是有趣，所以出版者题作“爱情小说”，可见商人是那么样鉴定的。这一部稿子算是顺利的卖成功了，可是寄卖稿契约和钱来的时候，却是少算了一万字之谱，当初就这样的收下了，等到半年后书印了出来，特地买来一册，一五一十的仔细计算，查出数目的确不对，于是去信追补，结果要来了大洋十几元几角几分，因为那书店是一个字算几个钱，是那么样的精算的。翻译是在中越馆进行，但是序文上题戊申五月，已是在迁居西片町之后了。 七九　学俄文 如果丁未（一九〇六）年在中越馆的时候，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情，是学俄文这事件，那么戊申（一九〇七）年住在伍合时期该是民报社听讲《说文》这事吧。当初由陶望潮发起，一共六个人，每人每月学费五元，在晚间上课一小时，地点在神田，由本乡徒步走去，路不很远。教师名玛理亚孔特夫人，这姓是西欧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吧，当时亡命日本，年纪大约三四十岁的光景，不会得说日本话，只用俄语教授，有一个姓山内的书生，这是寄食于主人的家里，半工半读的学生，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俄语系肄业生，有时叫来做翻译，不过那些文法上的说明大家多已明白，所以山内屡次申说，如诸位所已经知道，呐呐的说不好，来了一两次之后便不再来了。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听先生讲读，差不多只是听发音，照样的念而已。俄文发音虽然不很容易，总比英语好，而且拼音又很规则，在初学觉得长一点罢了。不知怎的有一位汪君总是念不好，往往加上些杂音去，仿佛多用“仆”字音，每听他仆仆的读不出的时候，不但教师替他着急，就是旁边坐着的许寿裳和鲁迅也紧张得浑身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汪公权是刘申叔家的亲戚，陶望潮所拉来参加的，后来在上海为同盟会人所暗杀，那时刘申叔投在端方那里，汪君的死大概与此有关，但这已是两三年后的事情了。同学的六个人除我们两个以外，有陶望潮和许寿裳，此外则是汪公权和陈子英，但是这个班却是不久就散，我记得托教员从海参崴去买来的一册初级教本，都还没有念完，可以证明这时期是不很长的了。这中间是教师先发生了事件，因为有俄国青年出入，所以外边便有些流言，其实这大约也只是在本国人中间流传着罢了，外边的人本来并不知道，可是女人到底心窄，用了手枪自杀了，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所以不久伤口愈合，仍旧可以上课了。我们这俄文班当初成立原有点勉强，因为学费太大了，有点难以持久，就有些动摇，陈子英首先提出独自学习，同班的又减少了一个，不久发起的陶望潮也要退出去了，说要往长崎跟俄国人学制造炸弹去，这也只得让他走了。结果这俄文班只好散伙了事，六个人中间恐怕就只有陈子英继续的学下去，可以看书，其余的便都已半途而废，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 八〇　民报社听讲 假如不是许季茀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我们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鲁迅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但住着的确是很舒服的。许季茀那时在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毕业，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屋，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伊吕波是伊吕波歌的字母次序，等于中国《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后来常被用于数目次序，）硬拉朋友去凑数，因此我们也就被拉了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