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期）

　　哀韦杰三君此文原载在《清华周刊》上，所以用了向清华人说话的语气。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坐在房里，忽然有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甚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韦杰三（1903—1926），壮族。1926年3月18日，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抗议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屠杀，身中4弹，于3月21日牺牲。时年23岁。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甚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的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的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的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的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1926年4月2日。 　　（原载1926年4月9日《清华周刊》） 　　飘零 　　一个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在晕黄的电灯光下，谈到w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c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甚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甚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c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w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p大学读书，w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p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p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w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w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甚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w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 　　这就是w了。 　　p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w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w的事。他说w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p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駋然”，“踌躇满志”，p觉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说w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甚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w的确是如此做人的。p说他也相信w的话；真的，p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w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p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p又告诉我w恋爱的故事。是的，恋爱的故事！p说这是一个日本人，和w一同研究的，但后来走了，这件事也就完了。p说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们所想的恋爱的故事！p又曾指出《来日》上w的一篇《月光》给我看。这是一篇小说，叙述一对男女趁着月光在河边一只空船里密谈。那女的是个有夫之妇。这时四无人迹，他俩谈得亲热极了。但p说w的胆子太小了，所以这一回密谈之后，便撒了手。这篇文字是w自己写的，虽没有如火如荼的热闹，但却别有一种意思。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恋爱，这就是w了。 　　“‘疯子’！”我这时忽然似乎彻悟了说，“也许是的吧？我想。一个人冷而又热，是会变疯子的。” 　　“唔。”p点头。 　　“他其实大可以不必管甚么中国不中国了；偏偏又恋恋不舍的！” 　　“是啰。w这回真不高兴。k在美国借了他的钱。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远的跑去和k要钱。k的没钱，他也知道；他也并不指望这笔钱用。只想借此去骂他一顿罢了，据说拍了桌子大骂呢！” 　　“这与他的写小说一样的道理呀！唉，这就是w了。” 　　p无语，我却想起一件事：“w到美国后有信来么？” 　　“长远了，没有信。” 　　我们于是都又默然。 　　1926年7月20日，白马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