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钞票

在绿色的灯下，人们跳着舞狂欢着，有的抱着椅子跳，胖朋友他也丢开风琴，从角落扭转出来，他扭到混杂的一堆人去，但并不消失在人中。因为他胖，同时也因为他跳舞做着怪样，他十分不协调的在跳，两腿扭颤得发着疯。他故意妨碍别人，最终他把别人都弄散开去，地板中央只留下一个流汗的胖子。人们怎样大笑，他不管。 “老牛跳得好！”人们向他招呼。 他不听这些，他不是跳舞，他是乱跳瞎跳，他完全胡闹，他蠢得和猪、和蟹子那般。 红灯开起来，扭扭转转的那一些绿色的人变红起来。红灯带来另一种趣味，红灯带给人们更热心的胡闹。瘦高的老桐扮了一个女相，和胖朋友跳舞。女人们笑流泪了！直不起腰了！但是胖朋友仍是一拐一拐。他的“女舞伴”在他的手臂中也是谐和地把头一扭一拐，扭得太丑，太愚蠢，几乎要把头扭掉，要把腰扭断，但是他还扭，好象很不要脸似的，一点也不知羞似的，那满脸的红胭脂呵！那满脸丑恶得到妙处的笑容。 第二次老桐又跑去化装，出来时，头上包一张红布，脖子后拖着很硬的但有点颤动的棍状的东西。那是用红布扎起来的、扫帚把柄的样子，生在他的脑后。又是跳舞，每跳一下，脑后的小尾巴就随着颤动一下。 跳舞结束了，人们开始吃苹果，吃糖，吃茶。就是吃也没有个吃的样子！有人说： “我能整吞一个苹果。” “你不能，你若能整吞个苹果，我就能整吞一个活猪！”另一个说。 自然，苹果也没有吞，猪也没有吞。 外面对门那家锁着的大狗，锁链子在响动。腊月开始严寒起来，狗冻得小声吼叫着。 带颜色的灯闭起来，因为没有颜色的刺激，人们暂时安定了一刻。因为过于兴奋的缘故，我感到疲乏，也许人人感到疲乏大家都安定下来，都象恢复了人的本性。 小“电驴子”从马路笃笃跑过，又是日本宪兵在巡逻吧！可是没有人害怕，人们对于日本宪兵的印象还浅。“玩呀！乐呀！”第一个站起的人说。 “不乐白不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大个子老桐也说。胖朋友的女人拿一封信，送到我的手里： “这信你到家去看好啦！” 郎华来到我的身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把信放到衣袋中。 只要一走出屋门，寒风立刻刮到人们的脸，外衣的领子竖起来，显然郎华的夹外套是感到冷，但是他说：“不冷。”一同出来的人，都讲着过旧年时比这更有趣味，那一些趣味早从我们跳开去。我想我有点饿，回家可吃什么？于是别的人再讲什么，我听不到了？！郎华也冷了吧，他拉着我走向前面，越走越快了，使我们和那些人远远地分开。 在蜡烛旁忍着脚痛看那封信，信里边十元钞票露出来。 夜是如此静了，小狗在房后吼叫。 第二天，一些朋友来约我们到“牵牛房”去吃夜饭。果然吃很好，这样的饱餐，非常觉得不多得，有鱼，有肉，有很好滋味的汤。又是玩到半夜才回来。这次我走路时很起劲，饿了也不怕，在家有十元票子在等我。我特别充实地迈着大步，寒风不能打击我。“新城大街”，“中央大街，”行人很稀少了！人走在行人道，好象没有挂掌的马走在冰面，很小心的，然而时时要跌倒。店铺的铁门关得紧紧，里面无光了，街灯和警察还存在，警察和垃圾箱似的失去了威权，他背上的枪提醒着他的职务，若不然他会依着电线柱睡着的。再走就快到“商市街”了！然而今夜我还没有走够，“马迭尔”旅馆门前的大时钟孤独挂着。向北望去，松花江就是这条街的尽头。 我的勇气一直到“商市街”口还没消灭，脑中，心中，脊背上，腿上，似乎各处有一张十元票子，我被十元票子鼓励得肤浅得可笑了。 是叫化子吧！起着哼声，在街的那面在移动。我想他没有十元票子吧！ 铁门用钥匙打开，我们走进院去，但，我仍听得到叫化子的哼声…… 索非亚的愁苦 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 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象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式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可是她没笑，她一半说着俄国话。‘涅克拉西为’。 “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难看呢？” “读书，读书，十一点钟了。”她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讲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红光闪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东的女儿穿着红缎袍子走过去。 我想，她一定要称赞一句。可是她没有： “白吃白喝的人们！” 这样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能说出来？当时，我只是为着这名词的构造而惊奇。至于这名词的意义，好象以后才发现出来。 后来，过了很久，我们谈着思想，我们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问过她几次了，但仍常常问她。她的解说有意思：“猪一样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那么，白吃白喝的人们将来要做‘穷党’了吧？” “是的，要做‘穷党’的。不，可是……”她的一丝笑纹也从脸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没再提到“白吃白喝”这句话。我们又回转到原来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连女人也不再说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样没有增加，这样一直继续到“巴斯哈”节。 节前的几天，索非亚手脸色比平日更惨白些，嘴唇白得几乎和脸色一个样，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节前的一日，她说：“明天过节，我不来，后天来。” 后天，她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说着她愁苦，这很意外。友情因为这个好象又增加起来。 “昨天是什么节呢？” “‘巴斯哈’节，为死人过的节。染红的鸡子带到坟上去，花圈带到坟上去……” “什么人都过吗？犹太人也过‘巴斯哈’节吗？” “犹太人也过，‘穷党’也过，不是‘穷党’也过。” 到现在我想知道索非亚为什么她也是“穷党”，然而我不能问她。 “愁苦，我愁苦……妈妈又生病，要进医院，可是又请不到免费证。” “要进哪个医院。” “专为俄国人设的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 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象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赛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象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动。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抽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起耸起又一起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奇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赛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正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正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情的嚎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哪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赛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赛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啷啷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样子再不象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医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 （首刊于1936年4月10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25期） 同命运的小鱼 我们的小鱼死了。它从盆中跳出来死的。 我后悔，为什么要出去那么久！为什么只贪图自己的快乐而把小鱼干死了！ 那天鱼放到盆中去洗的时候，有两条又活了，在水中立起身来。那么只用那三条死的来烧菜。鱼鳞一片一片地掀掉，沉到水盆底去；肚子剥开，肠子流出来。我只管掀掉鱼鳞，我还没有洗过鱼，这是试着干，所以有点害怕，并且冰凉的鱼的身子，我总会联想到蛇；剥鱼肚子我更不敢了。郎华剥着，我就在旁边看，然而看也有点躲躲闪闪，好象乡下没有教养的孩子怕着已死的猫会还魂一般。 “你看你这个无用的，连鱼都怕。”说着，他把已经收拾干净的鱼放下，又剥第二个鱼肚子。这回鱼有点动，我连忙扯了他的肩膀一下：“鱼活啦，鱼活啦！” “什么活啦！神经质的人，你就看着好啦！”他逞强一般的在鱼肚子上划了一刀，鱼立刻跳动起来，从手上跳下盆去。“怎么办哪？”这回他向我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从水中摸出来看看，好象鱼会咬了他的手，马上又丢下水去。鱼的肠子流在外面一半，鱼是死了。 “反正也是死了，那就吃了它。” 鱼再被拿到手上，一些也不动弹。他又安然地把它收拾干净。直到第三条鱼收拾完，我都是守候在旁边，怕看，又想看。第三条鱼是全死的，没有动。盆中更小的一条很活泼了，在盆中转圈。另一条怕是要死，立起不多时又横在水面。火炉的铁板热起来，我的脸感觉烤痛时，锅中的油翻着花。 鱼就在大炉台的菜板上，就要放到油锅里去。我跑到二层门去拿油瓶，听得厨房里有什么东西跳起来，噼噼啪啪的。他也来看。盆中的鱼仍在游着，那么菜板上的鱼活了，没有肚子的鱼活了，尾巴仍打得菜板很响。 这时我不知该怎样做，我怕看那悲惨的东西。躲到门口，我想：不吃这鱼吧。然而它已经没有肚子了，可怎样再活？我的眼泪都跑上眼睛来，再不能看了。我转过身去，面向着窗子。窗外的小狗正在追逐那红毛鸡，房东的使女小菊挨过打以后到墙根处去哭…… 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 晚饭的鱼是吃的，可是很腥，我们吃得很少，全部丢到垃圾箱去。 剩下来两条活的就在盆里游泳。夜间睡醒时，听见厨房里有乒乓的水声。点起洋烛去看一下。可是我不敢去，叫郎华去看。 “盆里的鱼死了一条，另一条鱼在游水响……” 到早晨，用报纸把它包起来，丢到垃圾箱去。只剩一条在水中上下游着，又为它换了一盆水，早饭时又丢了一些饭粒给它。 小鱼两天都是快活的，到第三天忧郁起来，看了几次，它都是沉到盆底。 “小鱼都不吃食啦，大概要死吧？”我告诉郎华。 他敲一下盆沿，小鱼走动两步；再敲一下，再走动两步……不敲，它就不走，它就沉下去。 又过一天，小鱼的尾巴也不摇了，就是敲盆沿，它也不动一动尾巴。 “把它送到江里一定能好，不会死。它一定是感到不自由才忧愁起来！” “怎么送呢？大江还没有开冻，就是能找到一个冰洞把它塞下去，我看也要冻死，再不然也要饿死。”我说。 郎华笑了。他说我象玩鸟的人一样，把鸟放在笼子里，给它米子吃，就说它没有悲哀了，就说比在山里好得多，不会冻死，不会饿死。 “有谁不爱自由呢？海洋爱自由，野兽爱自由，昆虫也爱自由。”郎华又敲了一下水盆。 小鱼只悲哀了两天，又畅快起来，尾巴打着水响。我每天在火边烧饭，一边看着它，好象生过病又好起来的自己的孩子似的，更珍贵一点，更爱惜一点。天真太冷，打算过了冷天就把它放到江里去。 我们每夜到朋友那里去玩，小鱼就自己在厨房里过个整夜。它什么也不知道，它也不怕猫会把它攫了去，它也不怕耗子会使它惊跳。我们半夜回来也要看看，它总是安安然然地游着。家里没有猫，知道它没有危险。 又一天就在朋友那里过的夜，终夜是跳舞，唱戏。第二天晚上才回来。时间太长了，我们的小鱼死了！ 第一步踏进门的是郎华，差一点没踏碎那小鱼。点起洋烛去看，还有一点呼吸，腮还轻轻地抽着。我去摸它身上的鳞，都干了。小鱼是什么时候跳出水的？是半夜？是黄昏？耗子惊了你，还是你听到了猫叫？ 蜡油滴了满地，我举着蜡烛的手，不知歪斜到什么程度。屏着呼吸，我把鱼从地板上拾起来，再慢慢把它放到水里，好象亲手让我完成一件丧仪。沉重的悲哀压住了我的头，我的手也颤抖了。 短命的小鱼死了！是谁把你摧残死的？你还那样幼小，来到世界——说你来到鱼群吧，在鱼群中你还是幼芽一般正应该生长的，可是你死了！ 郎华出去了，把空漠的屋子留给我。他回来时正在开门，我就赶上去说：“小鱼没死，小鱼又活啦！”我一面拍着手，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到桌子了去取蜡烛。他敲着盆沿，没有动，鱼又不动了。 “怎么又不会动了？”手到水里去把鱼立起来，可是它又横过去。 “站起来吧。你看蜡油啊！……”他拉我离开盆边。 小鱼这回是真死了！可是过一会又活了。这回我们相信小鱼绝对不会死，离水的时间太长，复一复原就会好的。 半夜郎华起来看，说它一点也不动了，但是不怕，那一定是又在休息。我招呼郎华不要动它，小鱼在养病，不要搅扰它。 亮天看它还在休息，吃过早饭看它还在休息。又把饭粒丢到盆中。我的脚踏起地板来也放轻些，只怕把它惊醒，我说小鱼是在睡觉。 这睡觉就再没有醒。我用报纸包它起来，鱼鳞沁着血，一只眼睛一定是在地板上挣跳时弄破的。 就这样吧，我送它到垃圾箱去。 几个欢快的日子 人们跳着舞，“牵牛房”那一些人们每夜跳着舞。过旧年那夜，他们就在茶桌上摆起大红蜡烛，他们摹仿着供财神，拜祖宗。灵秋穿起紫红绸袍，黄马褂，腰中配着黄腰带，他第一个跑到神桌前。老桐又是他那一套，穿起灵秋太太瘦小的皮袍，长短到膝盖以上，大红的脸，脑后又是用红布包起笤帚把柄样的东西，他跑到灵秋旁边，他们俩是一致的，每磕一下头，口里就自己喊一声口号：一、二、三……不倒翁样不能自主地倒下又起来。后来就在地板上烘起火来，说是过年都是烧纸的……这套把戏玩得熟了，惯了！不是过年，也每天来这一套，人们看得厌了！对于这事冷淡下来，没有人去大笑，于是又变一套把戏：捉迷藏。 客厅是个捉迷藏的地盘，四下窜走，桌子底下蹲着人，椅子倒过来扣在头上顶着跑，电灯泡碎了一个。蒙住眼睛的人受着大家的玩戏，在那昏庸的头上摸一下，在那分张的两手上打一下。有各种各样的叫声，蛤蟆叫，狗叫，猪叫还有人在装哭。要想捉住一个很不容易，从客厅的四个门会跑到那些小屋去。有时瞎子就摸到小屋去，从门后扯出一个来，也有时误捉了灵秋的小孩。虽然说不准向小屋跑，但总是跑。后一次瞎子摸到王女士的门扇。 “那门不好进去。”有人要告诉他。 “看着，看着不要吵嚷！”又有人说。 全屋静下来，人们觉得有什么奇迹要发生。瞎子的手接触到门扇，他触到门上的铜环响，眼看他就要进去把王女士捉出来，每人心里都想着这个：看他怎样捉啊！ “谁呀！谁？请进来！”跟着很脆的声音开门来迎接客人了！以为她的朋友来访她。 小浪一般冲过去的笑声，使摸门的人脸上的罩布脱掉了，红了脸。王女士笑着关了门。 玩得厌了！大家就坐下喝茶，不知从什么瞎话上又拉到正经问题上。于是“做人”这个问题使大家都兴奋起来。 ——怎样是“人”，怎样不是“人”？ “没有感情的人不是人。” “没有勇气的人不是人。” “冷血动物不是人。” “残忍的人不是人。” “有人性的人才是人。” “……” 每个人都会规定怎样做人。有的人他要说出两种不同做人的标准。起首是坐着说，后来站起来说，有的也要跳起来说。 “人是情感的动物，没有情感就不能生出同情，没有同情那就是自私，为己……结果是互相杀害，那就不是人。”那人的眼睛睁得很圆，表示他的理由充足，表示他把人的定义下得准确。 “你说的不对，什么同情不同情，就没有同情，中国人就是冷血动物，中国人就不是人。”第一个又站了起来，这个人他不常说话，偶然说一句使人很注意。 说完了，他自己先红了脸，他是山东人，老桐学着他的山东调： “老猛（孟，），你使（是）人不使人？” 许多人爱和老孟开玩笑，因为他老实，人们说他象个大姑娘。 “浪漫诗人”，是老桐的绰号。他好喝酒，让他作诗不用笔就能一套连着一套，连想也不用想一下。他看到什么就给什么作个诗；朋友来了他也作诗： “梆梆梆敲门响，呀！何人来了？” 总之，就是猫和狗打架，你若问他，他也有诗，他不喜欢谈论什么人啦！社会啦！他躲开正在为了“人”而吵叫的茶桌，摸到一本唐诗在读： “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读得有腔有调，他用意就在打搅吵叫的一群。郎华正在高叫着： “不剥削人，不被人剥削的就是人。” 老桐读诗也感到无味。 “走！走啊！我们喝酒去。” 他看一看只有灵秋同意他，所以他又说： “走，走，喝酒去。我请客……” 客请完了！差不多都是醉着回来。郎华反反复复地唱着半段歌，是维特别离绿蒂的故事，人人喜欢听，也学着唱。 听到哭声了！正象绿蒂一般年轻的姑娘被歌声引动着，哪能不哭？是谁哭？就是王女士。单身的男人在客厅中也被感动了，倒不是被歌声感动，而是被少女的明脆而好听的哭声所感动，在地心不住地打着转。尤其是老桐，他贪婪的耳朵几乎竖起来，脖子一定更长了点，他到门边去听，他故意说： “哭什么？真没意思！” 其实老桐感到很有意思，所以他听了又听，说了又说：“没意思。” 不到几天，老桐和那女士恋爱了！那女士也和大家熟识了！也到客厅来和大家一道跳舞。从那时起，老桐的胡闹也是高等的胡闹了！ 在王女士面前，他耻于再把红布包在头上，当灵秋叫他去跳滑稽舞的时候，他说： “我不跳啦！”一点兴致也不表示。 等王女士从箱子里把粉红色的面纱取出来： “谁来当小姑娘，我给他化妆。” “我来，我……我来……”老桐他怎能像个小姑娘？他象个长颈鹿似的跑过去。 他自己觉得很好的样子，虽然是胡闹，也总算是高等的胡闹。头上顶着面纱，规规矩矩地、平平静静地在地板上动着步。但给人的感觉无异于他脑后的颤动着红扫帚柄的感觉。 别的单身汉，就开始羡慕幸福的老桐。可是老桐的幸福还没十分摸到，那女士已经和别人恋爱了！ 所以“浪漫诗人”就开始作诗。正是这时候他失一次盗：丢掉他的毛毯，所以他就作诗“哭毛毯”。哭毛毯的诗作得很多，过几天来一套，过几天又来一套。朋友们看到他就问： “你的毛毯哭得怎样了？”。 女教师 一个初中学生，拿着书本来到家里上课，郎华一大声开讲，我就躲到厨房里去。第二天，那个学生又来，就没拿书，他说他父亲不许他读白话文，打算让他做商人，说白话文没有用；读古文他父亲供给学费，读白话文他父亲就不管。 最后，他从口袋摸出一张一元票子给郎华。 “很对不起先生，我读一天书，就给一元钱吧！”那学生很难过的样子，他说他不愿意学买卖。手拿着钱，他要哭似的。 郎华和我同时觉得很不好过，临走时，强迫把他的钱给他装进衣袋。 郎华的两个读中学课本的学生也不读了！他实在不善于这行业，到现在我们的生命线又断尽。胖朋友刚搬过家，我就拿了一张郎华写的条子到他家去。回来时我是带着米、面、木柈，还有几角钱。 我眼睛不住地盯住那马车，怕那车夫拉了木柈跑掉。所以我手下提着用纸盒盛着的米，因为我在快走而震摇着；又怕小面袋从车上翻下来，赶忙跑到车前去弄一弄。 听见马的铃铛响，郎华才出来！这一些东西很使他欢乐，亲切地把小面袋先拿进屋去。他穿着很单的衣裳，就在窗前摆堆着木柈。 “进来暖一暖再出去……冻着！”可是招呼不住他。始终摆完才进来。 “天真够冷。”他用手扯住很红的耳朵。 他又呵着气跑出去，他想把火炉点着，这是他第一次点火。 “柈子真不少，够烧五六天啦！米面也够吃五六天，又不怕啦！” 他弄着火，我就洗米烧饭。他又说了一些看见米面时特有高兴的话，我简直没理他。 米面就这样早饭晚饭的又快不见了，这就到我做女教师的时候了！ 我也把桌子上铺了一块报纸，开讲的时候也是很大的声。 郎华一看，我就要笑。他也是常常躲到厨房去。我的女学生，她读小学课本，什么猪啦！羊啦，狗啦！这一类字都不用我教她，她抢着自己念：“我认识，我认识！” 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她认识的字，她就先一个一个念出来，不让她念也不行，因为她比我的岁数还大，我总有点不好意思。她先给我拿五元钱，并说： “过几天我再交那五元。” 四五天她没有来，以为她不会再来了。那天，我正在烧晚饭，她跑来。她说她这几天生病。我看她不象生病，那么她又来做什么呢？过了好久，她站在我的身边： “先生，我有点事求求你！” “什么事？说吧……”我把葱花加到油里去炸。 她的纸单在手心握得很热，交给我；这是药方吗？信吗？都不是。 借着炉台上那个流着油的小蜡烛看，看不清，怕是再点两支蜡烛我也看不清，因为我不认识那样的字。 “这是易经上的字！”郎华看了好些时才说。 “我批了个八字，找了好些人也看不懂，我想先生是很有学问的人，我拿来给先生看看。” 这次她走去，再也没有来，大概她觉得这样的先生教不了她，连个“八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春意挂上了树梢 三月花还没有开，人们嗅不到花香，只是马路上融化了积雪的泥泞干起来。天空打起朦胧的多有春意的云彩；暖风和轻纱一般浮动在街道上，院子里。春末了，关外的人们才知道春来。春是来了，街头的白杨树蹿着芽，拖马车的马冒着气，马车夫们的大毡靴也不见了，行人道上外国女人的脚又从长统套鞋里显现出来。笑声，见面打招呼声，又复活在行人道上。商店为着快快地传播春天的感觉，橱窗里的花已经开了，草也绿了，那是布置着公园的夏景。我看得很凝神的时候，有人撞了我一下，是汪林，她也戴着那样小沿的帽子。 “天真暖啦！走路都有点热。” 看着她转过“商市街”，我们才来到另一家店铺，并不是买什么，只是看看，同时晒晒太阳。这样好的行人道，有树，也有椅子，坐在椅子上，把眼睛闭起，一切春的梦，春的谜，春的暖力……这一切把自己完全陷进去。听着，听着吧！春在歌唱…… “大爷，大奶奶……帮帮吧！……”这是什么歌呢，从背后来的？这不是春天的歌吧！ 那个叫化子嘴里吃着个烂梨，一条腿和一只脚肿得把另一只显得好象不存在似的。“我的腿冻坏啦！大爷，帮帮吧！唉唉……！” 有谁还记得冬天？阳光这样暖了！街树蹿着芽！ 手风琴在隔道唱起来，这也不是春天的调，只要一看那个瞎人为着拉琴而扭歪的头，就觉得很残忍。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没有。坏了腿的人，他走不到春天，他有腿也等于无腿。 世界上这一些不幸的人，存在着也等于不存在，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样难听的歌。 汪林在院心吸着一支烟卷，她又换一套衣裳。那是淡绿色的，和树枝发出的芽一样的颜色。她腋下夹着一封信，看见我们，赶忙把信送进衣袋去。 “大概又是情书吧！”郎华随便说着玩笑话。 她跑进屋去了。香烟的烟缕在门外打了一下旋卷才消灭。 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七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着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号叫起来。 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排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象特有的年轻人的集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排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得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她。她和另一个也和她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话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话和他们笑了一阵。 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 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 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 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 （作为“随笔三篇”之一首刊于1936年5月上海《中学生》第65号） 小偷、车夫和老头 木柈车在石路上发着隆隆的重响。出了木柈场，这满车的木柈使老马拉得吃力了！但不能满足我，大木柈堆对于这一车木柈，真象在牛背上拔了一根毛，我好象嫌这柈子太少。“丢了两块木柈哩！小偷来抢的，没看见？要好好看着，小偷常偷柈子……十块八块木柈也能丢。” 我被车夫提醒了！觉得一块木柈也不该丢，木柈对我才恢复了它的重要性。小偷眼睛发着光又来抢时，车夫在招呼我们： “来了啊！又来啦！” 郎华招呼一声，那竖着头发的人跑了！ “这些东西顶没有脸，拉两块就得啦吧！贪多不厌，把这一车都送给你好不好？……”打着鞭子的车夫，反复地在说那个小偷的坏话，说他贪多不厌。 在院心把木柈一块块推下车来，那还没有推完，车夫就不再动手了！把车钱给了他，他才说：“先生，这两块给我吧！拉家去好烘火，孩子小，屋子又冷。” “好吧！你拉走吧！”我看一看那是五块顶大的他留在车上。 这时候他又弯下腰，去弄一些碎的，把一些木皮扬上车去，而后拉起马来走了。但他对他自己并没说贪多不厌，别的坏话也没说，跑出大门道去了。 只要有木柈车进院，铁门栏外就有人向院里看着问：“柈子拉（锯）不拉？” 那些人带着锯，有两个老头也扒着门扇。 这些柈子就讲妥归两个老头来锯，老头有了工作在眼前，才对那个伙伴说：“吃点么？” 我去买给他们面包吃。 柈子拉完又送到柈子房去。整个下午我不能安定下来，好象我从未见过木柈，木柈给我这样的大欢喜，使我坐也坐不定，一会跑出去看看。最后老头子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了！这时候，我给他工钱。 我先用碎木皮来烘着火。夜晚在三月里也是冷一点，玻璃窗上挂着蒸气。没有点灯，炉火颗颗星星地发着爆炸，炉门打开着，火光照红我的脸，我感到例外的安宁。 我又到窗外去拾木皮，我吃惊了！老头子的斧子和锯都背好在肩上，另一个背着架柈子的木架，可是他们还没有走。这许多的时候，为什么不走呢？ “太太，多给了钱啦？” “怎么多给的！不多，七角五分不是吗？” “太太，吃面包钱没有扣去！”那几角工钱，老头子并没放入衣袋，仍呈在他的手上，他借着离得很远的门灯在考察钱数。 我说：“吃面包不要钱，拿着走吧！” “谢谢，太太。”感恩似的，他们转过身走去了，觉得吃面包是我的恩情。 我愧得立刻心上烧起来，望着那两个背影停了好久，羞恨的眼泪就要流出来。已经是祖父的年纪了，吃块面包还要感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