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

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多幸福，像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地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地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幻想什么？……这几天有信吗？”郎华问。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地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我烦忧啊！”象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象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 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首刊于1936年5月上海《中学生》第65号） 夏夜 密密的浓黑的一带长林，远在天边静止着。夏夜蓝色的天，蓝色的夜。夏夜坐在茅檐边，望着茅檐借宿麻雀的窠巢，隔着墙可以望见北山森静的密林，林的那端，望不见弯月勾垂着。 于是虫声，各样的穿着夜衣的幽灵般的生命的响叫。墙外小溪畅引着，水声脆脆瑯瑯。菱姑在北窗下语着多时了！眼泪凝和着夜露已经多时了！她依着一株花枝，花枝的影子抹上墙去，那样她俨若睡在荷叶上，立刻我取笑她：“荷叶姑娘，怎么啦？” 她过来似用手打我，嘴里似乎咒我，她依过的那花枝，立刻摇闪不定了，我想：我们两个是同一不幸的人。 “为什么还不睡呢？有什么说的尽在那儿咕咕叨叨，天不早啦，进来睡。” 祖母的头探出竹帘外，又缩回去。在模糊的天之下，我看见她白色的睡衣，我疑她是一只夜猫，在黑夜她也是到处巡行着。 菱姑27岁了，菱姑的青春尚关闭在怀中，近来她有些关闭不住了，她怎么能不忧伤呢？怎能对于一切生兴致呢？渐渐脸孔惨黄。 她一天天远着我的祖母，有时间只和我谈话，和我在园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总怕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她总留心我们。” “小萍，你在学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识多些，怎么你没有胆子吗？我若是你，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们的气，就是到工厂去做工也可以吃饭。” “前村李正的两个儿子，听说去当‘胡子’，可不是为钱，是去 ……” 祖母宛如一只猫头鹰样，突然出现在我们背后，并且响着她的喉咙：好像响着猫头鹰的翅膀似的：“好啊！这东西在这议论呢！我说：菱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没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头入了什么党啦，你也跟她学，没有老幼！没有一点姑娘样！尽和男学生在一块。你知道她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怕是再上学更要学坏，更没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会动气，她的眼睛像要从眼眶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这丫头。” 我听见她从窗口爬进去的时候，她仍是说着我把脸丢尽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声说：“今天不要说什么了，怕是你奶奶听着。” 菱姑是个乡下姑娘，她有热的情怀，聪明的素质，而没有好的环境。 “同什么人结婚好呢？”她常常问我。 “我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以后怎样生活？我希望我有职业，我一定到工厂去。”她说。 那夜我怎样努力也不能睡着，我反复想过菱姑的话，可怜的菱姑她只知道在家庭里受压迫，因为家中有腐败的老太婆。然而她不能知道工厂里更有齿轮，齿轮更会压榨。 在一条长炕上，祖母睡在第一位，菱姑第二位，我在最末的一位。通宵翻转着，我仿佛是睡在蒸笼里，每夜要听后窗外的虫声，和着这在山上的密林的啸声透进竹帘来，也听更多的在夜里的一切声息。今夜我被蒸笼蒸昏了！忘记着一切！ 是天快亮的时候，马在前院响起鼻子来，狗睡醒了，在院中抖擞着毛，这时候正是炮手们和一切守夜更的人睡觉的时候。在夜里就连叔叔们也戒备着，戒备着这乡村多事的六八月，现在他们都去睡觉了！院中只剩下些狗、马、鸡和鸭子们。 就是这天早晨，来了胡匪了，有人说是什么军，有人说是前村李正的儿子。 祖母到佛龛边去叩头，并且祷告：“佛爷保佑……” “我来保佑吧！”站在佛龛边我说。 菱姑作难的把笑沉下去。 大门打开的时候，只知是官兵，不是胡匪，不是什么什么军。 1936．2．21 （此篇作于哈尔滨，刊于1934年3月6、7日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篇后注明的时间，大概是编《桥》集子时的时间。) 家庭教师是强盗 有个人影在窗子上闪了一下，接着敲了两下窗子，那是汪林的父亲。 什么事情？郎华去了好大时间没回来，半个钟头还没回来！ 我拉开门，午觉还没睡醒的样子，一面揉着眼睛一面走出门去。汪林的二姐，面孔白得那样怕人，坐在门前的木台上，林禽（狗名）在院心乱跑，使那坐在木台的白面孔十分生气，她大声想叫住它。汪林也出来了！嘴上的纸烟冒着烟，但没有和我打招呼，也坐在木台上。使女小菊在院心走路也很规矩的样子。 我站在她家客厅窗下，听着郎华在里面不住地说话，看不到人。白纱窗帘罩得很周密，我站在那里不动。……日本人吧！有什么事要发生吧！可是里面没有日本人说话，我并不去问那很不好看的脸色的她们。 为着印册子而来的恐怖吧？没经过检查的小说册被日本人晓得了吧！ “接到一封黑信，说他老师要绑汪玉祥的票。” 我点了点头。再到窗下去听时，里面的声音更听不清了。 “三小姐，开饭啦！”小菊叫她们吃饭，那孩子很留心看我一遍。过了三四天，汪玉祥被姐姐们看管着不敢到大门口去。 家庭教师真有点像个强盗，谁能保准不是强盗？领子不打领结，没有更多的，只是一件外套，冬天，秋天，春天都穿夹外套。 不知有半月或更多的日子，汪玉祥连我们窗下都不敢来，他家的大人一定告诉他： “你老师是个不详细的人……” 册子 永远不安定下来的洋烛的火光，使眼睛痛了。抄写，抄写…… “几千字了？” “才3000多。” “不手疼吗？休息休息吧，别弄坏了眼睛。”郎华打着哈欠到床边，两只手相交着依在头后，背脊靠着铁床的钢骨。我还没停下来，笔尖在纸上作出响声…… 纱窗外阵阵起着狗叫，很响的皮鞋，人们的脚步从大门道来近。不自禁的恐怖落在我的心上。 “谁来了，你出去看看。” 郎华开了门，李和陈成进来。他们是剧团的同志，带来的一定是剧本。我没接过来看，让他们随便坐在床边。 “吟真忙，又在写什么？” “没有写，抄一点什么。”我又拿起笔来抄。 他们的谈话，我一句半句地听到一点，我的神经开始不能统一，时时写出错字来，或是丢掉字，或是写重字。 蚊虫啄着我的脚面，后来在灯下也嗡嗡叫，我才放下不写。 呵呀呀，蚊虫满屋了！门扇仍大开着。一个小狗崽溜走进来，又卷着尾巴跑出去。关起门来，蚊虫仍是飞……我用手搔着作痒的耳，搔着腿和脚……手指的骨节搔得肿胀起来，这些中了蚊毒的地方，使我已经发酸的手腕不得不停下。我的嘴唇肿得很高，眼边也感到发热和紧胀。这里搔搔，那里搔搔，我的手感到不够用了。 “册子怎么样啦？”李的烟卷在嘴上冒烟。 “只剩这一篇。”郎华回答。 “封面是什么样子？” “就是等着封面呢……” 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 那天预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郎华说他为着册子来敬祝我，所以到柜台前叫那人倒了两个杯“伏特克”酒。我说这是为着册子敬祝他。 被大欢喜追逐着，我们变成孩子了！走进公园，在大树下乘了一刻凉，觉得公园是满足的地方。望着树梢顶边的天。外国孩子们在地面弄着沙土。因为还是上午，游园的人不多，日本女人撑着伞走。卖“冰激凌”的小板房洗刷着杯子。我忽然觉得渴了，但那一排排的透明的汽水瓶子，并不引诱我们。我还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在公园还没喝过一次那样东西。 “我们回家去喝水吧。”只有回家去喝冷水，家里的冷水才不要钱。 拉开第一扇门，大草帽被震落下来。喝完了水，我提议戴上大草帽到江边走走。 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 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 “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 “就剩两毛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 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象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 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来的，那么我借了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的。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 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鱼，死掉的白色的鱼。 虽然丢掉了衬衫并不感到可惜，郎华赤着膀子大嚷大笑地把鱼捉上来，大概他觉得在江上能够捉到鱼是一件很有本领的事。 “晚饭就吃这条鱼，你给煎煎它。” “死鱼不能吃，大概臭了。” 他赶快把鱼腮掀给我看：“你看，你看，这样红就会臭的？” 直到上岸，他才静下去。 “我怎么办呢！光着膀子，在中央大街上可怎样走？”他完全静下去了，大概这时候忘了他的鱼。 我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来，满头流着汗。可是，他在江沿和码头夫们在一起喝茶了。在那个样的布棚下吹着江风。他第一句和我说的话，想来是：“你热吧？” 但他不是问我，他先问鱼：“你把鱼放在哪里啦？用凉水泡上没有？” “五分钱给我！”我要买醋，煎鱼要用醋的。 “一个铜板也没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两个人，把所有的钱用掉，把衬衣丢到大江，换得一条死鱼。 等到吃鱼的时候，郎华又说：“为着册子，我请你吃鱼。”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 8月14日，家家准备着过节的那天。我们到印刷局去，自己开始装订，装订了一整天。郎华用拳头打着背，我也感到背痛。 于是郎华跑出去叫来一部斗车，100本册子提上车去。就在夕阳中，马脖子上颠动着很响的铃子，走在回家的道上。家里，地板上摆着册子，朋友们手里拿着册子，谈论也是册子。同时关于册子出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逮捕啦！ 逮捕可没有逮捕，没收是真的。送到书店去的书，没有几天就被禁止发卖了。 （作为“随笔三篇”之一，首刊在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剧团 册子带来了恐怖。黄昏时候，我们排完了剧，和剧团那些人出了“民众教育馆”，恐怖使我对于家有点不安。街灯亮起来，进院，那些人跟在我们后面。门扇，窗子，和每日一样安然地关着。我十分放心，知道家中没有来过什么恶物。 失望了，开门的钥匙由郎华带着，于是大家只好坐在窗下的楼梯口。李买的香瓜，大家就吃香瓜。 汪林照样吸着烟。她掀起纱窗帘向我们这边笑了笑。陈成把一个香瓜高举起来。 “不要。”她摇头，隔着玻璃窗说。 我一点趣味也感不到，一直到他们把公演的事情议论完，我想的事情还没停下来。我愿意他们快快去，我好收拾箱子，好象箱子里面藏着什么使我和郎华犯罪的东西。 那些人走了，郎华从床底把箱子拉出来，洋烛立在地板上，我们开始收拾了。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自信，怕书页里边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一切收拾好，箱子是空空洞洞的了。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也把它烧掉。大火炉烧得烤痛人的面孔。我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 当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当然是十分定心了，十分有把握了。一张吸墨纸我无意地玩弄着，我把腰挺得很直，很大方的样子，我的心象被拉满的弓放了下来一般的松适。我细看红铅笔在吸墨纸上写的字，那字正是犯法的字： ——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 我连再看一遍也没有看，就送到火炉里边。 “吸墨纸啊？是吸墨纸！”郎华可惜得跺着脚。等他发觉那已开始烧起来了：“那样大一张吸墨纸你烧掉它，烧花眼了？什么都烧，看用什么！” 他过于可惜那张吸墨纸。我看他那种样子也很生气。吸墨纸重要，还是拿生命去开玩笑重要？ “为着一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郎华骂我。“那你就不会把字剪掉？” 我哪想起来这样做！真傻，为着一块疮疤丢掉一个苹果！ 我们把“满洲国”建国纪念明信片摆到桌上，那是朋友送给的，很厚的一打。还有两本上面写着“满洲国”字样的不知是什么书，连看也没有看也摆起来。桌子上面很有意思：《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他当家庭教师用的小学算术教本。一本《世界各国革命史》也从桌子上抽下去，郎华说那上面载着日本怎样压迫朝鲜的历史，所以不能摆在外面。我一听说有这种重要性，马上就要去烧掉，我已经站起来了，郎华把我按下：“疯了吗？你疯了吗？” 我就一声不响了，一直到灭了灯睡下，连呼吸也不能呼吸似的。在黑暗中我把眼睛张得很大。院中的狗叫声也多起来。大门扇响得也厉害了。总之，一切能发声的东西都比起常发的声音要高，平常不会响的东西也被我新发现着，棚顶发着响，洋瓦房盖被风吹着也响，响，响…… 郎华按住我的胸口……我的不会说话的胸口。铁大门震响了一下，我跳了一下。 “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谣传不要太认真。他妈的，哪天捉去哪天算！睡吧，睡不足，明天要头疼的……” 他按住我的胸口。好象给恶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 有一天，到一家影戏院去试剧，散散杂杂的这一些人，从我们的小房出发。 全体都到齐，只少了徐志，他一次也没有不到过，要试演他就不到，大家以为他病了。 很大的舞台，很漂亮的垂幕。我扮演的是一个老太婆的角色，还要我哭，还要我生病。把四个椅子拼成一张床，试一试倒下去，我的腰部触得很疼。 先试给影戏院老板看的，是郎华饰的《小偷》中的杰姆和李饰的律师夫人对话的那一幕。我是另外一个剧本，还没挨到我，大家就退出影戏院了。 因为条件不合，没能公演。大家等待机会，同时每个人发着疑问：公演不成了吧？ 三个剧排了三个月，若说演不出，总有点可惜。 “关于你们册子的风声怎么样？” “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郎华是刚强的。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白面孔 恐怖压到剧团的头上，陈成的白面孔在月光下更白了。这种白色使人感到事件的严重。落过秋雨的街道，脚在街石上发着“巴巴”的声音，李，郎华，我们四个人走过很长的一条街。李说：“徐志，我们那天去试演，他不是没有到吗？被捕一个礼拜了！我们还不知道……” “不要说。在街上不要说。”我撞动她的肩头。 鬼祟的样子，郎华和陈成一队，我和李一队。假如有人走在后面，还不等那人注意我，我就先注意他，好象人人都知道我们这回事。街灯也变了颜色，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街灯，只是紧张地走着。 李和陈成是来给我们报信，听说剧团人老柏已经三天不敢回家，有密探等在他的门口，他在准备逃跑。 我们去找胖朋友，胖朋友又有什么办法？他说：“×××科里面的事情非常秘密，我不知道这事，我还没有听说。”他在屋里转着弯子。 回到家锁了门，又在收拾书箱，明知道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但本能的要收拾。后来，也把那一些册子从过道拿到后面柈子房去。看到册子并不喜欢，反而感到累赘了！ 老秦的面孔也白起来，那是在街上第二天遇见他。我们没说什么，因为郎华早已通知他这事件。 没有什么办法，逃，没有路费，逃又逃到什么地方去？不安定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从前是闹饿，刚能弄得饭吃，又闹着恐怖。好象从来未遇过的恶的传闻和事实，都在这时来到：日本宪兵队前夜捉去了谁，昨夜捉去了谁……听说昨天被捉去的人与剧团又有关系…… 耳孔里塞满了这一些，走在街上也是非常不安。在中央大街的中段，竟有这样突然的事情——郎华被一个很瘦的高个子在肩上拍了一下，就带着他走了！转弯走向横街去，郎华也一声不响地就跟他走，也好象莫名其妙地脱开我就跟他去……起先我的视线被电影院门前的人们遮断，但我并不怎样心跳，那人和郎华很密切的样子，肩贴着肩，踱过来，但一点感情也没有，又踱过去……这次走了许多工夫就没再转回来。我想这是用的什么计策吧？把他弄上圈套。 结果不是要捉他，那是他的一个熟人，多么可笑的熟人呀！太突然了！神经衰弱的人会吓出神经病来。“唉呀危险，你们剧团里人捕去了两个了……在街上他竟弄出这样一个奇特的样子来，他不断地说：“你们应该预备预备。” “我预备什么？怕也不成，遇上算。”郎华的肩连摇也不摇地说。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极多，做编辑的朋友陵也跑掉了。汪林喝过酒的白面孔也出现在院心。她说她醉了一夜，她说陵前夜怎样送她到家门，怎样要去了她一把削瓜皮的小刀……她一面说着，一面幻想，脸也是白的。好象不好的事情都一起发生，朋友们变了样。汪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变了样。 只失掉了剧员徐志，剧团的事就在恐怖中不再提起了。 （此篇作为“随笔三篇”之三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