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七日

刚吃了中饭回寓时，恰好藤枝丈夫君来了。一见面之下，我便感觉到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温雅的书生，而并不十分象日本人。他会说中国话，虽然不大流利，然而还能表示出自己的意思。一个日本人能够说到这样中国的话，已经是很难得了。 我们略略地谈了一会，他请我到他的家里去，于是我们便走出我的寓处了。路经过一家西餐馆，他引我走进去，我说我已经中餐过了，但结果他还是叫了两客饭。招待我们的一个下女，她说她是新来的，对于招待之事尚未熟悉。据藤枝君说，日本的小资产阶级日见破产，一般的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阶级也就日见无产化，他们失业的非常之多。这位招待我们的下女，大概也是一个知识阶级者，也许就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呢！ 出了餐馆，我们便乘高架电车；只一站路便到他住的所在了。这所在是市外，树木很多，宛然是一个乡间，幽静异常。国际文化研究所设立在此，但里面并没住着人，因为警察时常光顾也。到了他的家里之后，便在他的书房内坐下。一切布置都很简单。书架上有很多的中国书籍，这是因为藤枝君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墙壁上挂着有一张德国出版的图画《Commune Canton》，我见着不禁为之惘然…… 藤枝君的夫人，我觉得是一个贤惠的少妇。一个四岁的女儿天真得可爱，但有点怕生客，我向她招手，她不敢走近我。 我们坐下不久，便来了一位日本的新进作家立野信之君，因为言语不通的原故，我并没有和他交谈。他坐了不久便走了，临行时说了一句俄国话Dosvi-dania（即再会的意思），说得很象。 藤枝君开始问起我中国文坛的现状，我便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下。接着便谈起日本作家……林房雄……片冈铁兵……藏原惟人，以及菊池宽和武者小路实笃来。后来我们谈到日本的天皇，日本各派的劳动党，大山郁夫氏的合法运动…… 已是五点多钟了，我便向藤枝君辞别回寓，他将我送至电车站，并立了好久才转身回去。 案上的日历告诉我，今天是中秋节了。但是今夜和我共赏明月者何人？……走出房门外，倚栏向那蔚蓝无云的天空望去，只见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明月，那月光要照澈人类的心魂。如果有一个同心的伴侣和我对此明月而相偎倚，那我将又是别一种的心境。曾记得那一年中秋节在法国花园里，我和若瑜并坐在绿荷池边，互相偎倚着，向那欢欣，圆满而晶莹的明月望去，两人默不一语，如被幸福的酒浆所溶解了也似的，恍惚升入了仙境。 但是今夜的月明如旧，而伊人已死去三年了！……人事为什么是这样地多变呢？…… 往事不堪回首，且蒙着头儿睡去！今夜的明月是为着别人的！ 九月二十日 天气闷燥，晚间落了雨。 老王来信说，自我去后，他觉得很寂寞，因为他不能和我高谈阔论，乱行争辩了。他说，我优游山水之间，真天人也……天哪，我现在优游什么山水呢？我只天天伏在房子内写文章，有什么山水可优游呢？带来的钱快要用光了，到那时不但不能优游什么山水，做什么天人，就是连肚子问题都要解决不了呵！ 灵菲、平万来信，言语之间，颇多苦闷之慨……怎么办呢？我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们。但是在我的眼光中，他们俩是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我很希望他们俩能坚持下去，以底于成就。唉，中国的环境，中国的环境呵！…… 我近来颇觉得自己受了点朵斯托也夫斯基的技术的影响，老是偏向于心理方面的描写……这是康健的倾向呢，还是病的倾向呢？ 《冲出云围的月亮》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被我写了四分之一了。我觉得越写越困难，越要耗费我的脑力。现在我起了一种思想，就是我的胃病虽又快要好了，如果我这样耗用脑力下去，我岂不是然要得着脑病吗？近来这几天睡觉已经有一点不对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是不能丢开这部书不写的！什么都可以，让我得下脑病罢，但是这一部书是不可以中止的呵！…… 我觉得我的惰性太深了，如果我不害着这种惰性病，那我将做出更多一点的成绩来。从今后我应当努力了罢，不努力我便是浑蛋一个。 九日二十二日 下午晴。 写了几封信。 中饭后去访藤枝丈夫，看一看他从北海道演讲有没有回来。恰巧他在家里。他说，他是刚于昨日回到东京的。坐下谈了一会之后，来了两个《战旗》的编辑员，我看他们都很年青，或者还在读书也未可知。我真要感谢他的夫人，忽而咖啡，忽而红茶，忽而果子点心，真是有点太劳碌她了！ 最后我们谈到女作家的身上。藤枝拿出一本《真美善》女作家专号来，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只摇一摇头，笑一笑而已。我应当怎么样表示我的意见呢？天晓得！…… 他说，他于今晚或可与藏原惟人见面，他将告诉他……呵，我是怎样地想向藏原君借几本俄国书看！ 九月二十四日 午后四时许，到宪章处取一本《丽莎的哀怨》，因为藤枝君需要也。适逢森堡亦在家，顺便谈了一些话。他说，他的隔壁楼上住着一位军人，大概是张宗昌手下的小爪牙，天天同一位日本女人嘻嘻哈哈，时做出不堪入耳的声音，闹得他心神不安，可恶已极……他说，他现在正为着这事，着手写一篇小品文发发牢骚……我笑他因为这事而烦恼，未免有点太冤枉了！ 晚餐时，同我同在一个饭馆内包饭吃的两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开始和我谈了话。我们开始通了姓名，接着他便提起了政治的问题。 他说：“中国政局现在又变动了。” 我说：“不错。变动一下也好。” 他说：“中国人只知为己，不知为国，真是有点可恨！” 我说：“你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中国人都是为己的。” 他说：“南京政府固然……但是改组派也……现在中俄交涉甚形严重，为什么又要来改什么组呢？不过是胡闹而已。” 我没有做声。 他说：“打来打去，不过是给××党造机会罢了。唉！（他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中国怎么得了！××党得势，那岂不是糟了吗？” 我说：“对啦，他们闹什么土地革命，打倒资本家，这还了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敢问你先生的家里……大约是很有钱罢？……” 我们还谈了些别的话，但是我现在很疲倦，急于要睡觉，没有再记录下去的兴趣了。 听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数千之多，而青年会内的留日书店所销售的书却非常之少，这是什么原故呢？他们完全不读中国书吗？他们完全把中国忘了吗？听说有一个攻文学的学生从来不读中国的作品，而竟然武断地说，“中国没有作家，中国的书没有一读的价值……”象这样的人，我想，回到中国后能够干一些什么呢？天晓得！…… 听说，说这话的人还是预备从事文学批评的，这更是怪事了！唉，中国人，中国的留学生！我有什么话好说呢？！…… 九月二十五日 午后四时许走出至高田町一带散步。沿路见着庙宇甚多，然建筑的规模皆甚低小。在日本欲求一规模尊严伟大如中国的庙宇者，大概是得不到的。这表示日本的封建文化的微弱。 普通的日本人经过庙宇时，皆脱帽致敬，犹如欧洲人看见了教堂便在胸口画十字。中国人则无此习惯也。 散步时顺便买了两件冬季的绒衬衣，感得价格很便宜。东京有许多东西比上海贵得出奇，然而也有些东西较上海为便宜。 晚饭后宪章、森堡来了。 他们俩告诉了我一件新闻：最近中国某作家写信给他的东京友人说，“你若要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如此则销路广，销路广则出名矣。……名字顶好多有几个，故做疑阵，使读者疑你的某部著作，或系某重要人物之所作也。……”我的天哪，这简直是什么话！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说得出口的话吗？这是著作呢，还是投机呢？这是在干文学呢，还是在做野鸡呢？然而野鸡式的文学家在中国是可以出名的！…… 今天想起在房州洗海水浴时所拟作的几篇短篇小说：《东京与上海》，《房州的女郎》，《海水浴》。在房州虽然住留了十数天，然因为胃病作祟，一个字都没有写。这几个短篇的内容是很有趣的，如果被我写起来，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将它们写起呢？近来不知因为什么连一篇儿短篇小说都没有兴致写了。 我记得在房州时我已经将《东京与上海》的开头的语句想好了：“为上海的生活所苦恼了的人们，总是渴慕着东京，而为东京的生活所困迫了的人们，又总是想念着上海……两个同为东方的大城，同是一样地庞大，一样地繁华……但是，谁个知道两个同是一样地黑暗呢？……” 九月二十六日 阴雨。 午后至藤枝家，送书给他。已经一点多钟了，他还未起身。我问他为什么起身这样晚，他说他白天里不能做事，做事全靠在夜里，故每日起身得这样晚。我想，他倒有点中国人的习惯了。 在他家吃了晚饭后，我同他两夫妇便乘车到帝国剧院，刚一进院便遇见了日本文坛的老大家藤森成吉和他的夫人。藤枝为我介绍了，但因为言语不通，便没有多谈话。他说出要请我吃饭的意思我说那倒可不必。他大概已经是四十多或五十岁的人了，然而他还很年青地努力着，他的思想和他的年龄成反比例，这较之中国人一上了一点年纪，便开倒车者为何如？……他说他下一个月有闲空，我或者到他的家里谈一谈。 接着藤枝又为我介绍了两位懂俄文的朋友，一个是杉本良吉，一个是黑田辰男，他们二人都是从事翻译俄国著作的。杉本君还在左翼剧场里当演员，什么时候我倒要赏鉴一赏鉴他的艺术呢。他的俄语说得还流利。 帝国剧院的规模虽然并不见得怎样伟大，然而里面的布置，设备，清洁，那完全是欧洲化了，找不出一点儿东方的痕迹。我想起来中国的剧场来，我的天哪，那是怎样地要令我发生不快的感觉！上海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不发达，然而为什么那些中国剧场还是充满着老旧的气味呢？ 今晚有三个脚本上演。第一个脚本《伪造株卷》为藤森成吉氏所作，分六场。第二个脚本《将他们免职的是谁？》，为三好十郎氏所作，乃是一幕喜剧。第三个是落合三郎氏所译编的法国马塞尔托鲁氏的《密侦》，四幕剧。 《伪造株卷》的演出，完全取着未来派（？）的方法，布景简单，服装同样，这令我想起来莫斯科的“梅宜贺尔德剧院”初期的演剧。我对于演剧是外行，也许我的意见是不对的，然而我总觉得这种办法太不写实了，并不能给与观众以美的感觉，因之也就不能收宣传的效果。藤枝说，原作是写实主义的，不知为什么导演者却把它演得这个样。 《将他们免职的是谁？》这一幕喜剧却演得很出色，将一个小学校长一直到县知事的丑态表演得活灵活现。 《密侦》是反法西斯蒂的作品。演员都很健全，可以说没有一个蹩脚货。化装得也维妙维肖。在技巧方面，日本的演剧可以说已经走上欧洲的路了。最令我惊异的，那是在天皇所在地的东京，在这个堂皇的帝国剧院里，居然能公演着这种革命的剧本来！舞台的下面坐着两个警察，而舞台上面慷慨激昂地唱着International，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藤枝对我说，他们唱的是法语的International，所以不被干涉，至于日本语的那可就要被禁止了。我真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是用法语唱着，但是那内容，那音调，岂不是一样的吗？鼓掌的声音是这样地多，那不是证明观众都明白那台上所唱的歌是一回什么事吗？ 日本的这个国家真令我奇怪！ 然而一想起我的祖国来，那可真要令我痛哭了！……野蛮的中国呵！ 九月二十七日 晴。 昨天藤枝送了我两张“本乡座剧院”的包厢票。我今天先去找沈叶沉君同去看戏，可是他的女朋友刚从中国来到，没有闲空。后来去找宪章，可巧在他那里碰到了楼建南君，他是刚下火车的。因为楼建南君不是宪章的女朋友，所以宪章可以和我同去。 “本乡座剧院”的建筑很特别，平顶，没有楼座。进院的时候要将皮鞋脱去，这种习惯虽然是很洁净，然而这实在有点麻烦。包厢内没有椅子，席地而坐；说一句实在话，这令没席地坐惯的人，真是有点吃苦。 第一个脚本是《炭坑夫》，原作者是麦尔顿，译者是佐野硕。叙一九○八年德国一大炭坑罢工之事。第二个脚本是阿斯托洛也夫斯基的名著《森林》，因为此剧的情节我已知道，而且在莫斯科的“梅宜贺尔德剧院”里，我也曾看过一次，所以我比较看得更有兴趣些。布景演法种种，似乎都模仿梅宜贺尔德，令我想起六年前在莫斯科看《森林》的情景。该导演者大概是到过莫斯科的。 看了今天的演剧之后，我益信日本在演剧的技巧上已走上欧洲的路了。我觉得今天日本人所演的《森林》，并不比那“梅宜贺尔德剧院”所演的为坏。 日本人真是聪明而又能努力呵！…… 九月三十日 上午阴，下午晴。 上午心绪烦乱，下笔写作时写了很多的错字，半日只写了三页。下午较佳，写了八页。预定十月底可将长篇完稿，不知能否如愿。书店已经催我的稿子了，这样看来，我的著作大概还没到没出版机会的时候…… 我的钱已经快要完了，如果国内老不汇款来，那我可真是要受窘了。今天写了一封信给全楚，大概在半月之内，他是可以将我的款子寄来的。 今天初次看见了日本的新娘。晚饭后，散步经过一家菜馆，见着门前聚集了许多人，我的好奇心动了，便也就挤上前去，看看是什么一回事。恰好这时从门内走出来了两个妇人，一个大概是伴娘，那一个就是打扮得很有趣的新娘。她们走出来没停步即坐上了汽车，使我没有仔细看清楚，这令我有点失望。 日本天皇昨晨生了一个女儿，这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全日本的报纸为之出了专号。这真是怪现象！这生了一个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日本的前内阁，侵略中国的大将，田中义一忽然害急症死了，这倒比较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健将又弱了一个，而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因之减少了一个敌人。 日本的政友会恐怕不能再抬头了。贿爵事件的发觉，小川前铁相的入狱，田中的死亡，这在在都给政友会以巨大的打击。从今后，资产阶级色彩比较浓厚的民政党（现政府党）恐怕要在日本独霸了。 这两天日本的新闻纸，因为连篇载着田中的死和内亲王（皇帝的女儿之称）的生，闹得不亦乐乎，忘记了登载中国的消息。中国的政局现在到底闹得怎么样了呢？ “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家的生命，如果他的作品的真价被人所误沾了，或者竟为人所完全不了解，那他该是多末苦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