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中央官制 一、曹操时期的司空、丞相掾属

曹操早年仕汉，曾“好作政教”，欲为汉征西将军，封侯。及董卓之乱，率土分崩，予操以逐鹿中原的机缘。操先仅有东郡，得荀彧而喻为己之张子房。表明操有效法刘邦与群雄争夺天下的意图。建安元年（196年），操迎献帝都许，掌握封赏大权。自是之后，汉百官多为曹氏之人。由于操当时之军事实力，尚逊于袁绍，故操不能不把大将军让给袁绍，而自为司空。及官渡之役，操大败袁绍，成为中国首强。建安十一年（206年），操扫灭袁氏势力，放手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建安十三年（208年），操北征乌桓凯旋，进一步独揽事权，自为丞相。罢汉之三公官，惟留一御史大夫，亦由己之亲信郗虑担任。建安十六年（211年），操以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另封三子为侯。这样，就为建立魏政权打好了基础。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操迫献帝策命己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在此前四个月，操已进其二女于献帝，表示操虽准备取代汉室，但不拟伤害献帝，亦不绝其后嗣。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操进爵为魏王。秋，以魏大理钟繇为魏相国。二十二年（217年）夏，操设天子旌旗。以华歆为魏御史大夫。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嗣位为丞相、魏王。二月，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月，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 操尝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当操图天下时，不能不广泛收罗负有众望和有实际才能的人。即操所谓“有事赏功能”。及功业基本建立之后，又嫉妒其中功高望重之人，思所以抑制之。于是，荀彧、崔琰被戮，毛玠免黜，程昱亦“自表归兵”。此即操所谓“治平尚德行”，“尚德行”的真谛不过任用拘谨中平人才，而排斥异能之士而已。 操虽有为子孙谋万世之业的意图，但无从避免子孙因富贵而奢淫堕落的规律。曹魏先重用其亲族曹氏及夏侯氏，但自曹真死后，曹氏亲族便缺乏拔尖人才。曹叡身后，曹爽与司马懿并肩辅政，曹爽终为司马懿所吞噬。司马氏之揽魏政，虽云靠阴谋，亦由司马懿父子能有所作为，如收罗一批能建事功之人，如邓艾、州泰、王昶、王基、王昶、羊祜、卫瓘等，因之司马氏能凭仗中原之广土众民，次第灭蜀并吴，而统一中国。 谈官职者，不能仅就官名而释职掌。因官吏行使职权，往往不只限于规定范围之内。比如刘晔任司空仓曹掾，从其职务看，不过管理仓谷，但由于刘晔多智略，又为操信任，故操每遇疑难之事，辄以函问晔。又如参司空军事之职，本系参与规划军谋，但其职由王朗、华歆等有名望学问而不擅长军谋者担任时，便只能从容论议了。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官吏权限之大小，往往不只视其才能与担任何职务，而在于其与君主关系的亲疏。故魏之夏侯氏、曹氏，吴之孙氏皇族，纵才能中平，仍能担负方面重寄。又如丁斐，因与曹操同乡里，又为操所爱，故虽只为一典军校尉，但却能“总摄内外，每所陈说，多见从之”。又如司空军谋祭酒，虽云系提供军谋者，但常以饶文才、善书檄者为之，如陈琳、阮瑀均是。又如名士邴原，虽“在军历署”，但“终不当事”。因此，不能仅凭官衔定其职务。又如操初用高柔为刺奸令史，并非因他与己亲近，而是“欲因事诛之”。刘备用许靖为太傅、司徒，亦仅利用其浮名，“以眩远近”。孙权以功高望重的陆逊“代顾雍为丞相”，口头上虽然说：“有超世之功者……必荷社稷之重”，实际上，不过为了就近监视陆逊，只一年左右，孙权即逼逊致死。基于以上等等情况，我们解释三国官制，不能全按官职名称述说，有些便需将用人与被用者的相互关系结合论说，始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曹操早期由东郡太守起家，接着据有兗州，经过吕布之乱，危而后安，这一段是操之图存阶段。及操迎帝都许，收河南地，关中亦暂时服从。始进入争霸阶段。然而四周仍有强邻，可谓军事倥偬，不获宁息。故其设官置吏，亦多为军事服务。操始起兵，其手下将领有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邵、曹仁、曹纯等，皆曹氏亲族。其异姓将吏，有卫兹、鲍信、典韦等，死于战斗；另有部将陈宫、别驾毕谌，或叛或逃。由是而论，操重用亲族，亦非无因。然而与强敌争，毕竟不能不掺用智谋之士。故随着曹操军事的扩张，其部下的官吏亦日益增多。操虽名为司空、丞相，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皇帝。操在正式建立魏国以前所设置的文武官员实际是新朝代的职官影子，现将操为司空、丞相时任命的官属按职务分述于下： 因在战争时期，故操设置的官属亦以为军事服务者为多。例如担任军师的有荀攸、钟繇、华歆、凉茂、毛玠、成公英等；担任军师祭酒的有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担任军谋掾的有徐邈、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任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为司马的有荀彧、典韦、典满、司马懿等。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还有广纳众谋，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设有主簿，掌管文书簿笈，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为操所用。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杨修占在曹植一边。操“既虑终始之变”，又妒杨修颇有才策，故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把他杀掉。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官，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出纳教令是主簿职务之一。当操征讨刘备时，曾先遣逵至斜谷观察形势，说明主簿有时亦外出执行其他任务，并非只在丞相府内供职。 丞相长史，官位高于主簿，但接触丞相的时间较少，有时设左右长史。原来做过丞相军祭酒及侍中要职的杜袭后领丞相长史。杜袭随操到汉中讨张鲁时，操加封他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并挑选他为镇守长安的留府长史，驻关中。当然，以上并非长史所应有的经常职务。《通典》卷21说：长史“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长史既署理诸曹事，也办理丞相付与的临时任务。 曹操为司空、丞相时，掾属分东、西曹，主要职务都典管选举。东曹主二千石长史及军吏，西曹主府史署用。担任过东曹掾的以毛玠和崔琰的政绩比较突出。据《三国志》卷12《毛玠传》载：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遂省西曹……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 由上可知：（1）东曹掾的官品虽不高，因执掌用人大权，故为时人所重，认为是“显位”。（2）像毛玠这样的人担任选举官，确能起一些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作用。这也是与曹操对他的重用和支持分不开的。（3）像毛玠这样清正不阿的人，下受群僚的嫉妒，上不能满足太子等上层亲贵的贪求；同时，引用的人多了，也为操所猜防、这些都为毛玠日后遭免黜留下了祸根。 当崔琰初授东曹时，操曾下教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励，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三国志》卷12《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说： 琰清忠高亮……正色于朝。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后来魏国建立以后，崔琰为尚书，毛玠为尚书仆射，二人共典选举。情况已如上述。崔琰的声望更大于毛玠，但结局比毛玠更坏。崔琰既为怨者所诽谤，曾被朱灵誉为“此乃真明主”的曹操也害怕琰的声望危及其身后政权，因之终以莫须有的罪名，逼使崔琰自杀身亡。 做过司空西曹掾的有陈群，他后来又“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做过丞相西曹属的有蒋济、邵悌。属小于掾而大于令史。做过司空西曹令史、迁为属的有梁习，做丞相西曹议令史的有卢毓。 丞相理曹掾属的职务也比较重要。如《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令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说明曹操对担任理曹掾属的人选是重视的。《资治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214年）载：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由上可知，封建刑法对人民反抗服兵役的处罚是极其严酷的。高柔由丞相理曹掾调为颍川太守后，“复还为法曹掾”，还做过侍御史、治书执法、廷尉等属于司法方面的工作，达二十余年之久，做了一些减轻刑法和有益于民的事。 司空、丞相府还有掌管粮谷的仓曹掾属，任其职者有刘晔、刘晔、高柔、裴潜、傅干、杨修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官员。蜀汉丞相仓曹掾曾由姜维担任。吴国未见有仓曹掾属，但设有节度，掌军粮谷，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主之，详死，以诸葛恪代之。诸葛亮闻知，与陆逊书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窥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权即转恪领兵。由此观之，掌管粮谷的仓曹掾是重要的官职。 另外，丞相下面有户曹掾，掌民户、祠祀、农桑；有兵曹掾，掌兵事；文学掾，掌教授太子诸王文史经书。这些职官，史书未有何记述。 前已叙及，曹操以司空掾属国渊典屯田事；以司空掾王修行司金中郎将。两人均做出重要贡献。现只谈一下操设置校事以刺察群臣的概况。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魏国初建，（柔）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由上可知，随着魏国政权的建立，官吏队伍的增加，曹操和臣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深化，因此曹操便利用一些非世族的新进人物来检举世家出身的所谓“贤人君子”，从而约束世族势力的过分膨胀，这就是校事官职所以设置的原因所在。关于此事本书第六章亦已有论述。 总括以上叙述，可知操为司空、丞相时的掾属，实际即是操自身政权的文武百官。他们的官衔虽不显贵，但实际行使着所谓三公、九卿及尚书、侍中等重要职务。这是曹魏职官的重要阶段。 刘备和孙权在未称王以前的所属掾属，也同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大致类似，因限于篇幅，就不另叙说了。 第二十二章　中央官制 二、三公及诸卿 前已叙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初设尚书、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为魏王，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以钟繇为魏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钟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讽谋反而免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操死，子丕继位为魏王，以华歆为相国，贾诩为太尉，王朗为御史大夫。同年，丕代汉为帝，复置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名列太尉之后。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黄初四年（223年），贾诩死，仍以钟繇为太尉。从三公各自的职务言：太尉主兵事；司徒主民事；司空主水土事。凡国家有大兴造、大疑难事，三公共同讨论。国家有过失，三公共同进谏。在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还是较大的：他上辅皇帝，下领百僚，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辄诛犯罪官吏；丞相总领郡国计簿，负责对郡守、县令进行考绩。景帝、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武帝废太尉，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是为最高武职。武帝临终，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尚书原为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臣民上书，先由尚书拆阅，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这样遇有重要事件，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继续削减相权，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领尚书事，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以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一些军政农经大事，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三国志》卷24《高柔传》言：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以上是黄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自属可信。三公虽无决策大权，毕竟官高禄厚，又有学行资望，且可辟用掾属，故仍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华歆、王朗，而对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那时，钟繇有膝疾，华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师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乃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贾诩足智多谋，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仍受人讥议。《三国志》卷49《士燮传》载，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对其属吏士壹说：“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来丁宫当了司徒，果然辟士壹为掾属，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又如《三国志》卷11《袁涣传》载，陈郡袁涣为郡功曹，“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按魏晋礼制，诸卿见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谓其妻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当曹爽辅政时，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权，威势显赫，但他仍找管辂占卜，问己能否当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三公虽无实权，但仍为时人尊重。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不敢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 曹丕代汉为帝后，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继以曹仁为大将军、大司马。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曹叡即位，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以上，太傅、大司马、大将军秩位均在三公上，唯骠骑大将军稍低于司空。曹叡临死，余人皆去世，只剩下了官为太尉的司马懿。曹叡用刘放、孙资议，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曹芳。爽、懿共督中外诸军、并领尚书事。至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举诛灭曹爽兄弟及其亲党。自是之后，魏政全归司马氏，于是往日皇帝成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现，三公亦惟司马氏之马首是瞻，谈不上有什么权柄了。 底下，谈谈曹丕、曹叡统治时诸卿官职情况。 太常秦时叫奉常，汉景帝改称太常，王莽称秩宗（秩，职也；宗，祖庙也。秩宗主要掌管有关宗庙祭祀等事宜）。东汉又恢复太常之名（常，是庙中引神的旗帜）。太常掌祖庙祭祀事。太常的主要职掌既是祭祀，故经常素食。《汉官仪》载谚语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始建社稷宗庙。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黄初二年（221年），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太和三年（229年），洛阳宗庙建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青龙二年（234年）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太常的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录勋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改称光录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录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勋与阍同音同义，阍者掌守宫殿门。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还不时侍卫皇帝，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备顾问及进谏。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缪袭、卢毓、王肃等。从以上诸人传看，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且宫闱事密，鲜为史家所知。同时徼循宫内者尚有卫尉，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而出毓为廷尉，旋又转毓为光录勋。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且也逊于廷尉。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即因属下多郎，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郎是官吏的候补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升迁，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亦名大谒者。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太仆秦汉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汉书》卷5《景帝纪》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养马处）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曹魏养马情况、史书失载，然据《后汉书》卷84《列女·董祀妻》载蔡文姬对曹操说：“明公厩马万匹”，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太仆既常接近君主，又执掌马政，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 廷尉秦时即有是官，汉景帝改称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魏初称大理，曹丕改称廷尉。廷尉掌刑法狱讼，“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且平，故以为号。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言以武力为后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由是朝廷颁发“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同上传又载：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资治通鉴》胡注谓：台指尚书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但此举失人心，后来司马氏专魏政，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未必与此类事无关）。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汉魏时，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则“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故大臣闻之多自杀。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是为廷尉三官，廷尉对案件的判决，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如《三国志》卷12《鲍勋传》言：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大败刘备后，又复叛魏。魏三公奏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事事复减半”。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后来曹植向曹叡上书言：“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可知向藩国调发士息，亦属大鸿胪职责之一。“鸿”，大也；胪，传也。皇帝接见诸侯或属国酋长时，掌赞礼者大声传呼之，故称大鸿胪，又称典客。传呼声与乐声并作，故王莽名之曰典乐。大鸿胪最经常的职掌即典诸侯王等朝见天子的礼仪。 宗正亦秦官，汉平帝时，王莽专权，改称宗伯。莽代汉，并其官于秩宗（太常）。东汉复称宗正。掌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就史书所见，曹魏时任宗正者仅有曹恪、曹楷，分别见于《晋书》卷19《礼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传》。未叙有具体事迹。魏既苛待亲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职自然处于无关紧要地位。司马氏专魏政之后，更以光录勋郑袤兼领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视了。 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武帝改称大司农。王莽先改羲和，继名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魏初设大农，黄初二年（221年）改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农的职掌说： 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稟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大司农到东汉时，虽仍说掌钱谷，但也只掌国家钱谷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属机构已不存在，故经济颇形拮据。 三国为扰攘多事之秋，大司农的经济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给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类的兴建工钱，如《水经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记》载魏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给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方石为门，若天亢旱，增堰进水……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 由上可知，大司农的职掌之一是为兴修水利等事业出雇工钱。我们前已言及，典农官并不隶属于大司农。假若大司农是司马孚的顶头上司，他就不会绕过大司农而请求皇帝转“敕大司农府给人工”了。据《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 钟离意……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尚书郎），将笞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榜床）。帝意解，使复冠而贳郎。 由上可知，朝廷没收贪官赃物，交由大司农保管。赏赐少数民族的纺织品由大司农拨发。但这些物资的调入和拨发，都不由大司农作主，大司农的职责只是保管。至于把物资发放给谁及数额多少，均由尚书秉承皇帝的意旨行事。故数字有错，也只能归罪于尚书，而与司农无关。曹魏时，国有土地多由典农官管理和耕种，曹魏以谒者仆射监盐官，以司金中郎将掌制铁器，至于军粮调拨，特设有度支尚书管理。吴国亦设有节度官掌调拨军粮，所以三国时的大司农职权比东汉时还要缩小，自不待言。 少府秦和两汉均置少府，王莽称共工。少府与大司农同管财货。大司农管国家财货，少府管供养皇帝。《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言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后汉书·百官志》言：“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少府在诸卿中属官最多，机构庞大。其中最重要的属官是尚书、侍中及御史中丞，其权柄之大，超过少府本职，此容后再作叙述。少府属官见于三国史笈者有守宫令、尚方令、御府令等。守宫令掌御用纸、笔、墨、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荀彧于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即曾“拜守宫令”。尚方令，掌制御用刀剑弩机诸上好器物。《三国志》卷24《王观传》言： 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 御府令，《宋书》卷39《百官志》言御府“典宫奴婢作亵衣服补浣之事”。《三国志》卷55《蒋钦传》言孙权赞叹蒋钦“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又《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 阜（时为少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由上可知，连身为少府的杨阜都不知后宫人数，而必须向御府吏询问。御府吏因常给后宫人员制作衣服，故能知之。御府吏连其顶头上司杨阜都不敢告知，说明皇帝对后宫人数的保密异常严厉。杨阜曾因年凶民饥，军用不足，而上书请曹叡“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说明少府所属部门供皇室吃穿玩乐的珍奇宝物必然很多。 以上太常、光录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职官通常称之为“九卿”。以上杨阜在责数御府吏的话中，也提到“九卿”。与九卿同级别的还有执金吾及将作大匠等。 执金吾秦称中尉，汉武帝改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220年），改称执金吾。职掌为宫外巡卫。吾当御讲，言执金革，以御非常。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循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后汉书·志》第27《百官志四》刘昭补注引《汉官》曰：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世祖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 执金吾的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司马懿发动夺权兵变时，先部勒兵马，占据武库。史书叙述曹爽的罪过亦称爽擅取“武库禁兵”。可见武库中所藏之兵器颇为掌权或欲夺权者瞩目。 将作大匠秦称将作少府，景帝改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后汉书·百官志四》言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可见统治者对自己生时及死后的享受都同样注意。广植树木既美化环境，也可增产建筑木材。曹魏直臣杨阜任将作大匠时，对明帝好治宫室等弊政，曾上疏谏诤。 第二十二章　中央官制 三、尚书、侍中、中书等近官 尚书秦汉时，尚书本是少府属官，职务是给皇帝掌管文书（尚字作主、掌解）。汉武帝以宦者执掌文书，称中书谒者令。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即曾为中书令，史称迁“尊崇任职”。宣帝时，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二人皆宦官。元帝时，弘恭死，石显为中书令。《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言： 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录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僻，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 由上可知，尚书与中书本为一官，因宦官被称为中人，故当他们主管文书时，称之为中书官。由士人主其事，则称尚书，故萧望之称“尚书为百官之本”。至于尚书与中书各自为独立的机构，则在曹魏时。汉成帝时，虽罢中书宦者，但后权归外戚，卒成王莽代汉之局。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王莽窃权，“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即指尚书台。尚书台与后世的尚书省，名异而实同。东汉最后一个掌权的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卓专政时，委政于守尚书令的王允，允因得与大臣谋杀卓。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洛阳，首先“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献帝都许后，操以其亲信要员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史称荀彧在台阁，持心平正，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从兄弟。荀彧日后所以为操所忌，乃因他引进智谋之士甚多，社会政治影响广泛，有举足轻重之势。且又有不赞成操代汉的意向。建安十七年（212年），操杀彧，次年，操即建立魏国，以荀攸为第一任尚书令，再下一年，荀攸死于从操征讨孙权途中。我怀疑荀攸亦非善终。无论我这个揣测是否符合实际，尚书令职任的重要是无可置疑的。从荀攸死后，操任用之尚书令皆不复有功能甚高者，盖操为代汉与子孙计，不愿把大权分给容易养成权势之人故也。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权者在异姓世族。曹丕时则转而排斥同生手足，虽仍继承其父之重用亲族曹氏、夏侯氏政策，但亦逐渐起用异姓世族陈群、司马懿等人。丕晚年更将操提防异姓的措施抛之脑后，使陈群、司马懿与同姓大员曹真等共录尚书事。曹叡不仅对司马懿特加倚重，对懿之长弟司马孚亦甚青睐，他曾赞叹说：“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转孚为度支尚书，“后除尚书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曹睿临死，令曹爽、司马懿辅少帝。少帝即位，“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239年）胡注：“爽、懿既督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大权尽归之矣。” 东汉时，尚书台不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而且也是总揽政务的机构，其长官尚书令总揽纲纪，无所不统。每会同，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当时京师号称“三独坐”。实际后二官的权势远远不能同尚书令相提并论。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蜀、吴均只置一仆射。据《晋书》卷24《职官志》的记述，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亦称选部，主选用官吏。左民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务。五兵主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主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为最重要，授此职者直称吏部尚书。其他往往只称尚书，而不提其曹名。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曹睿时，陈矫为尚书令，曹睿尝猝至尚书门，矫跪问睿：“陛下欲何之？”睿答：“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于是睿惭而返。史颇称述陈矫的亮直。同时也表明了尚书令职权的受尊重。又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傕等感诩，欲以诩为尚书仆射。诩辞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于是以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当荀彧为尚书令时，曹操以彧功大，上表献帝赠彧官爵，“彧固辞，不通太祖表”。说明尚书令有决定是否将臣下表疏呈给皇帝省览的权限。《全后汉文》卷34引应劭《汉官仪》说： 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不得迕台官，台官过，乃得去。 由上可知，所有尚书令仆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员的尊礼，这是与尚书台官职任的重要分不开的。 曹魏尚书台置左右丞各一人，秩位在尚书下，应劭《汉官仪》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稟假钱谷。”看来，尚书左右丞是协助令仆掌管台内所有工作与纠举违法事件的。 三国时，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有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 侍中职掌主要是：备顾问，拾遗补缺。另外，也有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至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至少在西汉已有侍中之职，随着君权的加强，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东汉末年，为侍中者已多世家硕儒，如杨彪、黄琬、荀悦、荀爽、卢植等。魏国既建，首设“尚书、侍中、六卿”，从亲近皇帝言，侍中尚胜过尚书。最早为魏侍中的有王粲、杜袭、卫觊、和洽四人。王粲出身于“名公之胄”，又饶有才学，为操所信任，先为丞相掾，继迁军谋祭酒。《三国志》卷21《王粲传》言粲“拜侍中，博学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说明侍中的职务尚有兴造制度。据《三国志》卷23《杜袭传》言： 杜袭……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 从杜袭与曹操谈话时间之长看，也可窥知侍中职掌范围的广阔，并非用文字所能概括。《三国志》卷25《辛毗传》载： 辛毗……文帝践阼，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 案侍中职在皇帝左右，说明其亲近；“厕之谋议之官”，说明其“谋议”的范围是不受限制的。《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曹睿幼时，为操所爱，“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明帝纪》注又引《世语》言：曹睿与朝臣素不接，即位之后，“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说明侍中为大臣中比较接近皇帝者，故时人每以侍中近臣为荣，而朝廷为了宠异大臣，亦多加之以侍中官号。如魏少帝曹芳即位后，对辅政大臣曹爽、司马懿皆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当刘备败于夷陵后，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因归蜀路绝，被迫投魏，曹丕“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封蜀将以军职是顺理成章的，拜侍中则是以殊礼宠异黄权。曹丕代汉前，群臣劝进达十四次之多，其中以魏王侍中刘廙、辛毗领衔者五次，以魏尚书令桓阶领衔者三次。以其他官员领衔者，均不过一、二次。凡此都说明侍中为魏腹心之官。诸葛亮《出师表》特别举出侍中郭攸之、费祎及黄门侍郎董允三位宫中要员。要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充分说明侍中内臣的重要性。侍中与尚书同为枢要之职，侍中掌机密、尚书统政事。吴国担任侍中的是仪、徐详、胡综三人，被陈寿称为“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 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据《晋书》卷24《职官》言：秦代已有散骑和中常侍。东汉初，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初，将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故省去“中”字，称散骑常侍。其职掌是规谏皇帝，无专管职务。侍中与散骑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皆备皇帝顾问、拾遗补缺。据《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髦传》言： 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指司马昭）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由上可知，当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紧要时刻，权臣司马昭仍旧不能离开尚书及散骑、黄门等机要官吏，一方面是让他们参与谋划，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发动变乱。散骑侍郎官秩低，但系皇帝培养州郡长吏的对象之一。如《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曹丕诏曰：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正因为散骑为培育人才之所在，所以不仅要求其人善于骑马，而且也要善于著述，比如刘劭为散骑侍郎时，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作《皇览》。后劭迁散骑常侍，又受诏作《都官考课》。《三国志》卷3《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载曹睿曾将太子舍人谏书付散骑保存，可知散骑侍郎除规谏献纳外，还掌管书奏文件。 由于散骑常侍时常接近皇帝，故常作为加官，用以尊崇文武大员。比如有权势的中书监、令刘放、孙资仍然都加散骑常侍。据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的统计，加散骑常侍职者有七十人左右。 孙吴亦有散骑常侍的官号。如《三国志》卷64《王蕃传》言王蕃“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附马都尉，时论清之。”说明其职亦由士人担任，并系正员，而非加官。 给事中与给事黄门侍郎曹魏时，同侍中、散骑常侍一样既是内朝官又属加官的还有给事中及给事黄门侍郎。它们都参与共平尚书事。给事中因供职殿中，在皇帝身边备顾问，故称给事中，给事中多以加官出现。如黄初中，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加；曹真以中军大将军加；董昭以光录大夫加；苏林以博士加。太和中，刘放、孙资以中书监令加等。 秦汉时，宫禁门皆黄色，故号黄门。给事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亦简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除侍从皇帝、关通内外之外，还与侍中俱省尚书事，俱管门下众事，故亦称门下侍郎。后世所以称侍中为门下省亦因于此。魏钟会于正始中为秘书郎，迁中书郎。毌丘俭反于淮南，钟会随司马师东征，典知密事。司马昭辅政，会谋谟帷幄，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说明黄门侍郎亦为亲密之任。 蜀汉亦设有黄门侍郎。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载：董允……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当时董允的职务即为黄门侍郎，可见黄门侍郎的职掌主要是参谋议、拾遗补缺，与侍中相同，只是秩位稍次而已。 中书监令曹魏时尚书台固为总揽行政的机构，唯中枢实权仍逐渐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书监、令转移。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前。监、令皆挑选文学通达的士人担任。若有密诏下达州郡或边将时，往往不经尚书，径自中书发出。因之逐渐形成中书监、令“实握事要”情况。遇有不测事变，中书监、令即可就近操纵其间，所谓“断割朝命”。本书前在述说曹睿临死挑选辅政大臣时，已详细论及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从中排挤燕王曹宇而推毂曹爽、司马懿，以致酿成司马氏专魏政的重大变局，足以说明中书监、令权势的炙热。此处自无庸再行赘述。 中书监、令下，设有中书侍郎，简称中书郎。曹睿时，诏举中书郎，时吏部尚书为卢毓。曹睿因言：“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说明皇帝对挑选中书郎相当重视。司马昭当权时，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司马炎在位时，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后守尚书令，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我邪！”从荀勖这种因离开中书而怅惘的情况看，可知尚书台的重要权力已被中书省所夺。 下面再谈谈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号称“三独坐”的御史中丞。西汉初，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即在殿中察举非法，中丞之名亦由此来）。西汉末，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实即执行旧御史大夫职权）。东汉及曹魏均如此，魏黄初中，一度将御史中丞改称“宫正”。旋复称中丞。史言魏以鲍勋为宫正，“百僚严惮，罔不肃然”。说明认真执行举劾任务的宫正或中丞，还是为众臣畏惧的。陈群、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中丞与司隶校尉都是纠察官。 御史中丞和尚书一样，虽出自少府，权力大于少府，盖因专制皇帝为了控制群臣，常以小臣监视和举劾大臣，如州刺史秩位虽低于二千石，但领导二千石，而为一州之长，即其明例。 次于中丞的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卫凯、陈群等曾为之。又有治书执法，掌奏劾。高柔、鲍勋等曾为之。鲍勋早时因执法忠直，得罪了曹丕，丕衔恨在心，终置之于死地，专制皇帝之制法不遵，类多如此。 曹魏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当大会，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毦笔耳！”，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