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代以上，无经之名，经始于周公、孔子。乐正崇四术[2]。春、秋教以《礼》、《乐》[3]，冬、夏教以《诗》、《书》。及至春秋，旧法已亡[4]，旧俗已熄，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孔子惧，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义法而作《春秋》[5]。《春秋》亦经也。孔子虽未尝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于人者[6]，莫非《春秋》之义也。卫君待子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7]；陈恒弑其君，请讨之[8]，季氏伐颛臾、旅泰山，则使欲止之[9]。此皆《春秋》之义也。至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10]《论语》卒篇，载“尧曰”一章[11]，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2]，“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13]义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4]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又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6]故庄周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7]六经之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 　　及秦兼天下，席狙诈之俗[18]，肆暴虐之威，遂乃荡灭先王之典法，焚烧《诗》、《书》，于时不特经之用不兴[19]，并其文字而殄灭之矣[20]。汉兴，购求遗经，于是群经始稍稍复出。或得之屋壁[21]，或得之淹中[22]，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残缺失次，断烂不全，赖其时一二老师大儒[23]，辛勤补缀，修明而葺治之。于是《易》有四家，《书》与《诗》三家，《礼》、《春秋》两家，号为十四博士[24]。则章句所由兴[25]，家法所由异[26]，汉儒之功，万世不可没矣。自是而至东京[27]、魏、晋，以逮于南北朝，累代诸儒，递相衍说，辨益以详[28]，义益以明，而其为说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为之定本定注，作为“释文”[29]，举八代数百年之纷坛，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学者，耳目心志，斩然一齐，兼综条贯，垂范百代，庶乎天下为公，而可谓之大当也。然其于周公、孔子之用，犹未有以明之也。 　　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由今而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30]，有精粗而无轩轾[31]，盖时代使然也。 　　道隐于小成[32]，辨生于末学[33]，惑中于狂疾[34]，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以来[35]，朱子既没之后，微言未绝，复有钜子数辈[36]，蠭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37]，逞其驳杂，新慧小辨，各私意见，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38]。其于道，概乎未尝有闻焉者也。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39]，抵掌攘袂[40]，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鹜名而已[41]。 　　吾尝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畲者也[42]，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43]，弃而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44]，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于[45]！其去经也远矣。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46]？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47]？ 　　或曰：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百家往而不返，小大精粗，六通四辟[48]，一曲之士各有所明[49]，虽不能无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训诂名物，往往亦有补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尝封建诸侯矣，诸侯而下为卿、大夫，卿、大夫而下为士，士之下为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孙王赧[50]，不幸贫弱，负责无以归之，逃之洛阳南宫謻台[51]。当是时，士庶人有十金之产者，因自豪，遂欲以问周京之鼎[52]，十金之产，非不有挟也，其罪在于问鼎[53]。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謏闻驳辨[54]，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汉儒之有功若彼，而复辨诸妄者之失若此。后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乐为是譊譊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注释：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其居室名“仪卫轩”，学者因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诸生，文学家兼学者。青年时期从姚鼐学古文，为姚鼐著名弟子之一。中年以后专攻学术，以治经史著称，于文论亦有研讨。曾主讲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等书院。所著《汉学商兑》一书，从批判汉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了汉学考据的不少错误，有一定学术价值；所著《昭昧詹言》为清代著名诗话之一。鸦片战争时期在广东，著《化民正俗对》，陈禁烟之道；著《病榻罪言》，论御敌之策，表现了一定的反帝爱国思想。 　　著作除《昭昧詹言》外，有《仪卫轩义集》及诗集、《老子章义》、《书林扬觶》等共十余种。《清史稿》有传。 　　汉学指汉儒所创的考据训诂之学，又称“朴学”。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推重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清初阎若璩、胡渭等用训诂考据方法治经，有所创获。至乾、嘉年间，惠栋、戴震等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汉儒的训诂方法，汉学的旗帜从而张扬开来。汉学对于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过不少贡献，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烦琐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方东树站在宋学（即程朱理学）立场写了《汉学商兑》，指摘汉学烦琐考据的弊端，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但对汉学持全盘否定态度，则表现了桐城派维护宋儒理学的门户之见。通过此文，可以看出桐城派对于汉学和宋学的基本态度。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的理论家，更多的是从思想上维护其文派的地位，而对于桐城派写作上简洁雅驯的要求，则不拘泥。其所作文章，常不顾文重义复，尽情发挥，故集中多长文。此文及下面的《答叶溥求论古文书》，即属于此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