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三节。同光四年代归，有诏令驻于贝州。时郭

周德威之死也，庄宗使符承审守幽州。时缘边险要既失，幽州实不足控制，故契丹仍岁入寇。每使李嗣源御之。同光二年（924），承审以老病求去，代以李存贤。克用养子，本姓王，名贤，许州人。旋卒，又代以李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事刘守文。守文死，事守光。庄宗伐幽州，归晋。赐姓名。明宗立，复本姓，改名德钧。先是郭崇韬兼领镇州，及是辞。三年二月，乃以嗣源为之，为绍斌声援。是岁十二月，朝于洛阳。《旧史·明宗纪》云：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帖妇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师，颇为谣言所属。洎朱友谦、郭崇韬无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怀忧慑。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阴谓帝曰：“德业震主者身危，公可谓震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初帝善遇枢密使李绍宏，郭崇韬死，绍宏为枢密使。及帝在洛阳，群小多以飞语谤毁，绍宏每为庇护。会元行钦兵退，河南尹张全义密奏请委帝北伐，绍宏赞成之，遂遣帝将兵渡河。《新史·宦者传》云：明宗自镇州入觐，奉朝请于京师。庄宗颇疑其有异志，阴遣绍宏伺其动静。绍宏反以情告明宗。绍宏、守殷，未必欲叛庄宗，知嗣源势大，不易动摇，乃为两面人，佞人之常态，固如此也。并举其赴邺者，以其在河北威名较著，冀燎原之势，易于收拾耳，观张全义亦以是为请可知。嗣源叛后，全义至忧惶不食以死，可见庄宗疑忌之深。然卒遣之行，又可见请之者之力。当时河北乱势，实已不易收拾矣。 《旧史·明宗纪》云：三月六日，帝至邺都。赵在礼等登城谢罪，出牲饩以劳军。帝亦慰纳之。营于邺城之西南。下令九日攻城。八日夜，军乱。从马直军士有张破败者，号令诸军，各杀都将，纵火焚营，噪雷动。至五鼓，乱兵逼帝营。亲军搏战，伤夷者殆半。乱兵益盛。帝叱之，责其狂逆之状。乱兵对曰：“昨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闻邺城平定之后，欲尽坑全军。某等初无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诸军商量，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师。欲主上帝河南，请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乱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则为他人所有。苟不见机，事当不测。”抽戈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时为中门使，见下节。请霍彦威蹑帝足，诡随之。因为乱兵迫入邺城。县桥已发，共扶帝越濠而入。赵在礼等欢泣奉迎。是日，享将士于行宫。在礼等不纳外兵，军众流散，无所归向。帝登南楼谓在礼曰：“欲建大计，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城外招抚诸军。”帝乃得出。夜至魏县，部下不满百人。时霍彦威所将镇州兵五千人独不乱，闻帝既出，相率归帝。诘朝，帝登城掩泣曰：“国家患难，一至于此，来日归藩上章，徐图再举。”安重诲、霍彦威曰：“此言非便。元行钦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闻战声，无故弃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陈，何所不至？若归藩听命，便是强据要君，正堕谗慝之口也。正当星行归阙，面叩玉阶。谗间阻谋，庶全功业。”从之。十一日，发魏县。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始得成军。元行钦退保卫州，果以飞语上奏。帝上章申理。庄宗遣帝子从审《新史·唐家人传》作从璟，云：初名从审，为元行钦所执，将杀之。从璟呼曰：“我父为乱兵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愿归卫天子。”行钦释之。庄宗怜其言，赐名从璟，以为己子。庄宗闻明宗已渡黎阳，复欲遣从璟通问。行钦以为不可，遂杀之。《旧史》本传但作从审，无赐名从璟之说。《通鉴》亦作从璟。及内官白从训赍诏谕帝。从审至卫州，为行钦所械。帝奏章亦不达。帝乃趋白皋渡，驻军河上。山东上供纲载绢数船适至，乃取以赏军，军士以之增气。二十六日，至汴州。史记明宗叛庄宗之事如此。明宗老于军旅，士卒噪竟夜，竟坐待其来攻；亲兵伤夷殆半，乱兵不推戈剚刃，而仍请其为帝；皆情理所必无。赵在礼之所惮者，明宗也，非张破败也。《通鉴》云：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晖遂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此时独不能并杀明宗乎？若谓明宗既无兵，不必杀，又有纵其出城招抚之理乎？从马直者，庄宗之亲军，选诸军骁勇者为之，分置四指挥，亦见《通鉴》。是岁二月十六日，其军士王温等五人谋乱，为卫兵所擒，磔于本军之门，盖其兵已怀叛志？然究为庄宗亲军，且纪律已坏，不可用。故藉与城内通谋，而又密告城内叛军，使于其入门时击溃之，而专用镇州之兵也。《晋高祖纪》云：诸军请明宗帝河北，明宗阳诺，诸军恐事不果，散者甚众，明宗所全者，惟常山一军，其明证也。《元行钦传》云：明宗为乱兵所迫，惟行钦之兵不动，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张虔钊戒之曰：“且坚壁勿动，计会同杀乱军，莫疑错误。”行钦不听。将步骑万人，弃甲而退。当时若不退，必为乱兵及霍彦威之兵所攻矣。《晋高祖纪》又曰：明宗西次魏县，帝密言曰：“犹豫者兵家之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至相州，遂分骁骑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阳济河，自汴西门而入，遂据其城。明宗当时之用兵，在整而速，原不藉乎多也。 元行钦既退卫州，遣兵扼河阳桥，而自至洛阳，言乱兵欲渡河袭郓、汴，哀哉，此庄宗取梁之路也。劝庄宗幸关东招抚。关，谓汜水关。庄宗从之。至汜水，嗣源已入汴矣，诸军多叛，庄宗至荥泽，以龙骧马军八百为前锋，遣姚彦温董之，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潘瑰守王村寨，有积粟数万，亦奔汴。王村寨，在今平原濮县。乃复还洛。嗣源命石敬瑭趋汜水，而身继之。时河北皆已归嗣源，时齐州刺史李绍虔，即王晏球，泰宁节度使李绍钦，即段凝，贝州刺史李绍英，即房知温屯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由是获全。嗣源子从珂，先戍石门，将所部兵与建立军合，倍道从嗣源。石门镇，即唐之横水栅。奉化军，置于泰州，泰州时治清苑。庄宗所望者，继岌之归师耳。自元行钦再攻邺都不克，即连发中使促之。然继岌为叛将所牵，驻利州不得东。初康延孝与董璋不协，郭崇韬奏璋为东川节度使，延孝已不平。继岌既杀崇韬，命任圜代总军政而东，延孝以万二千人为后军。至武连，在四川剑阁县西南。遇敕使，命继岌诛朱令德，继岌遣董璋往，延孝益自疑。而其所将多河中兵，闻朱友谦死，皆号哭。延孝亦曰：“友谦与我，同背梁归唐，友谦死，祸次及我矣。”遂自剑州西还，移檄成都，称奉诏代孟知祥。继岌使任圜讨之。与知祥合势，擒之汉州。庄宗遣向延嗣诛之凤翔，时庄宗已死矣。乃东还。时三月九日也。于是宰相、豆卢革，韦说。枢密使李绍宏。奏西军将至，车驾宜控扼汜水，收抚散兵以俟之。庄宗从之，定四月朔发，而难又作。初郭从谦虽以优进，而尝有军功，故以为从马直指挥使。从谦以姓郭，拜崇韬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从谦为养子。崇韬死，存乂见囚，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此二人之冤。王温诛，庄宗戏从谦曰：“汝党存乂、崇韬负我，又教王温反，复欲何为乎？”从谦恐，退而激其士曰：“罄尔之赀，食肉饮酒，无为后日计也。”士问其故。从谦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邺尽坑尔曹。”军士信之，皆欲为乱。及是而乱作。《通鉴》云：从谦不知存乂已死，欲奉以为乱。庄宗率诸王、卫士击之，中矢死。庄宗弟七人：存美、存霸、存礼、存渥、存乂、存确、存纪。存乂为庄宗所杀，已见前。存霸，历昭羲、天平、河中节度使，存渥，历义成、天平节度使，皆居京师，食其禄而已。赵在礼反，乃遣存霸于河中。再幸汜水，徙北京留守，而以存渥为河中。宣麻未讫，郭从谦反。存渥从庄宗拒贼。庄宗死，存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至风谷，在太原西。为部下所杀。后至太原，削发为尼。明宗入立，遣人赐之死。存霸闻京师乱，亦自河中奔太原。先是朝命内官二人居太原，一监军，一监仓库。魏州军乱，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符存审子。存审亦克用假子，以女为宋太宗后，故欧《史》不入《义儿传》。赴北京。存霸与内官谋杀彦超。彦超欲先之，张宪不可。彦超遂杀之。并二内官。宪奔忻州。明宗以弃城之罪诛之。合新旧《史·张宪》《符彦超传》观之，其事当如此。《旧史·宪传》误存霸为存渥，《彦超传》谓存霸并谋杀宪，皆非。存确、存纪奔南山，安重诲使霍彦威即所匿民家杀之。存美素病风，居太原，与存礼及庄宗四子继嵩、继潼、继蟾、继峣，皆不知所终。《新史·唐家人传》云：太祖之后遂绝。其荐居上国也，正其自绝其种也。郭从谦之叛也，朱守殷将骑兵在外，中使急召之，守殷按甲不进。逮闻凶问，乃入内，选嫔御、珍宝以归。恣军士劫掠东都，翼日方定。乃率诸校迎嗣源于东郊。 继岌东归，至兴平，闻洛阳乱，复引兵西，欲保据凤翔。至武功，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从之。至渭水。初京兆尹张筠从郭崇韬伐蜀，留弟篯守京兆。及是，篯断其浮梁。继岌循河而东。至渭南，左右皆溃。从袭曰：“大事已去，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缢杀之。环即杀郭从韬者也。欧《史》曰：继岌之存亡，于张篯无所利害，篯何为拒之不使东乎？岂其有所使而为之乎？然明宗于符彦超深以为德，而待篯无所厚，此又可疑也。不然，好乱之臣，望风而响应乎？使篯不断浮桥而继岌得以兵东，明宗未必能自立。则继岌之死，由篯之拒，其所系者岂小哉？张篯之拒继岌，未必受命于明宗，此正所谓天下叛之者也。 第六节　后唐明宗时内外形势 李嗣源以四月三日至洛阳。先以群臣诸将之请监国。旋请改国号，不许。而以李琪之议，援唐睿宗、文宗、武宗弟兄相及之例，即位于庄宗柩前，是为明宗。盖时崇尚门第之风未殄，明宗世本夷狄，无姓氏，《新史·本纪》。不足以君临中土，而在北狄中，沙陀尚为贵种，故不得不继朱邪之绪也。《新史·康福传》：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福尝有疾，卧阁中，寮友入问疾，见其锦衾，相顾窃戏曰：“锦衾烂兮。”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闻者笑之。时明宗年已六十矣。既尝历艰难，故狂纵稍减。《欧史·本纪》赞云：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宽仁爱人。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四方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臧，辄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诏书褒美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十年，实止八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谷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云。此等煦煦之仁，岂遂足以为治？赞又云：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则仍未脱北狄犷悍之习也。《新史·安重诲传》：明宗为人虽宽厚，然其性夷狄，果于杀人。马牧军使田令方，所牧马瘠而多毙，坐劾当死。重诲谏曰：“使天下闻以马故杀一军使，是谓贵畜而贱人。”令方因得减死。明宗遣回鹘侯三驰传至其国。侯三至醴泉县，县素僻，无驿马，其令刘知章出猎，不时给马。侯三遽以闻。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师，将杀之。重诲从容为言，知章乃得不死。《旧史·宗室传》：秦王从荣入为河南尹，一日，明宗谓安重诲曰：“近闻从荣左右，有诈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予比以从荣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之言，岂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将戮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难处，且望严诫。”乃止。夫此其因谏而止者耳。其谏而不止，或莫之谏者，则史不能纪矣。号称宽仁者如此，而其暴虐者可知矣。当此之时，中国之士大夫，为夷狄所虐杀者亦多矣。但较之克用、存勖辈，则自贤耳。 明宗监国，即诛孔谦，废其聚敛之政。又大诛宦官。《通鉴》：天成元年（926），近侍为诸道监军者，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军变，所在多杀之。《新史·宦者传》云：明宗入立，又诏天卞：悉捕宦者而杀之。宦者亡窜山谷，多削发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余人，悉捕而杀之都亭驿，流血盈庭。夫宦者当唐末，遭芟夷之祸，亦可谓酷矣，一朝复用，仍不知鉴，而骄纵贾祸如此，可谓不仁者难与言也。天成二年（927），以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至，乃遣使族诛之。此等举措，似足矫庄宗之失。然不知治体，不能用人。继岌之死也，任圜代总其众而东，明宗用为相，兼判三司。圜能拣拔贤俊，杜绝幸门，期月之内，府库充赡，朝廷修葺，《旧史》本传。不可谓之非才。然此时之大权，不在宰相而在枢密使。明宗监国，张居翰乞罢，即以孔循为之。天成二年正月，遂加循同平章事。循与圜交恶。安重诲少事明宗。及镇邢州，以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邺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践阼，领枢密使。四五年间，独绾大任。环卫酋长，贵戚近习，无敢干政者。其任用可谓特专。重诲亦与圜不协。圜遂罢职。后竟为所杀。见下。重诲忠于明宗，思为之除去隐患。然颇失之操切；明宗又年老气衰，不能英断；措施未竟，旋见诛夷，遂致不能弥患，转以召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