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四节。阎毗者，隋初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

唐代智巧之士，当推李淳风及僧一行。淳风始造浑仪。太宗令置宫中，寻而失其所在。玄宗开元九年（721），太史令频奏日食不效，诏一行改造新历。时官无黄道游仪。率府兵曹梁令瓒待制于丽正书院，因造游仪木样，甚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黄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以黄道随天运动，难用常仪格之，故昔人潜思，皆不能得。令瓒创造此图，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书院更以铜铁为之。庶得考验星度，无有差舛。”从之。至十三年（725）造成。玄宗亲为制铭。置之灵台，以考星度。又诏一行与令瓒及诸术士更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锁相持。既与天道合同，当时共称其妙。铸成，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寮。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此器虽行之未久，然其制作，则不可谓不巧也。 指南车、记里鼓车，始修于元和九年十二月，成于十五年十月，见《旧书·本纪》。又《李皋传》云：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进入内中。《新书·姜谟传》：子确。字行本，以字显。高昌之役，为行军副总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损旧法，械益精。《李若初传》：附《刘晏传》。子濛，会昌初擢给事中，以材为宰相李德裕所知。时回鹘衰，朝廷经略河湟，建遣濛按边，调兵械粮饷，为宣慰灵、夏以北党项使。始议造木牛运。亦皆智巧之士也。其不知名者，若武后所造之明堂、天枢、九鼎等，既系巨工，亦必有巧匠，特不见记载耳。《隋书·柳辩传》，言辩为炀帝所亲狎，退朝之后，便命入。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象于辩，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坐，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新书·回鹘传》：延陀亡后，铁勒十一部皆来。明年，复入朝。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器赐之。帝坐秘殿，陈十部乐。殿前设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阁通坫址注之瓶。转受百斛镣盎。回纥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叛臣传》：高骈为寓鹄廷中，设机关，触人则飞动。骈衣羽衣乘之，作仙去状。此等，亦皆巧匠所为也。 民间用器，间由官造者惟铁。《旧书·职官志》：少府掌冶署。西北诸州，禁人无置铁冶及采铁。若器用所须，具名移于所由，官供之。盖防铁出境外，为蕃戎所得。《新志》云：边州不置铁冶，器用所须皆官供。所谓边州，亦即指西北诸州言之也。《新志》又云：诸监掌铸兵农之器，给军士、屯田居民，其所供亦至狭耳。民间用器，有特精者，观《地理志》所载诸州土贡，可见其略。又两《书·韦坚传》：皆载坚穿广运潭成，豫取洛、汴、宋、山东小斛舟三百贮之潭。舟署某郡，以所产暴陈其上。其所陈，亦必各郡名产，特不皆人工所成耳。《新书·于传》：初襄有髤器，天下以为法。至骄蹇，故方帅不法者号襄样节度。此则一方名产，无意中留名于后世者也。凡物之持以交易者，必求其价廉易售。如是则成本轻，物必不能皆坚善。《通鉴》则天圣历元年（698），默啜移书数朝廷曰：“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胡《注》曰：“市列为行。市列造金银器贩卖，率殽他物以求赢，俗谓之行作。滥，恶也。开元八年（720），颁租庸调法于天下，好不过精，恶不至滥。滥者，恶之极者也。”案《唐律·器用绢布行滥条》云：“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疏议》云：“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谓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行滥似专指器物。然《旧书·食货志》载开元八年（720）敕云：“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则行滥固兼绢布言之也。今语犹称物之美者曰自货，恶者曰行货。盖自用之物，必求精良，出之市列者，则不能然耳。此固市侩之恶习，交易盛而欺诈随之，然观行作之成为专名，亦可见自为而用之者日少，而求之于市者益多，亦生计演进必然之势也。 都会之地，实为工巧所集。《旧书·杜元颖传》，言其出镇蜀州，昭愍即位，童心多辟，元颖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以故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大和三年（829），南诏蛮攻陷戎、巂等州，径犯成都。兵及城下，一无备拟，方率左右固衙城而已。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蛮兵之所掠，盖正元颖之所求？裒敛于民以奉敌，伤矣。然放大眼光观之，偏隅之工艺，必因此而有进，亦文明传播之一道也。 何稠以绿瓷为琉璃，则其先必已有瓷。案瓷字始见于《字林》，则晋世已有之。然其制至唐而始工，亦且益多。豫章所产，韦坚即以之陈列。邢州亦以磁为贡，见《新书·地理志》。陆羽《茶经》，第各地之瓷，以越州为上，洪州为下。岂其时与韦坚异，各地物产，亦有进退邪？ 《通鉴》：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召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因言路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琉璃盘径尺。胡三省曰：“程大昌曰：《汉西域传》：罽宾国有琥珀、流离。师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今俗所用，皆消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虚脆不耐，实非真物。案流离，今书附玉旁为琉璃字。师古之记是矣，亦未得其详也。《穆天子传》：天子东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石，铸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则铸石为器，古有之矣。颜氏谓为自然之物，恐不详也。《北史·大月氏传》：魏太武时，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是琉璃遂贱。用此言推之，则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兼外国奇产，中国未始无之，独不闻有所谓真琉璃也。然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蕃琉璃也。蕃琉璃之异于中国，其别如此，未尝闻以石琢之也。余谓路嗣恭所献者，盖师古所谓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则代宗何以谓之至宝哉？程大昌考之不详耳。”愚案《穆天子传》伪书不足信，然正可考见魏晋后西域情形。程大昌之说盖是？代宗所以贵之者，实缘铸造之术，虽经月氏商人传入，其后又复失传，即能为之，其质亦不如西域耳。《新书·五行志》云：“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近服妖也。抛家琉璃，皆播迁之兆。”足见唐末，俗尚甚贵之也。 第三节　商业 古代之市，皆别为一区，而设官加以管理，后世此制渐坏，然其遗意犹存。隋制：司农市统平准署。署有令二人。京市有肆长四十人。州有市令、丞，郡县亦皆有市令。缘边交市监，置监、副各一。畿内者隶司农，自外隶诸州。炀帝改交市监曰互市监，改隶四方馆，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东、南、北三市。唐两京诸市署，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东、北两市，皆令一、丞二。《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六月，废都西市，则东都亦尝有三市。平准署，令二人，丞四人。互市监，监、丞各一人。皆属太府。自都督府至县，亦皆有市令。《旧书·职官志》。《新志》云：开元中，京兆、河南府诸县，户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则余县不能皆置。平准署，掌供官市易之事。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新书·百官志》文。《旧志》云：“以二物平市。”《注》曰：“秤以格，斗以概。”“以三价均市。”《注》曰：“价有上中下之差。”《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刘为王师范取兖州，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比明，军城悉定，市人皆不知。胡《注》曰：“军城，泰宁军衙城也。以此观之，军人与市人异处。营屋之立，自唐然矣。”愚案此亦可见市之别为一区，不与民居相杂也。 《旧书·宣宗纪》：大中六年七月，敕犯臧人平臧，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从之。此条似有夺文。然据此，亦可考见其时物价，旬各有估也。《新书·曹王皋传》：《太宗诸子传》。所至常平物估，豪举不得擅其利。《裴垍传》：先是天下赋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厘定常赋，而物重钱轻。其后轻重相反，民输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舍公估，更实私直以自润。故赋益苛，齐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准物。观此二事，公估似于民有益。然《通鉴》：高宗永徽元年十月己未，监察御史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叡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叡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叡册循州刺史。则公估实不免强抑物直，如后世所谓官价者也。 轻重敛散之政，自桑弘羊后，久已无人知之，至唐乃复有赵赞。此实为旷世之高识，且欲行之于艰难之际，其魄力尤不可及。事虽不成，不可不表而出之也。《旧书·食货志》：建中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已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腾贵，《新志》作“米不腾贵”，当从之，此价乃误字。此乃即日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兴军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惟置斛斗、段匹、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亦见《德宗本纪》。案轻重敛散之说，本兼百物言之，后世商人之资本愈丰，则公家之财力，愈相形而见绌，遂至除谷价外一不能问，即谷价之常平，亦有名无实矣。赵赞际艰难之会，顾欲扩充之以及于段匹、丝麻，其魄力可谓甚大。《刘晏传》言晏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其事亦良不易。然晏实计臣，徒能济财政之急，岂若赞之能兼顾人民，有称物平施之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