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六节。而穆宗幸郭城南庄，亦以庄为献；《旧书

能以俭德自将者，亦非无之，如李义琰即其一也。魏徵家无正寝，疾革，太宗乃为营构。冯道持服景城，所居惟茅茨，皆已见前。徵事见上节。道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温彦博家亦无正寝，卒之日，殡于别室。太宗命有司为造堂焉。李吉甫，服物食味，必极珍美，而不殖财产。京师一宅之外，无他第墅。公论以此重之。郑覃，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李愚，初不治第。既命为相，官借延宾馆居之。此等虽或戒满盈，或以避祸，不必皆出纯德，要不可谓不异于流俗。《新书·白居易传》：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徵孙赎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宪宗从之。其《讽谏集》所谓“魏公宅犹存，元和诏还五代孙”者也。则亦未尝不获报。其以奢侈见菲薄者，则如潘孟阳，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原，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惧而罢作。范传正，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察使。受代至京师，宪宗闻其里第过侈，薄之。因拜光禄卿。以风恙卒。杨行密登城，见王茂章营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寝郁然，渠肯为我忘身乎？”茂章遽毁损。此等皆仅至于败。其终至陨越者，则如马璘等是矣。然终不足以止滔滔之势也。 《日知录》曰：“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吏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又曰：“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元注：《说苑》。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可谓言之痛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宋以后民力固屈矣，唐以前亦曷尝纾哉？城郭、街道、衙、驿，皆后不如前，盖以役法稍善，庸雇多而征发少，兴建遂不如前世之易。多取州县之财归之于上，诚足使吏民交困，然留之地方，恐吏多幸而民亦未必获其福也。《旧五代史·李从温传》：从温始以明宗本枝，历居藩翰，无文武才略，资济代之用。凡临民，以货利为急。在常山日，睹衙署池潭凡十余顷，皆立木为岸，而以修篁环之。从温曰：“此何用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获其直以实用帑焉。从温之取民，或不免于为茧丝，然此事则不能谓其非是。衙署池潭十余顷，果以奉官乎？抑以利民乎？且违山泽不得障管之义矣。王峻为枢密使，于本院之东，别建公署，廊庑听事，高广华侈，亦竭民力以奉官吏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九年二月，发神策军修淘曲江。“如诸司有力，要于曲江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不遏其流，而反扬其波，何哉？ 贵富之家，保守先业之志颇笃。《新书·李逊传》：弟子讷，居与宰相杨收接。收欲市讷冗舍以广第。讷叱曰：“先人旧庐，为权贵优笑地邪？”《杨嗣复传》：子损，家新昌里，与路岩第接。岩方为相，欲易其厩以广第。损族仕者十余人，议曰：“家世盛衰，系权者喜怒，不可拒。”损曰：“今尺寸土皆先人旧赀，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权臣邪？穷达命也。”卒不与。皆其事也。《旧书·李皋传》：初扶风马彝未知名，皋始辟之，卒以正直称。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皋将买之。彝敛衽而言曰：“张汉阳有中兴功，遗业当百代保之。王纵欲之，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皋谢曰：“主吏失辞，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闻此言。”合此及李师道欲赎魏徵故宅观之，可见时人视名贤旧居之重。行路如此，而况子孙？其欲世保之宜矣。然其事亦非易。《萧复传》：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家贫，将鬻昭应别业。宰相王缙闻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诱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复对曰：“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孀幼耳。以易美职，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缙憾之，乃罢复官。沈废数年。此虽能拒权相，然卒不能不因贫而鬻矣。《新书·柳浑传》：左丞田季羔从子伯强，请卖私第，募兵助讨吐蕃。浑曰：“季羔先朝号名臣。由祖以来世孝谨，表阙于门。隋时旧第，惟田一族耳。讨贼自有国计，岂容不肖子毁门构，徼一时幸，损风教哉？”德宗嘉纳。隋时旧第惟一族，可见保守先业之难。《旧史·李敬义传》：“德裕之孙，初随父贬连州，遇赦得还。尝从事浙东，自言遇涿道士，谓之曰：子方厄运，不宜仕进。敬义悚然，对曰：吾终老贱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圣王大任子其志之。敬义以为然，乃无心仕宦，退归洛南平泉旧业，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知。岁时给遗特厚，出入其门，欲署幕职，坚辞不就。初德裕之为将相也，大有勋于王室，出藩入辅，绵历累朝，及留守洛阳，有终焉之志。于平泉置别墅，采天下奇花异竹，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自为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洎巢、蔡之乱，洛都灰烬。全义披荆榛而创都邑。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监全义军，得此石，置于家园。敬义知之。泣谓全义曰：‘平泉别业，吾祖戒约甚严。子孙不肖，动违先旨。’因托全义请石于监军。他日宴会，全义谓监军曰：‘李员外泣告，言内侍得卫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回遗否？’监军忿然，厉声曰：‘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全义始受黄巢伪命，以为诟己，大怒曰：‘吾今为唐臣，非巢贼也。’即署奏笞毙之。”夫德裕，忘其父一宅之外无他第墅之美，而溺志于游处，身日蹈危机而不自知，不以清德诒子孙，并不能以经籍文艺垂教，而殷殷以卉木为属，可不谓之悖乎？敬义不知盖前人之愆，而垂泣于一石，可以谓之孝乎？内官当唐末，所居何世，而犹失色于杯酒之间，以取杀身之祸，可不谓之至愚乎？全义硁硁，身披荆榛，一若能图晚盖者，而亦一怒而杀人，不亦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乎？敬义后归太原，张承业尤不悦唐朝宰辅子孙，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过恶。敬义不得志，郁愤而卒。凶德参会，而皆戕其身，岂不哀哉？唐德宗之行间架税也，史言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不胜其苦。即终克保守，其所得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安用高墙围大屋哉？ 古有宅经而无葬经。所谓宅经，盖亦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之意，乃所以图安居，而非谓所居之地，足以祸福人也。然形家之说稍盛，则又自墓而贻之宅。唐太宗以阴阳书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旧书·才传》载其叙《宅经》之辞曰：“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谓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其矫诬概可见矣。然信之者仍不乏。《新书·杜正伦传》云：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观此等传说，而知其说入人之深也。无他，患得患失之心中之而已。 营造寺观，亦为耗费之一大端。《新书·辛替否传》：武崇训死，安乐公主弃故宅别筑第，侈费过度。又盛兴佛寺。替否上疏曰：“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侈于居室者，不能随地皆有，寺观则不然，此其耗蠹生民，所以为尤甚也。高力士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于国力。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高骈于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日与吕用之、殷守一谈论其间，宾佐罕见其面。而用之亦建大第，又建百尺楼，托云占星，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此等耗费，诚使人闻之变色。然玄宗出内库钱五十万为僧一行起塔，业已自启之矣。上行下效，岂不信哉？ 宏伟壮丽之工，必有智巧之匠而后能为之。然此等名皆不传，尸其名者，特官吏之总其事者耳。隋世之宇文恺、阎毗、何稠则其人。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唐世姜确，史称其有巧思，凡朝之营缮，必谘而后行，亦其伦也。何稠有所为，皆先令黄亘及其弟衮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亦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味此言，便知立样皆出工人。隋时欲造明堂，宇文恺尝再为木样以献。唐高宗初年欲造明堂，亦内出九室样，令有司损益之。见《隋书》及《旧唐书》《礼仪志》。此等样，亦必匠人所为也。《旧书·裴延龄传》，訾其“追捕夫匠，迫胁就功”，可见营造之必用匠人矣。匠人之中，必有有智巧能指挥众匠者。柳宗元《梓人传》，意虽不在传梓人，亦可借以窥见当时匠人之情形也。民间简陋之室，或有不必匠人而亦能为之者。如《新书·隐逸·张志和传》：言其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椽栋不施斤斧。此盖民居之稍精洁者，即昔人所谓精舍也。或凡民皆能为之耳。 《旧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630），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有曰：“臣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即便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盖北方原野，已无大木，故不得已而求诸南方山间也。《裴延龄传》言：德宗时计料造神龙寺，须长五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其辞似甚诞妄。然史于延龄多诬辞，前已言之，此言亦不足信。盖林木必近水陆道，采伐后易运出，乃有人求之，不则封终古耳。在侧近而人莫之知，亦无足异也。不然，延龄敢斥玄宗非圣君乎？且既计度造寺，则旦晚便须采用，言之虚实立见，又岂可以面谩哉？然有材木而不便采伐，即同于无有。故其时木材，终虞阙乏也。《传》又载德宗谓延龄：“朕所居浴堂院殿一袱，以年多之故，似有捐蠹，欲换之未能。”可以见其艰得矣。 材木之足用与否，既系于采伐运送而不系于有无，故僻陋之区，虽密迩山林，仍有觉其不足者，而砖瓦亦或难得，民乃多以茅竹代之。此可见隋、唐、五代时，豪富者之所居，虽侈费而无极，而民居则仍甚简陋矣。《旧书·宋璟传》：转广州都督。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此所改造，盖仅及店肆，以民居不如店肆之密比也。又《李复传》：附《李暠传》后。迁广州刺史。劝导百姓，变茅屋为瓦舍。《新书·杨于陵传》：出为岭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此皆指岭外。然《王仲舒传》言其为苏州，变屋瓦，绝火灾。《韦丹传》言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则岭北亦有之矣。《旧书·牛僧孺传》：刺鄂州。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版筑，赋菁茅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版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高骈传》：为成都尹。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砖甓。雉堞由是完坚。《旧五代史·赵犨传》：季弟珝。充忠武军节度使。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珝营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无霖潦之虞。则是时砖之为用，亦不甚普遍也。《旧书·李光弼传》：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姓，于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坏辄补之。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语不可解。王鸣盛谓上作字衍，堑当作墼，其说是也。此虽仓卒间事，然可见太原平时，亦多用墼，故民习为之也。 《新书·地理志》：舒州桐城县。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813），令韩震焚荡草木，其害遂除。又袁州宜春县，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将顺凿。《旧书·李皋传》：为江陵尹。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数十，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新书》传略同。又见《地理志·江陵县》下。《新书·长孙无忌传》：从父弟操，徙陕州，城中无井，人勤于汲。操为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贾曾传》：子至。肃宗时为中书舍人。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彻傅城庐舍五千室，使贼不得保聚。民大扰。诏遣至慰安。官助营完，蒲人乃安。《元结传》：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此与宋璟等，皆良吏之能留意民居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