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第一号。据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

卡德氏以印章为印刷之原，引《抱朴子·登陟篇》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只避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卡德氏曰：古之印章以印封泥，改用朱墨，即几于印刷矣。邓嗣禹谓《抱朴子》此篇又绘一符，云“此是老君所载符，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封氏见闻记》言魏太武登峄山，仆秦始皇所刻碑，“然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须则拓取”。然杜甫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窦臮《述书赋》自注云：“峄山碑，其石毁，土人刻木代之。”则以枣木供雕刻，由来甚久，尤可见道家符印与印刷关系之切也。卡德氏谓敦煌发见佛像模印，上有小柄，盖手持而印之，如印章然。吐鲁番、土耳其斯单亦有之。模印所成之佛像，见于写本每叶之端；有全卷如是者。手印力薄，故其像较小云。然则印刷盛行后，其从印章蜕化而来之迹，犹未尽泯也。 石拓为印刷之原，事更明白。《隋志》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注》云：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注》云：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后汉镌刻石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直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此拓本之最早者，不知其在何时，然亦必甚早也。卡德氏言敦煌所得《金刚经》，木刻外又有石刻一种，系柳公权书。则雕版之外，并曾刻石以事印刷矣。 铜版之作，世以为起自高丽。卡德氏云：《高丽史·百官志》：恭让王四年（1392），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为高丽铜制活字见于记载之始。恭让王四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也。至孝宗弘治间，其术乃传入中国，无锡华燧用以印书。邓嗣禹云：“《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载阳守陈之言曰：魏太和中有石经，晋天福有铜版九经。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亦曾及天福铜版本。”则其术亦出中国矣。或铸为活字，始于高丽耳。印章本兼用金石，雕版外既可刻石以事印刷，自亦不难及于铜也。特其为用，皆远不能如雕版之普遍耳。 纸与印刷，相关最密，非有纸，印刷术无由行，亦且无由兴，卡德氏考中国印刷源流，首详及纸。非无由也。造纸之术，亦自中国传于西方。大食史家记其事云：突厥两可汗相争，一求援于中国，一求援于大食。中国援兵，为大食援兵所败。俘虏中有娴造纸者，于撒马儿干以其术教人，遂传入大食属地。时当天宝十年（751）云。所云中国与大食之战，实指开元九年（721）高仙芝怛逻斯之役，其事信而有征。大食人既擅此术，传诸西班牙，终乃及于全欧洲。时则叙利亚有市镇日曼比集（Mambij），亦曰班比兹（Bambyx），亦产纸。欧人称其纸为班比兹纸（Chartabambycina）。后讹为绵料纸（Charta bombycina）。遂以敝布造纸，为十五六世纪时日耳曼、意大利人所发明。至近世，在中亚多得古纸，皆为敝布所制，乃知其确由中国西传云。卡德氏云：欧洲人初以敝布造纸，乃德、意两国所发明。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间，用显微镜化验八百年至千三百八十八年埃及所造之纸，强半以破布为料。欧洲早年所造之纸亦然。当时推论，以为破布造纸，实为居于撒马儿干之大食人所发明。至千九百有四年，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单发见古纸，化验之，多以桑皮为料，而杂以破布。时则谓破布造纸，非居撒马儿干之大食人所发明，而全用破布造纸，则出大食人。千九百十一年，斯坦因又在长城碉楼得古纸，化验全用破布为料，乃知其术确出自中国云。此亦中国文化裨益世界之一大端也。卡德氏又谓中国之墨，宜于印刷木版，而不宜于铜版。此亦铜版不能盛行之一因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