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五节。《文苑·卢照邻传》：病去官，居太白

《旧书·吕才传》：高宗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缪。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总监之。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与纂修者尚有多人，见《新书·艺文志》。《新书·于志宁传》：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之。江南遍方，不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惟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七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佗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药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云：“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及《楼护传》，乃学科之名，非书名也。故《汉志》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无以本草名者。至梁《七录》，乃有《神农本草经》之名，而《隋志》同之，则犹今人言药物学书耳。元《注》：“神农本草四字为学科之名，经字为书名。”其著之简策，盖亦在晚周之时？陶弘景所谓与《素问》同类者也。其书专家相传，颇多窜乱。至弘景始从事于校理。其言曰：世传《神农本草》，只此三卷。所出郡县，多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元《注》：“仲景、元化，为当时医家两大师，故举以概其余，言若仲景、元化一流人，非实指仲景、元化也。下吴普、李当之徒同。”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叶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徒，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杂，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知识亦有浅深。余辄苞综诸经，研括繁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别品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合为七卷云云。盖合诸专家所传，而折衷于一是也。自是以后，历代相因，屡加修辑。唐显庆中所修者，世谓之《唐本草》，亦曰《唐新修本草》。孟蜀时，韩休昇又奉命重修，稍增注释，世称《蜀本草》。宋太祖开国，命刘翰、马士等修辑，士又为之注。先是唐开元中，有陈藏器者，撰《本草拾遗》十卷，以补《名医别录》之阙，及是亦采人焉。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后以或有未合，又命翰等重加详定，为《开宝重定本草》。嘉祐时，掌禹锡奉敕加注，为《嘉祐补注本草》。大观中，蜀人唐慎微，兼合诸家，采经史中言医事者，随类附入，名曰《证类本草》，于诸本中称最善焉。盖自李时珍《纲目》以前，官修者凡五，私修者凡二，皆以隐居所修为蓝本，而辗转附益者也。”案陈藏器修《本草拾遗》，见《新书·孝友传》。此外加以阐发，为图或音义者，尚有数家，皆见《艺文志》。《旧书·秦彦传》言：杨行密围彦半年，城中刍粮并尽，草根，木实，市肆药物，皮囊，革带，食之亦尽，则市肆卖药物者已多。卖药者多，则医家不能借药以要利，皆本草流传之赐也。 《新书·百官志》鸿胪寺职云：“蕃客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之高下。”则药尚有来自外国者。《旧书·罽宾传》：开元七年（719），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盖亦贾胡贩卖之品，朝献特其名焉耳。 唐于各州郡皆设医学，已见第一节。薛《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六月，诏诸州府署置医博士，是其政犹未度。然欲以此疗民疾，则势实不给，乃以传布医方为救济之策。《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一年九月，“颁上撰《广济方》于天下”；《德宗纪》：贞元十二年正月，“上制《贞元广利药方》五百八十六首，颁于天下”；薛《史·梁太祖纪》：乾化二年五月，诏“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方，于要路晓示”；皆是物也。《陈元传》：“家世为医。”元初事王重荣，后侍李克用。长兴中，集平生所验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药法百件，号曰《要术》，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门之左，以示于众。病者赖焉。其重之也如此。治病首重诊察，岂可专论方药？其如医师之不给何？《旧书·唐太宗纪》：贞观十年（637），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赍药疗之。《旧书·本纪》。梁太祖乾化二年（912）之诏又曰：“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即仰长史差医给药救疗之。”此岂可以常行，即行之亦岂易名实相副邪？跻斯民于仁寿，固非易言也。 历代政令，于病者皆加矜恤，即罪人亦然。《新书·刑法志》：囚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官三品已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薛《史·晋高祖纪》，天福二年八月，“诏天下刑狱系囚染疾者，宜差医工治疗，官中量给药价。事轻者仍许家人看候。合杖者候损日决遣”是也。然此等亦率成具文耳。贫病者，唐时寺院以悲田置餐病坊处之。然《通鉴》：开元二十二年（734），“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会昌五年（845）废佛，敕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旧书·本纪》。黄巢入东京，“朝廷以田令孜率军十万守潼关。禁军各于两市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旧书·黄巢传》。则恐亦救贫之意多，而养病之意荒矣。口实不给，固无从虑及疾病也。 谚云：“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医师之见轻，可谓甚矣。医固难知之事，流俗之讥评，未必皆当，然奏效者稀，则系事实。职是故，遂使人不信医。《旧书·李传》：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毉巫，皆不许入门。子弟固以药进，竟拒而不进。薛《史·崔棁传》：性至孝。父涿有疾，谓亲友曰：“死生有命，无毉为也。”棁侍之，衣不解带。有宾至，必拜泣，告于门外，请方便劝其进药。涿终莫之从。彼皆非有所迫而欲祈死，诚视医药焉能为有、焉能为无也。信巫不信医，亦不能为病家咎矣。然如唐懿宗，以同昌公主之死而加罪于医，则终为非理。事见《旧书·本纪》咸通十一年（870），及《温造、刘瞻、郑畋传》。《新书·后妃传》载顺宗庄宪皇后王氏遗令曰“侍医无加罪”，疑帝后等死后，医师亦有循例得一处分者，但必不如懿宗之淫滥耳。以医固难知之事也。医家之无能为，观其昧于诊察，而劳于方药，即可知之。《旧书·方伎·许胤宗传》：武德初，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诒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億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观其言，即知当时医家，于诊察之术，绝无把握。然“医者意也”之说，谓非“以情億度”得乎？不欲虚设经方，故不能著述，足见胤宗若著述，亦不过多设方剂耳。唐世医书传于今最著名者，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皆经方家言也。王焘《新书》附其祖《珪传》，云：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其书《艺文志》著录，作《外台秘要方》，是也。陆贽在忠州，以地苦瘴疠，为《集验方》五十卷，以示乡人。兼用新旧《书》传。则贽本不知医，更不足论矣。然则当时救疗之政，偏重传布医方，或亦其时之医学，有以限之也。 《隋书·循吏·辛公义传》：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厅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悉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谕之曰：“死生由命，不关相著。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旧书·高士廉传》：转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李德裕传》：出为浙西观察使。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薛《史·周知裕传》：迁安州留后。淮上之风恶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亲省视。甚者避于他室，或时问讯，即以食物揭于长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恶之。召乡之顽很者，诃诘教导，弊风稍革。此皆仁政，然未知传染病当隔离之理，亦医学限之也。《新书·诃陵传》：有毒女，与接辄苦疮。此即今之梅毒。盖当唐世传入？故至宋世，始有治此病之书也。陈司成《徵疮秘录》。 第七节　经籍 隋、唐二代，中秘之藏，较之前代，颇有增益。盖以南北统一，又运直升平故也。《隋书·经籍志》云：“周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库。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本纪》：是年三月，诏购求遗书于天下。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旧书·裴矩传》：陈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归之秘府。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册。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于殿后起二台，以藏法书、名画，已见第五节。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大唐武德五年（622），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旧书·太宗纪》：世充降，太宗入据宫城，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而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新书·艺文志》云：“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言东都所得书卷数，为《隋志》所未及，然云尽亡其书，似不如《隋志》所云之审也。《隋书·许善心传》云：开皇十七年（597），除秘书丞。于时秘阁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 五代丧乱，艺文之事，亦未全废。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圜丘礼毕赦文，“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周世宗纪》：显德三年十二月，诏曰：“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是其事也。近人有撰文论五代时刻书藏书者，云五代时，南唐、吴越，藏书较盛。引《金华子杂篇》云：“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洎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尔无闻。及高皇李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千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籍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又引《江南别录》云：“元宗、璟。后主，煜。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又引马令《南唐书·朱弼传》云：“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完具，与国本不类。”是南唐不惟多藏书，所藏又多善本也。又引《十国春秋》言钱镠子传瑛“聚书数千卷”。孙文奉，“所聚图书、古器无算，雅有鉴裁”。惟治，“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惟演，“家储坟籍，侔于秘府”。昱，“喜聚书”。昭序，“好学，聚书，书多亲写”。虽不如南唐之盛，亦已非北方所及矣。丧乱之世，文物留遗，恒在江域。盖以其地兵争，究较北方为少，亦且物力丰阜故也。 历代王室之于书籍，皆搜访颇勤。然勤于搜访，而拙于管理与流通，遂至所蓄虽多，终亦化为煨烬焉。《旧书·中宗纪》：景龙三年六月，“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求书遍及全国，相须可谓甚殷。《新书·张公谨传》：孙悱，仕玄宗时，累擢知图书括访异书使。《萧颖士传》：天宝中，奉使括遗书江淮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而前蜀之平，后唐亦以庾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见第四节。则遣使搜访，当时几习为故常。卷酬一匹，书仍归主；或依等第酬奖；所以招致之者，亦不可谓不厚。所得颇多，盖无足怪。然藏诸宫中，委之婢妾，果何为者乎？不徒宫中之藏也，即委之士大夫，其所愈亦无几。《旧书·蒋乂传》：弱冠博通群籍，而史学尤长。其父在集贤时，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集贤俊才如林，而整比乃有待于一小子，不亦徒相从饱食乎？《新书·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传》云：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又败，范得之。后卒为火所焚。则近世盗窃之弊，当时早已有之，宁不以管理之无法乎？印刷未兴之时，无论公私庋藏，皆于学者有益。窦威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学业益广。李敬玄，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才，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李邕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辨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阳城，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此皆中秘之藏，能有益于人也。元行冲，韦述父景骏姑子。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此则私家之藏，能有益于人也。政府所司，本属民事，既得书矣，何不广事移写，分存各州县学校各一本乎？欧《史·石昂传》曰：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有国有家者，几何其不为一命之士所笑也？印刷未兴之时，移写固非容易，然果以民事为念，各州县遍藏一本，亦岂事之难办者邪？物少则其灭绝易，历代书籍，灭亡十九，不得不为公私有书者，徒知藏庋，不知流布，甚且秘惜不出者咎矣。 官家求书，亦有得之非法者。《新书·董昌传》云：僖宗始还京师，昌取越民裴氏藏书献之，补秘书之亡。日取，盖未尝移写而径取之也？此行同攘夺矣。薛《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闰月，秘书少监许逊责授蔡州别驾，坐先假窦氏图书，隐而不还也。此盖借官力以行攘窃，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 刻板之事，至晚唐乃稍盛，故其时爱书之士，从事钞写者仍多。张文瑾兄文琮，好自写书，笔不释手。杨玚从父兄晏，精《孝经》学，常手写数十篇，可教者辄遗之。皆见《新书》传。此躬自移写者也。《旧书·柳仲郢传》：九经、三史一钞。《新书》云：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已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珈》《智度大论》皆再钞。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此勤于钞略者也。《隋书·沈光传》：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虞世基传》：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以佣书养亲。高宗欲完内库书，令工书人抄写，计直酬佣，可见其时以佣书自食者颇众。杨邠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欧《史·本传》。则吏之能事移录者亦多矣。晋高祖好《道德经》，即命雕板，见薛《史·本纪》，天福五年（940）。此虽在五代，亦尚为罕见之举，非人君不能行也。市肆亦恒有卖书者，如《新书·吕向传》，言其“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是矣。亦当多出手写。 焚书非罕见之事也。世以三代经籍，亡于秦火，说固诞谩不足信，然如史记之但藏公家者，一焚而即灭，则不诬矣。《新书·李义府传》：贞观中修《氏族志》，州藏副本，以为长式。义府更奏删正。又奏悉收前志烧绝之，此亦秦焚书之类也。若隋世之烧谶书，则更与秦相类矣。徐敬业之败也，走江都，“悉焚其图籍”；《新书·本传》。王都之败，亦焚其所藏；此则梁元帝之类。 古代所藏图书，至近世而复出者，莫如敦煌石室之著。此石室在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中，唐时称为莫高窟。今俗称千佛洞。其经始在晋太和元年（366），至宋景祐二年（1035）而封闭。清季，有王道士者，欲事修理，坏其壁，乃得见之。石室之发见，说者多谓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乃据王道士之言推算。然叶昌炽之语石，刊于宣统元年（1909），道及其事，云在十余年前，则必在是年之前矣。英人斯坦因，服官于英印度政府，“探险中亚”。闻之，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来，以廉价购窃三千余卷于王道士，运至印度及伦敦之博物馆。明年，法人伯希和亦来，又盗去三千余卷，藏之巴黎图书馆。中国人始知之，乃由清季之学部，命甘肃将所余运至北京，藏诸其时之京师图书馆。然转运时已有盗窃，抵京后又有散失，落入不知谁何之手者，亦不少也。洞中所得，佚籍甚多，并有为外国文字者。其中粟特文一种，久绝于世，尤称宝贵焉。此室藏书，复出后虽多散佚，然保存旧籍究不少，实缘其地较偏僻之故，兵燹之剧，但在平原旷野，而物力丰饶之地，亦在于此。而藏书亦于是，遂至人力所成者，仍以人力毁之。设使自古以来，即有一藏书之法，如古人所谓藏之名山者，则书之厄必可少减矣。王室所居，即为政权所寄，其兵争必尤烈，而中秘之藏即在是，故历代所有，无不灭亡，此亦据天下而自私之祸也。 《困学纪闻》：“孝宗问周益公云：唐孙樵读《开元录》杂报数事，内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寮廷诤十刻罢，遍检薪、旧《唐史》及诸书，并不载。益公奏：《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传耳。容臣博加询访。”《集证》引孙樵《读开元杂报》云：“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寮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首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诤，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此盖后世宫门抄之类？论者谓为报纸之渊源也。 《旧书·吐蕃传》：开元十八年（730），使来，奏云：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昔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且臣闻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且公主下嫁从人，合慕夷礼，返求良书，恐非本意，虑有奔北之类，劝教于中。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疏奏，不省。《新书·休烈传》云：疏入，诏中书门下议。侍中裴光庭曰：“休烈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亦于是乎在。”帝曰：“善。”遂与之。则不得云不省也。而休烈之锢蔽，则匪夷所思矣。 古物亦时有发见，但唐以前人知贵之者尚少耳。《旧书·音乐志》：“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阮咸，亦奏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明，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此以古物与图画相证者也。然伪物亦时有之。薛《史·张策传》：少聪警好学，尤乐章句。居洛阳敦化里。尝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且又制作奇巧。策父同甚宝之。策时在父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公薨，改年为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汉禅，始号黄初，则是黄初元年无二月明矣。”同大惊。亟遣启书室，取《魏志》展读，一不失所启。宗族奇之。此物之伪，似无可解免，知好作伪者历代有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