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三节。愈以谏迎佛骨贬，志不行于当时。张

佛、道而外，隋、唐之世，尚有自外国传来之宗教。曰火袄，曰摩尼、曰景、曰伊斯兰教，而摩尼为盛。诸教事迹，皆颇湮晦。近人陈垣，撰《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于此二教之事迹，搜考颇详，并略及于景教。惟伊斯兰教之事迹，则尚甚湮晦耳。今略述今所能考见者如下：火袄，即南北朝时之胡天。《通典·职官典》：视流内有萨宝、正五品。萨宝府袄正；从七品。视流外有萨宝府祆祝、勋品。萨宝率府、四品。萨宝府史五品。诸官。《注》云：“武德四年（621），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祀，取火咒诅。”《旧书·职官志》云：视流内、视流外诸品，开元初一切罢之，惟有萨宝袄正、袄祝、府史，盖为此教而特存之者也。《新书·百官志》祠部职云：“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唐韦述所撰《两京新记》久佚，日本《佚存丛书》刊其第三卷。据所记，则西京火祆祠有四：一在布政坊，一在醴泉坊，一在普宁坊，其一佚焉。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所引补之，则在靖恭坊也。敏求又有《河南志》，亦久佚。清嘉庆间，徐松因纂《全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知是敏求旧帙。乃辍集他书，成《唐两京城坊考》。此亦足补《宋志》之亡。据所考，则东都会节坊、立德坊皆有袄祠。又据张《朝野佥载》，《四库全书》本。知东都南市西坊亦有袄祠，又凉州有袄神祠。而凉州祆神祠，亦见敦煌唐写本《图经》残卷。皆足与《新志》之言相证。而《两京新志》布政坊祆祠下《注》云“武德四年（621）立”，又足与《通典》之言相证也。火祆不传教，亦不翻经，又称祠，间称庙，而不称寺，盖中国人无信者，特胡人自奉其所信而已。皆据陈氏《火祆教入中国考》。其详当考原文。 摩尼教则异是。《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云：“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二宗经》者，摩尼教经名。拂多诞其教中职司，李肇《国史补》所谓小摩尼也。此为摩尼教入中国之始。《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七云：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慕阇亦其教职司之名，《国史补》所谓大摩尼也。《通典》萨宝府《注》，于火祆外兼及他外教事。其述摩尼事云：“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则其教甫入中国，即从事传布，而中国则禁止之。此亦犹佛教初传来时，不许华人剃度耳，见下节。当时火祆亦不传教，非独歧视摩尼也。然中叶后，摩尼挟回纥之势而来，中国遂不能禁。《僧史略》卷下云：“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佛祖统纪》卷四十一纪此事云：“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则“大云光明”为摩尼教之寺无疑。而《新书·常衮传》云“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后乃创邸第、佛祠”，云佛祠者？《九姓回鹘可汗碑》云：“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似摩尼自称真佛，故开元敕斥其妄称佛教。然则称大云光明寺为佛祠，疑当时流俗自有此语，纪载者从而书之，子京遂未改正也。《僧史略》又云：“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佛祖统纪》则云：“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疑《僧史略》夺扬字。建寺及于江域者？摩尼本行于西域，回纥之入中国，亦尝与贾胡偕，疑寺亦随其足迹之所至，非其教之传布，如是其速也。《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云：“贞元十二年（796），回鹘又遣摩尼八人至。”云又，明非初至。《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命阴阳人法术祈雨”。《唐会要》卷四十九《摩尼寺》条云：“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知阴阳人即摩尼师，久自通于政府，而两《书·回纥传》皆谓其元和初以摩尼至。《通鉴》亦于元和元年（806）书云：“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明其所据皆同，而其说实误也。《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云：“元和二年（807），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旧书·本纪》同，惟无使者及三所字。《旧书·回纥传》：“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然后卒许其和亲，至长庆元年（821），“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焉。摩尼在回纥中之权势可见。《传》又云：其“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中国盖未尝不苦之。故回纥一败，摩尼即遭禁断矣。以上亦多据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 景教之来，事在贞观九年（635）。十二年（638），许其建寺，名波斯。天宝四年（745），敕云：“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通典萨宝注》。《两京新记》：西京醴泉坊街南之东有波斯胡寺。《注》云：“仪凤三年（678），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长安志》云：“景龙中，宗楚客筑此寺入其宅，移于布政坊之西南隅袄祠之西。”《两京新记》又云：普宁坊街东之北有波斯胡寺。《唐两京城坊考注》云：“贞观十二年（638），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据《景教碑》，普宁坊应作义宁坊，阿罗斯应作阿罗本。又《两京城坊考》东都修善坊有波斯胡寺。皆其遗迹之可考者也。亦据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建中二年（781），寺僧景净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于长安崇仁寺掘得。而近世敦煌石室所得者，又有《景教三威蒙度赞》。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东亚基督教徒》，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内。皆可考见景教初入中国时之情形焉。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尚乏信史可征。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广州城内有怀圣寺，寺内有番塔，或称光塔，其构造与佛塔绝异。相传为伊斯兰教初至时所建。清金天柱《清真释疑补缉》所收《天方圣教序》云：“天乃笃生大圣穆罕默德，作君作师，维持风化。西域国王，皆臣服而信从之，共上尊号为赔昂伯尔。隋文帝慕其风化，遣使至西域，求其经典。开皇七年（587），圣命其臣赛一德斡歌士赍奉《天经》三十册传入中国。首建怀圣寺，以示天下。”此说自不足信。桑原氏谓光塔与岳珂《桯史》所云蒲姓宅后之率堵波绝相类，疑寺亦宋时蒲姓所建也。本文三，《考证》二十八、二十九。又引明何乔远《闽书》卷七云：“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泉州东南郊外之灵山。桑原氏谓其言武德时来难信。然其说起原颇古，当在北宋前唐中世后云。本文一，《考证》十。唐时大食来者甚多，其教不得无随之而至者，特其遗迹无可考耳。然即有来者，亦不过自传其教，于中国人必无大关系也。 外来之宗教，固与中国人无甚关系，佛、道二教，看似牢笼全国，实亦不然。凡教，其质皆同，惟其所遭际者有异。因缘时会，通行较广，又为执政权者所崇信，则所奉事者称为正神，其教为大教，而不然者，则见目为淫祀，为邪教矣。狄仁杰充江南巡抚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吴大伯、季札、伍员四祠。《旧书·本传》。然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隋书·本传》。然则伍子胥庙，又何尝不可烦民也？烦民与否，岂视其所奉之神哉？于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惟吴大伯、伍子胥等三数庙存焉。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皆见《旧书·本传》。二事与狄仁杰绝相类。观后继者所除去之多，而知前人之政绩，为实录，为虚饰矣。果俗之所共信，岂易以此等政令摇动邪？不特此也。《旧书·德裕传》又言：宝历二年（826），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访闻此水，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数月已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缘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咋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于黎甿。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从之。而《新书·裴度传》曰：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毫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然则令狐楚之智，与江南雇人取水者无异也。不亦令人齿冷乎？以此等人执政，而定教之邪正，岂足信哉？《新书·林蕴传》言：其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然则淫祠民固苦之矣。而不废者？有所利者把持之，民固无如之何也。然此等见尊于一方之神，遭际时会，风行全国，列为明神者众矣。 第二节　限制宗教政令 僧、道本非可以伪滥也。“自西晋已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傅奕《请除佛教疏》语。奕意见虽偏，此语则不能为伪造也。其后虽许之，然管辖有定职，北齐以昭玄寺掌佛教，隋曰崇玄署，隶鸿胪。炀帝改郡县佛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各置监、丞。见《隋书·百官志》。唐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贞观中，废寺观监。上元二年（675），置漆园监，寻废。开元二十五年（737），置崇玄学。天宝二载（743），改曰崇贤馆。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隶鸿胪寺。武后廷载元年（694），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736），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788），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工役。元和二年（807），以道士、女冠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以僧、尼隶主客。见《新书·百官志》。宗正寺及崇玄寺注。寺观、僧道有定数。见《新志·崇玄署职》。剃度须得允许，《新志·崇玄署职》云：“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行动亦有拘检。崇玄署职又云：“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韩愈传》：贾岛，范阳人。初为浮屠。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则其管束有时颇严。皆非可以任意为之也。然终不免于伪滥，于是沙汰限制之政行矣。 唐开国即行之。《旧书·高祖纪》：武德九年五月，辛巳，诏曰：“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沽，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御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事竟不行。此诏之为沙汰而非废绝，事甚明白。《新书》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又于六月书“复浮屠老子法”，谬矣。惟下诏之月，《新纪》与《通鉴》同，当从之，《旧纪》之五，盖误字也。《旧纪》云事竟不行，似但未奉行而已，未尝更有诏令，而《新纪》云复者，其文承“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之后，在“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之前。数日之间，必不能更有处置佛、道之诏，疑赦文中或有暂缓沙汰之语，后遂阁置未行，故《旧纪》云事竟不行，《新纪》乃书之日复也。此事据《旧书·傅奕传》及《通鉴》，皆因奕上疏请除去佛教而起。《旧传》奕上疏在七年（624），而《通鉴》系九年（626），盖因沙汰之诏追溯之。《奕传》载奕疏后又云“又上疏十一首”，明非一疏入而即决。《传》又云：高祖付群臣详议，惟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而中书令萧瑀则“与之争论”。《新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有法琳《辨正论》八卷，又《破邪论》二卷。《注》云：琳姓陈氏。傅奕请废佛法，琳诤之，放死蜀中。则此事争辩，历时颇久，不以为然者实多，此赦文所以停止之欤？ 武德诏虽未行，然欲沙汰僧、尼者仍不绝。武后时，苏瑰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姚崇相玄宗建言之。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李叔明为东川，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都官员外郎彭偃曰：“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僧、道士年未满五十，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李训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以上皆据《新书·本传》。《李训传》又云：既执政，自白罢，因以市恩。《通鉴》：大和八年七月，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十月，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此等皆诬罔之辞，盖时未暇及此耳。此等皆欲行诸全国者。其操一方之政柄，而自行之于所治之地者，则有如韩滉为镇海，毁拆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以修坞壁；以佛守铜钟铸兵器。李德裕徙西川，毁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与农。亦如其废淫祀然，莫之能止也。积之久，乃复有武宗沙汰僧尼之举焉。 《旧书·本纪》：会昌五年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八月，制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被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下制明廷，宜体予意。十一月，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通鉴》云：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旧书》纪此事，皆归咎于赵归真，《旧纪》：会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五年正月，归真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繇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以其独汰佛而不及于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则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谓武宗以求长生故而不去道则可，谓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实录也。此事在当时，亦为非常之举，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韦博而已。见《新书·本传》。武宗政固严切，然以唐时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违理，岂有举朝缄口结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当时，亦为众所共喻矣。 矫枉者必过其直，见矫者又必稍复于枉，屡矫屡复，而后终剂于平焉，物之理也。佛教之在中国，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岂其韦博所云太暴之政，遂能使之一蹶不复振？武宗死而其政即废，势也。《通鉴》：宣宗大中元年，闰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臣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五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院，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十年十一月，“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大中之政可考见者如此，谓其务反会昌之政得乎？谓僧、尼之弊，皆复其旧，能乎不能乎？然则谓会昌之政之废，皆出大中君臣之私，亦非实录也。何也？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势固然也。 佛教之在中国，取精用弘，故一遭破坏，旋即恢复，他教则不能然矣。此亦见大中之政，非其君臣一二人所能为也。摩尼教之见废黜，尚在会昌五年（845）沙汰僧、尼之前。《会昌一品集》卷五有《赐回鹘可汗书意》，曰：“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集至难。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乡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却令如旧。”此当是会昌元年（841）事，回鹘破败之初也。三年二月，制曰：“回纥既以破灭，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以同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新书·回鹘传》曰：“会昌三年（843），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谓此也。《僧史略》卷下：“会昌三年（843），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宫。当系入官之误。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日本《续藏经》本。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三云：“会昌三年四月，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陈垣云：“杀摩尼而令作沙门形，不知其意所在。”愚疑摩尼服饰，本近沙门，此时已自冠带，敕令复其旧服，以见杀之之意也。其事近虐，然古代外教传来者，惟摩尼挟回纥之势，宗教之善恶，何以大相去，人见其挟势而来，则恶之矣，此百世之龟鉴也。其后梁贞明六年（920），陈州有毋乙之叛。欧《史》记其事极略，但称乙为“妖贼”而已。薛《史》则云：“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糅杂淫秽，宵聚昼散。”亦未云为摩尼，而《僧史略》卷下，指为末尼党类。且云：“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傍佛教，所谓相似道也。或有比丘，为饥冻故，往往随之效利。”则变为秘密教矣。在南方者称为明教。徐铉《稽神录》卷三云：“清源人杨某，有大第在西郭。鬼出没四隅，杖莫能中。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惧而去。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遂绝。”明教，盖其教中人所以自名也。后亦秘密传布。宋代，教外人称为吃菜事魔，至南宋末叶，犹未息焉。《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云：“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嗢没斯也。归国锡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赐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李克用虽跋扈，此事未必显违唐朝之政令，然则虽在会昌后，唐于回纥种人之自行信奉者，亦未加以禁止也。火祆教亦有残留者。张邦基《墨庄漫录》：东京城北有祆庙。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一咸通三年（862）宣武节度使令狐，绹。一周显德三年（956），一其五年（958）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亦有袄神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去右掖门有祆庙。史世爽盖西域人？其祠亦以其种人自奉而获存。张氏又云“俗以火神祠之”，盖对中国人以此自晦，故获留至宋代也。本节所叙史实，亦据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 会昌而后，又一次大举沙汰者为周世宗。然此等政令，五代实时有之，亦不独周世宗也。薛《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三月，礼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礼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唐明宗纪》：天成三年十一月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二年六月，“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四年十二月，“诏今后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周太祖纪》：广顺三年五月，开封府奏：“都城内录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诏废之。皆所以限制释道，去其泰甚者也。然此不过限制之而已，实不足以廓清积弊，故又有周世宗之大举焉。 薛《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五月，甲戌，诏曰：“释氏真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祗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祗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其未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等三处，祗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闻奏，候勒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养，不听出家。曾有罪犯，遣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目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如有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每年造僧账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界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账，至五月终已前，文账到京。僧、尼籍账内无名者，并勒还俗。其巡礼行脚，出入往来，一切取便。”此项条例，远较会昌为宽，盖诚如诏书所云，不过申举旧章而已。《纪》又云：是岁，诸道供到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通鉴》同。又分别言之曰：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惟欧《史·本纪》云：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未知孰是。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为历来攘斥佛、老之口实。然观武德诏书，言其“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则知此说实未为确。有国者之所惜，则赋役而已。惜奉己之赋役，而必借口于蒸民或受其饥寒，宁不令人齿冷？然天下事不可任其孤行。莫为之节，则将日日以长，而涓涓者成江河矣。故二氏之诒害民生，虽不如治人者所言之甚，而其能节制之，使不至于尾大，亦终于治化有裨也。 第三节　杂迷信 古代一切迷信，后世总称为阴阳。如《旧书·吕才传》言：“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是也。才既受命，“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合百卷。贞观十五年（641），“书成，诏颁行之”。案《隋书·高祖纪》：仁寿二年（602），“诏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缪”。《萧吉传》言高祖命其“考定古今阴阳书”。《临孝恭传》言高祖命其“考定阴阳”。《旧书·百药传》亦言开皇时“诏令撰阴阳书”。则自隋世即有意于刊正。吕才修阴阳书，颇能破除迷信。《传》载其叙宅经、葬书、禄命之辞，谓“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卢藏用传》言其“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炼气之术”，亦道士之流。然“以俗多拘忌，著《析疑论》以畅其事”。则明理之士，于此原不深信。张公谨卒，太宗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日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不听。《旧书·公谨传》。李石奏请开兴成渠。李固言谓“恐征役今非其时”。文宗曰：“莫有阴阳拘忌否？苟利于人，朕无所虑也。”《旧书·石传》。李愬将攻吴房，军吏曰：“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旧书·本传》。亦皆能破除拘忌。武后以崔神庆为并州长史，“自为按行图择日”，《旧书》神庆附其父《义玄传》后。亦不过聊示抚慰之意耳。然利害所牵，终不免于皇惑。《新书·李泌传》言：肃宗重阴阳巫祝，擢王屿执政，大抵兴造工役，辄牵禁忌俗说，而黎干以左道位京兆尹。德宗素不谓然，及嗣位，罢内道场，除巫祝。代宗将葬，帝号送承天门，韫车行不中道。问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坏，太卜言孟冬魁冈，不可营缮。帝曰：“春秋启塞从时，何魁冈为？”亟诏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验，始尚时日拘忌，因进用泌。即其明征也。《方技传》：桑道茂，善太一遁甲术。乾元初，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势危甚。道茂在围中，密语人曰：“三月壬申西师溃。”至期，九节度皆败。后召待诏翰林。建中初，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垣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泌传赞》曰：“观肃宗披荆榛立朝廷，单言暂谋，有所寤合，皆付以政，当此时，泌于献纳为不少；又佐代宗收两京；独不见录，宁二主不以宰相期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隋炀帝即位，悉召请术家坊处之，使乙弗弘礼总摄。李淳风死，候家皆不效，武后乃诏严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尚献甫善占候，武后召见，由道士擢太史令。辞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长。”后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以献甫为令，不隶秘书省。皆见《新书·方技传》。刘隐招礼唐名臣谪死南方者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周杰善星历，唐司农少卿，隐数问以灾变。杰耻以星术事人，尝称疾不起。欧《史·世家》。此等原不过过而存之，然遇皇惑无主之时，即不免生心害政矣。《新书·李靖传赞》曰：“世言靖精风角、鸟古、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传著怪诡禨祥，皆不足信。”《裴行俭传》曰：“通阴阳历术，每战豫道胜日”，亦俗人所传之一端也。遇大事不能明其所以然，则以怪诡禨祥相附会矣，此其致惑之由也。 禄命之说，亦根于时日禁忌而来。《隋书·袁充传》：充于仁寿初上表，言隋文“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是也。《临孝恭传》言其著《禄命书》二十卷，盖即其术。《旧书·方伎传》言：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其夭寿善恶”，其所操盖亦是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