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

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 1920 年4 月11 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 长篇小说《复活》，1920 年9 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 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 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 年7 月18 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 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 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 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 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 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 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 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①郑振铎：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 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 年7 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 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 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 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 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 年12 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 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 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 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 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 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 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 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 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 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 年3 月16 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 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 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 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 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 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 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 年2 月4 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 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 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①《瞿 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 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 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 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 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 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 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 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 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 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4 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 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 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 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 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 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 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 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 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 《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 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 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 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 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3— 54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3 卷，第130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 1305 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 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 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 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 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 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 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 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 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 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 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 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 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 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 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 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542— 543 页。 ④同上书，第543 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 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 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 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 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 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 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 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 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 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 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 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 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 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 为劳动平民服务。 四改造社会的呼声 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 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 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 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 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 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 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 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 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 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5— 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 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 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 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寻求新的指导思 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那么，这个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究 竟趋向于什么呢？瞿秋白说：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 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 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 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 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②同上书，第26 页。 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 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 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 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 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 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 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 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 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 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 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 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 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 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 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 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 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 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 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 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 年11 月1 日—1920 年5 月1 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 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 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 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 ①民国二年（1913 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 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 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 同年11 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 年）夏， 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 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 民国八年（1919 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 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 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 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 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 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 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 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 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 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 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 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 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 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 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 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 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 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 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 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 号， 1919 年12 月21 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 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 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 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 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①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1919 年11 月1 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 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 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 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 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 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 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 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 《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 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 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本第3 卷，第56 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 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 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 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 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 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 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 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 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 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 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 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 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 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 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 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 ——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 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9— 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 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 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 “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 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 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 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 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 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 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 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 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 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 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 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 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 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 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 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 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 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 ‘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 惯了在深夜写作了。”① 时代的强音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 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 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 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 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 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 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 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 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②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 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①②《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1 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 思想的必要。 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 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 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 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 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Comt，Baron 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①。 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 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 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 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 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 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 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 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 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 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 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 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 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 拉西’主义。”③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 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 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 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 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 号，1919 年11 月21 日。 ②③《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 号，1919 年11 月21 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 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 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 ——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 ①。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 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 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 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①《新社会》第6 号，1919 年12 月21 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 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 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 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①。 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 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 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 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 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 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④了。 ①②《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 号，1919 年12 月1 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 号，1920 年4 月11 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 号，1920 年1 月11 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 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 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 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 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 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 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①何以要自杀呢？他 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 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 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 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 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 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 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 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②瞿秋白对自杀者的 “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 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 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③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 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 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 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 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④。在文章中， 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 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 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 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 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 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 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 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 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 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 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 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 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 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 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 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⑥瞿 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 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 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 年12 月3 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 号，1920 年1 月11 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 号，1919 年12 月11 日。 ⑤⑥《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 年12 月3 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 号，1919 年12 月11 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 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 《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 《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 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 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 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①。① 《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1 月1 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 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 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 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 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 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 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 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 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 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 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 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 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 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 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 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 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 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 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 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 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 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 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 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 1 月1 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 号，1919 年11 月11 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