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

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 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 ——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 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 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 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 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 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 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 年，瞿秋 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 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 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 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 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 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试 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 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 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 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 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 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 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 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 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 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 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 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 月，孙中山派 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 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等。10 月6 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 月18 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 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 月25 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 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民党 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 月，国民 党发表改组宣言。12 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 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 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 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 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例如廖仲恺、宋 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决策。 1923 年12 月19 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 肯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 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 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 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 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全 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当积极 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 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 约在10 月初，瞿秋白便离开上海赶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①《向 导》，第49 期。 1923 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后到达广州，与已先期抵此的 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 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 译。鲍罗廷经常邀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 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 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讨 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廷、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瞿秋白进行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并 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译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 间，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 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 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 年1 月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 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促 成了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他说：“此次我们通 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①宣言规定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高纲领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在基本上是 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 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 线的组织形式，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① 《国父年谱》下册，第1058 页。 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 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广州 上海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 的“不管部”。 1924 年7 月11 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 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 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 月16 日谭即辞 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 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多次会议。8 月6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 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会议决定设立统 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 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统归训练处管理。训练处由孙 中山任主席，委员有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及鲍罗廷。9 月3 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 廷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大本营移驻韶关；（二）韶关大本营特 设政治训练团；（三）9 月7 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北方军阀。本日为反帝运动周的开始。9 月10 日，举行第八次会议，继 续讨论北伐问题，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外， 还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于9 月3 日爆 发的江浙战争（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奉 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企图共同推翻直系军阀 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 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 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驻韶关。后 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广 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 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 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 《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 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解放运动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 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暴镇压，革命者应当唤 起民众，告诉他们：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以产生几百 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吴（佩孚）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 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国民革命终将胜利。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是 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上海大学教授 1923 年6 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 传达党的三大的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里，与妹轶群、弟景白、 坚白等团聚。四伯父此时已经罢官赋闲，经济十分拮据。不过外面还讲究一 些排场。瞿秋白对四伯父礼节周到，内心也是颇为尊重的。叔侄见面后，叙 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 虽然是大热的天气，会意者都有涤尘解惑，俗念俱除之感。 当然，家中大部分亲友对于这位从外国回来的人不免觉得新奇，也有 些不解，无从交流各自的思想。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坏而小家 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①①《胡 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3— 214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在杭州，瞿秋白去拜访了胡适。胡适是4 月间由北京来到杭州烟霞洞 疗养的。这一年，胡适三十三岁，在政治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 的政治主张，但在学术界已是海内闻名，颇有声望的学者。瞿秋白来访，使 他对这位年青的学者，也很看重。他嘱瞿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 辑的位子，做些学问。这一建议，与他提倡的“整理国故”，似乎不无关系。 7 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容纳（各 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①。对这件工作，瞿秋白写信告诉胡 适：“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 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精密谨慎些。”②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商务印 书馆的工作，他后来以“此等入款‘远下济近’”，“未必够‘家’里的用” ③为理由，推掉了这个差事。所谓家用，只是托词，因为瞿秋白从杭州回到 上海后，经李大钊的推荐，已决定到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去工作 了，而那里的薪俸是极薄的。8 月，瞿秋白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 代英、施复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 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 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复亮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 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①②③《胡适来往书信 选》（上），第214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团的二大闭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积极参加筹办上海大学的工作。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1922 年10 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东南高师原 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和附中。创办人校长王理堂。学生约一百六十人。 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缺乏，并且多不称职。学生中很多人受过五四运动洗礼， 极不满意学校现状。由学生会向校方交涉，无效。校长竟携学生缴纳的学膳 费去东京留学，使学生忍无可忍。于是组织十人团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 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办一所革命的大学。十人团 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学生对三人素不相识， 仅慕其名而已。经多方探询，得知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于 右任自这年8 月因靖国军失败，从陕西到上海后，发表过救国须先从教育入 手的言论，于是决定请于来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学生还找到共产党，要党 来接办这所学校。中共中央考虑，以请国民党出面主办，于学校的发展更为 有利，而且筹款也方便些，请学生即派代表邀于右任出任校长。其时，一部 分国民党人因广东陈炯明叛变，革命遭到挫折，转而谋求在教育方面寻找阵 地，培养干部人才。所以，当学生敦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时，邵力子、柏文蔚、 杨杏佛、柳亚子都极力促驾。于右任答应出任校长，同时建议改校名为上海 大学。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国军总司令，他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 党，实行国共合作。 他打算把上海大学的活动，纳入国民革命的政治轨道，曾对上海大学 学生们演讲，说“今后要制造炸弹、地雷，不仅在中国落地开花，还要炸得 全世界开花结果”①。但他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 ②1923 年4 月，李大钊到上海。于与李是老朋友，私交很好。于右任、邵 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邀约李大钊、张继赴宴，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 请他们予以协助③。张继表示愿去南洋募捐，后来学校开欢送会，但他言而 无信，并未南行。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安石）出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 系主任。邓中夏到校视事不久，瞿秋白就来了，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 主任。8 月8 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 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陈 德征等九人被推为评议员。同年12 月改评议会为行政委员会，瞿秋白等八 人为委员。1924 年2 月，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二、三次会议，瞿秋白先后被 推定担任上海大学丛书审查会委员、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①上海《党史 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版。 ②于右任《国民党与社会党》。《东方杂志》第二十周年纪念专号，1924 年1 月出版。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4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上海大学创建伊始，百事待举，而又穷之又穷，是一个道地的弄堂大 学。瞿秋白到此任事，决意把学校办好。他在1923 年7 月30 日写给胡适的 信中，说到这一点：“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 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 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①信中所说的文章，是指 他写于7 月23 日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已经寄给了《民国 日报》编辑俞平伯。①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0 版。 这时，瞿秋白住在上海闸北，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他的住处， 布置得象一个作家的书屋，出入那里也多是些青年作家。他与于右任关系融 洽，过往颇多。除了担任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外，他集注全力于整顿改 革上海大学的学务。8 月2、3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全文发表了《现 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文章指出：中国作为“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 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 的文化生活。”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甚至连概括反映社会现象的名词 术语也没有。 “等到骤然遇见‘西洋人’，一二十年间，钱店变成了银行，商铺变成了 公司；‘不知道哪里活见鬼似的’跑出个外国银行团来，暗中把持着中国的 国家经济生活：几万里外的伦敦纽约，可以左右中国商界的金融；此等‘捞 什子’的背后便是世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于是中国的思 想界里不期然而然便要发生所谓‘改造社会’的思潮。”中国的文学艺术， 逐渐吸收外国文学艺术的养料，必将逐渐形成新的系统。因此，“切实社会 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 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瞿秋白根据这一设想，为学校 的未来，规划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蓝图。大学设两院：社会科学院，文艺院。 社会科学院预计设立六个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 哲学系，史学系。文艺院，在文学方面预计设立五个系：中国文学系，英文 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艺术方面预计设立三个系：绘画系，音乐系， 雕刻系。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必修课目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 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政治学大纲， 政治学史，法学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历史 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第一、二外语。他强调外语学习，说：“在中 国现在要研究学术，非有二种外国语不够。社会学系的选修课目包括：现代 政治（中国和世界），国法学概论及各国宪法略史，民刑法通论，财政学通 论，统计学通论，银行论，货币论，政党论，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论，哲学 概论，伦理学概论及科学方法论，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文学 系的必修课目有：文（群经诸子附），诗词，戏曲，小说，修辞学，历代文 评（并及世界文学），文字学，古籍校读法，言语学，文学概论，美学概论， 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现代世界文学，中外文化史，伦理学及科学方法 论，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概论，外语二种。选修课目包 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哲学、艺术史、金石学及书画史等。英 文系、俄文系，也都安排了课目。这是一个称得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教 学设想和规划，即使今天看来，也很有借鉴的意义。 瞿秋白还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 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负 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担起革命的责任。因此，学校应鼓励学生组织各 种类型的社团，提倡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加强自我锻炼。 瞿秋白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人不一定是诗人，做一个‘公民’ 却是你所应当的”，指出上海大学各系都应当有“现代政治”的选修课，— —其实是每星期一的各系共同的、自由讨论研究的集会。学生也可以自己组 织其他的研究会。他说，这种研究会有几种好处：（一）不是搬着死教科书 背的；（二）学生自动的以其现在所知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三） 全校学生共同一堂可以锻炼青年的“集合意识”；（四）不是“书房里的”少 爷生活，而是社会里的公民生活。导师要于中国政治、世界大势的当时问题 作有系统的说明论断；要多给予学生机会自己发表意见，讨论答辩。 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循着上述规划方针进行的。他们敢于创 新，采取很多好形式好方法进行文科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如上面所述，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知 识面。社会学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掌握社会科学的一 般原理、历史以及研究现状。学生毕业时，对于文、史、哲、经、法，都有 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力，比较熟练的掌握外语、古文字和考 据方法等，算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同时又为从事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打 下了基础。上海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在瞿秋白主持下，社 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 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并通过其他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极少有的。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 有一些是在上海大学教学中产生的，如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肖楚女 的《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的《中国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 况》，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董亦湘的《民族 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其中瞿秋白的著作最多，有《现 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四种。通 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生初步具有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能力，许多学 生以这里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上海大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改革，贯彻了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不象别的大学教 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 海大学里一位也寻不出。上海大学的教授，既担任这一门学科，他总能切心 的研究他将怎样使学生了解？怎样使学生研究这学科比较的容易些？怎样使 学生在这学科上得到些利益？这些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所愿意为学生研究 的，他们都能负担这全部责任。”①许多教授的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如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沈雁冰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俞平伯 讲的宋词，以及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课，都能引人入胜，成为叫 座的课。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下面是当时两位学生的回忆：① 施蛰存：《上海大学的精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 年10 月23 日。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 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 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 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 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 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 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 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 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 藻和空谈。 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 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 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 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①。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 期。 瞿秋白既重视在课堂上对学生谆谆教导，又注意在课后对学生进行指 导，循循善诱，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知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 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 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 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 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 什么呢？ 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 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 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 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 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 法，由于诗，就好象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 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①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 刊》1980 年第2 期。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 课外学术活动。 1923 年春至1925 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 讲。如李大钊讲《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 讲《一元哲学》，胡适讲《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 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 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 1924 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 月6 日至8 月31 日的 八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三十五人参加演讲，作了五十一个学术报告，听 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 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 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学生的视野， 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 以“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①为宗旨，会员有八十多人，除举办演 讲会外，每周例会一次，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 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进行工作， 都是有意义的。①《学生组合简表》，《上海大学一览》，非卖品，1924 年 版。 炽烈如火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从1923 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党的三 大后，青年团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 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这时，她叫蒋 冰之，是她的本名），一位是王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