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

类别:其他 作者:佚名字数:4179更新时间:23/03/24 12:19:41
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 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 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 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 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 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 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 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 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 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 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 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 《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 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 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 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 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 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 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 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 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 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 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 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 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 《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 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 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 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 年8 月4 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 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 月25 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 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 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 月3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 论。7 月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 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 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①。 ①《民国日报》,1924 年7 月20 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 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 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 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 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 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 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 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 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 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 绸巾好好包起。 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 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 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 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 年8 月13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 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 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 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 日连续三天 讨论弹劾案问题。 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 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 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 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 19 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 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 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 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 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 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 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 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 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 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 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① 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 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 月20 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 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 《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 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 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 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①这两个草案在8 月 21 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 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 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 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 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 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②.. ①《革命文献》第16 辑。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 期。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 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 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 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 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 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 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黄仁事件前后 王剑虹病逝,一个活脱脱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了。他们的爱情 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温柔、光辉、 诗意浓厚的恋爱,都是瞿秋白毕生难忘的。往日的酬唱顿然停止,剩下一个 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 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 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地火的升腾。瞿 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 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没有马上回上海。国民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瞿秋白开完会后,继续留在广州。这时,正是英帝 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动之际。形势日益紧 张,而广州革命政府却游移不决,甚至谋求对商团实行妥协。中国共产党公 开发表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 叛乱。9 月23 日,瞿秋白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 政府》一文;10 月2 日又写广州通信《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先后送 给《向导》。前一篇文章就广州商团叛乱事件,进行了评论,指出:“这次扣 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①“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 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 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 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②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 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 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慕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 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 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 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右派“代表买 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中派 则“幻想维持政权,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 动派的气焰”③。总之,“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 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 是一个根本问题。”④瞿秋白是把商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革命营垒中的分化, 与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的。他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 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帝国主义支持下 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那种“单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去回避革命,无 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 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⑤.. ①②③④⑤《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