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

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 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 意的笑声、议论声，会场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 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 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 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的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反对 机会主义的呼声。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 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 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 导权的依据。 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 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 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 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 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 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 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 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 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 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 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 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 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 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 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 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 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 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 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 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 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 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①《六大以前》，第691 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 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 “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 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 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 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 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 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 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 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 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 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 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 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 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 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 ‘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 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当时，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 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民主 力量，而抛弃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抛弃工人群众。瞿秋白指出：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 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部分地脱离他们的影响。 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 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 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 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 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 瞿秋白列举了1923 年至1927 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十七例。“将 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 革命武装。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 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 ‘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 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 年9 月，北伐军已到汉口，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 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 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 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 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 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 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 “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 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 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 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 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 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 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 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 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 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 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 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 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 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 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 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 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 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 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 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 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 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 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 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 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 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 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 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 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 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 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 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 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 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 署，直隶于市政府的。 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 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 月20 日写了《论中国革 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 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 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 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 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 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 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 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 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 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 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 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 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 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 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 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 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 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 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 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 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 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 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 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 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 底的万岁。”①..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4 月12 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 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运动。 十转折关头 退让，还是进攻？ 1927 年5 月9 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 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 月3 日，瞿秋 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 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 精卫、唐生智等。 6 月9 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 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 6 月14 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 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 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 月30 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 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 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 7 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 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 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 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 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 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 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 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 和文章。 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 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 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 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 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 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 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 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 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 “左”的偏差。 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 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 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 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 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 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 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 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 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 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 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 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 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 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 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 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 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 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 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 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 月13 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 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 日占领汀泗桥，19 日进至武昌附近， 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 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 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 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 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 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 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 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 月14 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 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 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 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 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 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又具体指出：我们争取小资产 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 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 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 作社，组织雇用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探讨小资产 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 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 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瞿秋白的这些意见，无疑 对农村革命中纠正“左”的偏向，也是适用的。但在当时党内右倾错误逐渐 占据全党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纠“左”往往纠得“过正”，又右了起来， 更加助长了党内的右倾错误。 当时，党内在阶级关系和革命营垒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左”右摇摆 的问题。“左”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 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其实， 蒋介石已是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进行欺骗。右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实际上也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 表的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始而目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卫叛 变后又说小资产阶级也完全叛变了革命。这些失误，都反映党处于幼年时期 的不成熟，当然也有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指导这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因 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较早地指出蒋介石新右派新军阀是代表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和 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在阶级分析上，直到马日事变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 误和缺点。五大以后，夏斗寅叛乱的第二天，他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 题》中指出：“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 —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 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他是渐渐地 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对于第三营垒，无产阶级不可把它看 成铁板一块，而应进行具体分析，尽可能地加以争取和分化。他说：我们应 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 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 李济琛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 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 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 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 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分 化资产阶级营垒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无产阶级和共 产党，一没有自己的军队，二没有自己的政权，毫无实力做后盾，这种分化 工作是无法奏效甚至无法进行了。 夏斗寅叛变刚刚被击溃，5 月21 日又发生马日事变，驻长沙的第三十 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进行血腥的屠杀，摧残革命运动。二十天内， 长沙一带被杀害的农民就有一万多人。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赴湘查办受 阻，半途折回。武汉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处理事变。唐一面为许克祥辩解， 一面攻击农民运动，实际上起了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 用。5 月29 日后，江西省长朱培德下令将在江西和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遣 送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湘鄂赣三省的土豪劣绅向革命群众疯狂反扑。 形势的逆转，仍然无法使陈独秀清醒，他依旧对汪精卫、冯玉祥、唐 生智抱有极大的幻想，处处退让妥协，企图拉住国民党。五大的决议早已抛 到脑后去了。瞿秋白后来说：“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 一是国民政府顾问——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 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①，“三个 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 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 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鲁之间；又 因为他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 于鲍罗廷的占优势。”②鲁易这个人，看起来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论，摆 一副左的架势，其实只知道背诵一些现成的教条，指手划脚，空谈误事。瞿 秋白说：鲁易的“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面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③。他 想挟持汪精卫以改组武汉国民党的军队，对汪抱极大幻想，以至于6 月1 日 将共产国际的秘密训令拿给汪看。这个训令，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反共的一个 主要借口。①②③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6 月版，第100 页，102 页，107 页。 6 月5 日，汪精卫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顾问职务。6 月10 日，汪精 卫、顾孟余、孙科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了武汉的“分共”和蒋汪 的合流。19 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冯蒋共 同对奉系军阀作战，并由冯电促武汉政府反共，要求汪蒋合作。随后，冯在 他的军队中和他所管辖的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中共中央对冯 玉祥的幻想，也破灭了。但是，为了讨好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仍然以压 制工农运动、屈从汪精卫为工作指导方针。6 月28 日，中共中央借口避免 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 月29 日，三十五 军军长何键发布了反共训令，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 离。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为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 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中央委员恽代英问陈：“现在中央很奇怪， 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 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①瞿秋白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共青团中央 总书记任弼时发言反对陈独秀扣压共产国际紧急指示，并宣读共青团中央关 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陈独秀从手中夺过宣言稿，甩在脚下践踏②。会 议通过的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是一个集右倾机 会主义大成的投降纲领。政纲中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 位”，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运动的要 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革命 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③。7 月4 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 会议，讨论农村革命力量出路问题。陈独秀认为当兵最好；毛泽东、蔡和森 则主张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是，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对付湖南何 键反共事变的方针时，仍然一致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然而，种种退让，都 不能拉住汪精卫，而是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7 月14 日晚， 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15 日召集“分共会议”，正 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了革命。26 日，免去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 务。不久，就在武汉地区疯狂地进行大屠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失败 了。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6 月版，第107 页。 ②一说在6 月2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此据李维汉、杨之华的回 忆。 ③《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道，向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瞿秋白在 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还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清算机会主义。对此，瞿秋白 后来回顾说：“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说他没有犯机 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有错误，但是我可说是有不同意见的”①。又说： “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 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了一顿 散场”②。 瞿秋白事后总结这一段经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他说：“秋 白在土地问题上，自始即未讲清楚。五次大会前，秋白对土地问题，曾：（1）.. 力争土地国有党纲要求的确定；（2）行动政纲策略上也主张全部没收而以对 某些限度以下之小地主（各省应有不同），由政府给以一种无本的债券，按 减租后租价由政府酌给一定利息。..土地问题大委员会中（第五次大会的） 述之同志说‘今天有人主张全部没收土地的，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张’，于是 秋白更不作声了。”③“初讨论北伐时，秋白主张经过南京而北伐。这时， 我的理由是两种任务的兼顾：一是继续反对北洋军阀贵族买办的任务，一是 击散民族资产阶级反动中心的任务。五次大会后我还有几天主张必须深入革 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第五次大会后，第一次《向导》付印时，正值汉 阳没收工厂的事发生，秋白主张赞助工人及汉阳县党部办法，并叫许白昊同 志收集这问题的材料，批评孙科等之赞助反动派。但是这一文稿，因中央反 对未登载。夏斗寅事变后，鲁易拟出向‘中等阶级，解释的宣言，秋白在会 上便问：‘是否工农小资产阶级还不够，还要扩大联盟？’鲁易说是的，秋 白便只怀疑。”④“马变问题发生，秋白主张利用唐生智尚须标榜三大政策 的弱点，宣传上行动上都要进攻。对湖北反动尤须进攻。秋白曾到湖北省委 及农运负责同志的会，也是主张进攻。秋白当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 的错，不能承认‘静候解决’，是要进攻。..代英说，秋白与中央不一致。 但是秋白又知道如何‘进攻’呢？除马变问题第二次讨论时，曾经反对‘围 困长沙’或‘随便乱动’的主张，而主张群众暴动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外，什 么积极办法也没有。”⑤.. ①瞿秋白在六大的报告。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④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私无畏，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长处，也毫 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弱点。这一段引文，令人信服地承认，瞿秋白的确是这 样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 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 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 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迂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 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 都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能不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事。 从南昌起义到八七会议 中国历史上屠戮反抗者、革命者，名目之多不可枚举；打着革命招牌， 屠杀革命者，也是一种名目。蒋介石、李济琛、汪精卫从华东杀起，杀到华 南，又杀到华中。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到1932 年以前，被国民党新 军阀屠杀者达一百万人。实际上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查清楚。 共产党员从原来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原有三百万会员的工会，现在只 剩下七万人左右。往日引为左派同志，一朝反目，即斧钺相加。这个打击， 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但似乎事先也有些觉察。陈独秀在7 月4 日主持中央常委会时，即决定中央机关隐蔽起来，立即布置新的秘密机关； 他本人也很快转入了地下。这叫大事糊涂透顶，小事则不失为精明。 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堕落了，但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领导革命 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1927 年7 月10 日前后，共产国际指 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 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 立三组成，后来又加入了瞿秋白。最初在常委中何以没有瞿秋白？这是一个 令人费解的问题。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 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①。这个 提议虽未付诸实行，但却使瞿秋白晚些时间才进入常委会。因此，在中共中 央发表的政局宣言，公开地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卖，并命令共产党员 退出武汉政府以后，即7 月13 日后，瞿秋白便与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前 往庐山。①蔡和森：《机会主义史》；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 年2 月1 日）。 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7 月16 日，中央致广东省 委信指出，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否认国民党中央的分 共决定，继续联络下层左派，组织革命同盟。同时指示广东省委：张发奎第 二方面军所部第四军、十一军，已抵江西境；如张部回广东，省委要在政治 上军事上作好准备，支援张军。 中共中央重视张发奎所部，是因为在宁汉粤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反共后， 唯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没有明显的“清共” 表示，叶挺等共产党人仍在其军队中进行活动。7 月中旬，趁张部扩编机会， 部分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了该部。 同时，瞿秋白、张国焘和周恩来一起酝酿，明确提出动员叶挺、贺龙 所部举行起义。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 裂。但起义后如何进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鲍罗廷前往庐山的任务， 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问题。 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当四 军、十一军开至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开至九江时，张发奎已日益表 现右倾，并暗中布置“清共”。驻江西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部三、 六、九军近三万人，进驻樟树、临川、九江一带，有包围第二方面军的态势。 这样，奉命赴九江策动张军相机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在抵达 九江，了解了事态的变化后，便在20 日由谭平山召集谈话会，商讨对策。 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回 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应该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 行动。21 日，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 7 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 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虽值避暑旺 季，人们却都不来了，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 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 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 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 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当时已 知道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 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 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 月25 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罗明纳兹等人。会议讨论并同意 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 奎的态度。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浔负责组织起义工 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俄顾问，等等。7 月26 日下午， 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罗明纳兹、加 伦、范克等出席会议。加伦报告了他当日会见张发奎决定部队部署的情况， 以及对张发奎态度的分析。指出：如果我们与张分裂，“那我们就不得已要 在南昌干起来”。①接着，罗明纳兹宣布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之机会， 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对此，与会者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 利机会”②。会议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 中央的决定。张国焘不愿意去，瞿秋白和李维汉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 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③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 仍对张发奎抱幻想，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 山、叶挺等一致反对。对此，瞿秋白后来说：“南昌暴动之前，我是主张贺 叶独立举动，张发奎来与不来听其自便的”③，张国焘“主张等待张发奎之 态度，必须联张动作。 他还主张中央可以迁九江，有随军出发的倾向，一直影响到他南昌暴 动临动手时之动摇。”⑤.. ①张国焘致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 （1927 年11 月8 日）。 ②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 年11 月30 日）。 ③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8 月1 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 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7 月29 日，汉口全市戒严，湖北省总 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 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 仅市党部被捕者即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 月3 日，武汉国民党中 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5 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 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枪杀多人。8 月7 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 会临时宣传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第二天，武汉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办法，规定：著名的共产党人，应由军警 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有共产党嫌疑者，三日内登报 声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武汉地区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 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 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 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①有 些党的组织准备解散，并影响到工农群众的动摇和恐慌。①李立三：《党史 报告》（1930 年2 月1 日）。 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 严重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方针，临时中 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回到汉口，从参加南昌 起义的决策开始，就在实际上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这一方面由于五 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同时更重要 的是他当时在党内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 兹参加，对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和 罗明纳兹都参加了会议。 紧急会议原定7 月28 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 日未能集 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 月3 日，常委开扩大会。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 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浩（林育南）等。张太 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结果。 扩大会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发动农 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 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在听 取张浩汇报南昌暴动情况后，瞿秋白说：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 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 关改组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赴莫斯科述职一事，会议决定，在等 候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请假不赴莫的复电的同时，还是劝他服从共产国际决 定赴莫。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原先打算多通知一些同志到会，可是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不但 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通知也无法到会。 直到8 月7 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 下，就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 南、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尚未去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这次会议的会址，在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 号，现为鄱阳街139 号。这是一个英国人在1920 年修建的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租赁者 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一层 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中共中央秘书处负 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会场， 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接到通 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 外出，夜晚不顾酷暑薰蒸，挤在房中席地而卧，吃的是干粮（面包等）。房 主人洛卓莫娃对大家说，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起草文件，是会议前的另一个筹备事项，实际上是为会议制定方针、 政策。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在会前起 草了一系列文件。作为会议主要文件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是 由两人共同商量，交换意见，先由罗明纳兹以俄文起草，然后由瞿秋白译成 中文。李维汉回忆说：“八七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里，瞿秋 白在那里翻译告党员书”，“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①苏兆 征也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 月7 日秘密举行。会议从上午开 始，紧凑而高效率的按预定程序进行，一直开到傍晚结束。①李维汉1971 年9 月26 日、1972 年10 月12 日两次谈话。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 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 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 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 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 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 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 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 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然后，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 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 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 由于他的报告很长，而且他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几乎用完 了上午的全部时间。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 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 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 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 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 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 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 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 （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金斯基的错误问 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 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 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 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 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 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 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 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 月13 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 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 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 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 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 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 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 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 （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 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 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 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 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 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 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 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 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但它在实质上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 治上、组织上的职权。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 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 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 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 路。因此，完全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 新纪元。”①..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 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 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 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 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 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 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 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 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②..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4 月）。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9 月）。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光 明正大、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 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 “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 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 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 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 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①.. ①《中 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 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 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 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 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 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 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 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 年8 月9 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 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 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 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 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 月11 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 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 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 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 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 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 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 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 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 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 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 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 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 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 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 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 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 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 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 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 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 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 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 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 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 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 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 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 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 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 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 月20 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 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 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 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 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 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 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 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 年3 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 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 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 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 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 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 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 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 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 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 年秋冬 到1928 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 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 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 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 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 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 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 年9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 “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 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 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 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 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 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 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 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 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 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 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 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 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 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 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 年11 月1 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 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 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 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 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 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 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 11 月9 日至10 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 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 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 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些无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