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景，1933 年2 月上旬，瞿秋白的住地又发生了问题。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 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间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认为 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可能发生危险。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急忙赶来，要他 们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 次到鲁迅家中避难。2 月10 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记载：“上午复靖华信， 附文、它笺。”说明此时瞿秋白夫妇就住在这里。2 月17 日，英国著名作家 肖伯纳到上海，当天下午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 肖伯纳在上海停留只有半天，但报刊评论颇多，捧与骂，冷与热，样样都有。 鲁迅和瞿秋白决定把这些评论，收辑一起，印成一本书。商定之后便分头进 行：许广平跑北四川路一带，从大小报摊搜罗当天报纸；鲁迅和瞿秋白边看 边圈定篇目，由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然后由鲁迅、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 作序言，瞿秋白写卷头语。就在2 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肖伯纳在 上海》一书。瞿秋白在卷头语中说：“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纳和各种 人物自己的原形。”①..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06 页。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3 年版。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后，有些人不同意。1933 年2 月1 日《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写的《对鲁迅 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为芸生《汉奸的供状》一诗 辩护，说鲁迅对芸生的批评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 “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正在鲁迅家中避 居的瞿秋白，看到了首甲等人的攻击，即刻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 等的批评》，予以驳斥。这是一篇讲道理的论战文章。瞿秋白肯定并且进一 步阐明了鲁迅文中的正确意见，他写道：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 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 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 “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 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 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 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 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 尾巴主义。..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 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①.. ①.. 《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7— 4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一组文字，多么生动地表现了这两位文坛挚友和革命同志之间，并 肩战斗的情谊和协同配合的默契。 2 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 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他们寻找一处比较 安全的住房。3 月初，经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 东照里十二号租到一间亭子间。3 月1、3 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 日或5 日， 瞿秋白夫妇就迁居这里。6 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寓所，看望瞿秋 白夫妇，祝贺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 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使满室生辉①。 4 月11 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两家在 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白来往更加方便，几乎每 天都可以见面。杨之华说： 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 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 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 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②许 广平说： 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 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 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 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③①一 说此联书写时间，在同年晚些时候。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 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 文章是： 3 月5 日《王道诗话》 3 月7 日《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 3 月9 日《曲的解放》 3 月14 日《迎头经》 3 月22 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 月30 日《最艺术的国家》 3 月《〈子夜〉和国货年》 4 月11 日《关于女人》 4 月11 日《真假堂·吉诃德》 4 月11 日《内外》 4 月11 日《透底》 4 月24 日《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 9 月28 日《儿时》 10 月25 日《中国文与中国人》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 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 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 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 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 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 伦。”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运用到杂文写作中，其思想和艺术 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 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人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 确地评价鲁迅看成是当前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 具有迫切感，也有实现的依据。因为，他自信除了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之外，他是被鲁迅引为知己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他了解鲁迅，理解鲁迅。许 广平回忆说：“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 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②这种为其他 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良好条件，使瞿秋白更充满了信心。②《语文学习》1959 年6 月号。 一切准备就绪，从4 月初开始，他便集中精力写作了。 东照里十二号的房东，是位泼辣好事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上海多 年了。楼中房客有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也有日本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常 常来瞿家串门，干扰颇大。 瞿秋白夫妇为了摆脱干扰，专心写作，于是想出一个杜门谢客的办法。 白天，瞿秋白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杨之华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敖汤 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这些药她都偷偷地倒掉了。这出“戏”演得很成 功，房东和房客果然不再来打搅他们了。 瞿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 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经典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 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①；有的进步刊物也攻击他是“封建余 孽”、“二重反革命”②。《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 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 ‘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 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③对于鲁迅本人， 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 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同时也指出鲁迅及其作品的不足：“鲁迅在 ‘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④包括鲁迅在内的 “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 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 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 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 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 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⑤鲁迅不断的在自我解剖中，在对敌斗争中前进， 走到了新的革命营垒里来。“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 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⑥集中表现在“最清醒的现 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⑦。这些“对 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⑧。因此，“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 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我们应当向他 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⑨.. ①《鲁迅全集》第4 卷第3 页。 ②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 卷第1 期。 ③④《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978，98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⑤⑥同上书，第995 页，998 页。 ⑦⑧⑨同上书，第998— 1002 页。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 价值，而且通过对于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反动阶级营垒中分化 出来、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 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 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 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 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 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 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 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①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99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 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 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 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 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 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 即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 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巅峰。 一连四个不眠之夜，写完了《序言》，瞿秋白感到十分疲劳，又十分踏 实，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后他又开始投入新的题目的写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写作。忽然，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脚 步声。脚步走近，声音越来越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急忙收起桌 上的书籍、文稿。杨之华回头看已收拾妥贴，然后镇静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的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 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 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 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 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 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 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 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 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 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 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 “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 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 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 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 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 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 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 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 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 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 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 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 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 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 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 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 月10 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 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 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 年7 月10 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 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 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 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 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 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 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 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 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 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 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 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 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 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 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 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 年1 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 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 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 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 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 上回家。 1 月4 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 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 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 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 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 “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 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 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 月9 日，鲁迅收到 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 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 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 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 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十三重返文学园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 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 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 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 1931 年2 月7 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 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 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 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 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 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 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 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 月12 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 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 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 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 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 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 年到1933 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 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 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 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 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 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 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 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 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 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 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 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 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 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 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 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 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 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 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 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 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 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 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 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 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 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 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马 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 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 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 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 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 创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问题，他们不赞成席勒化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因为席勒晚 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 席勒只是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 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 “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 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作品里的英雄。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现 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 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喜欢莎士比亚、巴 尔扎克。他们所说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象巴尔扎克那样违背自己的 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反 动的保皇主义者，但他敢于正视本阶级的没落，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 命运。他的《人间喜剧》，（瞿秋白译作《人间滑稽戏》）提供了一部法国“社 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瞿秋白引用了马克思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述，然后指出 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显示了巨大的认识能力。 其“真实描写”的特征和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是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 主义作品都应当具备的。瞿秋白说：“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取巴尔扎克等等 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 这一时期，瞿秋白对于一些作品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上述理论的精神， 把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他称赞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 书，说：“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 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 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 ——这就可以了解：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①左翼作家要表现自己的革命 意图，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代替真实的描写；如果不是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 写出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来，文学就不能影响生活，产生革命教育意义。在 评论《毁灭》时，瞿秋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写新人、新的英雄 的问题。他说，这种新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出现。他明确指出：“这种 新人，克服一切旧社会给他的遗传。自己和自己奋斗，严厉的肃清各种各色 的颓废，消沉，留恋，自私，虚荣，麻木..谁领导着这种奋斗？是矿工， 是雇农，尤其是大工业的工厂工人。是的，劳动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去改造世界，去消灭敌人，这种巨大的战斗之中，他们同时改造着自己。” ②1932 年3 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认为作者仅仅有革命的政治 立场是不够的。它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 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茅盾后 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为《三人行》“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瞿秋 白也以“真实”这个标准来评论作家。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 所列鲁迅的精神有四点，第一点便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四点则是反虚伪 的精神。瞿秋白说：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 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主要 是指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但两者是相通的。③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333 页。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②同上书，第327 页。 ③王铁仙：《瞿秋白论稿》。本章多处引用王著的研究成果，在作不出 更确切的表述时，还借用了王著中的成文。 对于什么是真实，瞿秋白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 一般的事实当作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指出，巴尔 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只记录一点事实，巴尔扎克在事 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 生活的机械体。这是说，应从表面的生活现象深入下去，反映出社会的内部 矛盾。除了学习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一优 点，还要超越它，即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 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的文学成为更 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文学。 瞿秋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学理论，评论中国革命作家的文学作 品的文章，特别是写于1932 年4 月以前的某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 联的“拉普”①派的某些影响。 但是，对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1932 年4 月，瞿秋白为华汉（阳翰 笙）的小说《地泉》所写的序文《革命的浪漫谛克》②，开头便以拉普派成 员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中的文字为依据，批评《地泉》，得出了浪漫 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的结 论。他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也将浪漫主义说成是 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③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他的失误在于把《地泉》 中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的狂热，把这种没有真实生命的，最肤浅 最浮面的描写，把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起来 了。就是说，当他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拉普派的用语的时候，并 不意味着他也和拉普派一样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相反，他一直强调革命作 家不能为了政治而舍弃艺术，始终反对一些作品中存在的标语口号倾向。他 说：“文艺的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 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 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④在什么是本 质的问题上，瞿秋白没有把本质仅仅理解为光明面，把本质和主流机械地等 同起来。他反对那种写革命斗争便一定是“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 只有正确”的“团圆主义”，反对“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的 “脸谱主义”⑤。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实际主张，与拉普派否定浪漫主义， 代之以“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观点还是有相当区别的。①拉普，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5 年。1932 年4 月，根据联共 （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派要求作家按照辩证法 公式进行创作，提出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以教条代替文学创作。 ②收《乱弹及其他》。上海霞社1938 年5 月版。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101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④同上书，第868 页。 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0，87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1932 年，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的 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论文选集》选译了二十三篇政治性的社会论 文；《高尔基创作选集》编选了七个短篇名著。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 期优秀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 他还准备介绍高尔基的长篇史诗《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一书，可惜只译 出了开头一部分，而未能完成。 此外，瞿秋白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格拉特柯夫、绥拉菲摩维支等 人的作品和论文。 瞿秋白分别为《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写了长篇的 前言和后记。 在《高尔基论文选集》前言中，瞿秋白继续阐述在创作实践中如何把 握本质的问题。为此，他介绍了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高尔基认为，在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动着的事实，但总的说来，“真实 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 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①从衰亡的“真 实”中生长起来的新的“真实”，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瞿秋白认为高 尔基的“两种真实”论，体现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 而他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②。①《瞿秋 白文集》4 卷本第4 卷，第1721 页，17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4 卷，第17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能否正确反映衰亡和新生这客观存在的“两种真实”，根本取决于作家 的思想感情，这就是瞿秋白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家的主 观思想感情的统一问题。 瞿秋白指出，“文艺的反映，简单明了的说句‘痛快话’罢，这也包含 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高尔基自己说：‘艺术家观察着人 的内心世界——心理，——表现给人看他的伟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 他兽性的力量’。这里，他明白的说出来：艺术家首先要有点儿分辨‘伟大’ 和‘卑劣’，‘理智’和‘兽性’的能力。这是要从一定的立场——阶级的立 场去分辨的。”①只有庸俗的文学家，才会象“庸俗的新闻记者”那样：“仿 佛只要把现实的事情写下来，或者‘纯粹客观地’分析事实的原因结果，— —就够了。这其实至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察观主义’，或者还是明知故 犯的假装的客观主义。”②作家要摒弃客观主义，就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 “真实”的本质，融入革命理想，而这一切都需要作家具有正确的立场、观 点。瞿秋白说：“文艺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 的某种态度。他的每一个字眼里，都会包含着憎恶或是玩赏，冷淡或是热烈 的态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动，是在号召，是在责备，总之，他必然的 抱着一种态度。”③这种“憎恶”或“责备”的态度，这种理想和热情的追 求，便是作家的革命倾向性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 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尽管曾把表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浪漫谛克”与 浪漫主义相混，表明他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缺乏考察；但他既然 强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内容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那么，他在实际上是主张把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瞿秋白在介绍和评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时，既肯定了他的贡献， 也指出了他在艺术论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的美学观点有唯心主义的成 份。“他把康德的美学观念和费尔巴赫的美学观念混合在一起：一方面主张 ‘无所为而为’的美学，别方面用‘生理的欲望’来解释美的观念的发展。” ④对于拉法格及其文艺批评，瞿秋白正确地指出他在评论左拉的观点上的错 误；指出拉法格在同敌人论战时的过左和过激的情绪，而在文艺批评中，却 机械地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⑤。①②同上书，第1719— 1721 页。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4 卷，第17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④《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1065— 106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⑤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修订本），第78— 79 页。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 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 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 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 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①。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 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 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②1935 年，瞿秋白牺牲后， 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 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③。从书稿的收集、 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①鲁迅致杜衡信（1933 年8 月20 日）。 ②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 年12 月20 日）。 ③《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 年10 月2 日的事，距离鲁迅 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 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 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①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 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 ②《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 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 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 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③《海上述林》 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 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①鲁迅致肖军信（1935 年9 月1 日）。 ②鲁迅致曹白信（1936 年10 月15 日）。 ③《鲁迅全集》第4 卷，第465 页。 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 “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 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 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 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 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 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 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 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 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 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 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 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 年8、9 月间，他 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 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 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 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 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 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 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 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 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 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 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 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 ——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 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 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 卷第3 期， 1931 年8 月20 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 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 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 “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 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 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 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 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 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 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 年夏秋到1932 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 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 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 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 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 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 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 ‘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 卷第4 期，1931 年9 月13 日。 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 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 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 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 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 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 年12 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 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 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 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 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 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 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 年5 月23 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 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 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 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 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 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 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 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 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 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 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 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 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 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 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 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 —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 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 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 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 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 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 年12 月25 日。 ②《文艺新闻》第56 期，1932 年5 月23 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 卷第3、4 期合刊，1932 年7 月20 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 期，1932 年6 月6 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 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 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 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 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 “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 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 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 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①《现代》第1 卷第3 期，1932 年 7 月1 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 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 严正的批判。 1932 年10 月1 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 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 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 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 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 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 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 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 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 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 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 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 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 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 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 义”。③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 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 卷，第28 页。瞿秋白 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 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 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 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 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 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 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 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 ‘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 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 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 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 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 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 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 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 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 “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 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 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①②③④⑤《现 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 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 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 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 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 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 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 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 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 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 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 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 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 种人’。”②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②《现代》第1 卷第6 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 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 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 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 艺理论。1931 年5、6 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 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 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 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 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 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 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 “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3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 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 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 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 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 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 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 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 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 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 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 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 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 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 《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 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 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 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 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 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 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22— 423 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3 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 年2 月21 日。 ③《鲁迅全集》第5 卷，第47 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 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 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 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 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 172 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 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 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 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 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 年1 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 —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 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 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 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 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 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 年，他大约写了 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 年到1930 年， 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 年起，被迫 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 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 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 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 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 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 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 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 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 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 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 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 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 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 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 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 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 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 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 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 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 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 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