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一）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首先表现力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它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干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孙武不相信鬼神，不问卜，不凭老经验类比往事，不凭星辰运行去推测吉凶祸福、而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 《孙子兵法》中也讲到“天”，但他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神的天是冰炭不相容的。他还看到，自然界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可以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于自然界的于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又珍贵的论述。如说“昼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孙子兵法》中朴素唯物论观点还表现在它努力探索战争规律，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着名论断。《用间》中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者，先知也。”“先知”，实质上就是在战争之前，必须了解彼我的一切情况。“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2000多年来，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战争指导者，谁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是孙子思想的精华之一。这一条规律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判断分析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战争的指导意义讲，是先求可胜之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孙子兵法》在论述彼己的内容时非常重视经济和国家的财政，看到了经济是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作战》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村，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夭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困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孙子兵法》在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时，还非常重视利用敌对国家的资财、人力。认为：“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作战》）。 因之产生了“胜敌而益强”（《作战》）的原则。孙子主张厚赏士卒，善待俘虏：“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作战》），以及利用缴获的武器、军用资财、俘虏，来充实自己的军队，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些，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看到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这些矛盾关系就是原始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初具全面观察问题和避免片面性认识的思想。《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讲的是彼、己双方情况，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论军争时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指出军争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 要求将帅考虑问题“必杂于利害”（《九变》）。即是说要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在看到利时。要考虑到还有害的一面；在看到害时，要考虑到还有利的一面。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这就告诉人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至失去胜利的信心；在有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刊的因素，才能防止挫折的危险。例如，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打算退保许昌。谋士荀彧认为：我以“十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已有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曹操采纳了荀惑的意见，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不久，果然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孙子兵法》还看到了治乱、勇怯、强弱、佚劳、饱饥、安动等等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它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这就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它在论奇正、虚实中，主张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在《势篇》中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又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奇正相生，加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无非奇正两种，但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的变化，谁也做不到尽头。在《军争》中指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这就是说，在军队的士气上，设法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了才去打它（将“锐气”转化为“怠惰”）。在军心上，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在军力上，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孙子兵法》在看到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会发生变化后，又进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力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 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它在《虚实》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还说：“胜可为也”（《虚实》）。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未胜是”可为”的。《孙子兵法》的辩证法为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属难能。《孙子兵法》对“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辩证统一的阐述，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作为例证，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加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无非奇正两种，但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 奇正的变化，谁也做不到尽头。在《军争》中指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这就是说，在军队的士气上，设法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了才去打它（将“锐气”转化为“怠惰”）。在军心上，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在军力上，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孙子兵法》在看到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会发生变化后，又进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力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它在《虚实》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还说：“胜可为也”（《虚实》）。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未胜是”可为”的。 《孙子兵法》的辩证法为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属难能。《孙子兵法》对“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辩证统一的阐述，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作为例证，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在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就有这样丰富而生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