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将帅修养上，它告诫要注意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危险。《九变》中指出：为将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质（“将有五危”）要戒除：一戒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必死，可杀也”）；二戒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必生，可虏也”）；三戒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忿速，可侮也”）；四戒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凌辱而失去理智（“廉洁，可辱也”）；五戒过分溺爱部属，易被敌人烦扰而陷于被动（“爱民，可烦也”）。《火攻》中告戒“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战争中，指挥员的思想意志、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攻心”的缺口。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性格陶冶，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甚至专门把”制怒”的匾额悬于厅堂、挂于卧室，时时慎思省悟，谨防由于忿怒而迸发出的肝火烧昏头脑。有人曾把人的性格加以分类，说军事指挥员的性格应该是惰性思维型的——遇事沉着、冷静。且不说这种分类法是否科学，仅就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来讲，却是颇有道理的。例如，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与项羽交战，刘邦大骂项羽，不料被项羽用箭射中胸口，不能坐立马上。可是他没有马上抚摸伤口，而是曲身去摸脚，并对周围的将士大声说。 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因此，将士们不知道他身受重伤，役有溃散，个个仍奋勇迎敌。古代军事家们在危险关头沉着、冷静，泰然处之的情绪和表现，对于稳定军心，迷惑敌人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沉着、冷静对一个军事指挥员尚且如此重要；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中，由于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器材运用于战场，战场范围广阔，军队机动频繁，战斗形式转换迅速，战机稍纵即逝，在战斗发展的进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想象不到的复杂情况，沉着、冷静对指挥员显得更加重要。譬如当受领紧急而艰巨的任务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慌乱，通过精心思考，找出利弊条件，有条不紊地制定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方法；当战场上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处置；当处于危急关头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失去理智，不动摇信念，采取正确措施，及时转危为安；当取得胜利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轻敌，不松懈，不忘乎所以，并周密地筹划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沉着、冷静，不是优柔寡断，不是慢慢吞吞，疲疲塌塌。沉着、冷静不是目的，目的是使一个指挥员保持稳定的情绪，清醒的头脑，自由地运用其思维能力，在紧张、复杂、艰难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果断地拿出良策妙计。也许有人会问：人们不是常说军事指挥员最可贵的性格是勇敢和果断吗？是的。大凡着名的军事家，都具有这种性格。但是，很多事实说明，“匹大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平然临之而下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任何勇敢的行动、果断的决定，都是在沉着、冷静中认真思考的产物，如果失去了沉着和冷静，而处于惊恐万状之中，无论何人，是断然也表现不出真正的勇敢和果断的。 特别是在战场上，这个问题会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断吗？是的。大凡着名的军事家，都具有这种性格。但是，很多事实说明，“匹大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平然临之而下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任何勇敢的行动、果断的决定，都是在沉着、冷静中认真思考的产物，如果失去了沉着和冷静，而处于惊恐万状之中，无论何人，是断然也表现不出真正的勇敢和果断的。特别是在战场上，这个问题会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空城计这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敌方指挥员的气质、性格及其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是我们构成正确判断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不了解具体的对手，再微妙的韬略也难以见效。电影《战上海》里，刘义老奸巨猾，邵壮刚愎自用。前者的心理是保存实力，隔岸观火；后者的心理是不借血本，一味邀功。由于我军正确分析了敌人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狠打了狼羔子邵壮，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瓦解，迫使刘义倒戈。如此恰到好处的战争指导，是和军事心理学的应用分不开的。 毛泽东是主张摸熟敌人指挥员脾气的；对敌人心理活动的精微分析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非常精彩的部分。比如平律战役前，他在作战方针中分析，华北60万蒋军预感到我军战略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将落在他们头上，已成“惊弓之鸟”。但是由于傅系蒋系之间貌台神离，是守，是撤，是从海上南逃靠拢蒋介石，还是西窜绥远自踞一隅，却尚在踌躇徘徊、举棋不定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才产生了一系列环环紧扣、妙不可言的战役步骤：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对华北诸敌隔而下围，围而不打，淮海前线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就巧妙地隐蔽了我军企图，稳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迅速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陷敌于欲收不能、欲战不利、欲逃无路的绝境。《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敌我双方争夺战争主动权上，它提出“治气”、“治心”的主张。首先是”治气”。“三军可夺气”（《军争》），即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孙子兵法》解释说：“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军争》）。 这就把敌军“士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军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第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情；第三，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意了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尉缭子.战威.第四》中说：“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己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显然，这是对《孙子兵法》“三军可夺气”思想的解释和发挥。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己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显然，这是对《孙子兵法》“三军可夺气”思想的解释和发挥。 夺其气，意在竭其力。这里就有一个疲惫敌人，适时用兵的问题，也就是孙子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毛泽东选集》1——4卷袖珍台订本192—193页）。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军队战于长勺，曹刿采取后发制人以待其衰的策略，等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后再行反击，结果使齐军的士气“三鼓而竭”，鲁军则一鼓作气，挫败齐军。在这里，善于调动敌人，持重待机，乃是打击其士气的关键。我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适应当时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上书第188页）的“十六字诀”，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初期采用的“蘑菇战术”，都是为了把敌人磨得锐气消尽、士气沮丧再予以歼灭。士气，即兵士的战斗意志，既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畴，也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自然和战争的性质分不开，和爱国心、民族感分不开，和士兵的思想情绪分不开。所以，“夺气”的谋略也就包含着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工作。楚汉相争末期的垓下一战，韩信用“四面楚歌”，使陷于困境的楚军丧失斗志，加速了项羽的灭亡。晋朝时，大将军刘琨戍边守防，被胡兵围困城中，危在旦夕。刘琅在万般无奈之际，忽然心生一计，他乘星月当空，旷野寂静，三次登城吹奏胡前。这深沉哀怨的思乡曲，勾起胡人的怀乡盼归之情，他们凄然洒泪，撤兵而去。刘琨不战而解重围，这和韩信”四面楚歌”的用法相同，但情况各异。韩信的“四面楚歌”，是处在优势主动地位时夺敌士气，以配合军事打击，刘琨“月夜吹笳”，则是处在劣势地位，夺敌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联想到，毛泽东同志把瓦解敌军工作列为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是很有远见的。在作战中，夺敌士气和鼓己上气，是指挥员需要相互关照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人激励部队上气的法术很多，有些仍可为今日借鉴，但对于无产阶级军队来说，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才是产生士气的精神源泉。建立在阶级觉悟之上的士气，才能不为敌所夺，经得起持久战争的考验。其次是“治心”。”将军可以夺心”（《军事》），即将军可以动摇其决心。《孙子兵法》解释道：“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就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十一家注孙子.军争》注中说：“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这就是说，作战决心是指挥员用兵的思想主导。用气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做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做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恩”，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殿前的一副对联。据历史记载，孔明用兵作战，非常注重攻心。 他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可以说是对孙武“上兵伐谋”思想的发展。他用兵南中，推行“和抚”政策，七纵七擒，收服孟获，可谓攻心的范例。夺其心，意在乱其谋。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指挥员的判断，又常常受到心理活动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见不疑、循规见常等。认识习惯，也往往是对方“夺心”的攻击点。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反攻作战。战役第一阶段，担任芽插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第26坦克军，突进到彼烈拉佐夫斯基附近后，发现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断敌退路和防止德军龟缩，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秘密地派一支坦克先遣队，穿插到位于敌防御纵深的卡拉奇城附近，抢占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 按说、夜间秘密穿插、应当严格控制灯火，进行严密伪装，随时准备展开战斗队形。可是罗金少将却一反常规，命令先迫部队成行军纵队，全部打开车灯，沿着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越德军防御阵地，安然向渡河处开进。车灯照得大地雪亮，坦克一辆紧接着一辆在德军眼皮底下行驶。如果这时德军实施两翼夹击。苏军这些坦克将全部成为德军反坦克火器的活靶子。然而，德军指挥官看见这些坦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竟然连起码的侦察手段都没有采取，就断定是自己撤退的部队，于是于大开绿灯，让这支苏军坦克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大摇大摆地突人防御纵深数十公里，抢先夺占了顿河通道。苏军这一似乎是冒险的穿插行动，可以说是灵活运用“夺心”计谋的成功。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战斗行动中，它联系各种地形条件分析士兵的心理，井提出相应措施。如“散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则无战”（《九地》。即在散地上不宜作战，因为散地处于本国，士兵离家较近，进无必死之心，退有投归之处，打起仗来，容易逃散，所以不宜进攻敌人。再如“轻地（进入别人国境不深的地区）则无止”（《九地》）。即在轻地上不宜停留，因为轻地离本国不远，进入敌国不深，士兵恋家，难进易退，所以要前进不止。 “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这就是说，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适应情况，伸缩进退，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可见，《孙子兵法》的地形分类，不仅注意了地形本身的特征，同时还考虑了人的心理要素。理要素。令10000人作先头部队先行，背靠河水摆阵势。赵军望见，讥笑汉将不懂兵法，但战局一开，水边军士都拼死战斗。兵力、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赵军非但不能打败汉军，反而被汉军所打败。事后部下问韩信为什么要设”背水阵”，韩信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是根据《孙子兵法》“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的话演化而来的。韩信令部队背靠大河，前临大敌，后退无路，从而坚定全军拼死求胜的决心，取得了以少胜多，临危反胜的战绩。 《孙子兵法》的上述观点带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重视心理要素，从各种情况着眼，分析心理，判断敌情，周密思索，巧出奇谋的这些思想和作法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