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未寄到的复教员朋友问

毅汉先生：得你来信，深感厚意。上次各位相访，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极可惜，即我说话口音不正，不仅你们不易听懂，事实上，在这里有个主持“文字改革”的亲戚，有四十年来往，他也只能听懂一半。家中一个孙女，在我身边长大，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抱歉以外，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真到惊人程度。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若四月半来，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着名花木，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再不多久，就进入初夏了。 你问的张爱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和”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见过。抗战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复员后才返回北京。 关于写作，早已无发言权，所有作品，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照我自己估计，离“及格”还远。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驾驭文字、组织故事能力，会比较成熟，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才对得起这个工作。只是社会变化迅速，对于文学要求又新。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旧的方法“已过时”，新的方法一时“学不会”，所以离开了学校和“空头作家”名分……近三十年来，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产生于有思想、有经验、有才气的作家手中。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至于我，过去还可聊以解嘲，像个“打前站的哨兵”，现在看来，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了。因为国内十几个着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毫不含胡。我冒充“假里手”可行不通的。我成为过时人物，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必需承认这种“现实”，并接受现实，才不至于出意外问题。好在国家大，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至于过去四十年，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在国内说来，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 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很有见解。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虽然教育不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对人生抱一种悲悯心情，似乎有些相近处。他是个医生，身体又多病，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特别是下层人民，总充满了悲悯同情。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更贴心一些。相反，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却缺少相同好感。这也许实出于“无知”，接触范围极窄。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的文科中老同事，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在近半世纪“社会教育”中，有些人最精明处，似乎一律是“世故哲学”高于其他知识，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至于我，最拙劣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巧”处，我始终学不好，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支配我行动的，永远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且极容易转成笑料，进而成为过失。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也不大可能。至于作品，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 因为我活着时，就早已为人忘记，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哪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的妄念和幻想？主要毛病，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也即不懂人情世故。应付文字的能力，即或可望逐渐提高，应付人事的能力，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道家”影响。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与人无争”、“为而不有”态度即更显明。八个字直译过来，就是“人不中用”，“迂腐到不可救药”的明确证据。“单打一”的做人方式，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也值不得学习的！国家在前进中，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 你若教中学语文，让同学多看些杂书，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 近因一病数月，不能起床，尊信迟迟作复，想能原谅，并候安佳。 沈从文六月十日北京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最近始发现，致复信一搁半年，深感抱歉！ 从文八月廿一编辑部诸先生：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说已迁居。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因此试请你们转转，极感谢。无着落，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诸位出的专刊三文，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说得过好，未免增愧。 我后天将离北京，约三个月才回来。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十月廿五日此信写于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