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作者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写的序言。文章从大处着眼,首先回顾了中国与日本交往的悠久历史,指出日本书籍对我国情况十分了解,而我国文士有关日本的文字却“往往语焉不详”,颇多谬误。接下介绍黄遵宪出使日本、与日本人士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所作《日本杂事诗》的内容特点、规模体例及写作意图,特别强调其“采据浩博,搜辑详明”,因而具有不同以往文字的重要意义。最后叙述作者与黄遵宪的交往,由于二人志同道合,所以作者读《日本杂事诗》中曾指出:“方今日本新强,争我于东方,考东国之故者,其事至急”。借此也可说明王韬所谓“有用之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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